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本文以近年的现象级推理小说作家东野圭吾为研究对象，以接受美学理论为方法论框架，指出其作品虽存在恋爱、渐进式商业化转型等消费因素，以及程式化的叙事结构，但并非完全“以娱为文”，并未过分迎合市场。
关键词：东野圭吾;接受美学;推理小说;接受市场
中图分类号：I3/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177（2020）23-0040-03
1983年，日本推理小说家东野圭吾出版了第一本推理小说《人偶们的家》。自此，这位笔耕不辍的超人气作家开始了三十余年的推理小说创作生涯。截至2020年，东野圭吾共出版了95本图书，其中已经有80余部作品被翻译成中文，销量超过2300万册，受欢迎程度之高可以称为“现象级”。因此，东野圭吾作品影视化的趋势也持续高涨，并受到年轻人追捧。2017年，东野圭吾问鼎第11届中国作家富豪榜子榜单“外国作家富豪榜”首位，被称作“出版界的印钞机”[1]。
东野圭吾的成功固然源于他的作品内容题材广泛，情节曲折丰富，推理思维严谨缜密，语言风格生动且平实近人等，但除此之外，笔者认为也不排除有东野圭吾刻意迎合读者和市场的原因。问题在于，东野圭吾是否完全“以娱为文”？本文将对这些问题逐一展开论述。
1 东野圭吾作品中的消费因素
1.1恋爱因素
姚斯认为：“文学作品孕育着愉悦，读者才能从中获得愉悦;舍弃了愉悦，也就阻碍了读者的接受[2]。”从姚斯所说的“愉悦”即作品中的趣味性而言，东野圭吾无疑做得很好。
有读者曾经戏谑东野圭吾是披着推理小说家外壳的言情小说家。其实在笔者看来，他可以在传统的解密推理中毫无生硬痕迹地加入读者喜欢的恋爱因素，这也是他个人笔法的一种成功。东野圭吾善于将“爱”与作案动机相联系。
《嫌疑人X的献身》中，石神爱上了邻居靖子，而义无反顾地决定帮助杀人犯靖子摆脱嫌疑。《白夜行》中亮司深爱着雪穗，于是在暗中铲除了所有对雪穗不利的人，最后以自杀的方式掩护雪穗。
《恋爱的贡多拉》讲述了4对恋人的感情纠葛，因其并未涉及推理内容而引起了两极分化的评价。许多读者不能接受只恋爱、不推理的东野圭吾作品。也有读者认为，不写推理的东野圭吾更有魅力。东野圭吾30多年的创作生涯中，写作内容及风格固然有迎合大众口味、过度娱乐之嫌，但笔者认为，不论是恋爱还是推理，東野圭吾对“爱”有自己的一番解读，并且都将人性刻画得极为深刻丰富。东野圭吾作品的转型并不能说明其已经沦为市场的产物，而是正朝着更流行、更大众化的方向开拓新的领域和风格。
1.2渐进式商业化转型
东野圭吾的作品得以成功，自媒体、出版公司等平台的宣传、营销和策划也同样“功不可没”。
随着消费文化的兴起，人们的精神世界对文学的多样性需求增加，通俗化、大众化、娱乐性较强的文学作品开始受到人们喜爱，推理文学也被卷入市场化浪潮之中。东野圭吾也渐渐把握住了迎合市场的销售规律，创作意图也渐渐带有更多的商业性，他的“畅销”成为了一条模式化加工流水线。作者偏离推理主题，产量多而不精，近年的小说水平持续下降之类的批评不绝于耳，也存在中国国内重复出版、跟风引进等诸多批判。
东野圭吾对自己看重小说销量一事并不避讳。《放学后》的销量超过了10万册，但在江户川乱步奖中并不算稀奇。而此后十年，东野圭吾虽然创作了许多作品，但似乎并未被市场接受。20世纪90年代的日本正处于泡沫经济破灭、金融危机严重的情况之下，处于极大压力下的人们会产生精神世界与道德世界的缺失。与此同时，东野圭吾也在苦苦找寻属于自己的推理写作风格。1990年出版的《宿命》是东野圭吾迈入一个新的创作时期的代表作品。其风格不再单单局限于单纯的推理，而是更多聚焦现实，尝试反映真实的人性，情节也更加曲折。“本格还是变格，好看好卖才是真格[3]。”