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洋务运动”时期存在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三种企业形式。这些类型在洋务运动发展过程中相继转化，并依次占据主导地位。本文主要探讨其中转化的原因，总结发展的规律。
关键词：洋务运动；管办企业；官督商办企业；官商合办企业
从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到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中间经过了35年，这一时期就是所谓“洋务运动”时期。洋务运动既是国内阶级斗争加剧的产物，又是帝国主义侵略势力进一步渗入的产物，也是清朝统治者同汉族地主买办相勾结的产物。基于以上因素我们可以说这是一个反动的，封建的卖国的运动。但是，在这一时期中国建立起了早期的军事工业和相应的民用工业，并组建起海军，从这一角度来说，这是中国封建统治者以及商人买办，迈出了中国资本主义工业化的第一步，是中国近代工业化的发轫，[1]同时也可视为中国经济近代化的开端。[2]它以“富国强兵”为目标，除开展新式外交，军事和教育外，还创办了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新式企业，根据这些企业创办的目的、性质、形式，整个洋务运动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1860—1872年，是建立军事工业的阶段。第二个阶段为1872—1885年，是围绕军事工业而建立其它企业的阶段。第三个阶段则从1885至1894年，是北洋海军成军和建立炼铁厂的阶段。[3]本文所探讨的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这三种在洋务运动时期所建立的企业类型，分别是这三个阶段的产物。从官办企业到官督商办企业再到官商合办企业的转化，表明中国民族资本近代工业体系不断地向官僚买办型发展，并具有相当程度的资本主义性质。这三种企业形式的创办过程，并不是单纯的官僚资本的形成过程，其中还伴随着分化。前人对这一时期企业形式的论述有很多，但大多是就其一种类型单一的探讨其产生、发展及特征，其中关于官办企业及官商合办企业的问题涉及的很少。本文主要是将三种企业形式贯穿起来进行综合的论述，探讨它们为什么要相继转化，是什么原因造成官僚资本的分化。
一、 官办企业向官督商办企业转化原因
(一)官办企业概述
所谓的“官办”企业，是指由清政府筹拨开办经费和常年经费，指派官员负责创办、经营的企业。这种企业形式主要存在于第一个阶段创办军事工业的过程中，在第二个阶段创办的民用企业中虽有官办企业的席位，但是它已经不再占主导地位。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一部分掌握实权的官僚，领略了洋枪样炮的“神奇”作用，毅然开始接受了采西学制洋器的思想，并把它付诸实践。例如，曾国藩在奏议中写到：“购买外洋船炮，为今日救时之第一要务”，并“欲访覃思之士 智巧之匠”，设局试造洋器，思图“目前借其力以助剿该逆，得纾一时之忧，将来师夷智以造船炮，尤可期永远之利”，[4]以解决清政府所面临的内外交困之处境，达到“自强”的目的。恭亲王奕忻耳闻目睹了外国人的船坚炮利，也提出“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以制器为主”“将外洋各种机器火器实力讲求，以期尽窥其中之秘，有事可以御侮，无事可以示威。”[5]在清政府最高统治者的首肯下，在各级官员的支持下，一批军事工业应运而生了。如，江南机器制造局是洋务运动时期规模最大的军事工业，“为各省制造最大之厂”。[6]这些军事企业主要制造洋火药、洋枪炮、铜帽、水雷及各式子弹，有的还兼营炼钢，并能创造简单的机器。虽然这些产品是用于镇压人民，巩固统治者的地位，具有反动性，但从生产力角度来说，在制造过程中，它训练了一批技术人员，制造了一些新的工具和机器。从生产关系说由于价值规律的作用，军火有一部分以商品投入市场，有发展资本主义的可能性，这种经济规律的作用，促使了民用性工业的创办。[7]
(二)转变原因
在洋务运动发展过程中，官办企业有很多弊端不断显露出来。在基于当时国内外形势和洋务运动本身的发展，洋务运动由军事工业转入民用企业，而主要的企业组织形式也由官办转为官督商办。这一转变是由众多原因交织而成的。
