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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明确提出2030年前碳达峰、2060年前碳中和的目标，为倒逼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抓手，也展现了大国责任担当，有助于提振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信心。中国是全球CO2排放量最多的国家，但作为“品质提升型”的新兴经济体，人口规模稳中趋降。从各国碳排放历史轨迹来看，发达国家碳排放已进入下降通道，但平台期长;后发国家可以削峰发展，加速达峰，缩短高位平台期，实现非对称去碳。碳中和的挑战十分艰巨，先发国家零碳之路还比较漫长，后发国家亦无捷径。尽管如此，碳中和已成为发达国家甚至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共同目标。对于中国而言，受以煤炭为主的能源结构和消费升级的影响，碳达峰可期，但碳中和尚需更大努力。因此，需要从零碳能源、零碳模式、供給侧、需求侧以及发展格局等层面设计碳中和的实现路径，开发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水能等零碳能源，加速清零化石能源;探索建立多赢繁荣与自给自足并举的零碳经济模式;发展零碳产业，开发零碳产品和零碳消费品;引导低碳零碳生活方式;打造区域协同、能源互补、空间均衡的零碳格局;规避一些诸如“控制能源消费总量就是减碳”“清洁煤技术无污染”“碳市场是碳的市场”“碳中和必须要大干快上碳捕集封存技术”“绿色植物碳汇潜力巨大”等误区，咬定减碳去碳，一路前行。
关键词：碳中和;减碳去碳路径;零碳能源;碳市场
中图分类号：F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543（2021）07-0001-13
气候变化是人类面临的重大而紧迫的全球性挑战。2015年12月在法国巴黎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一次缔约方会议（COP21）取得了历史性成果，达成了《巴黎协定》，明确提出在21世纪末将全球地表平均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升高幅度低于2℃并且努力争取温升控制在1.5℃以内的远景目标，以21世纪后半叶净零排放为长远减排目标，以缔约方“自下而上”国家自主决定贡献（NDC）为近期目标。即使各国完全实现NDC目标，到2100年全球也极有可能温升3℃以上[1]，因而迫切需要各国强化减排行动。2018年10月IPCC发布《IPCC全球升温1.5℃特别报告》，指出实现温升1.5℃目标技术上可行，比2℃温升更能降低不可逆转的气候风险和负面影响，但实现温升1.5℃目标需要更加紧迫的碳减排进程，到21世纪中叶全球要实现CO2净零排放[2]。从气候系统的综合观测和多项关键指标来看，全球变暖趋势仍在加速持续。2019年，全球平均温度较工业化前水平高出约1.1℃，是有完整气象观测记录以来的第二暖年，过去五年（2015—2019年）是有完整气象观测记录以来最暖的五个年份。1960—2019年，全球山地冰川整体处于消融退缩状态，长江源区小冬克玛底冰川呈加速消融趋势[3]。因此，到21世纪中叶全球实现CO2净零排放的呼声日益强烈，这是全人类的共同利益所在，刻不容缓。
为进一步强化气候安全，2020年9月22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发表重要讲话时提出，“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2020年11月22日，习近平主席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利雅得峰会‘守护地球’主题边会”上致辞，向世界承诺中国将坚定不移地落实2030年前碳达峰、2060年前碳中和。2020年12月12日，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气候雄心峰会上发表讲话，再次重申了这一目标。这是一个非常紧迫且有雄心的减排宣示，表现出大国应对气候变化的责任担当，有助于提振国际社会落实《巴黎协定》的信心，也有助于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中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重要战略支撑。
碳中和要求人为活动所必需的CO2排放，通过森林碳汇和其他人工技术或工程手段加以捕集利用或封存，使排放到大气中的CO2净增量为零[4]。对于碳中和，走多远是确定的;走多快，影响因素较多，需要求解;有多难，必然是艰辛的;怎么走，没有捷径，必须减碳去碳。因此，中国该如何探索出自己的碳中和之路，值得各界探讨。在此，系统梳理当前世界发展格局下的中国定位以及发达国家碳排放历史轨迹，客观评估中国碳中和挑战的艰巨性;在总结各国减碳去碳基础上，深入分析中国碳中和能走多快的制约因素，并从顶层设计层面探讨碳中和方案的可行性，避免误导误区，为推进碳中和进程、引导全球气候治理提供科学支撑。
一、世界发展格局演进中的中国定位
碳减排是一个环境问题，但本质上是一个发展问题，因而低碳战略需要具备国际视野。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战略和政策需要随着世界发展格局的演化而不断调整。苏联解体后，全球整体发展的格局演化可概括为两大阵营、三大板块、五类经济体（见图1）[5]。
南北两大阵营依然存在。冷战结束后，1992年达成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附件I和非附件I将全球分为南北两大阵营，即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也正是由于南北两大阵营的形成，气候变化成为不同发展水平国家发展权益争议的焦点问题。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仍处于较低水平，尚需很大的碳排放空间，来实现其发展潜力[6]。发达国家则希望通过限制发展中国家的碳排放来共同实现低碳发展。实际上，从1994年生效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到1997年达成的《京都议定书》，均按照南北有所区别的原则，约定发达国家相对于1990年的排放水平，在2010年总体上至少减少5%的排放量，但并没有要求发展中国家承担减排义务。
