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抄课文，可能许多人首先会联想到“苦差”，联想到“变相体罚”，等等。但我对抄书，却有着特别的感受。
　　那时候在乡下教书，偶尔了解到明代文学家张博以“七抄七焚”之法读书：即每读一篇佳作，必抄录之；录完，默读一遍便烧掉；如此反复七次，永志不忘。于是，自己也尝试着以抄录法助读书。把整张大白纸裁成条幅状，将所学的每首诗文，都用钢笔工工整整默下来。学校背靠一个三五人家的荒村，宿舍后面是一湾溪水，一片竹林。常常是在夜阑人静的时候，一盏孤灯下，伴着若有若无的溪声和沙沙的竹叶响动，那些古人的诗词佳句、华彩辞章自胸中汩汩流出，一边口中微喃，一边付诸笔端。随着古诗文的意境各异，笔下也或缓或急，摇曳生姿。婉约处落笔轻盈，如灵猫潜行；明媚时下笔流畅，如行云流水；激昂处奋笔疾书，意绪难平；悲愤时一字一顿，力透纸背。真正从心底里体会到汉字与经典文学结合的妙处。写到手臂酸疼时，搁笔静坐，窗外风声也无，头脑却异常活跃，犹自视通万里，思接千载，仿佛在时空隧道里奔驰，恍不知今夕何夕。这样密密麻麻手书的条幅，却舍不得像张博那样付之一炬，遂整整齐齐地张贴于卧室四壁。有风拂过时，满墙条幅飒飒作响，一如古之贤相、重臣、隐士、才女争相欲语。课余回来，在斗室内行走坐卧，与四壁诗文作伴，心中的成就感也油然而生。直到那些条幅一如枯叶般陈旧、泛黄、打卷了，才叹息一声，扯下焚掉，又手抄新的诗文续上去。
　　但是，俱往矣！抄书，或者说，抄写，眼下已经沦落到被认为是“体罚”的手段之一了。我不否认某些教师在激怒之下动辄责令学生抄写课文若干遍，确实已经脱离了抄写的“趣味”性，甚至已经沦为变相的体罚。但语文教师日常布置的抄写作业竟也有人去撰文抨击，这就令人费解了。汉字笔画结构的繁简、疏密、呼应、对称之美，汉语辞句的工巧、韵味，除了一边熟读、一边恭录，还有比这更好的学习方式吗？
　　“不幸”的事情还不止于此。笔者在教学过程中发现，学生对抄写的兴味也在不断下降。笔者曾经尝试过布置“弹性”抄写作业，即学生可以根据自己课堂掌握情况，在作业时自主决定抄写量，感兴趣的可以适当多抄一些。学生作业交上来后，却发现大多数都只是完成了作业要求的“下限”。究其原因，恐怕与时下社会人心的浮躁、功利思想的泛滥是分不开的。在书本之外的各种精彩诱惑之下，对于抄写这项需要凝神、耐心等素质的作业，学生已经很难沉浸其中，用心体味了。
　　偶然看到一则短文——《三个抄写员》，文中说，黎锦熙是我国著名的国学大师。民国头十年，他在湖南办报，当时帮他誊写文稿的有三个人。第一个抄写员沉默寡言，只是老老实实地照抄文稿，错字、别字、病句也照抄不误。后来，这个人一直默默无闻。第二个抄写员则非常认真，对每份文稿都先进行仔细地检查，然后才抄写，遇到错别字病句的都要改正过来。后来，这个抄写员写了一首歌词，经过聂耳谱曲后命名为《义勇军进行曲》。他就是田汉。第三个抄写员则与众不同，他也仔细地看每份文稿，但他只抄与自己意见相符的文稿，对那些意见不同的文稿则随手扔掉，一句话也不抄。后来，这个人建立了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他就是毛泽东主席。
　　什么时候，我们的学生，以及我们对于抄写的理解认识，能够达到这样的境界呢？若是，那真是语文之幸、中文之幸、中国之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