东野圭吾突破了以往推理小说严谨的逻辑和结构，甚至淡化了推理元素。《宿命》一书中两个一路较劲、互相仇恨的宿敌，到最后发现竟是同胞兄弟，涉及到了复杂的家庭伦理关系;《恶意》中的凶手在小说不到三分之一处便承认犯罪;《秘密》中甚至出现不符合科学的“灵魂转移”情节。比起推理，奇幻的故事性与猎奇性仿佛成了东野圭吾作品大热的重要原因。《白夜行》是东野圭吾作品的巅峰之作，做到了故事性、结构性及推理的复杂性的统一。而时隔五年出版的《幻夜》，作为《白夜行》的姊妹篇则完全打破了读者的期望值，人物、情节设定雷同且远低于《白夜行》的水准，只是借《白夜行》之名刺激读者消费而已。
随着电视、电影媒体和网络的深入发展，更多文学作品开始搬上荧幕，改编的文学作品满足了观众更加直观化、理想化的精神需求。在《白夜行》《嫌疑人X的献身》影视化大获成功后，东野圭吾的畅销流水线又多了一项业务，即为影视加工。在东野圭吾的95部作品中，已经有48部作品进行了影视改编。不能否认其带来了巨大的市场价值与利润，但这种高度商业化的行为使许多业界人士与读者不屑。近年国内对东野圭吾作品评价和销量的持续走低也给这种市场化、商业化的“快餐”文学敲响了警钟。
2 程式化的叙事结构
推理小说作为传统小说的重要分支，是通过积累谜团、营造悬念、揭秘解惑而呈现故事主线的一种文学样式。而悬念是推理小说中的重要因素，是在推理作家对情节的设置和组合的过程中产生出来的。因此推理小说中结构形式的应用不仅决定了悬念设置的优劣，更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部推理小说的成功与否。推理作家们在创作过程中将散乱、细微的疑点碎片组合成连续的悬念整体，从而构成了独具特色的叙事结构。
作为新社会写实派代表作家，东野圭吾在叙事结构方面有其独特之处和鲜明风格。本节主要结合叙事学理论和具体作品，针对东野圭吾推理小说中的情节结构和推理结构及其如何运用结构制造悬念进行分类和研究。由于研究叙事的视角较多，本节选取了两个角度，并在后文进行总结。 2.1情节结构和推理结构
传统推理小说的情节结构较为单一，以罪案、侦查、解谜、破案这样的单线结构为主[4]。东野圭吾在情节结构上进行了他个人的创新，在他的作品里既有较为简单的单线、双线结构情节，也有复杂的多线结构情节。例如，在东野圭吾前期的作品《毕业》当中，他就利用了传统的单线叙事手法，开篇就发生凶杀案件引起读者的阅读兴趣，在主人公加贺恭一郎对真相的苦苦追寻当中设置了诸多悬念，留出大量空白和可供读者想象的空间，在最后揭晓了谜团，填补了前文的空白，并对人性进行了探讨。而在东野圭吾最具代表性也最成功的作品《白夜行》中，他设置了三条线来推动情节的发展。第一条线从男主人公亮司的生活铺开，第二条线讲述了女主人公雪穗的经历，这两条线看起来互相没有关联，却又存在微妙的联系，读者通过自己的推理和想象、对信息的发掘和整理来补充故事情节。第三条线则是由警察也即这部小说中的侦探性角色笹垣将看似毫不相关的两人正式联系在了一起，读者此时也和警察一同进行侦查工作，整合所获得的线索，也同时被情节引导，思考事件背后所隐含的社会问题和人性特点。三条线索互相交错，包含了丰富的信息，使故事情节变得十分丰满，多条线索也极大程度烘托了小说的悬疑气氛。在《幻夜》《分身》等作品中东野圭吾也同样运用了这种多线的情节结构。
