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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着眼于德国作家海因里希 · 封 · 克莱斯特中篇小说《O侯爵夫人》中的不可知论与文明批判因素，结合作家本人受到的启蒙哲学家康德与卢梭的影响，分析小说中典型角色：O侯爵夫人、其父母和F伯爵的认知局限，并阐释作者塑造这种局限性的动因，即表现现代文明的弊端造成的认知混乱，其根本目的在于批判文明发展对自然人性与人际关系的压抑和扭曲。
【關键词】 《O侯爵夫人》;认知局限;文明批判
【中图分类号】I1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0）41-0008-02
克莱斯特的创作动机深受康德的不可知论和卢梭的文明批判影响，常以人物混乱的思维和诡异的举止讽刺西欧的社会文明，这在《O侯爵夫人》中得到了充分体现：侯爵夫人的单纯讽刺了道德规范对个体思想情感的压抑，父母的武断表现了父权制家庭中的虚荣和伪善，F伯爵的侵犯与逃避行为则影射了普鲁士军官群体的畸形道德。
一、思想来源：康德的“绿镜”和卢梭的“自然”
谈及克莱斯特及其作品，“康德危机”是一个不能回避的话题。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里不可知论的描写深深影响了克莱斯特：受制于认知能力的局限性，人们只能用间接的方法观察客观对象，因而只能认识感性的表征，无法获得对“物自身”的根本认识。克莱斯特遭遇了认知危机：“如若人们用绿色的镜片代替眼睛，那么他们必将认定目力所及之物皆为绿色;他们将永远无法判断，所见是否即事物本身……我们永无法判断，我们所谓的真实是真正的真实抑或只是我们认定的真实。”他将这种不可知论运用在创作实践中，人物往往戴着处在一种混淆事实却不自知的奇怪状态中;而作者本人在全知视角对真相的表述也显得晦涩而模糊。
而限制人物认知力的因素，除了自身的局限性外，更重要的是卢梭批判的文明弊端。卢梭，提出“回归自然”的口号，认为现代文明有损人类的自然天性。克莱斯特赞同卢梭：“只要我们迈进了知识的王国……就走出了通向奢靡，通往感性的罪恶的一步。”旗帜鲜明地表达了他反对纯粹理性文明、拥护感性自然的立场。卢梭的文明批判带有修正性目的，即他批判文明的目的在于矫正而非摧毁现代文明，这在克莱斯特作品中体现的是被避免的悲剧，如在小说《O侯爵夫人》和戏剧《洪堡亲王》中，自然个性与文明规范达成一个微妙平衡。克莱斯特对卢梭思想的吸收在“康德危机”之前，而卢梭的文明批判又给了他宣泄认知危机的途径：其笔下人物的混沌状态正来源于文明的压抑。
二、侯爵夫人：只见天使，不见魔鬼
O侯爵夫人符合19世纪欧洲社会对女性的一切要求：恭顺的女儿，慈爱的母亲，贞洁的寡妇。而正是这一系列道德规范限制了她的认知：作为遭受侵犯的主体，她完全不知何时有了身孕;作为两个孩子的母亲，她坚持怀孕的症状是身体的病变;面对母亲的试验，她毫不犹豫地上当;但面对F伯爵欲盖弥彰的可疑行为，她却没有展开任何推测。伯爵夫人这一系列思维活动显得十分不自然：与其说她没有看清真相的能力，不如说她缺少看清真相的意愿，因为她的一直以来顺应着家庭和社会对她作为“模范女性”的要求，形成了片面、僵化的认知模式：F侯爵拯救自己免受强暴，那便是“天使”，是自己应当敬仰感恩的完美男性;而强暴自己的“恶人”必定出身低微，言行不端，比如俄国士兵和马夫。同样的思维定式也反映于她对父母意志的顺从。
O也有过两次反抗父命的行为：坚持在被逐出家门时带上孩子，以及一度拒绝与F伯爵成婚;她在报纸上刊登的启事也是不符合常规的。这种反正统的行为来源于作者对其身份的复杂化设定，即O不是早期市民悲剧中的单纯少女，而是寡妇和母亲;假定她的反抗是为了维护自我权利和名誉，那么她可能宁愿在父亲枪下丧命而绝不会遵从离开家人的命令，因为后者实际上是对自己失贞指控的默认;她带着孩子离家、刊登启事寻夫，是她在“女儿”与“母亲”的认知模式出现矛盾时艰难地选择了后者，总体上没有跳出道德规范对女性“无我”的要求。当她的清白得到证明之后，两个身份的矛盾便消失了，侯爵夫人作为女儿所渴求的家庭和谐终于来临，她将证明自己清白的母亲看作救世主，毫不犹豫地投入父亲的怀抱，两人举止亲昵近乎乱伦——尽管前者刚刚对她进行了刻意的污蔑，后者一度想将她射杀，但在扁平化的女儿视角下，父母只会是“天使”，只能祈求与其宽恕与和解。