首先：官办企业自身存在的问题即内因，这是主要的。1、资金短缺。通过上述我们可知官办企业的经费是用国家经费，国家经费则是强迫农民缴纳各种税得来的。当然，在这里用于创办和经营军事工业的经费，主要是从关税中拨解过来的，此外，还有户部拨款，税利、绅富捐款等项。例如：江南制造局开办费用54.3万两，其中购买机器，购买地建厂，房租及物料开支等50万余两，或是在军需项下拨用，或是向上海和广东藩司领支，仅购买美商旗记铁厂部部分费用由因贪污革究的海关道唐国华等赎罪报效；其经费来源于江海关解部的二成洋税。[8]特别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由于战败的赔款，以及镇压太平天国耗资巨大，清政府财政竭蹶，军用企业的资金拨入就相当困难了，只能用税收填补。此外这些企业生产出的产品直接分配给军队使用，而不是以商品交换的方式，企业内部不讲究经济核算，没有从利润转化来的资本积累，这样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造成资金的短缺。在这种情况下，清政府需要一段新兴的力量为其注入资金，保证生产正常进行。2、企业管理制度极其腐朽。企业机构臃肿，一个工厂就好比一个衙门，里面有大臣、督办、监督等大大小小的官吏，各员司皆亲友世好同乡，紧要公事不仅审批手续烦琐，且相互推委延搁，企业内部的阶级剥削关系，虽已采用雇佣劳动制度，但工人仍受到封建主义的压迫和摧残，人身自由仍受到限制。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企业需要一股新的阶级力量，运用先进的企业管理模式，才能使企业得到发展。3、官吏的腐败，当时清政府贪污成风，贿赂公行，凡是沾了一个“官”字的地方，这种现象一定存在，官办军事企业也不例外。由于官僚们贪污中饱，这些军事工业使“糜费太重”，而如丁日昌等几个主办军事工业的官僚，则没有一个不是因此成为百万富翁的。这真是富了一人穷了一国。4、官员不擅经营。官员不懂得如何经营一个企业，造成了资源、资金的浪费，工业也收不到好的成效。例如：江南制造局“每月出枪不过一百余支”“至大炮则一年或出一尊不等”，“机器不灵，施施过迟，一点钟止能放七八炮”。[9]又如天津机器局开办数年，花钱很多，毫无成绩，连李鸿章自己供认，以这些工业生产的武器装备起来的淮军，“以剿内寇尚属可用，以御外夷实未敢信。”[10]结果兵工厂建了不少，军队所需要的在当时说来是先进武器的后膛枪和铁甲船，还需花钱从外国购进。因此，这时就迫切需要一支专业化的队伍来带领企业走出困境，对企业形式进行改革。
中国商人已具备的经济实力成为转变的又一因素。在中国现代企业产生前，已经出现一些拥有财产达到百万两乃至上千万两白银的巨商，以及为数众多的投资几百两、几千两、几万两的一般商人。他们富及金融业、运输业、商业、手工业、服务业等。例如：从上海棉布业看，专营原件批发的大丰号，店主陈理耕1860年开办时资本仅200两，至1885年病故，已积资金十万之巨。[11]除此之外，可称为巨商的有两淮盐商、广州行商、山西号商、上海沙船主。鸦片战争后广州行商消逝了，而买办商人产生并迅速崛起，跻身巨商行列。这些商人手中掌握了巨额财富，特别是买办商人，他们在与洋行的频繁交易中，学会了资本主义的“生产经”，逐渐脱离了旧式商业的轨道，采用了资本主义一套经营方式，另外，这些买办商人看到机器生产有利可图，产生了投资近代企业的兴趣。这些都为其参与到民用企业的开办提供了先决条件。
根据以上诸多原因，洋务派改变了自己的经营方式，把官办企业转变成为官督商办，扩大洋务运动的范围，有些人并对这一举措寄予很高的希望，认为：“全恃官力，则巨费难筹；兼集商资，则众擎易举。然全归商办，则土棍或至阻挠；兼依官威，则夷役又备需索。必官督商办，各有责成，商招股以兴工，不得有心隐漏；官稽查以征税，亦不得分外诛求，则上下相维，二弊俱去。”[12]这是对官督商办企业的一种理想的说法，但在实施过程中也会出现一些不可避免的问题，导致清政府采取另一种方式官商合办。
二、 官督商办企业向官商合办企业转化的原因
(一)官督商办企业概述
19世纪70年代以后，洋务派创办近代企业活动开始从军事工业扩展到民用工矿交通企业，并且广泛地采用了官督商办的形式。所谓官督商办就是吸收商人资金而由官僚来管理的企业。虽然在通常情况下，开办之初往往有一批官款，但这是必须分年抵换的。所谓官僚管理，就是由政府派来的总办，帮办，坐办和提调等把持一切，大权在握，而股商则根本处于毫无权利的地位。清政府最先创办的官督商办企业是煤矿工业，依次是金属的开采与冶炼工业，纺织工业和其它轻工业。根据当时开办的情况官督商办曾有过两种形式。一种是政府以股份公司的形式吸收私人资本投资开办，在开办之初政府也往往垫拨一批官款，但必须分年摊还，企业的经营由政府大官僚及其委派的总办等直接管理和控制，这是官督商办的基本的普遍的形式。另一种是若干个小矿由私人资本家自行负责经营管理，官方稽查收购产品，不直接参与企业的经营管理，这是官督商办的次要形式。无论是基本形式还是次要形式，其中都包含着官商之间权利的问题，这也是官督商办企业矛盾的所在。正是这些矛盾最终成为官督商办企业形式转化的推动力。
