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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市井文学的先驱柳永，是一个试图以自然天性突破理学束缚的“浪子词人”。尽管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柳永的要求实际上是不可能实现，但作为普通文人情感欲望的集大成者，柳永代表着反抗制约者的美学观念和审美理想。他以自己特立独行的方式践行着一位词作家所应津津乐道的事业，他在反抗理学制约时的悲剧心理和自我理性的缺失的表现，在宋代乃至整个封建社会后期的美学思想潮流中，无疑具有更为重要的典型意义。
关键词：市井；柳永；美学
一、文人阶层的弃子
柳永（987—1053），原名三變，后改名永，字耆卿，排行七，又名“柳七”，崇安（福建崇安）人，在那里，柳永度过了他的少年时代。柳永的家庭是个非常注意儒家道德的仕宦之家，柳崇之五世祖柳奥随叔父柳冕至福建任福州司马，后又改官建州，遂定居于此。至于柳永的父亲柳宜以及五位叔父则都曾做过官，柳宜为官期间，正是“太平日久，人物繁阜”之时。柳永有兄弟二人，长兄柳三复、次兄柳三接也都有科举功名，侄、子也都中过进士做过官。作为仕宦之家的后代，从小就受到“学而优则”思想的影响，希望能同他的先人一样入朝为官。他曾在《劝学文》中写道？：“学则庶人之子为公卿，不学则公卿之子为庶人”。为此志向柳永分别于天禧三年（1019年）、仁宗天圣二年（1024年）、天圣五年（1027年）三次参加科举考试。初次考试，这位青年才俊极其自负，认为“临轩亲试，对咫尺天颜，定然魁甲登高第”（《长寿乐》）。但是事实却无情地打击了他。
柳永是一个极具浪漫性格和音乐天赋的人。屡试不第的柳永苦闷至极写《鹤冲天》，就是这首词铸就了他一生的辛酸，《鹤冲天》中有“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句。柳三变又一次参加考试，好不容易过五关斩六将来到皇帝跟前，只等皇帝朱笔圈点放榜，谁知宋仁宗看见“柳三变”龙颜大怒：“词人好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且填词去”。将名字抹去。柳永遂被逐出官场。统治者不可能让一个与封建正统思想背驰的人入主官场。吴曾在《能改斋温录》巻十六记载：“仁宗留意儒雅，务本向道？，深斥浮艳虚藻之文。”柳三变进阶仕途无望从此半解嘲的自称“奉旨填词”。被除名的柳三变咽泪装欢，玩世不恭的扛着“奉旨填词”御批招牌，从此浪迹江湖。
柳永也曾做过一些小官，景祐元年（1034年）他用柳永之名参加科考而及第，始授睦州团练推官。此后又相继做过泗州判官，余杭县令等职。也都受到阻挠未予进阶。
然而，仁宗当政期间，正当宋代美学思潮勃兴阶段，美学领域内有一大批勇于开拓创新的先驱人物，在仁宗时期初露头角。但这位以“恭俭仁恕”载入史册的太平天子，惟独对柳三变不肯宽容，深究其因，主要统治阶级的审美标准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宋代程朱理学无时无刻不在制约着统治者的审美心理，促使其向符合理学规范的方向发展。然而仁宗在宫中饮宴畅欢时何尝不喜欢柳三变的通俗曲词，但是一旦柳三变想进入仕途，参与经国之大业，这位皇帝马上龙颜大怒，非但贬斥柳七，连柳七的曲词也不要听了。不幸的柳永！他放不下自己驾轻就熟、乐此不疲的通俗曲词的创作，又摆脱不掉封建文人士子共有的对功名的热望，终生沉溺在这一南辕北辙的矛盾中不能自拔。
二、市民阶层的宠儿