从推理结构来看，东野圭吾的作品主要运用了以下两种推理模式：一是凶手未知，二是凶手或犯罪已知。第一种模式也是传统推理小说中最为常见的模式，以悬念重重的案件开头，读者和侦探一起在推理过程中寻找凶手和最后的真相，回答一系列重要問题，即凶手是谁，如何作案，作案动机是什么等。这类推理模式有助于丰富读者的阅读体验，但也容易落入俗套，失去悬念。东野圭吾在《放学后》《学生街的日子》及加贺恭一郎系列中都运用了这种推理模式。而第二种模式往往在开篇就告知凶手或者犯罪事件，甚至展现了犯罪现场，由果溯因，通过情节的发展来引导读者探寻犯罪背后的真相。这类推理的侧重点并不在于发掘更多更细致的犯罪细节来解决问题，而是通过前后矛盾、反差巨大的凶手形象和扑朔迷离的犯罪动机来展现某种社会现象，针对某个社会问题进行探讨。例如，在《圣女的救济》的开篇，东野圭吾就设置了大量的悬念：凶手真柴在表露杀机后不久就制造了杀人案件，他凶恶的杀人计划和对于死者强烈的恨意又与他平日温柔平和的形象反差极大，尽管读者已经知道他就是杀人凶手，但仍然对他的动机以及案件背后的隐情充满疑惑，并在重重反差和对比之下产生了更为强烈的好奇心。借助这种由果溯因的推理模式，东野圭吾也自然地在此作品中展现了女性对传统男权社会的不满和暴力反抗，引导读者关注女性在社会中的生存环境和她们脱离家庭之外的个人价值。
2.2叙事时序和叙事空间
通常来说推理作家在作品当中常常用到两种时间叙事模式：顺时序和倒时序。而东野圭吾更倾向于在他的作品当中打乱时间顺序，让时间倒错，而不是单纯地进行倒叙或者插叙，而这种错综复杂的叙事时序也成了他作品的显著特征之一[5]。在《白夜行》中，他设置了三条线索，而每一条线索都是以视角的转化和时代背景的转换作为推动方式，通过真实的历史事件、当时的文化符号以及直接说明时间来对文本中的时序进行标记。这种叙事时序看似模糊复杂，但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故事的悬念，吸引读者参与到整理故事信息和时间轴当中，摆脱了单薄的叙事的同时，使情节更具有层次感。《解忧杂货店》和《时生》也是这类时间叙事方式的典型作品。可以看出，东野圭吾打破了传统的顺时序、倒时叙和插叙等单一方式，在借鉴前人的基础之上创新了一种个人化风格较为明显的叙事时序。
从叙事空间来看，东野圭吾很擅长结合时序利用两类空间进行叙事。一种是显性空间，也即具体的物理空间，包括城市这样的开放空间和房屋、教室这种较为封闭的空间。另一种是隐性空间，也即虚构、想象的空间。东野在作品中并不直接对空间进行太多细致地描写，而是借助空间内各种建筑和物品的布局和光影明暗的变化来营造气氛、设置悬念[6]。例如，在《解忧杂货店》中，杂货店就作为一个物理空间来作为过去和未来、人和人之间的连接点，它是推动故事情节发展的一个工具，烘托了整部作品温暖、治愈的氛围。而在《从前我死去的家》这部作品当中，东野圭吾同时设置了两种空间。主人公陪同女伴沙耶加来到她从前的家，一点一点进行探索，试图解开心中的重重谜团，这个废弃的别墅作为封闭的物理空间提供了大量可供侦查的现实信息，又勾起了沙耶加过去的回忆，成为了记忆与现实的连接点。而作品中的虚幻空间——某栋白色小楼，又是建立在回忆和梦境之中，既揭示了沙耶加虐待女儿的病态心理的根源，又为作品营造了恐怖紧张的氛围。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东野圭吾在创作作品的过程中形成了鲜明的个人风格和叙事特征。这些创新使他的作品区别于传统的推理小说，令人耳目一新。但同样可以看出，东野也逐渐被限制在他所谓的创新和个人化的“标准”当中，当发掘出富有新意的叙事结构之后，他开始进行批量创作，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创作体系和写作策略，在宏观的大框架雷同的基础之上填充了不同的故事内容。由于传统推理小说叙事结构就较为单一，本身存在着一定的“程式化”，东野圭吾难免会落入某种模式当中，这是由文本特征所决定的。但东野圭吾的程式化并非完全在于推理小说的程式化，他的程式化倾向表现在重复利用自己已经成为定式的创新点进行创作，而不是进行更多地探索。