(二)转变原因
首先是官督商办中，官与商之间权利的问题。在前面提到过，之所以采取官督商办，一方面是官需要商的资金，而商则希望在官的庇护下，独立经营，追求更大的利润，于是官与商结合了。在这种企业形式建立之初，官商矛盾并不明显，因为洋务官僚深知，如果不给商股代表也即商总[13]在企业中以领导地位，民间资本就不入股，企业就招募不到资金，自己的目的就会落空；诸如“听该商董自立条议”，“商务应由商任，不能由官任之”的话都是考虑到这种情况讲出来的。[14]在这一时期，商方掌握了经营权，得到了商界的信任，集股比较容易，企业发展的比较顺利，但让商方掌权使企业脱离官方控制独立发展并不是封建官僚的初衷，这只是一个吸引资金的手段而已，到了80年代中后期，官僚的本质目的暴露出来即前面提到的“官总其大纲，”并逐步掠夺了企业的理财权和用人权，使得初期所说“事虽由官发端，一切事由商办”“仿照西法，由股份人工举沪市……熟悉商情者为董事凡有大事，邀请咨商”[15]的动听的承诺成为泡影。而商人遭到排挤后，除出钱外，固无所事事，实处于有义务而无权利的地位。这与商人投股的目的是相悖的。有了被欺骗的感觉之后一部分商人不再关心企业经营状况，一部分人也不再入股，一部分商人则积极向官僚争取权利，希望通过其它企业形式重获权利。
其次，商人在官督商办企业中经济利益受损。1、官权侵占商利。以上我们提到“所有盈亏全归商人，与官无涉”这句话，可在实际当中，如果企业有盈，具有“理财”之权的督办早就把它“理”掉了，剩下的只有亏短，由商人承担填补。2、官方采用利息进行勒索。大多数官督商办企业由于创办之初股本招收不足，往往由政府先垫借一部分官款，或是企业周转因困难时常有政府借垫款项。为了“纾商力”，对这些企业的政府贷款有时采用分年还本，缓付利息的措施，而这些利息率往往很高，这也是官僚剥削商人的一种手段。3、官方采用“报效”手段进行勒索。官督商办企业想要取得优惠，所付出的代价是非常高昂的，在某些情况下是得不偿失的。清政府不会白给企业优惠，都会有所图。“报效”就是各种需所之一。例如：有漕运上的优惠就不能避免军用上的报效。1874年台湾军运。[16]1875年有烟台军运。[17]等，这些军运都是临时征发性质，虽征发单位也给予微薄报酬，但远不敷运输成本。从以上这些我们可以看出商人不但没有获得任何经济利益，受剥削受压迫的地位并没有改变，反而是更直接了。
最后，民族资产阶级的产生。70年代初，买办阶级的中下层是一批与封建权要没有联系，或联系较少的买办化商人组成的一个阶层。这一阶层人数众多，拥有相当数量的资金。在经营近代企业的实践中，他们的经济利益往往遭到大官僚大买办的损害，得不到应有的保障。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他们也经历了一个分化过程，其中有相当一部分转化为形成中的民族资产阶级成员。旧式商人的上层也出现了对新事物具有兴趣的人物，如沙船运输业中的朱其昂，钱庄主出生的经元培，淮北盐商李培松等。他们摆脱旧的经营方法，或亲身经营，或提供资本，投身到兴建近代企业中，成为民族资产阶级的一部分，侨商资本对国内新式企业也有试探和支持，如陈启元、何昆山等，他们或自创企业，或附股官督商办，成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成员。在这一时期，民族资产阶级在历史舞台上还不能成为一支独立的力量，一方面他们希望通过自己的力量发展本国的民族工业，向往资本主义的发展，为他们投放到近代企业中去的资本要求实现增值，另一方面他们又不能割断同封建政权、甚至是帝国资本主义的联系。因此在这一时期，在官督商办企业组织形式中，商人受尽压迫和剥削，但他们仍没有足够的力量从中脱离出来，独自寻求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于是只有寻求官与商的另一种合作方式：官商合办。
三、官商合办发展趋势及总述
(一)官商合办发展趋势
我们在上文中谈到，“官督商办”实际上是洋务派官僚对民族资本的吞并，以至许多商人不敢再与官方合作，很多企业也因此瘫痪。于是在八九十年代之交，出现了“官商合办”形式，这是洋务派与商民之间妥协的产物。一方面，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虽然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洋务派买办官僚的压迫下，仍然在挣扎反抗中缓慢滋长。另一方面，洋务派并不想轻易放弃官权，只是在经费困难或企业破产，受到舆论攻击，不得不向商人让步，才允许官商合办。