而小说后段O的抗婚，常被看作是她离自我意识觉醒最近的一步。究其原因，还是其非黑即白的思维模式。辩证思维不被允许出现在18世纪的女性身上，O对人物，尤其是男性的评价很明显是以偏概全的。因此，当前文所述的“天使”和“恶人”形象重合，即F伯爵承认自己侵犯者的身份时，便超出了O的认知范围，使其陷入严重的思维混乱之中，乃至于出现了第三种形象：“魔鬼”;“恶人”使侯爵夫人厌恶，但这种感性的厌恶是可以通过道德克服的;“魔鬼”则因其不可认识性而显得恐怖，他的存在就是不合理的，O的理智无法将其接纳。这样看来，O的抗婚行为并非自我意识觉醒，而是一个认知危机;克服危机的方式是父母的劝说与“魔鬼”的暂时缺席，最终稀释了O对F伯爵“恶人”的定义，她选择性地遗忘了F的暴行，在与F真正结合之后又把他看作“天使”一般的存在。
O侯爵夫人有一个美满的结局，她的曲折经历却影射了许多被“道德”压抑的人的悲惨命运;侯爵夫人这种迎合道德规范的单向思维模式，本身就是对社会文明的莫大讽刺。
三、上校夫妻：只见名利，不见情理
侯爵夫人生长在一个军官家庭中，身为司令和父亲的G上校是家庭中的绝对权威，却也是一个十分情绪化的角色，其妻子则是一个更有理性的女性，在情节发展中有独特的作用。
在O被证明怀孕之后，上校夫妻的态度急转直下，体现了他们认知的局限：两人不问缘由，咬定“声誉极佳”的女儿做了有损贞操之事，是不可原谅的;与尚存疑虑的母亲相比，父亲角色的武断和暴怒显得尤其极端，因为他作为家庭统治者丧失了对女儿精神与肉体的控制。这种认知局限是一种主动的价值取舍，颇有些“大义灭亲”的意味，他们要捍卫的“义”便是家族声望——尽管故事设定在意大利，但这种荣誉大于血亲的价值观念显然在德意志的社会中更为盛行。面对女儿怀孕的事实，父亲采用了感性的宣泄，母亲采用了理性的“审讯”，但两者的出发点都是消除家庭中不道德的失贞因素，因为这在他们的认知模式里是比失去亲生骨肉更可怕的事。 同样耐人寻味的是上校夫妻对F伯爵的态度。与陷入癫狂的女儿形成对比的是她的父母在F伯爵现身之后的坦然;他们眼中的F伯爵没有那一层“天使”光环，本就把F当作头号怀疑对象;更重要的是，F伯爵是出身高贵的征服者，完全符合他们认知中对女婿的预期;他的罪行，自然可以也应该通过成婚掩盖过去。在F伯爵做出权利义务让步，尤其是许诺将遗产全额交给O侯爵夫人后，上校夫妻更是对这一桩婚姻表现出极大的热情。
上校夫妻将那片“绿镜”置于他们对晚辈的理想状态与现实情况之间，利用父母的权力控制女儿的情感生活，无视女儿作为独立人的尊严与意愿，忽略F伯爵对女儿造成的伤害，体现了封建父权制下的畸形家庭观念，无疑是有违自然人性的。
四、F伯爵：只见纪律，不见道德
克莱斯特将F伯爵塑造成了一个语无伦次的角色，表现了这个战士和施暴者在面对真相时的惶恐。他对侯爵夫人采取的行為可以概括为拯救——侵犯——逃避——坦承，其中拯救与侵犯两种行为看似水火不容，实则相继发生，而且几乎没有间隔，这突出体现了F伯爵矛盾的道德认知。
F初次登场，便严厉地驱逐了对O意图不轨的众士兵，甚至不惜对部下挥剑相向，因为在大庭广众下侵犯敌方的家眷有损军队荣誉。他维持了军纪，很好地履行了作为一个军官的义务。而之后他与陷入昏迷的O有了短暂的独处，却没有控制住自己的情欲，造成了一系列严重的后果。作为军官的F伯爵恪守了自己的职责，而作为一个不受监督的男性，F却严重违背了社会和个体的道德。在之后的情节里，F对O的态度可谓十分诡异：突然求婚却又语焉不详，意欲坦承却又戛然而止。这可以看作一种逃避式的占有欲，即F想以合法且合理的方式占有O，并将此作为补偿自己罪行的方式;但他直到最后一刻才有勇气直面自己的所作所为。倘若O没有意外怀孕，又倘若她没有公开登报寻找当事人，F大概永远不会对世人公开那一晚的真相。