作为名气与销量双丰收的作家，东野圭吾想必也得到了读者的大量反馈，从作品销量与书评当中也能够获知读者对于某种叙事风格和叙事结构的喜好如何，从而支持他进行类似批量生产一样的创作。如何把控个人风格与形式化的死板套路的平衡，对于东野圭吾来说也成了创作过程中的挑战。毕竟，原创作家的生命力也在于不断地创新，不断地打破自己的界限，不断地扩大作品的疆界。
3 东野圭吾是否完全“以娱为文”
根据美国学者艾布拉姆斯的《灯与镜》，文学有四个要素：即世界、作家、作品和读者。世界是作家要描写的客观对象，也是作品的基础，而作家是作品的创造者，读者是通过作品与读者对话的人，对于作品的评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而姚斯的接受美学同样认为，文学的价值和意义不仅来源于作品本身，还有读者的赋予。要在真正意义上实现文学作品的价值，读者必须在阅读过程中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从而将静止、抽象意义上的文学作品转化为沟通精神世界的桥梁。 而推理小说，就是一种典型的以读者为中心的文学样式。因为推理小说最重要的一点、最独特的魅力所在就是推理小说的逻辑推理。阅读过程中的逻辑推理完美发挥了读者的主观能动性，读者用自己的能力分析、判断和解读文本中的信息，理解作者的精神世界，从而将作者、文本和作品紧密相连。可以说，逻辑推理不仅能够体现作者的思想意志，更是读者对作品进行二次创作的体现。从这一角度来考虑，一定程度上迎合读者思维，并非是一件值得大肆批判的事。如同东野圭吾自己在访谈中被问到自己心目中的读者时，他回到：“不，读者是不能被评价的。他们是整个过程的核心。”
接下来回归东野圭吾作品本身。虽然前文提及他的作品有迎合市场和读者的部分，但显然也并非完全“以读者為驱动”，他的作品中表达自己的思想和诉求的内容也不在少数。东野圭吾在访谈中曾经谈到，小说人物的存在，就是为了表现作者的思想。
例如，《盛夏方程式》中通过描写玻璃浦这个海边小镇海底世界的炫丽景色，以及当地部分群众守护大海的热情与执着反对海底资源开发的言行举动，揭示了自然资源开发与生态保护问题之间普遍存在的矛盾。更是借汤川之口，讲述了如何合理利用科学技术，在尽可能减少对生态破坏的前提下，进行自然资源开发。
《虚无的十字架》中，东野圭吾借男主人公之口，开始思考刑法对于罪犯是否有积极的意义，更是引申出了是否应该废除死刑这一严肃的社会问题，提高了读者对这个问题的社会关注度。
《拉普拉斯的魔女》虽采用了魔幻背景，但却借超能力表达了对人工智能的担忧。
还有最广为人知的、东野圭吾对于人性的讨论。代表作品如《恶意》，其主题思想是人类无边的恶意;《梦幻花》描写的是人们为追求物质上的理想而迷幻、失去自我等。
4 结语
综上，东野圭吾的作品固然有作为通俗文学迎合读者阅读兴趣的内容，但也同样包含作者的深邃思想，可以说是在以读者为中心的基础上进行了升华。从接受美学的角度来看，无论是作为“消遣文学”的娱乐性，还是作为推理小说的创新和突破，都得以满足不同类型接受者的阅读需求。如果认为东野圭吾是完全的“以娱为文”，那未免有失偏颇。
参考文献
[1]褚盟.东野圭吾：“出版界的印钞机”是如何炼成的？[J].中国图书评论，2013（5）：80-85.
[2]马以鑫.接受美学新论[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5（10）：112.
[3]李昕.推理小说为何能燃烧中国书市？：东野圭吾系列畅销探因[J].出版广角，2010（6）：44-46.
[4]张晓东.浅谈东野圭吾《白夜行》的叙事手法[J].长春教育学院学报，2020，36（4）：11-16.
[5]冯鹰蛟.东野圭吾推理小说的叙事研究[D].吉林：北华大学，2020.