发达、新兴和欠发达三大板块大体可辨。美国1999年拒绝批准《京都议定书》，坚称如果没有发展中国家的参与，温室气体减排不可能达到预期效果。显然，在这个时间点上，发达国家认识到，世界发展格局已经发生变化，不再是当年泾渭分明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两类。发展中国家中出现了一类新兴经济体，其数量比较庞大，人口较多，经济增长较快，能源需求迅速攀升，其温室气体排放量在短时间内将超过发达国家。2006年中国CO2排放量超过美国，2013年排放总量已超过美国和欧盟国家之和。 三大板块并非铁板一块，明显地分化为五类经济体。发达经济体分为“技术扩张型”经济体和“超饱和型”经济体两类，新兴经济体分为“品质提升型”经济体和“投资扩张型”经济体两类，欠发达经济体主要为 “人口扩张型”经济体。“超饱和型”经济体以欧盟和日本为代表，人口规模已逾峰值并在整体上逐渐减少，全域开发已完成，房屋建筑和高速公路等基础设施已超饱和，现有最终需求无非人的品质生活需求和基础设施的运行，这也是为什么近年来欧洲、日本即使不采取任何减排行动碳排放量还会下降的原因。另一类发达经济体是以美国为代表的“技术扩张型”经济体，其人口规模还在增长，国土开发空间巨大，创新能力强劲，通过先进低碳技术较好地平衡了经济规模扩张、人口增长与碳排放的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讲，即使美国退出《京都议定书》和《巴黎协定》，其低碳化进程依然会持续。新兴经济体中的 “品质提升型”经济体以中国为代表，人口趋近峰值，处于中高收入水平，国土空间开发趋近完成，因此经济难以再出现两位数的增速，重点已转变为生活品质的提升。另一类新兴经济体具有“投资扩张型”特征，以印度为代表，人口有较大增幅但长远趋稳，处于中低收入水平，城乡基础设施建设水平较低，国土开发潜力较大。因此，印度在未来10～20年将是世界上温室气体排放增量最快、增幅最大的国家。欠发达经济体具有人口快速大幅增长、低收入水平、国土空间较大但气候脆弱的特征，被概括为“人口扩张型”经济体。由于这类经济体还处于发展初期甚至还没有发展起步，相对来说，其碳排放水平较低。
展望未来碳排放格局，人口变化是一个重要变量，伴随人口数量增长的是粮食、能源、交通、供水、住宅、文化、教育等一系列需求的增长。根据联合国人口预测（中间方案），美国人口将从2020年的3.3亿增加到21世纪末的4.4亿，但由于其先进高效的低碳体系，人口增加与碳排放将加速脱钩（见图2，下页）;在新兴经济体中，中国人口规模稳中趋降，2030年前会达到峰值，按照1.85的中等生育率假设预测，到21世纪末人口规模将减至10.6亿，与现在相比将减少接近4亿。但目前中国实际生育率只有1.05，未来基于人口数量增加的碳排放需求有快速下降的可能。因此，中国不是未来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主要挑战，且很可能在全球范围内发挥创新引领效应，成为未来低碳化进程的动力。相对而言，印度人口将从2020年的13.8亿增加到21世纪中叶的16.5亿，非洲人口将从2020年的13.4亿增加到21世纪末的42.8亿，人口将分别净增加2.7亿、29.4亿。即使未来印度和非洲人均碳排放水平保持不变，32.1亿左右新增人口所带来的碳排放量也会引发不可估量的气候变化风险。更何况，2016年印度人均碳排放不及中国的1/4，未来人均碳排放量必然会呈现上升的趋势。因此，世界上控制温室气体增量的重点是印度和非洲等中低收入发展中国家。只有印度和非洲的碳排放得到有效控制，2℃温升目标才有可能实现。也正因如此，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中国在全球低碳化进程中应当有所引领、有所贡献，积极帮助非洲国家实现低碳绿色转型。
放眼全球，美国以本国利益为导向，欧盟国家目标远大但缺乏可行的实现路径，印度、非洲以经济发展为首要任务尚没有实现安稳温饱。从工业化进程来看，经济增长有可能加快，而能源消费需求的增长也必然是同步的，不可能低能耗低排放而高增长。德国从1981年到现在，经济总量翻了5倍，但能源消费总量下降了18%，日本亦如此。这可以归因于技术进步、能源优化、经济饱和和人口规模稳中趋减。但美国在人口增加的同时，能源消费量并未增加。以此规律推演，中国经济增长和碳排放的加速脱钩乃必然趋势，碳中和是有望实现的。
二、发达国家碳排放的演变及其经验借鉴
从各国历史碳排放量来看，发达国家碳排放已进入下降通道，后发国家可以削峰发展，加速达峰，缩短高位平台期，实现非对称去碳。2017年，四大碳排放经济体排放量占全球的60%，其中，中国28%，美国15%，欧盟10%，印度7%。如图3（下页）所示，在两大阵营、三大板块、五类经济体的世界发展格局演化进程中，欧美作为主要发达经济体，碳排放总量峰值早已实现，人均碳排放峰值也已实现;中国作为新兴经济体中趋于饱和的经济体，碳排放量趋降，从某种角度上来讲，中国2013年已达到碳排放的峰值，但下降的幅度还处于高位平台期，在有限波动中趋稳。2017年中国人均碳排放量已超过欧盟水平，尽管比美国低很多，但按照消费增长空间并不大的趋势判断，中国碳达峰的实现是没有问题的。但关键的问题是碳达峰后，中国能否在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
从发达国家碳达峰轨迹来看，可以自然达峰，但平台期长（见图4，下页）。英国从1971年达峰到现在已有50年，尽管碳排放量有所减少，但排放量歸零还是需要很长的时间。日本因自身能源资源禀赋较差，2013年达到碳排放量峰值，但现在还处于碳排放量总量的高位平台期。这也是日本追随美国退出《京都议定书》的原因所在。
从人均GDP和人均碳排放量的关系来看，两者并非简单的正向或负向关系（见图5，下页）。对于美国、德国、法国、日本、英国等发达国家而言，随着人均GDP的增加，人均碳排放量会在一个高位水平上下徘徊，并没有表现出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所展现的随着收入提高先增加后下降的典型图景。因此，从这个历史轨迹来看，碳中和的挑战十分艰巨，先发国家零碳之路漫长，后发国家亦无捷径。
三、国际净零碳的目标图景