浪子词人是柳永平生最真实、快意的角色。柳永作为浪子词人最突出的特征，不仅是他的才艺，更是他“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鹤冲天》）。他有放荡不羁的性格，“风流逡迈”的气质“善为歌辞”的才华，“好为淫冶讴歌之曲”的情趣爱好。将功名与享乐相对立，惊世骇俗的边缘化人生取向。这种人生取向是统治者所不能容忍的、是对士大夫主流文人价值取向的解构和挑战，是对士大夫群体文化身份的颠覆。在强大的封建意识面前，柳永产生了抗争性的自我意识，这种与生俱来的性格原本深藏在他的身躯里，一旦遇上适合的环境必将爆发。柳永的一生都在烟花柳巷里亲热唱和，歌妓不仅是他才艺的知音，还是他被主流生活遗弃和价值取向受挫时的红颜知己。他的大部分词都诞生在笙歌艳舞、锦榻绣被之中。他描写歌妓的才华及处境，赞美她们的才艺，倾诉他们的痛苦。当时歌妓们的心声是：“不愿君王召，愿得柳七叫；不愿千黄金，愿得柳七心；不愿神仙见，愿识柳七面”。
就其社会地位和文化修养来看，柳永均处在士大夫与市民阶层这两大圈子“相切的位置之中。例如，一方面他的文化身份是“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但在社会身份上，他则屡败屡试，直至更名才中举；再如，在文化身份上，他认为“晚年光阴能几许？这巧宦、不须多取” （《思归乐》），但在实际生活中，他又为了进阶不断拜谒权贵。正是这种多元化交叉错位，使柳永的歌词得以打破不同阶层文化的壁垒，他的人生理想在传统的功成名就之外，不可避免的加载着对世俗的追求：“镇相随，莫抛躲，针线闲拈伴伊坐”《定风波》；他的才华不在等待“卖与帝王家”。功名场上的失利让他无限伤感，但他的内心始终坚持着对市井生活炙热的情感投入：“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蝶恋花》）。
三、商业文化的潜在影响
我国古代特殊的经济形式从一开始就决定了市井文化终将处在被主流文化（农本文化）所包容、改造的境遇之中。商业文化的潜在作用依然影响着文人词的创作。具体而言，一是在词的内容上以表现个人生活和情感为主。二是商业文化的运行机制、商业文化的传播方式在更深的层次上影响了宋词的创作者、接受者以物质力量直接刺激词向着顺应自己文化消费需求的方向发展。柳永就应时代要求为词坛提供了一种既迫切需要、又切实可行的新的文学样式，开创了词在形式方面的新领域。
（一）散发着浓郁生活气息和人文气息的俗文化倾向——歌妓词
比起前代诗文中所表现的士大夫文人的爱情意识而言，柳词中的爱情意识就格外奔放，格外袒露，也更加带有平等和普遍的意味。
他极力描写歌妓的生活及处境，赞美她们的貌美才艺，倾诉她们苦楚。他力求通过自己的词，让世人能更多的了解歌妓的生活及境遇。于是，华丽的诗句从笔端倾泻而出，抗争的思想从诗句中奔涌而现。“英英妙舞腰肢软，章台柳，昭阳燕……乍入霓赏促遍……慢垂霞袖急趋莲步，进退奇容千变”。“心娘自小能歌舞，举意动容皆济楚”（《少年三》）。柳永不仅赞美了她们的绝伦舞资，而且对她们的高傲心性表示高度赞扬，字字句句洋溢着词人对歌妓的尊重及爱慕之情。 柳永对歌妓的爱是真挚热烈的。如他的《雨霖铃》就是与歌妓恋人惜别时所写，“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在萧瑟的秋风中，传来阵阵寒蝉凄冷嘶叫的声音。这番凄冷的离愁别绪不是虚情假意能够作出。
这样歌妓便成了柳永词传播者的一部分，不仅市井里巷处处歌之，王孙贵族的府邸也出现柳永词的踪影。就连皇帝业爱读柳永之词。一时间柳永成为市井坊巷的半职业歌词作者。
（二）慢词长调的词作及以赋为词