F对他的罪行感到羞耻，且在多数时候为人正直，可见他的道德并没有彻底败坏，但在攻占要塞的那一晚，又确确实实地蒙蔽了。我们不应将他简单归类为儒家语境下的“伪君子”，因为像他一样连年征战、备受压抑的人物很难成为“真君子”。F伯爵的言行带有明显的贵族军人特质，他要求自己严守一切纪律制度，习惯从权利义务的角度思考问题，但当他在纪律与义务的管辖盲区面对自己的情感、欲望时，就显得迷茫乃至于失控。所谓物极必反，F在脱离监管的特殊情境中无视道德犯下的暴行，正体现了他作为正常男子的情欲在军旅生涯中是常受压抑的。克莱斯特本人曾作为军官经历普鲁士的军事改革，因不堪重负而最终退出军队，显然，他在塑造F和其他俄国军人时运用了本国的素材：普鲁士军队在败给拿破仑后整肃军规、严惩违纪，但许多军人，包括贵族军官的道德观念已经混乱，在荣誉、道德与欲望之间左右摇摆，铤而走险者不在少数;相比之下，F伯爵倒显得高尚了许多。
五、总结：认知局限与文明批判
《O侯爵夫人》中的主要人物无一例外地表现出认知能力的局限，这显然是康德不可知论在克莱斯特创作中留下的痕迹。因为各类现代文明观念压迫而认知受限的人物呈现出荒唐、不自然的举止，引发了骇人听闻的故事，可谓意料之外，情理之中，正体现了作者对初入现代的社会文明的讽刺批评，又与卢梭的理念相呼应。
参考文献：
[1]Heinrich von Kleist， S?mtliche Werke und Briefe in vier B?nde[M]. Klaus-Salget Ortmanns， Frankfurt/M， 1997.
[2]赵蕾莲.论克莱斯特戏剧的现代性[M].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4.
[3]（德）彼得-安德雷 · 阿尔特：恶的美学历程[M].宁瑛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
[4]赵蕾莲.论克莱斯特中篇小说的现代性[J].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21（02）：89-98.
[5]赵薇薇.社会规范下压抑的情感[J].外国文学，2006，（05）：62-67.
【關键词】 《O侯爵夫人》;认知局限;文明批判
【中图分类号】I1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0）41-0008-02
克莱斯特的创作动机深受康德的不可知论和卢梭的文明批判影响，常以人物混乱的思维和诡异的举止讽刺西欧的社会文明，这在《O侯爵夫人》中得到了充分体现：侯爵夫人的单纯讽刺了道德规范对个体思想情感的压抑，父母的武断表现了父权制家庭中的虚荣和伪善，F伯爵的侵犯与逃避行为则影射了普鲁士军官群体的畸形道德。
一、思想来源：康德的“绿镜”和卢梭的“自然”
谈及克莱斯特及其作品，“康德危机”是一个不能回避的话题。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里不可知论的描写深深影响了克莱斯特：受制于认知能力的局限性，人们只能用间接的方法观察客观对象，因而只能认识感性的表征，无法获得对“物自身”的根本认识。克莱斯特遭遇了认知危机：“如若人们用绿色的镜片代替眼睛，那么他们必将认定目力所及之物皆为绿色;他们将永远无法判断，所见是否即事物本身……我们永无法判断，我们所谓的真实是真正的真实抑或只是我们认定的真实。”他将这种不可知论运用在创作实践中，人物往往戴着处在一种混淆事实却不自知的奇怪状态中;而作者本人在全知视角对真相的表述也显得晦涩而模糊。
而限制人物认知力的因素，除了自身的局限性外，更重要的是卢梭批判的文明弊端。卢梭，提出“回归自然”的口号，认为现代文明有损人类的自然天性。克莱斯特赞同卢梭：“只要我们迈进了知识的王国……就走出了通向奢靡，通往感性的罪恶的一步。”旗帜鲜明地表达了他反对纯粹理性文明、拥护感性自然的立场。卢梭的文明批判带有修正性目的，即他批判文明的目的在于矫正而非摧毁现代文明，这在克莱斯特作品中体现的是被避免的悲剧，如在小说《O侯爵夫人》和戏剧《洪堡亲王》中，自然个性与文明规范达成一个微妙平衡。克莱斯特对卢梭思想的吸收在“康德危机”之前，而卢梭的文明批判又给了他宣泄认知危机的途径：其笔下人物的混沌状态正来源于文明的压抑。
