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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富士康大幅调高工资待遇引起了市场的连锁反应,珠三角地区涨声一片。由此,有不少人担忧中国廉价劳动力供给的优势可能面临转折。
业内人士认为,未来几年,工资加速上涨无可避免。即使没有劳资纠纷,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变化也会造成工资上升。这一趋势性变化将产生一些重要的经济影响。
涨势已定
过去30年中国经济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薪酬历史欠账是最近劳资关系紧张的决定性的因素。
1980年代初,中国是一个资本和技术短缺而劳动力过剩的经济,现在则资本充裕、技术相对短缺,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劳动力“短缺”已露出苗头。
分析认为,引发当前劳资矛盾最重要的因素是新一代外来工对生活期望值的上升。在1980和1990年,大多数外来工只希望在城市工厂工作若干年,存够一笔结婚和建房的钱就回到家乡,而新一代的外来工教育程度更高,对生活的期望值也更高。他们希望能在城市居住和生根,因此,尽管最近几年工人平均工资升幅十分可观,劳资的紧张关系却有升无降。
尽管过去几年工资增长不少,但由于供给充分,普通工人的收入增长还是落后于人均GDP的增长。例如,和1992年相比,深圳市的人均GDP增长了7.4倍,但最低工资却只上升了4.1倍。当然,很多人所赚大大超过最低工资水平,但即使是其2倍,以2000-2500元的月收入要想在深圳生活仍会很困难。
工资上涨对收入和消费的提振作用毋庸置疑,但在目前通胀压力较大的背景下,不免又引起人们关于工资上涨推动通胀上行的担忧。事实上,富士康为员工加薪30%仅仅是个案。从制造业平均工资增长水平来看,名义增速约14%,加上制造业就业人数3%的年增长速度,我国制造业的劳动力成本年增速为17%左右,不可谓不强劲。但如果与制造行业及全部工业产出增长分别高达30%和18%的水平相比,劳动成本的上升是与单位劳动成本下降相伴而生的。因而,目前的工资增长不会造成明显的成本推动型通胀压力。
近期,不少地方政府也在致力于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但由于之前基数普遍较低,因而影响有限。而且,上调后的最低工资标准能否不打折扣地执行还要划问号。由于小型私营企业占中国总就业超过60%,这些企业通常很容易绕过政府规定,通过雇佣更少工人,或者减少工资之外的其他补贴来缓解最低工资上涨带来的冲击。鉴于此,我们认为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至少在短期内不太可能产生显著影响。
通货膨胀走势目前仍然处于上升通道,预计出现在第三季度的个别月份,CPI可能会高达4.5%左右。但通胀上行的主要原因仍然是前期过量的信贷投放、经济偏热以及食品价格波动。因而要抑制通胀,货币政策应当继续紧缩,仍主要运用数量型政策工具回收流动性,使经济逐渐恢复到9%左右的水平。
涨薪考验出口
可以预料,在未来几年,工资集体协商将会更加普遍,工资加速上涨无可避免。即使没有劳资纠纷,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变化也会造成工资上升。
其实,在今年一季度,劳动力紧张的局面就开始在沿海和一些内地城市出现。随着老龄化的加剧,未来中国的劳工短缺或还会恶化,这将推动工资持续上升。中国将不再是压低发达国家通胀的重要力量。
过去,由于中国出口商缺乏谈判能力,不得不靠挤压成本和扩大规模来获取微薄利润,低工资也是其一部分。事实上,工资支出只占销售额很小的一部分。例如,2009年电子行业的总销售为5.1万亿元,雇用了760万工人,据此推算,全部工资支出1810亿元,只占总销售的3.5%,因此,这些产品只要提高1.5%-2%就能覆盖工资成本上升的压力。中国的出口仍然有强大的竞争力,那些代工企业至少能转移一部分成本。但是,工资逐步上升从长期看可能意味着中国对发达国家的输出通缩效应的结束。
