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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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能拘泥于一般思想原则的论辩或在不同的文本之间论争，更不能以形而上学方式构建思辨的知识论体系，而是要面向中国问题，实现中国道路的表达、中国经验的总结以及中国问题的反思，探寻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历史之谜。但重新审视马克思唯物史观视域中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以及两者的内在关联，从思想史的角度发现马克思把握时代的思想创造的当代意义，依然是重大理论和现实关切的问题。南京大学哲学系、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教授唐正东认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具有从交换价值批判向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统一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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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能拘泥于一般思想原则的论辩或在不同的文本之间论争，更不能以形而上学方式构建思辨的知识论体系，而是要面向中国问题，实现中国道路的表达、中国经验的总结以及中国问题的反思，探寻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历史之谜。但重新审视马克思唯物史观视域中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以及两者的内在关联，从思想史的角度发现马克思把握时代的思想创造的当代意义，依然是重大理论和现实关切的问题。南京大学哲学系、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教授唐正东认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具有从交换价值批判向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统一性的批判、从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统一性的批判向剩余价值批判、从剩余价值批判向资本关系再生产过程的批判的三重逻辑层次。马克思从具体的历史的客观内在矛盾运动的角度深化了唯物史观，从一种更深刻的理论层面诠释了实践理论、物化批判理论的应有之义。江苏师范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哲学范式研究中心曹典顺教授强调，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与唯物史观存在着内在关联。问题关联是这一内在关联的第一个阶段，关联的内容是政治经济学的问题反思与唯物史观的萌芽。理论关联是这一内在关联的第二个阶段，关联的内容是政治经济学（国民经济学）的理论批判与唯物史观的出场。实践关联是这一内在关联的第三个阶段，关联的内容是政治经济学的原理阐释与唯物史观的在场。北京大学哲学系丰子义教授认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应该深入研究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反思”功能和“穿透”功能，“回9-5”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研究对象、理论主题、研究方法、研究路径，进而考察在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的问题的过程中，构建当代中国的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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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历史又掀开了新的一页,迎来了八十年代的第七个春天。 两年前,《探索》杂志为了响应时代的呼唤而问世。作为社会科学工作者争鸣、讨论、切磋的园地和社会科学信息的窗口,两年来她得到广大读者和作者的支持和帮助,在此,向大家致以真诚的感谢。 值此新的一年开始之际,我们以兴奋的心情,告诉大家,《探索》杂志,从今年开始,正式在国内公开发行。
<正> 挑 战 当代创作观是作家进行文艺创作的系统审美观照,由创作的当代意识、原则方法、表现手法及风格流派诸分支构建而成。鼎盛于当代社会主义国家文坛的创作观,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至于尔后的所谓“两结合”及“革命现实主义”,只是它的同质同构的衍生物。在国际范围内,西方现代派的挑战浪潮,率先向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涌来,那么,社会主义文艺创作观所面临的挑战,究竟来自何方呢?我认为它来自“左”倾教条化和右倾自由化两个射角。
自《马氏文通》（1898）始，中国语言学走过了百年历史，取得了辉煌成就。但相伴产生的一系列问题也值得深思，如语言研究与现实生活的关系、研究范式的继承与转换以及面向语言处理产生的研究取向问题等，可以说，当今中国语言学的前沿问题和研究方向亟待明晰。为此，本刊编辑部组织了一组笔谈，邀请三位学者就此问题进行讨论。首都师范大学教授周建设认为，目前语言学研究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语言生成（表达）的目标”，其核心是语法语义网络建设，需要词项一语句语义网络系统和语句一语篇语义网络系统的支撑，而世界情景则可视为情景网络。网
中国与金砖国家外贸的“共享式”增长，是促进金砖国家合作的关键性引擎。中国与其他金砖国家在经济与贸易结构中的互补性明显，但由于金砖国家出口产品结构的调整升级，以及工业化进程所引致的相近目标产业的发展，它们在相互间的内部市场和外部市场的动态竞争态势逐步凸显。金砖国家需要通过产业链的“雁行”布局，构建互利共赢的贸易格局，以科技合作实现经济贸易结构的调整升级，以及通过中国的“出口转投资”模式，强化中国与其他金砖国家互补性占主导的贸易关系，实现外贸的“共享式”增长。
随着中国的崛起，学术界对于现代性问题的阐释已经不可避免地与中国道路结合了起来，这是时代的进步也是哲学的进步。对于处在发展中的中国来说，现代性的建构必须克服一种文化的障碍，确立起重新发现中国的历史尺度和价值尺度。这就意味着，在当今多元化世界，我们必须在超越决定论和依附性的前提下，确立中国现代化道路探索的自主性及其主体性的实现方式，并寻找更加广阔的思想空间和发展空间。这正是我们讨论现代性的中国内涵或中国现代性问题的理论动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介入性和在场性正在于为中国现代性概念的生成和体系建构提供思想基础和价值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不平等条约使在华西教成为有相对独立地位的民间团体，迫使官方对教会从查禁变为保护和治理。因长期禁教及缺乏对西教的清晰认知，清廷仍从异端角度笼统地处理基督教问题。道咸两朝官教渐有接触，双方关系因当时战局时松时紧。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廷被迫全面开放传教，民教冲突频发，多数官员同情反教、治理消极。天津教案后，教会迎合中国发展需要，改善自身形象，部分官员渐以务实态度处理民教事务。长江教案后，朝廷肯定教会“善举”，双方沟通加强，官方政策随内外形势的震荡，从过分向教会倾斜突变为激烈排教。庚子反教双方创
柏林墙倒塌后，无论在意识形态领域还是在学术领域，马克思主义在德国（主要指原民主德国区域）被迅速边缘化（在原联邦德国区域历来都处于边缘地位），但马克思主义研究在德国（既包括原民主德国又包括原联邦德国）并未完全沉寂；相反，新世纪以来还出现了“马克思思想复兴”、“马克思热”。可以说，作为马克思故乡的德国，今天仍然是马克思主义研究重镇。
2017年是新文学诞辰100周年，经几代作家的共同努力，中国文学不仅成功实现了现代转型，并且以强烈的文化自信，跻身于世界文学之林。究竟应怎样理解新文学的民族性和现代性，这是目前学界最关心的热点问题。本期特刊发三篇文章，从不同角度切入，去阐释文化自信与新文学发展的辩证关系，望能引起学界关注和讨论，并推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深入发展。
人类的现代化仍是一个未完成的事业，而历史已经证明，西方的现代化模式并不具有普世性。中国的现代化成就充分说明，世界的现代化离不开“中国故事”，聚焦中国的现代化问题，发现其道路不同于西方模式的特点所在，将为现代化范式的多元建构贡献独特的中国视角。界定现代化、认识现代化的历史，必须打破西方中心论，更多地关注非西方世界现代化的多样性和独特性。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主办的“第三届中美学术高层论坛＂，邀请国内外学者对此各抒己见，以比较视野来考察中国的现代化范式。本专题的三篇论文，便来自此次论坛。华中师范大学教授马敏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