柳永在大容量、慢节奏的长调中，以酣畅淋漓的描写，表现他对城市生活的沉迷向往。同时，他把赋体笔法引入到词的创作中，使词的层次结构井井有条，使描写场面宏大而生动。同时，他还善于把叙事、写景、抒情融为一体。铸成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为词坛提供了一种既迫切需要、又切实可行的新文学样式。在《乐章集》两百余首词中， 慢词占十之七八。数量之多大大超越前人所作慢词的总和，柳永的以赋为词， 在慢词发展史上具有开山的意义。
四、结语
北宋李之仪曾说，唐五代作词“大抵以《花间集》中所载为宗，然多小阕。至柳耆卿始铺叙展衍，备足无余，形容盛名，千载如逢当时”。其笔下也自然留住了那个时代的都市风情。
在北宋词人中，柳永的遭遇成为北宋时期极富典型性的文学现象——他是市民阶层的宠儿，又是文人阶层的弃子；他热烈的歌颂世俗生活，又不自觉地回归文人理想；他的一生是备受欢迎的一生，又是饱含凄凉的一生。人生的坎坷失意，率真的性情，以及他的博学多才、洒脱不羁成就了柳永在婉约词坛享誉甚高的地位。对于柳永，市井文化已不再作为外在文化力量影响他的人生选择和创作思想，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已成为他生活的支点，他赖此而维持生计，他也赖此而获得了价值肯定。
【参考文献】
[1]史仲文.两宋词史[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5
[2]孙望，常国武.宋代文学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
[3]张莹.试论柳永都市风情词的创作成因[J].时代文学，2006（01）
[4]曾大兴.柳永都市风情词的历史价值与民俗价值[J].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2003（04）
[5]胡春玲.词的都市化——论柳永城市詞[J].殷都学刊，2002（01）
[6]唐圭璋.柳永事迹新证[J].文学研究，1957（03）
市井文学的先驱柳永，是一个试图以自然天性突破理学束缚的“浪子词人”。尽管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柳永的要求实际上是不可能实现，但作为普通文人情感欲望的集大成者，柳永代表着反抗制约者的美学观念和审美理想。他以自己特立独行的方式践行着一位词作家所应津津乐道的事业，他在反抗理学制约时的悲剧心理和自我理性的缺失的表现，在宋代乃至整个封建社会后期的美学思想潮流中，无疑具有更为重要的典型意义。
关键词：市井；柳永；美学
一、文人阶层的弃子
柳永（987—1053），原名三變，后改名永，字耆卿，排行七，又名“柳七”，崇安（福建崇安）人，在那里，柳永度过了他的少年时代。柳永的家庭是个非常注意儒家道德的仕宦之家，柳崇之五世祖柳奥随叔父柳冕至福建任福州司马，后又改官建州，遂定居于此。至于柳永的父亲柳宜以及五位叔父则都曾做过官，柳宜为官期间，正是“太平日久，人物繁阜”之时。柳永有兄弟二人，长兄柳三复、次兄柳三接也都有科举功名，侄、子也都中过进士做过官。作为仕宦之家的后代，从小就受到“学而优则”思想的影响，希望能同他的先人一样入朝为官。他曾在《劝学文》中写道？：“学则庶人之子为公卿，不学则公卿之子为庶人”。为此志向柳永分别于天禧三年（1019年）、仁宗天圣二年（1024年）、天圣五年（1027年）三次参加科举考试。初次考试，这位青年才俊极其自负，认为“临轩亲试，对咫尺天颜，定然魁甲登高第”（《长寿乐》）。但是事实却无情地打击了他。