鉴于应对气候变化的迫切性，中国在尚未达到碳排放峰值的情况下就作出了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承诺。1961—2019年，中国年平均地表温度呈显著上升趋势;2019年，中国平均地表温度较常年值偏高1.4℃，为1961 年以来的最高值。而按照《巴黎协定》所达成的21世纪末全球温升低于2℃并努力控制在1.5℃以内的共识，中国只有0.1℃～0.6℃的温升空间。这也意味着，中国必须尽早实现碳达峰，然后再解决存量归零问题。项目综合报告编写组初步估计，到2050年实现CO2近零排放，人均碳排放量需要下降至1吨/年左右[8]，而事实上，2019年中国人均碳排放量高达7吨左右。由此可见，碳中和的政治性承诺对于中国气候变化治理实践提出了极高的要求。 “十二五”以来，中国将应对气候变化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局，采取了控制能源消费总量与强度、优化能源结构、提升能源效率、调整产业结构、发展循环经济、开发非化石能源、加快减排技术创新、健全碳排放交易机制、严格环境执法督查等重要举措，碳减排取得显著成效。2019年，中国单位GDP CO2排放比2015年下降了48%，非化石能源占比从2005年的7.4%提高到2019年的15.3%。但需要指出的是，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且是世界上最大的碳排放国，2019年中国碳排放量占世界总排放的28.8%。从年度变化来看，中国碳排放量仍处于高位平台波动阶段，2016—2019年中国碳排放量从91.37亿吨上升到98.25亿吨，年均增长2.5%，已高出2013年的第一个高位平台峰值①。但从经济发展和碳排放规律来看，中国碳达峰不是难点，关键在于压缩高位平台期，加速走向零排放。
从国际社会来看，实现碳中和已成为发达国家乃至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共同目标。多数发达国家乃至于一些发展中国家相继提出碳中和愿景的政治性承诺。截至2020年10月，承诺碳中和的国家达到127个，这些国家温室气体排放量占全球排放的50%，经济总量占全球的40%以上[9]。如表1（下页）所示，芬兰承诺在2035年实现净零碳排放，瑞典等国提出在2045年实现净零碳排放;欧盟、英国、挪威、加拿大等将碳中和时间点定在2050年;日本将此前2050年目标从排放量减少80%调整为实现碳中和。此外，拜登就职美国总统当日，宣布美国将重返《巴黎协定》，顺应国际大势，回归气候治理主流，重回国际道义制高点，占据气候变化全球领导者的地位。
四、艰难碳中和愿景的预判
中国迈向碳中和，将面临重重困难。相较于欧美发达国家，中国的能源结构是高碳的煤炭占主导;中国尽管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人均只有欧美水平的1/5甚至更低。尽管零碳技术在突飞猛进，但是也有风险和不确定性，这就决定了中国的碳中和进程可以高歌快进，但如果猛进必须慎之又慎。进入21世纪10年代，中国的化石能源燃烧排放的CO2占全球比重超过1/4，直逼100亿吨/年，这其中几乎80%源自煤炭消耗。2018年煤炭在世界能源消费中比重只有25%，而欧美日更是低于20%。中国实现碳中和目标的制约因素之一是以煤炭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煤炭是全球碳排放的主要来源，单位标准煤炭燃烧所产生的CO2排放量高于等标量石油及天然气，分别是石油的1.3倍和天然气的1.7倍[10]。因此，去煤化必然成为世界各国净零碳排放的内在要求。据统计，在经合组织和欧盟国家中，法国、葡萄牙、芬兰、荷兰等14个国家将在2020年前全部退出煤电，德国和智利将在2038年前全部退出煤电。对于中国而言，自然资源禀赋可概括为“富煤、缺油、少气”，替代煤炭的天然气储量和可获得进口供应量受到严重的制约，使得煤炭作为中国基础能源的地位短期内难以撼动。如图6所示，近10年来，中国煤炭占比大体呈现每年1个百分点递减的趋势，而2019年煤炭占比仍高达57.7%。粗略估算，如果按照每年1个百分点速度“去煤”，中国需要58年才能实现零煤耗;倘若按照每年2个百分点的递减速度，则需要花费29年。然而，从历史去煤进程来看，在清洁能源无法大规模替代的条件下，每年2个百分点的去煤速度是难以实现的。因此，在碳中和道路上，中国面临最大的挑战在于改变以煤炭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
消费升级是实现碳中和目标的另一个制约因素。在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下，消费升级是大趋势[11]。中国有14亿人口，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经突破1万美元，是全球最大最具潜力的消费市场。但仍有6亿人口每月可支配收入低于 1000元，6亿人口居住在农村，这部分人口生活水平的改善需要大量的能源生产供给保障。从趋势来看，居民消费结构正从温饱向小康转型，由生存型向发展型转变。相应地，中高端、享受型、高耗能的产品需求也会日益增长。特别是近年来中国采用“依靠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的发展战略，家庭消费模式呈现重资源化、重污染化的特征[12]。因此，伴随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和消费结构的持续升级，碳减排的形势将更加严峻。其中，交通运输是石油消费的重点领域，也是 CO2排放量增长的主要来源之一。法国、英国、丹麦等国明确表示2035年前后禁止燃油汽车、燃气汽车上市，荷兰要求最晚2030年实现新售乘用车100%无碳排放，中国海南省也设定2030年禁止燃油汽车在省内上市。中国是世界上新能源汽车产销第一大国，2019年纯电动汽车保有量从2014年的8万辆增加到了310万辆，但年产销量仍只占总量的5%① 。