[6]薛亚亚.东野圭吾《白夜行》的空间叙事研究[D].兰州：西北师范大学，2020.
（责编：王锦）
关键词：东野圭吾;接受美学;推理小说;接受市场
中图分类号：I3/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177（2020）23-0040-03
1983年，日本推理小说家东野圭吾出版了第一本推理小说《人偶们的家》。自此，这位笔耕不辍的超人气作家开始了三十余年的推理小说创作生涯。截至2020年，东野圭吾共出版了95本图书，其中已经有80余部作品被翻译成中文，销量超过2300万册，受欢迎程度之高可以称为“现象级”。因此，东野圭吾作品影视化的趋势也持续高涨，并受到年轻人追捧。2017年，东野圭吾问鼎第11届中国作家富豪榜子榜单“外国作家富豪榜”首位，被称作“出版界的印钞机”[1]。
东野圭吾的成功固然源于他的作品内容题材广泛，情节曲折丰富，推理思维严谨缜密，语言风格生动且平实近人等，但除此之外，笔者认为也不排除有东野圭吾刻意迎合读者和市场的原因。问题在于，东野圭吾是否完全“以娱为文”？本文将对这些问题逐一展开论述。
1 东野圭吾作品中的消费因素
1.1恋爱因素
姚斯认为：“文学作品孕育着愉悦，读者才能从中获得愉悦;舍弃了愉悦，也就阻碍了读者的接受[2]。”从姚斯所说的“愉悦”即作品中的趣味性而言，东野圭吾无疑做得很好。
有读者曾经戏谑东野圭吾是披着推理小说家外壳的言情小说家。其实在笔者看来，他可以在传统的解密推理中毫无生硬痕迹地加入读者喜欢的恋爱因素，这也是他个人笔法的一种成功。东野圭吾善于将“爱”与作案动机相联系。
《嫌疑人X的献身》中，石神爱上了邻居靖子，而义无反顾地决定帮助杀人犯靖子摆脱嫌疑。《白夜行》中亮司深爱着雪穗，于是在暗中铲除了所有对雪穗不利的人，最后以自杀的方式掩护雪穗。
《恋爱的贡多拉》讲述了4对恋人的感情纠葛，因其并未涉及推理内容而引起了两极分化的评价。许多读者不能接受只恋爱、不推理的东野圭吾作品。也有读者认为，不写推理的东野圭吾更有魅力。东野圭吾30多年的创作生涯中，写作内容及风格固然有迎合大众口味、过度娱乐之嫌，但笔者认为，不论是恋爱还是推理，東野圭吾对“爱”有自己的一番解读，并且都将人性刻画得极为深刻丰富。东野圭吾作品的转型并不能说明其已经沦为市场的产物，而是正朝着更流行、更大众化的方向开拓新的领域和风格。
1.2渐进式商业化转型
东野圭吾的作品得以成功，自媒体、出版公司等平台的宣传、营销和策划也同样“功不可没”。
随着消费文化的兴起，人们的精神世界对文学的多样性需求增加，通俗化、大众化、娱乐性较强的文学作品开始受到人们喜爱，推理文学也被卷入市场化浪潮之中。东野圭吾也渐渐把握住了迎合市场的销售规律，创作意图也渐渐带有更多的商业性，他的“畅销”成为了一条模式化加工流水线。作者偏离推理主题，产量多而不精，近年的小说水平持续下降之类的批评不绝于耳，也存在中国国内重复出版、跟风引进等诸多批判。
东野圭吾对自己看重小说销量一事并不避讳。《放学后》的销量超过了10万册，但在江户川乱步奖中并不算稀奇。而此后十年，东野圭吾虽然创作了许多作品，但似乎并未被市场接受。20世纪90年代的日本正处于泡沫经济破灭、金融危机严重的情况之下，处于极大压力下的人们会产生精神世界与道德世界的缺失。与此同时，东野圭吾也在苦苦找寻属于自己的推理写作风格。1990年出版的《宿命》是东野圭吾迈入一个新的创作时期的代表作品。其风格不再单单局限于单纯的推理，而是更多聚焦现实，尝试反映真实的人性，情节也更加曲折。“本格还是变格，好看好卖才是真格[3]。”东野圭吾突破了以往推理小说严谨的逻辑和结构，甚至淡化了推理元素。《宿命》一书中两个一路较劲、互相仇恨的宿敌，到最后发现竟是同胞兄弟，涉及到了复杂的家庭伦理关系;《恶意》中的凶手在小说不到三分之一处便承认犯罪;《秘密》中甚至出现不符合科学的“灵魂转移”情节。比起推理，奇幻的故事性与猎奇性仿佛成了东野圭吾作品大热的重要原因。《白夜行》是东野圭吾作品的巅峰之作，做到了故事性、结构性及推理的复杂性的统一。而时隔五年出版的《幻夜》，作为《白夜行》的姊妹篇则完全打破了读者的期望值，人物、情节设定雷同且远低于《白夜行》的水准，只是借《白夜行》之名刺激读者消费而已。