由于沿海地区的可支配收入将近内地的两倍,转移不可避免。对沿海省份而言,最大的挑战来自产业转移之后能否尽快实现产业升级,以避免经济增速下滑过快。不少人担心工资上升将导致中国作为全球制造基地的地位被其他新兴市场所取代,然而,在过去10年中国制造业的配套性得到巨大提升,聚集效应明显,为代工制造提供了非常便利的环境。如果外资想要到其它国家去寻找代工厂,至少一段时间内要承受效率的大幅下降,除非其他市场的相关上下游配套可以媲美中国,而这在几年时间内恐难实现。
不过,考虑到中国在一些领域(如下游电子、轻工业)已拥有相当高的市场份额,再加上未来工资的进一步上升,出口对中国经济的拉动作用将会明显弱化。专家预计,中期内(2010-2014年)中国向发达市场的出口年增长率只有大约5%。
对企业影响不一
工资收入的增长显然有利于消费增长以及国民经济结构的改善。
业内人士从若干假设出发,测算了2011-2015年消费的增长前景。假设如下:1)城市化率每年增长1%;2)名义GDP年增长11%(8%实际增长加3%通胀率);3)城市地区工资收入增速比名义GDP高2个百分点,即每年增长13%(2000-2009年低于GDP2个百分点);4)城市地区非工资收入和农村收入增长与GDP增长同步;5)城市居民消费对收入的比率每年上升0.5个百分点,将从2009年的65%升到68%;6)农村居民消费对收入比率保持不变。
在上述假设下,城市居民消费总额将从2009年的7.6万亿元增长到2015年的19.3万亿元,增幅为153%,农村消费增长则为77%,达到5万亿元。两者汇总,到2015年全国消费总额将比2009年增长132%,占GDP的比率将从31.2%上升到37.5%,提高6.3个百分点。
此外,专家还发现工资上升对不同的行业和不同的企业影响是不均匀的,有的面临压力,而有些则反而能从中受益。我们利用部分上市公司的信息分析后发现,受工资上升冲击最大的是某些技术性产品的制造商和出口商以及纺织、汽车等行业。他们具有劳动密集型的特征,工资占成本较高比例且利润率低,工资成本的上升很容易影响其整体利润。
分析表明,那些工人数量多、人均销售额低、低工资、低毛利、位于沿海省份的企业将受到较大的冲击。与上述特征相反的企业以及产品和服务面向国内消费的企业,则可能从工资上涨中受益。
业内人士认为,未来几年,工资加速上涨无可避免。即使没有劳资纠纷,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变化也会造成工资上升。这一趋势性变化将产生一些重要的经济影响。
涨势已定
过去30年中国经济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薪酬历史欠账是最近劳资关系紧张的决定性的因素。
1980年代初,中国是一个资本和技术短缺而劳动力过剩的经济,现在则资本充裕、技术相对短缺,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劳动力“短缺”已露出苗头。
分析认为,引发当前劳资矛盾最重要的因素是新一代外来工对生活期望值的上升。在1980和1990年,大多数外来工只希望在城市工厂工作若干年,存够一笔结婚和建房的钱就回到家乡,而新一代的外来工教育程度更高,对生活的期望值也更高。他们希望能在城市居住和生根,因此,尽管最近几年工人平均工资升幅十分可观,劳资的紧张关系却有升无降。
尽管过去几年工资增长不少,但由于供给充分,普通工人的收入增长还是落后于人均GDP的增长。例如,和1992年相比,深圳市的人均GDP增长了7.4倍,但最低工资却只上升了4.1倍。当然,很多人所赚大大超过最低工资水平,但即使是其2倍,以2000-2500元的月收入要想在深圳生活仍会很困难。
工资上涨对收入和消费的提振作用毋庸置疑,但在目前通胀压力较大的背景下,不免又引起人们关于工资上涨推动通胀上行的担忧。事实上,富士康为员工加薪30%仅仅是个案。从制造业平均工资增长水平来看,名义增速约14%,加上制造业就业人数3%的年增长速度,我国制造业的劳动力成本年增速为17%左右,不可谓不强劲。但如果与制造行业及全部工业产出增长分别高达30%和18%的水平相比,劳动成本的上升是与单位劳动成本下降相伴而生的。因而,目前的工资增长不会造成明显的成本推动型通胀压力。