如此来看，中国碳达峰可期，碳中和尚需更大努力。项目综合报告编写组对中国碳减排的潜力開展了充分评估，认为若中国温升幅度控制在2℃以内，2050年中国会排放39.4亿吨CO2，将超过当前欧盟的排放总量;如果温升幅度不超过1.5℃，2050年中国会有13.3亿吨的CO2净排放量，其中还包括8.8亿吨的碳捕集封存量[8]。国际能源署和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预计中国到2050年可以实现较高的碳捕集封存技术利用水平，可捕集和封存工业20%的CO2排放量②，但从现有实践来看，这种观点似乎过于乐观。碳捕集封存技术高额的实施成本、自身较高的能耗需求以及碳封存风险大等瓶颈，使得其发展较为缓慢，全面推广存在较高难度[14]。可喜的是，随着技术的进步与规模效应的凸显，可再生能源成本呈现持续下降的态势。2005—2018年，中国光伏发电成本已从4元/度下降到0.5元/度，降幅达87.5%。有研究表明，2019年中国风电与光伏相对煤电的平均溢价为26%，但较2010年的100%已然实现大幅下降，预计将于2026年获得相对于煤电的竞争优势③。但实际上，中国已在2018年明确风电、光伏电力平价上网，2020年青海省光伏电力的平均成本为0.22元/千瓦时，如果不考虑能源消纳的因素，光伏发电成本已经低于0.1元/千瓦时。因此，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要推进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以风电、光伏、水电为代表的零碳能源替代传统化石能源，是应对气候变化的必经之路，也是改善大气环境质量和保障公众健康的有效手段。 五、多赢协力净零碳
为实现“2035年前碳达峰，2060年前碳中和”目标，中国面临着以煤炭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和消费升级等诸多挑战。因此，需要因势利导，从零碳能源、零碳模式、供给侧、需求侧、发展格局等方面设计行之有效的政策措施，避免误导误区，多措并举促进生态文明建设，加速中国经济的低碳零碳转型。
（一）实现净零碳的有效措施
1.开发风能、水能以及太阳能等零碳能源，清零化石能源
实现碳中和没有捷径可走，需要从根本上减碳去碳，调整能源结构。通过体制改革、政策引导、资金支持等手段加大新能源项目和新能源基础设施建设，鼓励因地制宜开发零碳能源;促进可再生能源并网消纳，强化落实可再生能源最低保障收购年利用小时数;加强零碳能源创新技术开发，提升发电效率，降低发电成本;推行以效率高、成本低的零碳能源发电企业价格为上网标杆价格，进一步加快可再生能源发电电价退坡速度;全面建设“互联网+”智慧能源，解决零碳能源供应的随机性和间歇性问题，提升电网系统调节能力，增加零碳能源消纳能力;创新交易机制，为企业/机构及个人的可再生能源采购开辟灵活的市场渠道。
2.探索建立多赢繁荣与自给自足并举的零碳经济模式
由于发展的潜力在一定的技术经济条件下趋近于一个常数值，低收入国家发展仍处于较低水平，尚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此时限制其碳排放将会对低收入人群发展权益的实现产生不利影响[6]。因此，就实践模式而言，零碳经济不仅要有助于减缓气候变化，而且要带来经济与社会双重收益，具有可持续性和包容性，从而实现“多赢繁荣”。受制于土地规模小、生产工具落后等因素，农耕文明时代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主要特点，将家庭作为生产生活的基本单位，生产出来的产品主要用来满足自己消费。在后工业化时代，单纯依靠以企业为主体的零碳能源开发路径来实现碳中和目标是需要的，但还要构建集技术、生产、生活于一体的“自给自足”零碳能源综合体，基于“自我创造和自我消耗能源”的生产生活方式开展零碳小镇、零碳社区、零碳企业等示范试点工作[15]，以最大限度地开发零碳能源、提升能源效率。
3.发展零碳产业，生产零碳产品和零碳消费品
深挖供给侧零碳潜力，优化产业结构调整特别是工业内部结构，打造绿色零碳产业体系;充分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加快培育储能设备、纯电动汽车、可再生能源的氢能转换等低碳或零碳产业，以技术占领市场，以市场推进技术研发;从资金、税收、人才、知识产权、项目审批、金融服务等方面支持零碳技术或低碳技术研发，将零碳或低碳技术广泛应用于工业、建筑、交通等领域;充分发挥中国工业体系完备、产业集群全面等优势，夯实产业基础，推动研发、生产、运营向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转型，大幅提升企业创新能力和集约化发展水平，提高能源效率，发展循环经济，实现“用更少的能源做更多的事”;加快促进碳交易和用能权交易的市场机制深度融合[16]，利用市场机制促进节能减排，引领社会投资向低碳绿色产业倾斜。
4.引导低碳零碳生活方式，倒逼生产方式绿色转型
在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背景下，绿色生活方式的培育面临重要契机。在消费侧，要坚持“节能优先”，倡导循环资源利用，充分挖掘需求侧管理和能效提升的潜力;开展多层次、多形式的宣传教育，提高减碳零碳行为的社会参与度，形成低碳绿色发展社会共识;对于低收入群体，要让其更实惠地使用零碳能源，而对于高收入群体，要有责任担当，发挥引领作用;加快完善激励导向的绿色消费制度，如推广纯电动汽车以及风电、太阳能等较为成熟的技术。
5.打造区域协同、能源互补、空间均衡的零碳格局
中国地域辽阔，东部地区人口密度高，经济发展水平高，但不论是化石能源还是一些可再生能源受地域空间制约资源禀赋较差。而中国西南地区山地起伏，水热条件好，生物质能产量高，水能资源丰富;西北地域辽阔，人口密度低，空间充裕，尽管水资源条件差，但是风能、太阳能充裕，具有规模大、成本低的特点。能源的供给要求稳定可靠，风能、太阳能具有间歇性特征，大规模储能随着技术的进步成为可能，但是在当前技术水平下，需要西北的风能、太阳能和西南的大量水能，以及西南和东部的生物质能互补，这就要求区域协同，不仅需要特高压远距离输电，将西部风能、太阳能输送到东部，而且要将东部高耗能低耗水的产业转移到西北。当然，东部沿海离岸发电也有巨大发展潜力。
（二）实现净零碳应规避的误区
在减碳去碳实践中应规避一些认识上的误区，少走弯路。误区之一：控制能源消费总量就是减碳。实际上，我们要控制的是存在污染、高碳排放的化石能源，零碳的可再生能源则多多益善，因此，不是要控制能源消费总量，而是要控制化石能源消费总量。误区之二：清洁煤技术无污染。虽然清洁煤技术可以实现超低排放，但需要消耗更多的电来实现，因而会排放更多的温室气体，在碳排放这一问题上并非清洁能源。误区之三：氢能是清洁能源。这种认识是片面的，当可再生能源电解水制氢时，氢能确实是清洁能源;但采用化石能源制氢时，仍然会产生碳排放。误区之四：碳市场是碳的市场。由于碳是“恶品”，趋向归零，零碳能源所消耗的化石能源为“善品”，需要做大做强，因而碳市场不仅是碳的市场，而且应成为鼓励零碳能源使用的市场，通过市场化手段提高零碳能源的市场竞争力。误区之五：能源安全的基石是石油，煤制油是能源安全的需要。无论从战略安全风险还是成本优势考虑，零碳能源才是最佳方案。误区之六：碳中和必须要大干快上碳捕集封存技术。碳捕集封存技术已存在并发展20余年，目前最低的成本仍是每度电0.3元以上的碳捕集成本，且封存还有溢出的风险，关键是碳捕集封存技术投入多、收益少，相对于低至0.1元每度电的太阳能光伏发电，碳捕集封存技术缺乏竞争优势。误区之七：绿色植物碳汇潜力巨大。尽管森林碳汇会从大气中吸收CO2，但火灾和虫害等自然因素，又会释放出CO2。从数据上看，中国2030年国家自主贡献目标是相对于2005年森林蓄积量增加60亿立方米，每年只有4亿立方米碳汇量，不足8亿吨，相对于每年100亿吨的排放总量，可谓杯水車薪。误区之八：零碳只能是富人的选项，穷人不可能零碳。实际上，在新能源技术大幅降低可再生能源成本的情况下，穷人尤其是农村地区的居民，相对来说有一定的空间，太阳光伏发电价为0.1元/度，按工业和信息化部的规划，中国2025年纯电动汽车的每百公里行驶里程耗电12度以内，收入低的农民可以将光伏发电自用，如果储能成本可控，则农户资金可以成为自给自足的零碳经济单元。当然，富人更需要率先垂范，引领零碳潮流。