柳永是一个极具浪漫性格和音乐天赋的人。屡试不第的柳永苦闷至极写《鹤冲天》，就是这首词铸就了他一生的辛酸，《鹤冲天》中有“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句。柳三变又一次参加考试，好不容易过五关斩六将来到皇帝跟前，只等皇帝朱笔圈点放榜，谁知宋仁宗看见“柳三变”龙颜大怒：“词人好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且填词去”。将名字抹去。柳永遂被逐出官场。统治者不可能让一个与封建正统思想背驰的人入主官场。吴曾在《能改斋温录》巻十六记载：“仁宗留意儒雅，务本向道？，深斥浮艳虚藻之文。”柳三变进阶仕途无望从此半解嘲的自称“奉旨填词”。被除名的柳三变咽泪装欢，玩世不恭的扛着“奉旨填词”御批招牌，从此浪迹江湖。
柳永也曾做过一些小官，景祐元年（1034年）他用柳永之名参加科考而及第，始授睦州团练推官。此后又相继做过泗州判官，余杭县令等职。也都受到阻挠未予进阶。
然而，仁宗当政期间，正当宋代美学思潮勃兴阶段，美学领域内有一大批勇于开拓创新的先驱人物，在仁宗时期初露头角。但这位以“恭俭仁恕”载入史册的太平天子，惟独对柳三变不肯宽容，深究其因，主要统治阶级的审美标准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宋代程朱理学无时无刻不在制约着统治者的审美心理，促使其向符合理学规范的方向发展。然而仁宗在宫中饮宴畅欢时何尝不喜欢柳三变的通俗曲词，但是一旦柳三变想进入仕途，参与经国之大业，这位皇帝马上龙颜大怒，非但贬斥柳七，连柳七的曲词也不要听了。不幸的柳永！他放不下自己驾轻就熟、乐此不疲的通俗曲词的创作，又摆脱不掉封建文人士子共有的对功名的热望，终生沉溺在这一南辕北辙的矛盾中不能自拔。
二、市民阶层的宠儿
浪子词人是柳永平生最真实、快意的角色。柳永作为浪子词人最突出的特征，不仅是他的才艺，更是他“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鹤冲天》）。他有放荡不羁的性格，“风流逡迈”的气质“善为歌辞”的才华，“好为淫冶讴歌之曲”的情趣爱好。将功名与享乐相对立，惊世骇俗的边缘化人生取向。这种人生取向是统治者所不能容忍的、是对士大夫主流文人价值取向的解构和挑战，是对士大夫群体文化身份的颠覆。在强大的封建意识面前，柳永产生了抗争性的自我意识，这种与生俱来的性格原本深藏在他的身躯里，一旦遇上适合的环境必将爆发。柳永的一生都在烟花柳巷里亲热唱和，歌妓不仅是他才艺的知音，还是他被主流生活遗弃和价值取向受挫时的红颜知己。他的大部分词都诞生在笙歌艳舞、锦榻绣被之中。他描写歌妓的才华及处境，赞美她们的才艺，倾诉他们的痛苦。当时歌妓们的心声是：“不愿君王召，愿得柳七叫；不愿千黄金，愿得柳七心；不愿神仙见，愿识柳七面”。
就其社会地位和文化修养来看，柳永均处在士大夫与市民阶层这两大圈子“相切的位置之中。例如，一方面他的文化身份是“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但在社会身份上，他则屡败屡试，直至更名才中举；再如，在文化身份上，他认为“晚年光阴能几许？这巧宦、不须多取” （《思归乐》），但在实际生活中，他又为了进阶不断拜谒权贵。正是这种多元化交叉错位，使柳永的歌词得以打破不同阶层文化的壁垒，他的人生理想在传统的功成名就之外，不可避免的加载着对世俗的追求：“镇相随，莫抛躲，针线闲拈伴伊坐”《定风波》；他的才华不在等待“卖与帝王家”。功名场上的失利让他无限伤感，但他的内心始终坚持着对市井生活炙热的情感投入：“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蝶恋花》）。
三、商业文化的潜在影响
