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旱烟抽得有年头了，自打我记事就抽着。烟袋和烟荷包是他随身必不可少的东西。直到老父亲离开这个世界的前一个月，才忍痛把烟袋和烟荷包交给我母亲放了起来。
　　父亲抽的旱烟历来都是亲自种植，从没买过，父亲种烟可是下了功夫呢。过了清明天气暖和了，小院里种的秧苗少不了烟，如同白菜籽那么小的烟籽撒到苗畦，敷上河沙浇好水盖上草帘。每天出门前都看见父亲叼着烟袋到苗畦把草帘子揭开，边看边吸，直到吸完这袋烟，把烟袋锅里的烟灰在窗前坎墙虎皮石上磕两下才离开。哪一天稚嫩的两瓣烟苗破土而出当是父亲最满意放心的时候。移种前父亲把早已准备好的鸡粪挑到地里，给烟施鸡粪是父亲多年种烟得出来的经验，说是这样烟抽起来绵软有劲，因为父亲的烟友都说父亲种的烟好抽。每当听到别人赞许，父亲总会在脸上留下高兴的笑容。
　　深秋时候烟叶晾晒好了，让露水打湿一下，捋成把捆绑起来，不然蜷曲干燥的烟叶无法舒展开。我一边帮着捋烟叶，一边问起老父亲当年怎么开始抽的烟？他曾简要的回顾。父亲自小家境困苦，十几岁给人放羊，又过早的承受失去父母之痛。有一天，父亲触碰到了老旱烟，老旱烟的辣味呛得嗓子咳嗽。本该读书的年纪却只能给人放羊度日，尽管老旱烟辛辣，但也只有老旱烟的辛辣才能冲淡艰苦的岁月。
　　父亲的铁烟笸箩总也有半笸箩烟，这是预备家里来人抽的。哪天看见烟笸箩满着父亲还蹲在灶坑边烤烟叶子，一定是有客人会来家，如果客人觉得烟好抽，临走给客人装上一荷包烟。
　　父亲旱烟抽得最厉害是八十和九十年代，我们兄弟姊妹四个都长大了，房子和我们的婚姻都是父亲日日夜夜挂怀的。失眠睡不着或者半夜醒来，父亲都要靠老旱烟来排解，尽管不能解决问题，但这是唯一可以解压的东西，所有烦难希望随着烟雾消散在空中。
　　父亲的烟袋杆很短就十多公分，这是为出门带着方便，那也有时会弄丢。父亲在村萤石矿开矿时选了一个老鸹眼树根，自己粗加工弄了个烟斗，费劲不小没用几天就裂了。后来索性不用烟袋改用自卷纸烟了。我曾在环球航行船抵巴西桑托斯港，在街上的橱窗里看见了烟斗，想起父亲卷纸烟麻烦，就买了一个给父亲，父亲用了几回嫌烟斗深，抽着费劲有时还截火，就丢在了柜子里。后来得知，父亲还是喜欢这个烟斗的，后悔没给修理修理。
　　几年前我搬到了承德市里住，秋天我回去探家，刚好父亲在窗前月台上叼着烟拧马莲烟绳子。看着一大堆马莲我问父亲：“怎么这么多呢？”父亲一脸高兴地说：“今年种的比往年多，又赶上长的好，能够我抽三年的，家里五间房子的房檐可以晾晒，所以得多拧点烟绳这还怕不够呢。”这拧烟绳我也帮不上忙，就和父亲聊起了抽烟的事。我问父亲：“抽烟有好处吗？值得一辈子留恋。”父亲说：“自然是没好处。”我接着问：“那为什么还抽呢？”父亲没能说出为什么，其实在我心里是有答案的。烟能帮助父亲缓解来自生活的压力！平时父亲抽完一袋（支）烟就可以了，可遇有事抽完一袋还要再接着抽。