随着电视、电影媒体和网络的深入发展，更多文学作品开始搬上荧幕，改编的文学作品满足了观众更加直观化、理想化的精神需求。在《白夜行》《嫌疑人X的献身》影视化大获成功后，东野圭吾的畅销流水线又多了一项业务，即为影视加工。在东野圭吾的95部作品中，已经有48部作品进行了影视改编。不能否认其带来了巨大的市场价值与利润，但这种高度商业化的行为使许多业界人士与读者不屑。近年国内对东野圭吾作品评价和销量的持续走低也给这种市场化、商业化的“快餐”文学敲响了警钟。
2 程式化的叙事结构
推理小说作为传统小说的重要分支，是通过积累谜团、营造悬念、揭秘解惑而呈现故事主线的一种文学样式。而悬念是推理小说中的重要因素，是在推理作家对情节的设置和组合的过程中产生出来的。因此推理小说中结构形式的应用不仅决定了悬念设置的优劣，更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部推理小说的成功与否。推理作家们在创作过程中将散乱、细微的疑点碎片组合成连续的悬念整体，从而构成了独具特色的叙事结构。
作为新社会写实派代表作家，东野圭吾在叙事结构方面有其独特之处和鲜明风格。本节主要结合叙事学理论和具体作品，针对东野圭吾推理小说中的情节结构和推理结构及其如何运用结构制造悬念进行分类和研究。由于研究叙事的视角较多，本节选取了两个角度，并在后文进行总结。 2.1情节结构和推理结构
传统推理小说的情节结构较为单一，以罪案、侦查、解谜、破案这样的单线结构为主[4]。东野圭吾在情节结构上进行了他个人的创新，在他的作品里既有较为简单的单线、双线结构情节，也有复杂的多线结构情节。例如，在东野圭吾前期的作品《毕业》当中，他就利用了传统的单线叙事手法，开篇就发生凶杀案件引起读者的阅读兴趣，在主人公加贺恭一郎对真相的苦苦追寻当中设置了诸多悬念，留出大量空白和可供读者想象的空间，在最后揭晓了谜团，填补了前文的空白，并对人性进行了探讨。而在东野圭吾最具代表性也最成功的作品《白夜行》中，他设置了三条线来推动情节的发展。第一条线从男主人公亮司的生活铺开，第二条线讲述了女主人公雪穗的经历，这两条线看起来互相没有关联，却又存在微妙的联系，读者通过自己的推理和想象、对信息的发掘和整理来补充故事情节。第三条线则是由警察也即这部小说中的侦探性角色笹垣将看似毫不相关的两人正式联系在了一起，读者此时也和警察一同进行侦查工作，整合所获得的线索，也同时被情节引导，思考事件背后所隐含的社会问题和人性特点。三条线索互相交错，包含了丰富的信息，使故事情节变得十分丰满，多条线索也极大程度烘托了小说的悬疑气氛。在《幻夜》《分身》等作品中东野圭吾也同样运用了这种多线的情节结构。
从推理结构来看，东野圭吾的作品主要运用了以下两种推理模式：一是凶手未知，二是凶手或犯罪已知。第一种模式也是传统推理小说中最为常见的模式，以悬念重重的案件开头，读者和侦探一起在推理过程中寻找凶手和最后的真相，回答一系列重要問题，即凶手是谁，如何作案，作案动机是什么等。这类推理模式有助于丰富读者的阅读体验，但也容易落入俗套，失去悬念。东野圭吾在《放学后》《学生街的日子》及加贺恭一郎系列中都运用了这种推理模式。而第二种模式往往在开篇就告知凶手或者犯罪事件，甚至展现了犯罪现场，由果溯因，通过情节的发展来引导读者探寻犯罪背后的真相。