采用这种形式的企业是由代表清政府利益的官员和商人经过协议，订立合同，各认股份，对企业进行共同管理，按股份比例分配盈利或负担亏损。虽然在官商合办企业中，商人获得了一些权利，但在实际操作中仍受到官的牵制，大多数官商合办企业，规模都很小，经常处于官办或官督商办企业的吞并威胁之下。这些企业在洋务派的压迫下，始终没有什么大的发展。如：贵州制铁厂开始办理还好，到后来就日益变坏，终于一蹶不振。又如：湖北纺纱局筹办以后，由于与商人争夺管理权，洋务派就逼迫商人退股，最后改成官办。[18]因此，这种组织形式只是洋务派官僚利用商人的另一种手段，不为商人所重视，在甲午战争之前，也没有能广泛的推行。甲午战争之后，商人独资的企业迅速发展起来，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
(二)总述
综上所述，从官办到官督商办再到官商合办这一过程，封建官僚始终占主导地位，这些企业只不过是维护封建统治的工具。中国近代企业虽然产生，但套上封建主义的枷锁和帝国主义的阻碍，很难有长足的发展。在这一过程中商人一直处在无权地位，但正是因为商人的参与和对权利的不懈争取，才使得三种形式相继转化，成为洋务运动发展的推动力。这一过程的实现，实际上是官与商矛盾的产物，官需要商的资金，商需要官的庇护，二者才得以结合，但官与商都想掌握经营权，财权，这又使官与商不断斗争、妥协，这才会导致三种企业形式相继出现。不论是官办的军事企业也好，还是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的民用企业，由于以上所说的各种原因，终归是失败了，但它们对抵制帝国主义的过程中还是起到了相当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特别是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给中国注入了一股新兴的力量。此外，一种企业形式被另一种所取代，并不是说就完全消失了，只是不再占据主导地位而已，但还具有延续性、继承性。如，清代的管办企业为北洋军阀政府继承，到国民党统治时期发展成更高形式的官僚资本，新中国经过没收整顿为国有企业。这些企业形式在转化的过程中，也在不断的探索力求得到完善，不论结果如何从一定意义上说推动了这一时期中国经济的发展。
参考文献：
[1]陈国庆编《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研究》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25页
[2]吴承明：《洋务运动与国内市场》 《文史哲》1994年第6期
[3]牟安世 著《洋务运动》上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页
[4]《曾文正公全集.奏稿》传忠书局，1876，41.卷17第6页
[5]宝鋆等编《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中华书局版卷25
[6]《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台北文海出版社1980年版 第77卷第2页
[7]夏东元著《晚清洋务运动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 版第126页
[8]黄逸平著《近代中国经济变迁》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2年 版第253页
[9]张之洞：《张文襄公全集*奏议》
[10]《李文忠公全集》台北文海出版社1980年版卷24
[11]《上海市棉布商业》第25—35页
[12]孙 堂《中国现代工业史资料》下册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1140页
[13]张国辉《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企业》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 第321页
[14]《中国近代早期现代化模式的滥觞—从洋务运动的官商矛盾看中国近代早期两种现代化模式的滥觞》J严立贤
[15]《上海机器织布局招商集股章程》《申报》1880年10月13日—15日转引自《中国近代经济史 1840—1894》下册严中平主编人民出版社 第1493页
[16]《李鸿章全书 朋僚函稿 》台北文海出版社1980年版 卷14 第9—10页
[17]《上海机器织布局招商集股章程》《申报》1880年10月13日—15日转引自《中国近代经济史 1840—1894》下册严中平主编人民出版社 第1494页
