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看是否“真实”。就是说，无论写外写内，都真实就好，虚假就不好。真实，有客观的，有主观设想的。某日某时月食，由初亏到复圆经历多长时间，是客观的真实;前些年传说东北发现大蟒，曾吞下吉普车，一青年告诉我，绘影绘声，我不信，他急得捶胸顿足，这是因为他设想这是真实的。此外，小说、戏剧等是文学创作，或者可以名之为艺术的真实，性质不同，须另做处理，这里不谈。写文章，记述外界事物，当然最好符合客观的真实。但这常常不很容易，例如司马迁写垓下之围，项王歌，虞姬和，大似耳闻目见，难道实况真是这样吗？不管信或疑，反正无法证明。因此，在这方面，我们最好做到：要增长知识。笔下不出现过于荒唐的笑话;不得已而取其次，一定要有根据确信它是真实的。
　　还会出现自己不确信为真实的情况吗？不只会，而且不稀有。正如说假话，成文也同样可以不出于本心。随便举两例。三国时候有个陈琳，曹丕《典论·论文》赞扬他长于章表书记，是建安七子中的佼佼者，可巧《文选》选了他两篇这类文章，可以让我们见识见识。一篇是《为袁绍檄豫州（刘备）》，一篇是《檄吴将校部曲文》。前一篇是受用于袁绍时候写的，所以当中大骂曹操，不只曹操，而且上及其祖曹腾、其父曹嵩，正好骂了三代。后一篇是后来受用于曹操时候写的，所以当中大捧曹操。同是一个曹操，忽而是小丑，忽而又成为天人，这样立言，所写会是自己确信的真实吗？这或者应该算作文人无行，可以不在话下。我们无妨再看看另一位，是大名鼎鼎、言不离“道”的韩文公。他作《师说》，任国子博士为人师;通常知师者莫如弟子，且看他的门人刘叉怎么说。李商隐《齐鲁二生·刘叉》记载，刘叉为什么事跟他闹翻了，离去时拿了他不少钱，说：“此谀墓中人得耳，不若与刘君为寿。”（《新唐书》采此文，唯“刘叉”作“刘义”）以谀墓之文换钱，这样写也显然不是自己确信的真实。古人有这种情况。现在呢？我们还常听到“违心之论～言行不一致”一类的话，所以仍然要警惕。因为所写非自己确信的真实，轻言之是没有给人读的价值，重言之是反而出丑，所以不能不视为写作的大忌。
　　二是看是否“通达”。就是说，文中如果有自己的什么思想认识。这思想认识即使够不上什么惊人的创见，也总要用现时的知识水平衡量，绝不含有陈腐愚昧至于使人齿冷（让人鄙视耻笑的意思）的成分。见识正确，才谈得到通达。很多年前听到一个故事，是讽刺毫无新意的文章的，文章以“二郎庙”为题。其中有这样的“警句”：“夫二郎者，大郎之弟，三郎之兄，而老郎之子也。庙前有二松，人皆谓树在庙前，我独谓庙在树后。”其实，由宋朝经义发芽，一直繁盛到清末变法时的八股文，与这二郎庙的“妙文”，就内容的无价值说，并没有什么两样，虽然也费了心思，费了笔墨，但结果是作了等于不作，甚至不如不作，原因就是不通达，或说没有见识。自然，作文，尤其初学，要求内容必有新意，必不失误，标准难免过高。我们无妨从消极方面要求，就是，虽然意思不新，不深，甚至多值得商榷，但确是经过思索，言之成理，不是人云亦云，甚至将错就错。见识是学而思，思而学，逐渐增长的，未可一蹴而就;但作文要重视见识，写见识，是一执笔就应该长记于心的。
　　三是看是否“恳挚”。通达主要是就见识说，恳挚主要是就感情说。写文章，目的是让看到的人信服，求人信服，自己先要有可取的见识，还要让看到的人感动，求人感动，自己先要有恳挚的感情。有些文章可以不包括作者的感情，现代的，如科学论文之类，古代的，如《竹书纪年》《天工開物》之类。但绝大多数文章含有作者的感情，也最好含有作者的感情。《史记》是记人记事之书，照理应该客观地据实陈述，可是就连写经济状况的《货殖列传》，也在许多地方一唱三叹。范缜《神灭论》是讲哲理之文，照理应该平心静气，却义愤之情溢于言表。像这样的著作，因为感情真挚而充沛，所以后人读了会受感动，甚至洒同情之泪。作文，凡可以含有感情的，这有如画龙点睛，应该以表现感情见分量，显奇妙。孟启的《本事诗·事感》记白居易曾因小蛮作《杨柳词》以托意日：“一树春风万万枝，嫩于金色软于丝。永丰坊里东南角，尽日无人属阿谁？”得到唐宣宗的赞赏。这首七绝前三句只是描写外物，照猫画虎，意思平平，及至加上第四句的怅惘之情，分量立即重了，以至于感动了皇帝，这就是以感情点睛的手法。
　　恳挚的反面是轻薄。言为心声，文是为人的写照，人无真情是凉薄无行，文无真情的结果也就可想而知了。
　　四是看是否“高尚”。就是说，所表现的知识、思想感情等能不能引导人、促使人求好、求向前、求向上，能是好的，不能是坏的。这里我们会碰到一个较玄远的问题，什么是好、向前、向上？幸而常识上我们大致有个共同的认识，比如颓废不如精进，后退不如进步，残暴不如宽厚，损人不如利人，利私利己不如为国为民，等等，因而这里无妨假定有个明确的标准。这标准是道德的，因为是道德的，它就不仅统辖作文之道，而且统辖立身治世之道。也就因为这样，所以从理论的角度看。它似乎比前面提出的“真实”“通达”“恳挚”更根本，即便未必更明显。说它更根本，是因为它管的面更宽，影响更深厚。比如说，不管作者的感触、思想怎么奇怪，把颓废、落后、盗窃、残忍等坏行为描画到书面上。而丝毫不表示厌恶、反对，总是错误的。从积极方面说，无论长篇短札，想要感人寿世，就必须合乎道德的要求，有助于读者的求好、求向前、求向上心。
　　（选自《作文杂谈》：中华书局2012年版，标题为编者所加。原标题为“言为心声”，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