关键词：碳中和;减碳去碳路径;零碳能源;碳市场
中图分类号：F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543（2021）07-0001-13
气候变化是人类面临的重大而紧迫的全球性挑战。2015年12月在法国巴黎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一次缔约方会议（COP21）取得了历史性成果，达成了《巴黎协定》，明确提出在21世纪末将全球地表平均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升高幅度低于2℃并且努力争取温升控制在1.5℃以内的远景目标，以21世纪后半叶净零排放为长远减排目标，以缔约方“自下而上”国家自主决定贡献（NDC）为近期目标。即使各国完全实现NDC目标，到2100年全球也极有可能温升3℃以上[1]，因而迫切需要各国强化减排行动。2018年10月IPCC发布《IPCC全球升温1.5℃特别报告》，指出实现温升1.5℃目标技术上可行，比2℃温升更能降低不可逆转的气候风险和负面影响，但实现温升1.5℃目标需要更加紧迫的碳减排进程，到21世纪中叶全球要实现CO2净零排放[2]。从气候系统的综合观测和多项关键指标来看，全球变暖趋势仍在加速持续。2019年，全球平均温度较工业化前水平高出约1.1℃，是有完整气象观测记录以来的第二暖年，过去五年（2015—2019年）是有完整气象观测记录以来最暖的五个年份。1960—2019年，全球山地冰川整体处于消融退缩状态，长江源区小冬克玛底冰川呈加速消融趋势[3]。因此，到21世纪中叶全球实现CO2净零排放的呼声日益强烈，这是全人类的共同利益所在，刻不容缓。
为进一步强化气候安全，2020年9月22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发表重要讲话时提出，“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2020年11月22日，习近平主席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利雅得峰会‘守护地球’主题边会”上致辞，向世界承诺中国将坚定不移地落实2030年前碳达峰、2060年前碳中和。2020年12月12日，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气候雄心峰会上发表讲话，再次重申了这一目标。这是一个非常紧迫且有雄心的减排宣示，表现出大国应对气候变化的责任担当，有助于提振国际社会落实《巴黎协定》的信心，也有助于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中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重要战略支撑。
碳中和要求人为活动所必需的CO2排放，通过森林碳汇和其他人工技术或工程手段加以捕集利用或封存，使排放到大气中的CO2净增量为零[4]。对于碳中和，走多远是确定的;走多快，影响因素较多，需要求解;有多难，必然是艰辛的;怎么走，没有捷径，必须减碳去碳。因此，中国该如何探索出自己的碳中和之路，值得各界探讨。在此，系统梳理当前世界发展格局下的中国定位以及发达国家碳排放历史轨迹，客观评估中国碳中和挑战的艰巨性;在总结各国减碳去碳基础上，深入分析中国碳中和能走多快的制约因素，并从顶层设计层面探讨碳中和方案的可行性，避免误导误区，为推进碳中和进程、引导全球气候治理提供科学支撑。
一、世界发展格局演进中的中国定位
碳减排是一个环境问题，但本质上是一个发展问题，因而低碳战略需要具备国际视野。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战略和政策需要随着世界发展格局的演化而不断调整。苏联解体后，全球整体发展的格局演化可概括为两大阵营、三大板块、五类经济体（见图1）[5]。
南北两大阵营依然存在。冷战结束后，1992年达成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附件I和非附件I将全球分为南北两大阵营，即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也正是由于南北两大阵营的形成，气候变化成为不同发展水平国家发展权益争议的焦点问题。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仍处于较低水平，尚需很大的碳排放空间，来实现其发展潜力[6]。发达国家则希望通过限制发展中国家的碳排放来共同实现低碳发展。实际上，从1994年生效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到1997年达成的《京都议定书》，均按照南北有所区别的原则，约定发达国家相对于1990年的排放水平，在2010年总体上至少减少5%的排放量，但并没有要求发展中国家承担减排义务。