[18]牟安世 著《洋务运动》 上海人民出版社1960年 版第160页
关键词：洋务运动；管办企业；官督商办企业；官商合办企业
从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到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中间经过了35年，这一时期就是所谓“洋务运动”时期。洋务运动既是国内阶级斗争加剧的产物，又是帝国主义侵略势力进一步渗入的产物，也是清朝统治者同汉族地主买办相勾结的产物。基于以上因素我们可以说这是一个反动的，封建的卖国的运动。但是，在这一时期中国建立起了早期的军事工业和相应的民用工业，并组建起海军，从这一角度来说，这是中国封建统治者以及商人买办，迈出了中国资本主义工业化的第一步，是中国近代工业化的发轫，[1]同时也可视为中国经济近代化的开端。[2]它以“富国强兵”为目标，除开展新式外交，军事和教育外，还创办了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新式企业，根据这些企业创办的目的、性质、形式，整个洋务运动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1860—1872年，是建立军事工业的阶段。第二个阶段为1872—1885年，是围绕军事工业而建立其它企业的阶段。第三个阶段则从1885至1894年，是北洋海军成军和建立炼铁厂的阶段。[3]本文所探讨的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这三种在洋务运动时期所建立的企业类型，分别是这三个阶段的产物。从官办企业到官督商办企业再到官商合办企业的转化，表明中国民族资本近代工业体系不断地向官僚买办型发展，并具有相当程度的资本主义性质。这三种企业形式的创办过程，并不是单纯的官僚资本的形成过程，其中还伴随着分化。前人对这一时期企业形式的论述有很多，但大多是就其一种类型单一的探讨其产生、发展及特征，其中关于官办企业及官商合办企业的问题涉及的很少。本文主要是将三种企业形式贯穿起来进行综合的论述，探讨它们为什么要相继转化，是什么原因造成官僚资本的分化。
一、 官办企业向官督商办企业转化原因
(一)官办企业概述
所谓的“官办”企业，是指由清政府筹拨开办经费和常年经费，指派官员负责创办、经营的企业。这种企业形式主要存在于第一个阶段创办军事工业的过程中，在第二个阶段创办的民用企业中虽有官办企业的席位，但是它已经不再占主导地位。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一部分掌握实权的官僚，领略了洋枪样炮的“神奇”作用，毅然开始接受了采西学制洋器的思想，并把它付诸实践。例如，曾国藩在奏议中写到：“购买外洋船炮，为今日救时之第一要务”，并“欲访覃思之士 智巧之匠”，设局试造洋器，思图“目前借其力以助剿该逆，得纾一时之忧，将来师夷智以造船炮，尤可期永远之利”，[4]以解决清政府所面临的内外交困之处境，达到“自强”的目的。恭亲王奕忻耳闻目睹了外国人的船坚炮利，也提出“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以制器为主”“将外洋各种机器火器实力讲求，以期尽窥其中之秘，有事可以御侮，无事可以示威。”[5]在清政府最高统治者的首肯下，在各级官员的支持下，一批军事工业应运而生了。如，江南机器制造局是洋务运动时期规模最大的军事工业，“为各省制造最大之厂”。[6]这些军事企业主要制造洋火药、洋枪炮、铜帽、水雷及各式子弹，有的还兼营炼钢，并能创造简单的机器。虽然这些产品是用于镇压人民，巩固统治者的地位，具有反动性，但从生产力角度来说，在制造过程中，它训练了一批技术人员，制造了一些新的工具和机器。从生产关系说由于价值规律的作用，军火有一部分以商品投入市场，有发展资本主义的可能性，这种经济规律的作用，促使了民用性工业的创办。[7]
(二)转变原因
在洋务运动发展过程中，官办企业有很多弊端不断显露出来。在基于当时国内外形势和洋务运动本身的发展，洋务运动由军事工业转入民用企业，而主要的企业组织形式也由官办转为官督商办。这一转变是由众多原因交织而成的。
