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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以一往无前的进取精神和波澜壮阔的创新实践，谱写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顽强奋进的壮丽史诗，中国人民的面貌、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变化。”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功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取得的。邓小平同志曾说：改革也是一场革命。从改革的难度与艰巨性来看，改革的确不亚于革命。中国共产党正是以“革命”的精神与勇气来对待“改革”，在改革开放实践中逐步提高自身驾驭改革、推进改革、引领改革的领导能力，从而取得了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
一、以“和谐社会”为目标，提升弥合改革进程中矛盾与冲突的整合能力
所谓和谐社会，是指基于一定社会正义与共识，能通过有效的制度化途径化解社会冲突以及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冲突，从而达到平等与效率相对平衡的良性社会发展状态。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30年的历程中不断提升了自身这种化解社会矛盾与冲突的整合能力。
其一，党的意识形态整合能力不断增强，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要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全国人民就必须在精神气质上凝成一股绳，在统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下前进。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随着利益主体的分化，人们对各种社会政治问题的看法自然会产生许多不同的观点，改革中不断出现的新问题也会对传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设想产生一定的偏差。这就需要与时俱进，适时地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发展马克思主义。诚如西方学者阿尔蒙德和维伯所指出的，“如果要保持最终的稳定，该系统就要有一种建立与对该政治系统更为普遍的依恋基础上的政治信仰形式”。①中国共产党正是以与时俱进的精神，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形成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不懈探索实践的智慧和心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党最可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正是有了这个思想基础，全国人民才对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有正确的认识，才能自觉抵制各种错误思想的影响，党领导人民的改革开放事业才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其二，党的制度化整合能力增强，党内民主与监督制度不断完善。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既是中国国家政权的执政党，又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党。党的领导不能再通过简单的行政命令等方式进行，而是必须通过制度化的渠道实现党的意志与人民意志的统一。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邓小平发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以来，制度化进程明显加速。中国共产党通过完善党的代表大会制度，实行党的代表大会代表任期制；完善党的地方各级全委会、常委会工作机制；严格实行民主集中制，健全集体领导与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推行地方党委讨论决定重大问题和任用重要干部票决制；建立健全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地方各级党委常委会向委员会全体会议定期报告工作并接受监督的制度等一系列重大改革，逐步提高党内民主与监督制度化水平。通过加强党的制度化建设提升党聚合人民群众意志、化解人民群众利益矛盾等的制度化整合能力。
其三，党的依法执政水平不断提高，通过法律途径化解社会矛盾与冲突的能力大大增强。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中国共产党作为领导党与执政党，其活动也必须遵守宪法与法律的规范。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发展与完善，人民的法律意识和水平也不断提高，通过法律化解各种社会矛盾与冲突的要求显著增加。中国共产党正是在此背景下，不断增强其依法执政的执政能力，巩固其作为社会主义事业领导党的领导地位。
总之，改革开放30来年，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目标，不断提升自己化解社会矛盾与冲突的社会整合能力，确保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
二、以“公平正义”为导向，提高协调改革进程中公平与效率的平衡能力
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一贯主张，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任务。这就决定了我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必须以“公平正义”为价值导向，努力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没有公平正义，就谈不上社会主义。
然而，新中国不仅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而且是一个典型的发展中国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基本国情是：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要矛盾仍然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因此，中国的改革开放必须在公平与效率之间求得平衡，中国共产党也必须提高自身平衡改革进程中公平与效率的平衡能力。
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我们曾错误地将公平正义等同于平均主义，从而窒息了社会生产力，阻碍了社会主义发展。因此，改革开放中的公平正义不是要回复到平均主义，而是基于社会主义基本分配原则的公平正义。我们也曾错误地将效率等同于速度，强调多快好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结果造成了一场大劫。因此，改革开放进程中的效率不是无原则的强调速度，而是在公平公正基础上使社会经济资源发挥最大的效益。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党必须学会在公平与效率之间求得平衡。
改革开放进程中公平与效率的平衡不是平分秋色、势均力敌，而是公平与效率的大体相称状态。绝对的平衡是没有，平衡总是相对的。改革进程中公平与效率的平衡是一种动态的平衡，即在某一时期以效能为主，但兼顾公平，当效能的发展快要损害到公平时，又必须调整为以公平为主，兼顾效率。这种反复的有规律性的交替就会达到公平与效率的动态平衡。
改革开放初期，由于要打破平均主义传统，加速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改变我国生产力水平极为落后的状况，我党制定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发展战略。这一发展战略为改革开放初期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指明了方向，也为今后一系列改革措施的顺利进行提供了物质基础与保障。但当改革开放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社会公平正义问题越来越重要，原有的发展战略必须作出进一步的调整以适应社会主义新情况。