我国古代特殊的经济形式从一开始就决定了市井文化终将处在被主流文化（农本文化）所包容、改造的境遇之中。商业文化的潜在作用依然影响着文人词的创作。具体而言，一是在词的内容上以表现个人生活和情感为主。二是商业文化的运行机制、商业文化的传播方式在更深的层次上影响了宋词的创作者、接受者以物质力量直接刺激词向着顺应自己文化消费需求的方向发展。柳永就应时代要求为词坛提供了一种既迫切需要、又切实可行的新的文学样式，开创了词在形式方面的新领域。
（一）散发着浓郁生活气息和人文气息的俗文化倾向——歌妓词
比起前代诗文中所表现的士大夫文人的爱情意识而言，柳词中的爱情意识就格外奔放，格外袒露，也更加带有平等和普遍的意味。
他极力描写歌妓的生活及处境，赞美她们的貌美才艺，倾诉她们苦楚。他力求通过自己的词，让世人能更多的了解歌妓的生活及境遇。于是，华丽的诗句从笔端倾泻而出，抗争的思想从诗句中奔涌而现。“英英妙舞腰肢软，章台柳，昭阳燕……乍入霓赏促遍……慢垂霞袖急趋莲步，进退奇容千变”。“心娘自小能歌舞，举意动容皆济楚”（《少年三》）。柳永不仅赞美了她们的绝伦舞资，而且对她们的高傲心性表示高度赞扬，字字句句洋溢着词人对歌妓的尊重及爱慕之情。 柳永对歌妓的爱是真挚热烈的。如他的《雨霖铃》就是与歌妓恋人惜别时所写，“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在萧瑟的秋风中，传来阵阵寒蝉凄冷嘶叫的声音。这番凄冷的离愁别绪不是虚情假意能够作出。
这样歌妓便成了柳永词传播者的一部分，不仅市井里巷处处歌之，王孙贵族的府邸也出现柳永词的踪影。就连皇帝业爱读柳永之词。一时间柳永成为市井坊巷的半职业歌词作者。
（二）慢词长调的词作及以赋为词
柳永在大容量、慢节奏的长调中，以酣畅淋漓的描写，表现他对城市生活的沉迷向往。同时，他把赋体笔法引入到词的创作中，使词的层次结构井井有条，使描写场面宏大而生动。同时，他还善于把叙事、写景、抒情融为一体。铸成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为词坛提供了一种既迫切需要、又切实可行的新文学样式。在《乐章集》两百余首词中， 慢词占十之七八。数量之多大大超越前人所作慢词的总和，柳永的以赋为词， 在慢词发展史上具有开山的意义。
四、结语
北宋李之仪曾说，唐五代作词“大抵以《花间集》中所载为宗，然多小阕。至柳耆卿始铺叙展衍，备足无余，形容盛名，千载如逢当时”。其笔下也自然留住了那个时代的都市风情。
在北宋词人中，柳永的遭遇成为北宋时期极富典型性的文学现象——他是市民阶层的宠儿，又是文人阶层的弃子；他热烈的歌颂世俗生活，又不自觉地回归文人理想；他的一生是备受欢迎的一生，又是饱含凄凉的一生。人生的坎坷失意，率真的性情，以及他的博学多才、洒脱不羁成就了柳永在婉约词坛享誉甚高的地位。对于柳永，市井文化已不再作为外在文化力量影响他的人生选择和创作思想，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已成为他生活的支点，他赖此而维持生计，他也赖此而获得了价值肯定。
【参考文献】
[1]史仲文.两宋词史[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5
[2]孙望，常国武.宋代文学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
[3]张莹.试论柳永都市风情词的创作成因[J].时代文学，2006（01）
[4]曾大兴.柳永都市风情词的历史价值与民俗价值[J].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2003（04）
[5]胡春玲.词的都市化——论柳永城市詞[J].殷都学刊，2002（01）
[6]唐圭璋.柳永事迹新证[J].文学研究，1957（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