首先：官办企业自身存在的问题即内因，这是主要的。1、资金短缺。通过上述我们可知官办企业的经费是用国家经费，国家经费则是强迫农民缴纳各种税得来的。当然，在这里用于创办和经营军事工业的经费，主要是从关税中拨解过来的，此外，还有户部拨款，税利、绅富捐款等项。例如：江南制造局开办费用54.3万两，其中购买机器，购买地建厂，房租及物料开支等50万余两，或是在军需项下拨用，或是向上海和广东藩司领支，仅购买美商旗记铁厂部部分费用由因贪污革究的海关道唐国华等赎罪报效；其经费来源于江海关解部的二成洋税。[8]特别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由于战败的赔款，以及镇压太平天国耗资巨大，清政府财政竭蹶，军用企业的资金拨入就相当困难了，只能用税收填补。此外这些企业生产出的产品直接分配给军队使用，而不是以商品交换的方式，企业内部不讲究经济核算，没有从利润转化来的资本积累，这样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造成资金的短缺。在这种情况下，清政府需要一段新兴的力量为其注入资金，保证生产正常进行。2、企业管理制度极其腐朽。企业机构臃肿，一个工厂就好比一个衙门，里面有大臣、督办、监督等大大小小的官吏，各员司皆亲友世好同乡，紧要公事不仅审批手续烦琐，且相互推委延搁，企业内部的阶级剥削关系，虽已采用雇佣劳动制度，但工人仍受到封建主义的压迫和摧残，人身自由仍受到限制。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企业需要一股新的阶级力量，运用先进的企业管理模式，才能使企业得到发展。3、官吏的腐败，当时清政府贪污成风，贿赂公行，凡是沾了一个“官”字的地方，这种现象一定存在，官办军事企业也不例外。由于官僚们贪污中饱，这些军事工业使“糜费太重”，而如丁日昌等几个主办军事工业的官僚，则没有一个不是因此成为百万富翁的。这真是富了一人穷了一国。4、官员不擅经营。官员不懂得如何经营一个企业，造成了资源、资金的浪费，工业也收不到好的成效。例如：江南制造局“每月出枪不过一百余支”“至大炮则一年或出一尊不等”，“机器不灵，施施过迟，一点钟止能放七八炮”。[9]又如天津机器局开办数年，花钱很多，毫无成绩，连李鸿章自己供认，以这些工业生产的武器装备起来的淮军，“以剿内寇尚属可用，以御外夷实未敢信。”[10]结果兵工厂建了不少，军队所需要的在当时说来是先进武器的后膛枪和铁甲船，还需花钱从外国购进。因此，这时就迫切需要一支专业化的队伍来带领企业走出困境，对企业形式进行改革。
中国商人已具备的经济实力成为转变的又一因素。在中国现代企业产生前，已经出现一些拥有财产达到百万两乃至上千万两白银的巨商，以及为数众多的投资几百两、几千两、几万两的一般商人。他们富及金融业、运输业、商业、手工业、服务业等。例如：从上海棉布业看，专营原件批发的大丰号，店主陈理耕1860年开办时资本仅200两，至1885年病故，已积资金十万之巨。[11]除此之外，可称为巨商的有两淮盐商、广州行商、山西号商、上海沙船主。鸦片战争后广州行商消逝了，而买办商人产生并迅速崛起，跻身巨商行列。这些商人手中掌握了巨额财富，特别是买办商人，他们在与洋行的频繁交易中，学会了资本主义的“生产经”，逐渐脱离了旧式商业的轨道，采用了资本主义一套经营方式，另外，这些买办商人看到机器生产有利可图，产生了投资近代企业的兴趣。这些都为其参与到民用企业的开办提供了先决条件。
根据以上诸多原因，洋务派改变了自己的经营方式，把官办企业转变成为官督商办，扩大洋务运动的范围，有些人并对这一举措寄予很高的希望，认为：“全恃官力，则巨费难筹；兼集商资，则众擎易举。然全归商办，则土棍或至阻挠；兼依官威，则夷役又备需索。必官督商办，各有责成，商招股以兴工，不得有心隐漏；官稽查以征税，亦不得分外诛求，则上下相维，二弊俱去。”[12]这是对官督商办企业的一种理想的说法，但在实施过程中也会出现一些不可避免的问题，导致清政府采取另一种方式官商合办。
二、 官督商办企业向官商合办企业转化的原因
(一)官督商办企业概述
19世纪70年代以后，洋务派创办近代企业活动开始从军事工业扩展到民用工矿交通企业，并且广泛地采用了官督商办的形式。所谓官督商办就是吸收商人资金而由官僚来管理的企业。虽然在通常情况下，开办之初往往有一批官款，但这是必须分年抵换的。所谓官僚管理，就是由政府派来的总办，帮办，坐办和提调等把持一切，大权在握，而股商则根本处于毫无权利的地位。清政府最先创办的官督商办企业是煤矿工业，依次是金属的开采与冶炼工业，纺织工业和其它轻工业。根据当时开办的情况官督商办曾有过两种形式。一种是政府以股份公司的形式吸收私人资本投资开办，在开办之初政府也往往垫拨一批官款，但必须分年摊还，企业的经营由政府大官僚及其委派的总办等直接管理和控制，这是官督商办的基本的普遍的形式。另一种是若干个小矿由私人资本家自行负责经营管理，官方稽查收购产品，不直接参与企业的经营管理，这是官督商办的次要形式。无论是基本形式还是次要形式，其中都包含着官商之间权利的问题，这也是官督商办企业矛盾的所在。正是这些矛盾最终成为官督商办企业形式转化的推动力。
(二)转变原因
