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常说，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一切看似单纯的环境里，都暗藏无法预知的变故。当人们在怀想上个世纪80年代充满激情的艺术事件与艺术家时，还有一些人在挖掘其中鲜有提及的曲折。
　　4月中旬的有一天，台湾策展人陆蓉之在公众媒体上大大方方地宣布，“我真的认为独立策展人的时代over了，结束了。”在此之前的2012年秋天，她以青年艺术家群展“未来通行证”完成了自己的封山之作，潇洒地跟大家道别。
　　“curator”这个上世纪60年代才在西方出现的词，鼻祖是曾连任威尼斯双年展总策展人的瑞士人赫拉德·史泽曼。陆蓉之在上世纪80年代首次将其译成“策展人”，将这一概念引入了台湾。短短几十年，“独立策展人”逐渐被中国艺术界熟悉并接纳，经历了从荣耀加身到斯文扫地的巨大变化。仿佛一夜间，各路人马都自称为独立策展人，标榜独立的艺术身份，到后来，就连艺术家自己也做起了策展人。“独立策展人”已经成为一个模糊的词，代表一种不被官方要求束缚的身份作用逐渐被削弱，一些人对这个词唯恐避之不及。
　　在年轻气盛的朝气之后，许多当年以“独立策展人”自居的人，已经从在野的身份逐渐介入到主流机构当中，甚至掌握了主流艺术的话语权。中国的美术馆逐渐壮大，每一个馆长都富有企图心，他们对展览的收藏、展览和各种活动都有更丰富、更有内容的见解和独到做法。独立策展人的飘忽身份，已经很难适应于这个多变的艺术世界的即行规则了。几无门槛而泛滥成灾的策展人，则在各种艺术的、非艺术的机构，以专业的、非专业的方式组织展览，以各自的观念达到各自的目的。
　　陆蓉之大可以从从容容地退休了，尽管她还顶着那头酷似草间弥生的红头发，抛开策展人的身份继续拜访艺术家、担任各种艺术展览的学术支持。留给那些“独立策展人”的摊子，自然还是要有人来收拾。遗憾的是，尽管许多人并不赞同陆蓉之关于独立策展人的观点，却至今也难以提出具有说服力的驳词来，只能在集体失语里寻找可能的出路。
　　我们不需要太多的观察力就能看到艺术世界从低调严肃瞬间进入到光怪陆离。突然有一天，人们被一堆艺术数据刺激了，798挤满了咖啡厅，在艺术区穿着婚纱满大街摆造型拍婚纱照的人越来越多，尤伦斯夫妇卖掉了中国的收藏跑去了印度，画廊逐渐搬往更偏远的、被村民用红色或者灰色的砖砌得规规矩矩的新场地。艺术家则住在更偏远的、却仍然面临拆迁的宋庄里指望着有一天能咸鱼翻身。威尼斯双年展的神话终于在今年的春天里被扎堆去的中国策展人和艺术家扎破了。老调重弹的事情倒也不少，“广州红专厂要拆迁”的新闻依然吸引了众多关注。当然，这条新闻引起观众的重要原因之一还在于，红专厂的拆迁，让人们不免对历来与北京、上海有些疏远的广州艺术圈感到更加难以捉摸。
　　中国人常说，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一切看似单纯的环境里，都暗藏无法预知的变故。当人们在怀想上个世纪80年代充满激情的艺术事件与艺术家时，还有一些人在挖掘其中鲜有提及的曲折。艺术批评家栗宪庭曾在一篇名为《往事如烟》的文章中如此写道：“我常常想江湖这个空间形成的原因，是不是由于莫名其妙的梦想，或者由于无数个小人物的梦想，不能在正统的社会层面存身，江湖才得以形成？”
　　在艺术这个江湖里，只要一路走下去，风景会一直变化的。就像陆蓉之先头说的，“这个世界真的改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