发达、新兴和欠发达三大板块大体可辨。美国1999年拒绝批准《京都议定书》，坚称如果没有发展中国家的参与，温室气体减排不可能达到预期效果。显然，在这个时间点上，发达国家认识到，世界发展格局已经发生变化，不再是当年泾渭分明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两类。发展中国家中出现了一类新兴经济体，其数量比较庞大，人口较多，经济增长较快，能源需求迅速攀升，其温室气体排放量在短时间内将超过发达国家。2006年中国CO2排放量超过美国，2013年排放总量已超过美国和欧盟国家之和。 三大板块并非铁板一块，明显地分化为五类经济体。发达经济体分为“技术扩张型”经济体和“超饱和型”经济体两类，新兴经济体分为“品质提升型”经济体和“投资扩张型”经济体两类，欠发达经济体主要为 “人口扩张型”经济体。“超饱和型”经济体以欧盟和日本为代表，人口规模已逾峰值并在整体上逐渐减少，全域开发已完成，房屋建筑和高速公路等基础设施已超饱和，现有最终需求无非人的品质生活需求和基础设施的运行，这也是为什么近年来欧洲、日本即使不采取任何减排行动碳排放量还会下降的原因。另一类发达经济体是以美国为代表的“技术扩张型”经济体，其人口规模还在增长，国土开发空间巨大，创新能力强劲，通过先进低碳技术较好地平衡了经济规模扩张、人口增长与碳排放的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讲，即使美国退出《京都议定书》和《巴黎协定》，其低碳化进程依然会持续。新兴经济体中的 “品质提升型”经济体以中国为代表，人口趋近峰值，处于中高收入水平，国土空间开发趋近完成，因此经济难以再出现两位数的增速，重点已转变为生活品质的提升。另一类新兴经济体具有“投资扩张型”特征，以印度为代表，人口有较大增幅但长远趋稳，处于中低收入水平，城乡基础设施建设水平较低，国土开发潜力较大。因此，印度在未来10～20年将是世界上温室气体排放增量最快、增幅最大的国家。欠发达经济体具有人口快速大幅增长、低收入水平、国土空间较大但气候脆弱的特征，被概括为“人口扩张型”经济体。由于这类经济体还处于发展初期甚至还没有发展起步，相对来说，其碳排放水平较低。
展望未来碳排放格局，人口变化是一个重要变量，伴随人口数量增长的是粮食、能源、交通、供水、住宅、文化、教育等一系列需求的增长。根据联合国人口预测（中间方案），美国人口将从2020年的3.3亿增加到21世纪末的4.4亿，但由于其先进高效的低碳体系，人口增加与碳排放将加速脱钩（见图2，下页）;在新兴经济体中，中国人口规模稳中趋降，2030年前会达到峰值，按照1.85的中等生育率假设预测，到21世纪末人口规模将减至10.6亿，与现在相比将减少接近4亿。但目前中国实际生育率只有1.05，未来基于人口数量增加的碳排放需求有快速下降的可能。因此，中国不是未来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主要挑战，且很可能在全球范围内发挥创新引领效应，成为未来低碳化进程的动力。相对而言，印度人口将从2020年的13.8亿增加到21世纪中叶的16.5亿，非洲人口将从2020年的13.4亿增加到21世纪末的42.8亿，人口将分别净增加2.7亿、29.4亿。即使未来印度和非洲人均碳排放水平保持不变，32.1亿左右新增人口所带来的碳排放量也会引发不可估量的气候变化风险。更何况，2016年印度人均碳排放不及中国的1/4，未来人均碳排放量必然会呈现上升的趋势。因此，世界上控制温室气体增量的重点是印度和非洲等中低收入发展中国家。只有印度和非洲的碳排放得到有效控制，2℃温升目标才有可能实现。也正因如此，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中国在全球低碳化进程中应当有所引领、有所贡献，积极帮助非洲国家实现低碳绿色转型。
放眼全球，美国以本国利益为导向，欧盟国家目标远大但缺乏可行的实现路径，印度、非洲以经济发展为首要任务尚没有实现安稳温饱。从工业化进程来看，经济增长有可能加快，而能源消费需求的增长也必然是同步的，不可能低能耗低排放而高增长。德国从1981年到现在，经济总量翻了5倍，但能源消费总量下降了18%，日本亦如此。这可以归因于技术进步、能源优化、经济饱和和人口规模稳中趋减。但美国在人口增加的同时，能源消费量并未增加。以此规律推演，中国经济增长和碳排放的加速脱钩乃必然趋势，碳中和是有望实现的。
二、发达国家碳排放的演变及其经验借鉴
从各国历史碳排放量来看，发达国家碳排放已进入下降通道，后发国家可以削峰发展，加速达峰，缩短高位平台期，实现非对称去碳。2017年，四大碳排放经济体排放量占全球的60%，其中，中国28%，美国15%，欧盟10%，印度7%。如图3（下页）所示，在两大阵营、三大板块、五类经济体的世界发展格局演化进程中，欧美作为主要发达经济体，碳排放总量峰值早已实现，人均碳排放峰值也已实现;中国作为新兴经济体中趋于饱和的经济体，碳排放量趋降，从某种角度上来讲，中国2013年已达到碳排放的峰值，但下降的幅度还处于高位平台期，在有限波动中趋稳。2017年中国人均碳排放量已超过欧盟水平，尽管比美国低很多，但按照消费增长空间并不大的趋势判断，中国碳达峰的实现是没有问题的。但关键的问题是碳达峰后，中国能否在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
从发达国家碳达峰轨迹来看，可以自然达峰，但平台期长（见图4，下页）。英国从1971年达峰到现在已有50年，尽管碳排放量有所减少，但排放量歸零还是需要很长的时间。日本因自身能源资源禀赋较差，2013年达到碳排放量峰值，但现在还处于碳排放量总量的高位平台期。这也是日本追随美国退出《京都议定书》的原因所在。
从人均GDP和人均碳排放量的关系来看，两者并非简单的正向或负向关系（见图5，下页）。对于美国、德国、法国、日本、英国等发达国家而言，随着人均GDP的增加，人均碳排放量会在一个高位水平上下徘徊，并没有表现出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所展现的随着收入提高先增加后下降的典型图景。因此，从这个历史轨迹来看，碳中和的挑战十分艰巨，先发国家零碳之路漫长，后发国家亦无捷径。
三、国际净零碳的目标图景
鉴于应对气候变化的迫切性，中国在尚未达到碳排放峰值的情况下就作出了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承诺。1961—2019年，中国年平均地表温度呈显著上升趋势;2019年，中国平均地表温度较常年值偏高1.4℃，为1961 年以来的最高值。而按照《巴黎协定》所达成的21世纪末全球温升低于2℃并努力控制在1.5℃以内的共识，中国只有0.1℃～0.6℃的温升空间。这也意味着，中国必须尽早实现碳达峰，然后再解决存量归零问题。项目综合报告编写组初步估计，到2050年实现CO2近零排放，人均碳排放量需要下降至1吨/年左右[8]，而事实上，2019年中国人均碳排放量高达7吨左右。由此可见，碳中和的政治性承诺对于中国气候变化治理实践提出了极高的要求。 “十二五”以来，中国将应对气候变化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局，采取了控制能源消费总量与强度、优化能源结构、提升能源效率、调整产业结构、发展循环经济、开发非化石能源、加快减排技术创新、健全碳排放交易机制、严格环境执法督查等重要举措，碳减排取得显著成效。2019年，中国单位GDP CO2排放比2015年下降了48%，非化石能源占比从2005年的7.4%提高到2019年的15.3%。但需要指出的是，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且是世界上最大的碳排放国，2019年中国碳排放量占世界总排放的28.8%。从年度变化来看，中国碳排放量仍处于高位平台波动阶段，2016—2019年中国碳排放量从91.37亿吨上升到98.25亿吨，年均增长2.5%，已高出2013年的第一个高位平台峰值①。但从经济发展和碳排放规律来看，中国碳达峰不是难点，关键在于压缩高位平台期，加速走向零排放。