　　改革开放后，父亲的旱烟种在南北垄的自家包产地里，山坡下边的小平甸淤积的沙土厚实，这是自打承包土地后，就把种植烟从自留地挪到了这里。烟叶每年都长得很好，也是父亲下的功夫大。2003年烟叶的长势依旧强盛，成熟的长园形烟叶有的有些发黄，父亲掰下一片烟叶，看了一下烟蒂上面的黑月芽直说：“到时候了！”帮着父亲把烟叶运回家，这是父亲的收获。这也是父亲最后一次种植他的老旱烟。
　　过了秋收父亲要脱一铺炕的水坯，脱坯是力气活，他感觉有些吃力。脱几快歇歇，点上老旱烟解解乏，自叹老了干不动了，也没警惕是身体健康有问题。
　　春天来了，父亲嫌东屋火炕不好烧倒风，给扒了盘上了新炕。新火炕盘得好，炕热得快，也不再倒风燎灶火门了。妹妹回家看看炕盘的咋样，父亲和妹妹说自己感觉身上没劲，妹妹想带父亲去市里医院检查一下，父亲说不要紧等你哥休假再去吧。当我一休假就回到老家，听妹妹说起父亲的身体情况，次日就和父亲到了市里。检查的结果把我惊呆了，肺癌晚期已无法手术。拿着拍的X光片找到院里专家再复诊，结果是一样的，大夫在我的强烈要求下给父亲开了些药，我们也向父亲撒了一个善意的谎言。
　　我住市里有几年了，因为我经常不在家，父亲觉得不方便平时也不来，这次是看病才在家里住下来。
　　星期天，我和两个孩子陪着他来到避暑山庄的湖区租了条手划船。我边划边和父亲说话，父亲这也是一生头次和儿孙一起这么悠闲。只是在我心里是说不出的难过，此时又不能流露，我对父亲说：“你抽烟吧？”“医生说不能抽烟了！”面对父亲的回答我无法再说什么，“那您看吧！如果想抽也没关系。”我只能这样说，因为我知道一切都迟了。
　　父亲感觉身体不舒服一再要回老家，回到家把在医院拿的输液药喊自家二姐来給输上，其实药已经不能起多大作用了。最后的这些天我和妹妹能做的就是日夜陪在父亲身边，父亲很坚强，一直都是坚持自理不让我们搀扶。
　　父親这一生是贫穷与艰难，操劳与苦闷的一生。少年时父母过早离世，撇下兄弟姐妹五人，三兄弟都靠给人放羊放牛维持生存，到了解放后哥仨都是队里最好的牛羊倌儿，父亲最小。1949年他才16岁，吃住在自己二哥家，直到30岁才娶了我母亲———一个精明的聋哑人。那时困难只能借住在本家近支四大爷家里，后来和梁维住对面屋的张家大姑奶奶去逝了，我们就住在那一间半低矮窄小的茅草屋里，直到1980年。
　　成家后有了我们四个孩子，一个妹妹两个弟弟，可以想见在六七十年代家中的生活会多么艰难啊！盖房子，娶媳妇，三个儿子都成家立业了，他也老了。操劳了一辈子，多少艰辛一人担，多少苦楚肚里咽，多少苦闷与谁谈？惟有那一袋袋老旱烟与他相伴。
　　刚过古稀之年的父亲，自从医院回来再没有抽烟，这样坚持了一个月，也许他想等病好了再抽，也许彻底醒悟以后再也不抽了。当父亲最后就要离开我们的时候，我和妹妹告诉父亲：“爸爸你的病是肺癌。”老父亲点了下头。不知是父亲随意的动作，还是知道了自己的病情，或者明白了儿女的用意，但不知是否明白这与老旱烟有关。
　　父亲一生倾尽全力为儿女们付出而积劳成疾。十五年过去了，时间冲不淡我深深的愧疚，冲不淡我对父亲的怀念和回忆，还有那一直珍藏着的烟袋和烟荷包。
　　选自《那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