二、侯爵夫人：只见天使，不见魔鬼
O侯爵夫人符合19世纪欧洲社会对女性的一切要求：恭顺的女儿，慈爱的母亲，贞洁的寡妇。而正是这一系列道德规范限制了她的认知：作为遭受侵犯的主体，她完全不知何时有了身孕;作为两个孩子的母亲，她坚持怀孕的症状是身体的病变;面对母亲的试验，她毫不犹豫地上当;但面对F伯爵欲盖弥彰的可疑行为，她却没有展开任何推测。伯爵夫人这一系列思维活动显得十分不自然：与其说她没有看清真相的能力，不如说她缺少看清真相的意愿，因为她的一直以来顺应着家庭和社会对她作为“模范女性”的要求，形成了片面、僵化的认知模式：F侯爵拯救自己免受强暴，那便是“天使”，是自己应当敬仰感恩的完美男性;而强暴自己的“恶人”必定出身低微，言行不端，比如俄国士兵和马夫。同样的思维定式也反映于她对父母意志的顺从。
O也有过两次反抗父命的行为：坚持在被逐出家门时带上孩子，以及一度拒绝与F伯爵成婚;她在报纸上刊登的启事也是不符合常规的。这种反正统的行为来源于作者对其身份的复杂化设定，即O不是早期市民悲剧中的单纯少女，而是寡妇和母亲;假定她的反抗是为了维护自我权利和名誉，那么她可能宁愿在父亲枪下丧命而绝不会遵从离开家人的命令，因为后者实际上是对自己失贞指控的默认;她带着孩子离家、刊登启事寻夫，是她在“女儿”与“母亲”的认知模式出现矛盾时艰难地选择了后者，总体上没有跳出道德规范对女性“无我”的要求。当她的清白得到证明之后，两个身份的矛盾便消失了，侯爵夫人作为女儿所渴求的家庭和谐终于来临，她将证明自己清白的母亲看作救世主，毫不犹豫地投入父亲的怀抱，两人举止亲昵近乎乱伦——尽管前者刚刚对她进行了刻意的污蔑，后者一度想将她射杀，但在扁平化的女儿视角下，父母只会是“天使”，只能祈求与其宽恕与和解。
而小说后段O的抗婚，常被看作是她离自我意识觉醒最近的一步。究其原因，还是其非黑即白的思维模式。辩证思维不被允许出现在18世纪的女性身上，O对人物，尤其是男性的评价很明显是以偏概全的。因此，当前文所述的“天使”和“恶人”形象重合，即F伯爵承认自己侵犯者的身份时，便超出了O的认知范围，使其陷入严重的思维混乱之中，乃至于出现了第三种形象：“魔鬼”;“恶人”使侯爵夫人厌恶，但这种感性的厌恶是可以通过道德克服的;“魔鬼”则因其不可认识性而显得恐怖，他的存在就是不合理的，O的理智无法将其接纳。这样看来，O的抗婚行为并非自我意识觉醒，而是一个认知危机;克服危机的方式是父母的劝说与“魔鬼”的暂时缺席，最终稀释了O对F伯爵“恶人”的定义，她选择性地遗忘了F的暴行，在与F真正结合之后又把他看作“天使”一般的存在。
O侯爵夫人有一个美满的结局，她的曲折经历却影射了许多被“道德”压抑的人的悲惨命运;侯爵夫人这种迎合道德规范的单向思维模式，本身就是对社会文明的莫大讽刺。
三、上校夫妻：只见名利，不见情理
侯爵夫人生长在一个军官家庭中，身为司令和父亲的G上校是家庭中的绝对权威，却也是一个十分情绪化的角色，其妻子则是一个更有理性的女性，在情节发展中有独特的作用。
在O被证明怀孕之后，上校夫妻的态度急转直下，体现了他们认知的局限：两人不问缘由，咬定“声誉极佳”的女儿做了有损贞操之事，是不可原谅的;与尚存疑虑的母亲相比，父亲角色的武断和暴怒显得尤其极端，因为他作为家庭统治者丧失了对女儿精神与肉体的控制。这种认知局限是一种主动的价值取舍，颇有些“大义灭亲”的意味，他们要捍卫的“义”便是家族声望——尽管故事设定在意大利，但这种荣誉大于血亲的价值观念显然在德意志的社会中更为盛行。面对女儿怀孕的事实，父亲采用了感性的宣泄，母亲采用了理性的“审讯”，但两者的出发点都是消除家庭中不道德的失贞因素，因为这在他们的认知模式里是比失去亲生骨肉更可怕的事。 同样耐人寻味的是上校夫妻对F伯爵的态度。与陷入癫狂的女儿形成对比的是她的父母在F伯爵现身之后的坦然;他们眼中的F伯爵没有那一层“天使”光环，本就把F当作头号怀疑对象;更重要的是，F伯爵是出身高贵的征服者，完全符合他们认知中对女婿的预期;他的罪行，自然可以也应该通过成婚掩盖过去。在F伯爵做出权利义务让步，尤其是许诺将遗产全额交给O侯爵夫人后，上校夫妻更是对这一桩婚姻表现出极大的热情。