首先是官督商办中，官与商之间权利的问题。在前面提到过，之所以采取官督商办，一方面是官需要商的资金，而商则希望在官的庇护下，独立经营，追求更大的利润，于是官与商结合了。在这种企业形式建立之初，官商矛盾并不明显，因为洋务官僚深知，如果不给商股代表也即商总[13]在企业中以领导地位，民间资本就不入股，企业就招募不到资金，自己的目的就会落空；诸如“听该商董自立条议”，“商务应由商任，不能由官任之”的话都是考虑到这种情况讲出来的。[14]在这一时期，商方掌握了经营权，得到了商界的信任，集股比较容易，企业发展的比较顺利，但让商方掌权使企业脱离官方控制独立发展并不是封建官僚的初衷，这只是一个吸引资金的手段而已，到了80年代中后期，官僚的本质目的暴露出来即前面提到的“官总其大纲，”并逐步掠夺了企业的理财权和用人权，使得初期所说“事虽由官发端，一切事由商办”“仿照西法，由股份人工举沪市……熟悉商情者为董事凡有大事，邀请咨商”[15]的动听的承诺成为泡影。而商人遭到排挤后，除出钱外，固无所事事，实处于有义务而无权利的地位。这与商人投股的目的是相悖的。有了被欺骗的感觉之后一部分商人不再关心企业经营状况，一部分人也不再入股，一部分商人则积极向官僚争取权利，希望通过其它企业形式重获权利。
其次，商人在官督商办企业中经济利益受损。1、官权侵占商利。以上我们提到“所有盈亏全归商人，与官无涉”这句话，可在实际当中，如果企业有盈，具有“理财”之权的督办早就把它“理”掉了，剩下的只有亏短，由商人承担填补。2、官方采用利息进行勒索。大多数官督商办企业由于创办之初股本招收不足，往往由政府先垫借一部分官款，或是企业周转因困难时常有政府借垫款项。为了“纾商力”，对这些企业的政府贷款有时采用分年还本，缓付利息的措施，而这些利息率往往很高，这也是官僚剥削商人的一种手段。3、官方采用“报效”手段进行勒索。官督商办企业想要取得优惠，所付出的代价是非常高昂的，在某些情况下是得不偿失的。清政府不会白给企业优惠，都会有所图。“报效”就是各种需所之一。例如：有漕运上的优惠就不能避免军用上的报效。1874年台湾军运。[16]1875年有烟台军运。[17]等，这些军运都是临时征发性质，虽征发单位也给予微薄报酬，但远不敷运输成本。从以上这些我们可以看出商人不但没有获得任何经济利益，受剥削受压迫的地位并没有改变，反而是更直接了。
最后，民族资产阶级的产生。70年代初，买办阶级的中下层是一批与封建权要没有联系，或联系较少的买办化商人组成的一个阶层。这一阶层人数众多，拥有相当数量的资金。在经营近代企业的实践中，他们的经济利益往往遭到大官僚大买办的损害，得不到应有的保障。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他们也经历了一个分化过程，其中有相当一部分转化为形成中的民族资产阶级成员。旧式商人的上层也出现了对新事物具有兴趣的人物，如沙船运输业中的朱其昂，钱庄主出生的经元培，淮北盐商李培松等。他们摆脱旧的经营方法，或亲身经营，或提供资本，投身到兴建近代企业中，成为民族资产阶级的一部分，侨商资本对国内新式企业也有试探和支持，如陈启元、何昆山等，他们或自创企业，或附股官督商办，成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成员。在这一时期，民族资产阶级在历史舞台上还不能成为一支独立的力量，一方面他们希望通过自己的力量发展本国的民族工业，向往资本主义的发展，为他们投放到近代企业中去的资本要求实现增值，另一方面他们又不能割断同封建政权、甚至是帝国资本主义的联系。因此在这一时期，在官督商办企业组织形式中，商人受尽压迫和剥削，但他们仍没有足够的力量从中脱离出来，独自寻求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于是只有寻求官与商的另一种合作方式：官商合办。
三、官商合办发展趋势及总述
(一)官商合办发展趋势
我们在上文中谈到，“官督商办”实际上是洋务派官僚对民族资本的吞并，以至许多商人不敢再与官方合作，很多企业也因此瘫痪。于是在八九十年代之交，出现了“官商合办”形式，这是洋务派与商民之间妥协的产物。一方面，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虽然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洋务派买办官僚的压迫下，仍然在挣扎反抗中缓慢滋长。另一方面，洋务派并不想轻易放弃官权，只是在经费困难或企业破产，受到舆论攻击，不得不向商人让步，才允许官商合办。采用这种形式的企业是由代表清政府利益的官员和商人经过协议，订立合同，各认股份，对企业进行共同管理，按股份比例分配盈利或负担亏损。虽然在官商合办企业中，商人获得了一些权利，但在实际操作中仍受到官的牵制，大多数官商合办企业，规模都很小，经常处于官办或官督商办企业的吞并威胁之下。这些企业在洋务派的压迫下，始终没有什么大的发展。如：贵州制铁厂开始办理还好，到后来就日益变坏，终于一蹶不振。又如：湖北纺纱局筹办以后，由于与商人争夺管理权，洋务派就逼迫商人退股，最后改成官办。[18]因此，这种组织形式只是洋务派官僚利用商人的另一种手段，不为商人所重视，在甲午战争之前，也没有能广泛的推行。甲午战争之后，商人独资的企业迅速发展起来，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