从国际社会来看，实现碳中和已成为发达国家乃至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共同目标。多数发达国家乃至于一些发展中国家相继提出碳中和愿景的政治性承诺。截至2020年10月，承诺碳中和的国家达到127个，这些国家温室气体排放量占全球排放的50%，经济总量占全球的40%以上[9]。如表1（下页）所示，芬兰承诺在2035年实现净零碳排放，瑞典等国提出在2045年实现净零碳排放;欧盟、英国、挪威、加拿大等将碳中和时间点定在2050年;日本将此前2050年目标从排放量减少80%调整为实现碳中和。此外，拜登就职美国总统当日，宣布美国将重返《巴黎协定》，顺应国际大势，回归气候治理主流，重回国际道义制高点，占据气候变化全球领导者的地位。
四、艰难碳中和愿景的预判
中国迈向碳中和，将面临重重困难。相较于欧美发达国家，中国的能源结构是高碳的煤炭占主导;中国尽管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人均只有欧美水平的1/5甚至更低。尽管零碳技术在突飞猛进，但是也有风险和不确定性，这就决定了中国的碳中和进程可以高歌快进，但如果猛进必须慎之又慎。进入21世纪10年代，中国的化石能源燃烧排放的CO2占全球比重超过1/4，直逼100亿吨/年，这其中几乎80%源自煤炭消耗。2018年煤炭在世界能源消费中比重只有25%，而欧美日更是低于20%。中国实现碳中和目标的制约因素之一是以煤炭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煤炭是全球碳排放的主要来源，单位标准煤炭燃烧所产生的CO2排放量高于等标量石油及天然气，分别是石油的1.3倍和天然气的1.7倍[10]。因此，去煤化必然成为世界各国净零碳排放的内在要求。据统计，在经合组织和欧盟国家中，法国、葡萄牙、芬兰、荷兰等14个国家将在2020年前全部退出煤电，德国和智利将在2038年前全部退出煤电。对于中国而言，自然资源禀赋可概括为“富煤、缺油、少气”，替代煤炭的天然气储量和可获得进口供应量受到严重的制约，使得煤炭作为中国基础能源的地位短期内难以撼动。如图6所示，近10年来，中国煤炭占比大体呈现每年1个百分点递减的趋势，而2019年煤炭占比仍高达57.7%。粗略估算，如果按照每年1个百分点速度“去煤”，中国需要58年才能实现零煤耗;倘若按照每年2个百分点的递减速度，则需要花费29年。然而，从历史去煤进程来看，在清洁能源无法大规模替代的条件下，每年2个百分点的去煤速度是难以实现的。因此，在碳中和道路上，中国面临最大的挑战在于改变以煤炭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
消费升级是实现碳中和目标的另一个制约因素。在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下，消费升级是大趋势[11]。中国有14亿人口，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经突破1万美元，是全球最大最具潜力的消费市场。但仍有6亿人口每月可支配收入低于 1000元，6亿人口居住在农村，这部分人口生活水平的改善需要大量的能源生产供给保障。从趋势来看，居民消费结构正从温饱向小康转型，由生存型向发展型转变。相应地，中高端、享受型、高耗能的产品需求也会日益增长。特别是近年来中国采用“依靠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的发展战略，家庭消费模式呈现重资源化、重污染化的特征[12]。因此，伴随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和消费结构的持续升级，碳减排的形势将更加严峻。其中，交通运输是石油消费的重点领域，也是 CO2排放量增长的主要来源之一。法国、英国、丹麦等国明确表示2035年前后禁止燃油汽车、燃气汽车上市，荷兰要求最晚2030年实现新售乘用车100%无碳排放，中国海南省也设定2030年禁止燃油汽车在省内上市。中国是世界上新能源汽车产销第一大国，2019年纯电动汽车保有量从2014年的8万辆增加到了310万辆，但年产销量仍只占总量的5%① 。
如此来看，中国碳达峰可期，碳中和尚需更大努力。项目综合报告编写组对中国碳减排的潜力開展了充分评估，认为若中国温升幅度控制在2℃以内，2050年中国会排放39.4亿吨CO2，将超过当前欧盟的排放总量;如果温升幅度不超过1.5℃，2050年中国会有13.3亿吨的CO2净排放量，其中还包括8.8亿吨的碳捕集封存量[8]。国际能源署和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预计中国到2050年可以实现较高的碳捕集封存技术利用水平，可捕集和封存工业20%的CO2排放量②，但从现有实践来看，这种观点似乎过于乐观。碳捕集封存技术高额的实施成本、自身较高的能耗需求以及碳封存风险大等瓶颈，使得其发展较为缓慢，全面推广存在较高难度[14]。可喜的是，随着技术的进步与规模效应的凸显，可再生能源成本呈现持续下降的态势。2005—2018年，中国光伏发电成本已从4元/度下降到0.5元/度，降幅达87.5%。有研究表明，2019年中国风电与光伏相对煤电的平均溢价为26%，但较2010年的100%已然实现大幅下降，预计将于2026年获得相对于煤电的竞争优势③。但实际上，中国已在2018年明确风电、光伏电力平价上网，2020年青海省光伏电力的平均成本为0.22元/千瓦时，如果不考虑能源消纳的因素，光伏发电成本已经低于0.1元/千瓦时。因此，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要推进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以风电、光伏、水电为代表的零碳能源替代传统化石能源，是应对气候变化的必经之路，也是改善大气环境质量和保障公众健康的有效手段。 五、多赢协力净零碳