这类推理的侧重点并不在于发掘更多更细致的犯罪细节来解决问题，而是通过前后矛盾、反差巨大的凶手形象和扑朔迷离的犯罪动机来展现某种社会现象，针对某个社会问题进行探讨。例如，在《圣女的救济》的开篇，东野圭吾就设置了大量的悬念：凶手真柴在表露杀机后不久就制造了杀人案件，他凶恶的杀人计划和对于死者强烈的恨意又与他平日温柔平和的形象反差极大，尽管读者已经知道他就是杀人凶手，但仍然对他的动机以及案件背后的隐情充满疑惑，并在重重反差和对比之下产生了更为强烈的好奇心。借助这种由果溯因的推理模式，东野圭吾也自然地在此作品中展现了女性对传统男权社会的不满和暴力反抗，引导读者关注女性在社会中的生存环境和她们脱离家庭之外的个人价值。
2.2叙事时序和叙事空间
通常来说推理作家在作品当中常常用到两种时间叙事模式：顺时序和倒时序。而东野圭吾更倾向于在他的作品当中打乱时间顺序，让时间倒错，而不是单纯地进行倒叙或者插叙，而这种错综复杂的叙事时序也成了他作品的显著特征之一[5]。在《白夜行》中，他设置了三条线索，而每一条线索都是以视角的转化和时代背景的转换作为推动方式，通过真实的历史事件、当时的文化符号以及直接说明时间来对文本中的时序进行标记。这种叙事时序看似模糊复杂，但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故事的悬念，吸引读者参与到整理故事信息和时间轴当中，摆脱了单薄的叙事的同时，使情节更具有层次感。《解忧杂货店》和《时生》也是这类时间叙事方式的典型作品。可以看出，东野圭吾打破了传统的顺时序、倒时叙和插叙等单一方式，在借鉴前人的基础之上创新了一种个人化风格较为明显的叙事时序。
从叙事空间来看，东野圭吾很擅长结合时序利用两类空间进行叙事。一种是显性空间，也即具体的物理空间，包括城市这样的开放空间和房屋、教室这种较为封闭的空间。另一种是隐性空间，也即虚构、想象的空间。东野在作品中并不直接对空间进行太多细致地描写，而是借助空间内各种建筑和物品的布局和光影明暗的变化来营造气氛、设置悬念[6]。例如，在《解忧杂货店》中，杂货店就作为一个物理空间来作为过去和未来、人和人之间的连接点，它是推动故事情节发展的一个工具，烘托了整部作品温暖、治愈的氛围。而在《从前我死去的家》这部作品当中，东野圭吾同时设置了两种空间。主人公陪同女伴沙耶加来到她从前的家，一点一点进行探索，试图解开心中的重重谜团，这个废弃的别墅作为封闭的物理空间提供了大量可供侦查的现实信息，又勾起了沙耶加过去的回忆，成为了记忆与现实的连接点。而作品中的虚幻空间——某栋白色小楼，又是建立在回忆和梦境之中，既揭示了沙耶加虐待女儿的病态心理的根源，又为作品营造了恐怖紧张的氛围。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东野圭吾在创作作品的过程中形成了鲜明的个人风格和叙事特征。这些创新使他的作品区别于传统的推理小说，令人耳目一新。但同样可以看出，东野也逐渐被限制在他所谓的创新和个人化的“标准”当中，当发掘出富有新意的叙事结构之后，他开始进行批量创作，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创作体系和写作策略，在宏观的大框架雷同的基础之上填充了不同的故事内容。由于传统推理小说叙事结构就较为单一，本身存在着一定的“程式化”，东野圭吾难免会落入某种模式当中，这是由文本特征所决定的。但东野圭吾的程式化并非完全在于推理小说的程式化，他的程式化倾向表现在重复利用自己已经成为定式的创新点进行创作，而不是进行更多地探索。
作为名气与销量双丰收的作家，东野圭吾想必也得到了读者的大量反馈，从作品销量与书评当中也能够获知读者对于某种叙事风格和叙事结构的喜好如何，从而支持他进行类似批量生产一样的创作。如何把控个人风格与形式化的死板套路的平衡，对于东野圭吾来说也成了创作过程中的挑战。毕竟，原创作家的生命力也在于不断地创新，不断地打破自己的界限，不断地扩大作品的疆界。