上校夫妻将那片“绿镜”置于他们对晚辈的理想状态与现实情况之间，利用父母的权力控制女儿的情感生活，无视女儿作为独立人的尊严与意愿，忽略F伯爵对女儿造成的伤害，体现了封建父权制下的畸形家庭观念，无疑是有违自然人性的。
四、F伯爵：只见纪律，不见道德
克莱斯特将F伯爵塑造成了一个语无伦次的角色，表现了这个战士和施暴者在面对真相时的惶恐。他对侯爵夫人采取的行為可以概括为拯救——侵犯——逃避——坦承，其中拯救与侵犯两种行为看似水火不容，实则相继发生，而且几乎没有间隔，这突出体现了F伯爵矛盾的道德认知。
F初次登场，便严厉地驱逐了对O意图不轨的众士兵，甚至不惜对部下挥剑相向，因为在大庭广众下侵犯敌方的家眷有损军队荣誉。他维持了军纪，很好地履行了作为一个军官的义务。而之后他与陷入昏迷的O有了短暂的独处，却没有控制住自己的情欲，造成了一系列严重的后果。作为军官的F伯爵恪守了自己的职责，而作为一个不受监督的男性，F却严重违背了社会和个体的道德。在之后的情节里，F对O的态度可谓十分诡异：突然求婚却又语焉不详，意欲坦承却又戛然而止。这可以看作一种逃避式的占有欲，即F想以合法且合理的方式占有O，并将此作为补偿自己罪行的方式;但他直到最后一刻才有勇气直面自己的所作所为。倘若O没有意外怀孕，又倘若她没有公开登报寻找当事人，F大概永远不会对世人公开那一晚的真相。
F对他的罪行感到羞耻，且在多数时候为人正直，可见他的道德并没有彻底败坏，但在攻占要塞的那一晚，又确确实实地蒙蔽了。我们不应将他简单归类为儒家语境下的“伪君子”，因为像他一样连年征战、备受压抑的人物很难成为“真君子”。F伯爵的言行带有明显的贵族军人特质，他要求自己严守一切纪律制度，习惯从权利义务的角度思考问题，但当他在纪律与义务的管辖盲区面对自己的情感、欲望时，就显得迷茫乃至于失控。所谓物极必反，F在脱离监管的特殊情境中无视道德犯下的暴行，正体现了他作为正常男子的情欲在军旅生涯中是常受压抑的。克莱斯特本人曾作为军官经历普鲁士的军事改革，因不堪重负而最终退出军队，显然，他在塑造F和其他俄国军人时运用了本国的素材：普鲁士军队在败给拿破仑后整肃军规、严惩违纪，但许多军人，包括贵族军官的道德观念已经混乱，在荣誉、道德与欲望之间左右摇摆，铤而走险者不在少数;相比之下，F伯爵倒显得高尚了许多。
五、总结：认知局限与文明批判
《O侯爵夫人》中的主要人物无一例外地表现出认知能力的局限，这显然是康德不可知论在克莱斯特创作中留下的痕迹。因为各类现代文明观念压迫而认知受限的人物呈现出荒唐、不自然的举止，引发了骇人听闻的故事，可谓意料之外，情理之中，正体现了作者对初入现代的社会文明的讽刺批评，又与卢梭的理念相呼应。
参考文献：
[1]Heinrich von Kleist， S?mtliche Werke und Briefe in vier B?nde[M]. Klaus-Salget Ortmanns， Frankfurt/M， 1997.
[2]赵蕾莲.论克莱斯特戏剧的现代性[M].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4.
[3]（德）彼得-安德雷 · 阿尔特：恶的美学历程[M].宁瑛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
[4]赵蕾莲.论克莱斯特中篇小说的现代性[J].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21（02）：89-98.
[5]赵薇薇.社会规范下压抑的情感[J].外国文学，2006，（05）：62-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