为实现“2035年前碳达峰，2060年前碳中和”目标，中国面临着以煤炭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和消费升级等诸多挑战。因此，需要因势利导，从零碳能源、零碳模式、供给侧、需求侧、发展格局等方面设计行之有效的政策措施，避免误导误区，多措并举促进生态文明建设，加速中国经济的低碳零碳转型。
（一）实现净零碳的有效措施
1.开发风能、水能以及太阳能等零碳能源，清零化石能源
实现碳中和没有捷径可走，需要从根本上减碳去碳，调整能源结构。通过体制改革、政策引导、资金支持等手段加大新能源项目和新能源基础设施建设，鼓励因地制宜开发零碳能源;促进可再生能源并网消纳，强化落实可再生能源最低保障收购年利用小时数;加强零碳能源创新技术开发，提升发电效率，降低发电成本;推行以效率高、成本低的零碳能源发电企业价格为上网标杆价格，进一步加快可再生能源发电电价退坡速度;全面建设“互联网+”智慧能源，解决零碳能源供应的随机性和间歇性问题，提升电网系统调节能力，增加零碳能源消纳能力;创新交易机制，为企业/机构及个人的可再生能源采购开辟灵活的市场渠道。
2.探索建立多赢繁荣与自给自足并举的零碳经济模式
由于发展的潜力在一定的技术经济条件下趋近于一个常数值，低收入国家发展仍处于较低水平，尚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此时限制其碳排放将会对低收入人群发展权益的实现产生不利影响[6]。因此，就实践模式而言，零碳经济不仅要有助于减缓气候变化，而且要带来经济与社会双重收益，具有可持续性和包容性，从而实现“多赢繁荣”。受制于土地规模小、生产工具落后等因素，农耕文明时代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主要特点，将家庭作为生产生活的基本单位，生产出来的产品主要用来满足自己消费。在后工业化时代，单纯依靠以企业为主体的零碳能源开发路径来实现碳中和目标是需要的，但还要构建集技术、生产、生活于一体的“自给自足”零碳能源综合体，基于“自我创造和自我消耗能源”的生产生活方式开展零碳小镇、零碳社区、零碳企业等示范试点工作[15]，以最大限度地开发零碳能源、提升能源效率。
3.发展零碳产业，生产零碳产品和零碳消费品
深挖供给侧零碳潜力，优化产业结构调整特别是工业内部结构，打造绿色零碳产业体系;充分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加快培育储能设备、纯电动汽车、可再生能源的氢能转换等低碳或零碳产业，以技术占领市场，以市场推进技术研发;从资金、税收、人才、知识产权、项目审批、金融服务等方面支持零碳技术或低碳技术研发，将零碳或低碳技术广泛应用于工业、建筑、交通等领域;充分发挥中国工业体系完备、产业集群全面等优势，夯实产业基础，推动研发、生产、运营向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转型，大幅提升企业创新能力和集约化发展水平，提高能源效率，发展循环经济，实现“用更少的能源做更多的事”;加快促进碳交易和用能权交易的市场机制深度融合[16]，利用市场机制促进节能减排，引领社会投资向低碳绿色产业倾斜。
4.引导低碳零碳生活方式，倒逼生产方式绿色转型
在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背景下，绿色生活方式的培育面临重要契机。在消费侧，要坚持“节能优先”，倡导循环资源利用，充分挖掘需求侧管理和能效提升的潜力;开展多层次、多形式的宣传教育，提高减碳零碳行为的社会参与度，形成低碳绿色发展社会共识;对于低收入群体，要让其更实惠地使用零碳能源，而对于高收入群体，要有责任担当，发挥引领作用;加快完善激励导向的绿色消费制度，如推广纯电动汽车以及风电、太阳能等较为成熟的技术。
5.打造区域协同、能源互补、空间均衡的零碳格局
中国地域辽阔，东部地区人口密度高，经济发展水平高，但不论是化石能源还是一些可再生能源受地域空间制约资源禀赋较差。而中国西南地区山地起伏，水热条件好，生物质能产量高，水能资源丰富;西北地域辽阔，人口密度低，空间充裕，尽管水资源条件差，但是风能、太阳能充裕，具有规模大、成本低的特点。能源的供给要求稳定可靠，风能、太阳能具有间歇性特征，大规模储能随着技术的进步成为可能，但是在当前技术水平下，需要西北的风能、太阳能和西南的大量水能，以及西南和东部的生物质能互补，这就要求区域协同，不仅需要特高压远距离输电，将西部风能、太阳能输送到东部，而且要将东部高耗能低耗水的产业转移到西北。当然，东部沿海离岸发电也有巨大发展潜力。
（二）实现净零碳应规避的误区
在减碳去碳实践中应规避一些认识上的误区，少走弯路。误区之一：控制能源消费总量就是减碳。实际上，我们要控制的是存在污染、高碳排放的化石能源，零碳的可再生能源则多多益善，因此，不是要控制能源消费总量，而是要控制化石能源消费总量。误区之二：清洁煤技术无污染。虽然清洁煤技术可以实现超低排放，但需要消耗更多的电来实现，因而会排放更多的温室气体，在碳排放这一问题上并非清洁能源。误区之三：氢能是清洁能源。这种认识是片面的，当可再生能源电解水制氢时，氢能确实是清洁能源;但采用化石能源制氢时，仍然会产生碳排放。误区之四：碳市场是碳的市场。由于碳是“恶品”，趋向归零，零碳能源所消耗的化石能源为“善品”，需要做大做强，因而碳市场不仅是碳的市场，而且应成为鼓励零碳能源使用的市场，通过市场化手段提高零碳能源的市场竞争力。误区之五：能源安全的基石是石油，煤制油是能源安全的需要。无论从战略安全风险还是成本优势考虑，零碳能源才是最佳方案。误区之六：碳中和必须要大干快上碳捕集封存技术。碳捕集封存技术已存在并发展20余年，目前最低的成本仍是每度电0.3元以上的碳捕集成本，且封存还有溢出的风险，关键是碳捕集封存技术投入多、收益少，相对于低至0.1元每度电的太阳能光伏发电，碳捕集封存技术缺乏竞争优势。误区之七：绿色植物碳汇潜力巨大。尽管森林碳汇会从大气中吸收CO2，但火灾和虫害等自然因素，又会释放出CO2。从数据上看，中国2030年国家自主贡献目标是相对于2005年森林蓄积量增加60亿立方米，每年只有4亿立方米碳汇量，不足8亿吨，相对于每年100亿吨的排放总量，可谓杯水車薪。误区之八：零碳只能是富人的选项，穷人不可能零碳。实际上，在新能源技术大幅降低可再生能源成本的情况下，穷人尤其是农村地区的居民，相对来说有一定的空间，太阳光伏发电价为0.1元/度，按工业和信息化部的规划，中国2025年纯电动汽车的每百公里行驶里程耗电12度以内，收入低的农民可以将光伏发电自用，如果储能成本可控，则农户资金可以成为自给自足的零碳经济单元。当然，富人更需要率先垂范，引领零碳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