3 东野圭吾是否完全“以娱为文”
根据美国学者艾布拉姆斯的《灯与镜》，文学有四个要素：即世界、作家、作品和读者。世界是作家要描写的客观对象，也是作品的基础，而作家是作品的创造者，读者是通过作品与读者对话的人，对于作品的评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而姚斯的接受美学同样认为，文学的价值和意义不仅来源于作品本身，还有读者的赋予。要在真正意义上实现文学作品的价值，读者必须在阅读过程中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从而将静止、抽象意义上的文学作品转化为沟通精神世界的桥梁。 而推理小说，就是一种典型的以读者为中心的文学样式。因为推理小说最重要的一点、最独特的魅力所在就是推理小说的逻辑推理。阅读过程中的逻辑推理完美发挥了读者的主观能动性，读者用自己的能力分析、判断和解读文本中的信息，理解作者的精神世界，从而将作者、文本和作品紧密相连。可以说，逻辑推理不仅能够体现作者的思想意志，更是读者对作品进行二次创作的体现。从这一角度来考虑，一定程度上迎合读者思维，并非是一件值得大肆批判的事。如同东野圭吾自己在访谈中被问到自己心目中的读者时，他回到：“不，读者是不能被评价的。他们是整个过程的核心。”
接下来回归东野圭吾作品本身。虽然前文提及他的作品有迎合市场和读者的部分，但显然也并非完全“以读者為驱动”，他的作品中表达自己的思想和诉求的内容也不在少数。东野圭吾在访谈中曾经谈到，小说人物的存在，就是为了表现作者的思想。
例如，《盛夏方程式》中通过描写玻璃浦这个海边小镇海底世界的炫丽景色，以及当地部分群众守护大海的热情与执着反对海底资源开发的言行举动，揭示了自然资源开发与生态保护问题之间普遍存在的矛盾。更是借汤川之口，讲述了如何合理利用科学技术，在尽可能减少对生态破坏的前提下，进行自然资源开发。
《虚无的十字架》中，东野圭吾借男主人公之口，开始思考刑法对于罪犯是否有积极的意义，更是引申出了是否应该废除死刑这一严肃的社会问题，提高了读者对这个问题的社会关注度。
《拉普拉斯的魔女》虽采用了魔幻背景，但却借超能力表达了对人工智能的担忧。
还有最广为人知的、东野圭吾对于人性的讨论。代表作品如《恶意》，其主题思想是人类无边的恶意;《梦幻花》描写的是人们为追求物质上的理想而迷幻、失去自我等。
4 结语
综上，东野圭吾的作品固然有作为通俗文学迎合读者阅读兴趣的内容，但也同样包含作者的深邃思想，可以说是在以读者为中心的基础上进行了升华。从接受美学的角度来看，无论是作为“消遣文学”的娱乐性，还是作为推理小说的创新和突破，都得以满足不同类型接受者的阅读需求。如果认为东野圭吾是完全的“以娱为文”，那未免有失偏颇。
参考文献
[1]褚盟.东野圭吾：“出版界的印钞机”是如何炼成的？[J].中国图书评论，2013（5）：80-85.
[2]马以鑫.接受美学新论[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5（10）：112.
[3]李昕.推理小说为何能燃烧中国书市？：东野圭吾系列畅销探因[J].出版广角，2010（6）：44-46.
[4]张晓东.浅谈东野圭吾《白夜行》的叙事手法[J].长春教育学院学报，2020，36（4）：11-16.
[5]冯鹰蛟.东野圭吾推理小说的叙事研究[D].吉林：北华大学，2020.
[6]薛亚亚.东野圭吾《白夜行》的空间叙事研究[D].兰州：西北师范大学，2020.
（责编：王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