(二)总述
综上所述，从官办到官督商办再到官商合办这一过程，封建官僚始终占主导地位，这些企业只不过是维护封建统治的工具。中国近代企业虽然产生，但套上封建主义的枷锁和帝国主义的阻碍，很难有长足的发展。在这一过程中商人一直处在无权地位，但正是因为商人的参与和对权利的不懈争取，才使得三种形式相继转化，成为洋务运动发展的推动力。这一过程的实现，实际上是官与商矛盾的产物，官需要商的资金，商需要官的庇护，二者才得以结合，但官与商都想掌握经营权，财权，这又使官与商不断斗争、妥协，这才会导致三种企业形式相继出现。不论是官办的军事企业也好，还是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的民用企业，由于以上所说的各种原因，终归是失败了，但它们对抵制帝国主义的过程中还是起到了相当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特别是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给中国注入了一股新兴的力量。此外，一种企业形式被另一种所取代，并不是说就完全消失了，只是不再占据主导地位而已，但还具有延续性、继承性。如，清代的管办企业为北洋军阀政府继承，到国民党统治时期发展成更高形式的官僚资本，新中国经过没收整顿为国有企业。这些企业形式在转化的过程中，也在不断的探索力求得到完善，不论结果如何从一定意义上说推动了这一时期中国经济的发展。
参考文献：
[1]陈国庆编《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研究》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25页
[2]吴承明：《洋务运动与国内市场》 《文史哲》1994年第6期
[3]牟安世 著《洋务运动》上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页
[4]《曾文正公全集.奏稿》传忠书局，1876，41.卷17第6页
[5]宝鋆等编《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中华书局版卷25
[6]《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台北文海出版社1980年版 第77卷第2页
[7]夏东元著《晚清洋务运动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 版第126页
[8]黄逸平著《近代中国经济变迁》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2年 版第253页
[9]张之洞：《张文襄公全集*奏议》
[10]《李文忠公全集》台北文海出版社1980年版卷24
[11]《上海市棉布商业》第25—35页
[12]孙 堂《中国现代工业史资料》下册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1140页
[13]张国辉《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企业》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 第321页
[14]《中国近代早期现代化模式的滥觞—从洋务运动的官商矛盾看中国近代早期两种现代化模式的滥觞》J严立贤
[15]《上海机器织布局招商集股章程》《申报》1880年10月13日—15日转引自《中国近代经济史 1840—1894》下册严中平主编人民出版社 第1493页
[16]《李鸿章全书 朋僚函稿 》台北文海出版社1980年版 卷14 第9—10页
[17]《上海机器织布局招商集股章程》《申报》1880年10月13日—15日转引自《中国近代经济史 1840—1894》下册严中平主编人民出版社 第1494页
[18]牟安世 著《洋务运动》 上海人民出版社1960年 版第16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