近期,不少地方政府也在致力于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但由于之前基数普遍较低,因而影响有限。而且,上调后的最低工资标准能否不打折扣地执行还要划问号。由于小型私营企业占中国总就业超过60%,这些企业通常很容易绕过政府规定,通过雇佣更少工人,或者减少工资之外的其他补贴来缓解最低工资上涨带来的冲击。鉴于此,我们认为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至少在短期内不太可能产生显著影响。
通货膨胀走势目前仍然处于上升通道,预计出现在第三季度的个别月份,CPI可能会高达4.5%左右。但通胀上行的主要原因仍然是前期过量的信贷投放、经济偏热以及食品价格波动。因而要抑制通胀,货币政策应当继续紧缩,仍主要运用数量型政策工具回收流动性,使经济逐渐恢复到9%左右的水平。
涨薪考验出口
可以预料,在未来几年,工资集体协商将会更加普遍,工资加速上涨无可避免。即使没有劳资纠纷,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变化也会造成工资上升。
其实,在今年一季度,劳动力紧张的局面就开始在沿海和一些内地城市出现。随着老龄化的加剧,未来中国的劳工短缺或还会恶化,这将推动工资持续上升。中国将不再是压低发达国家通胀的重要力量。
过去,由于中国出口商缺乏谈判能力,不得不靠挤压成本和扩大规模来获取微薄利润,低工资也是其一部分。事实上,工资支出只占销售额很小的一部分。例如,2009年电子行业的总销售为5.1万亿元,雇用了760万工人,据此推算,全部工资支出1810亿元,只占总销售的3.5%,因此,这些产品只要提高1.5%-2%就能覆盖工资成本上升的压力。中国的出口仍然有强大的竞争力,那些代工企业至少能转移一部分成本。但是,工资逐步上升从长期看可能意味着中国对发达国家的输出通缩效应的结束。
由于沿海地区的可支配收入将近内地的两倍,转移不可避免。对沿海省份而言,最大的挑战来自产业转移之后能否尽快实现产业升级,以避免经济增速下滑过快。不少人担心工资上升将导致中国作为全球制造基地的地位被其他新兴市场所取代,然而,在过去10年中国制造业的配套性得到巨大提升,聚集效应明显,为代工制造提供了非常便利的环境。如果外资想要到其它国家去寻找代工厂,至少一段时间内要承受效率的大幅下降,除非其他市场的相关上下游配套可以媲美中国,而这在几年时间内恐难实现。
不过,考虑到中国在一些领域(如下游电子、轻工业)已拥有相当高的市场份额,再加上未来工资的进一步上升,出口对中国经济的拉动作用将会明显弱化。专家预计,中期内(2010-2014年)中国向发达市场的出口年增长率只有大约5%。
对企业影响不一
工资收入的增长显然有利于消费增长以及国民经济结构的改善。
业内人士从若干假设出发,测算了2011-2015年消费的增长前景。假设如下:1)城市化率每年增长1%;2)名义GDP年增长11%(8%实际增长加3%通胀率);3)城市地区工资收入增速比名义GDP高2个百分点,即每年增长13%(2000-2009年低于GDP2个百分点);4)城市地区非工资收入和农村收入增长与GDP增长同步;5)城市居民消费对收入的比率每年上升0.5个百分点,将从2009年的65%升到68%;6)农村居民消费对收入比率保持不变。
在上述假设下,城市居民消费总额将从2009年的7.6万亿元增长到2015年的19.3万亿元,增幅为153%,农村消费增长则为77%,达到5万亿元。两者汇总,到2015年全国消费总额将比2009年增长132%,占GDP的比率将从31.2%上升到37.5%,提高6.3个百分点。
此外,专家还发现工资上升对不同的行业和不同的企业影响是不均匀的,有的面临压力,而有些则反而能从中受益。我们利用部分上市公司的信息分析后发现,受工资上升冲击最大的是某些技术性产品的制造商和出口商以及纺织、汽车等行业。他们具有劳动密集型的特征,工资占成本较高比例且利润率低,工资成本的上升很容易影响其整体利润。
分析表明,那些工人数量多、人均销售额低、低工资、低毛利、位于沿海省份的企业将受到较大的冲击。与上述特征相反的企业以及产品和服务面向国内消费的企业,则可能从工资上涨中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