自党的十六大以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任务之一。党在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上采取了一系列方针政策，如免除在中国实行了几千年的农业税，加大对农村基础教育的投入，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等。这实际上是党的平衡公平与效能的平衡能力的体现。这种平衡不是建立在牺牲效率的基础上的，相反是在不影响整个社会经济发展效率的基础上的平衡。所以，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现阶段我们既要通过发展增加社会物质财富、不断改善人民生活，又要通过发展保障社会公平正义、不断促进社会和谐。
三、以“以人为本”为核心，加强维护改革进程中人民根本利益的保障能力
马克思主义认为，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建立在人对人的依赖之上，资本主义社会建立在人对物的依赖之上，而社会主义则是要实现人的政治解放、经济社会解放直到人的全面自由。因此，社会主义中国的改革开放强调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其主要目的就在于使广大人民群众摆脱贫穷落后的生活状况，为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创造条件，而不是建立起新的人对物的依赖关系。这就要求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始终坚持“以人为本”，自觉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中国的社会进程与西方社会有着本质不同的一面，那就是中国在实现（无产阶级的）“阶级的政治解放”的历史前提下，进入了“经济的社会解放”的新阶段，但仍没有进入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阶段。因此，在改革开放进程中坚持“以人为本”，在现阶段具体来讲就是以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依归，为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创造条件。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高涨的物质文化需要，自党的十六大以来，民生问题成为党的工作重点。这是我们党保障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能力的充分体现。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与发展，人民的劳动生产积极性得到了极大的解放。然而，由于配套改革及法律法规不健全，在改革过程中也出现过许多人民群众利益受损的现象。面对这些新的问题与矛盾，作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始终不断加强自身维护改革开放进程中人民根本利益的保障能力。新党章规定：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党在任何时候都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同群众同甘共苦，保持最密切的联系，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不允许任何党员脱离群众，凌驾于群众之上。这充分证明，党始终把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第一要务。我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尽管出现过一些波折，也遇到过许多的困难与问题，但始终得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与支持，最根本的一条，就是中国共产党有能力始终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四、以“反腐倡廉”为重点，增强抵御改革开放进程中各种腐蚀的免疫能力
俗话说：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毛泽东很早就告诫全党在取得国家政权后要防止糖衣炮弹的袭击。前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尽管是各种错综复杂的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但最基本的原因有一条，那就是执政党自身的腐化变质。这种情况不仅出现在社会主义国家，许多发展中国家也出现过类似问题。墨西哥的革命制度党、印度的国大党、印尼的专业集团等都在执政长达几十年的情况下纷纷下台，而下台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腐败。因此，一个政党要确保其执政地位的巩固，首要的就是廉洁自律。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增强其自身的免疫能力。
腐败是一种权力通病，只要存在公权力的地方，就可能存在腐败。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权力腐化问题，在革命年代就以“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严格要求自己，在广大人民群众中树立起了良好的革命形象。建国后，毛泽东一直十分重视党的腐化问题，尽管他用政治运动来根除腐败问题的方式方法不对，但从刘青山、张子善贪腐案的处理到“三反”“五反”及“四清”运动的开展可以看出毛泽东对于贪污腐败问题的重视。因为任何一个党执政后都容易产生脱离群众的现象。中国共产党自掌握国家政权尤其是自改革开放以来，一些党员干部因为环境改变了，就贪图享受；因为成就卓著，就产生骄傲自满、不思进取；因为资源增加，就产生贪污浪费。面对来自各方面的腐蚀，中国共产党不断增强自身抵制来自各方面腐蚀的免疫能力。首先，以思想教育为先导，防止各种错误思想对广大党员干部的侵蚀。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及一切其他工作的生命线。对于腐败现象，关键在于预防。为了提高广大党员干部的防腐拒变能力，思想教育成为党的重要任务。从“三讲”教育到“先进性”教育等都是党在改革开放新形势下增强党员干部免疫能力的重要举措。其次，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坚决惩治腐败。自改革开放以来，腐败问题成为全党全国人民关注的重点。各类腐败分子层出不穷，但党始终坚持不懈地严厉打击惩治腐败分子。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了党同各种消极腐败现象是水火不相容的。但严厉打击只能治标，不能治本。因此，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党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的方针，在严厉打击的同时更加注重预防。2000年2月，江泽民在广东考察工作时强调，“开展党风廉政建设，教育和管理，德治和法治，必须双管齐下。”②只有做到综合治理，才能有效地避免腐败现象的发生。注重制度建设，从源头上治理腐败。改革开放以来，许多腐败现象的发生都与我国原有的制度体制不健全有关。因此，要从根本上杜绝腐败，就必须加强制度建设。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严格执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坚持深化改革和创新体制，加强廉政文化建设，形成拒腐防变教育长效机制、反腐倡廉制度体系、权力运行监控机制。健全纪检监察派驻机构统一管理，完善巡视制度。”另外，近年来，党还出台了一系列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举措，如任前公示制度、公务员制度等。这些制度的实施对于提高党的防腐拒变的能力起到了十分关键的作用。
总之，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最根本的是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领导改革的能力不断得到新的提升，也必将促进今后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更进一步发展。
注释：
①（美）阿尔蒙德、维伯著：《公民文化——五个国家的政治态度和民主制》，徐湘林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535页。
②《江泽民在广东视察工作》，载《人民日报》2000年2月26日第一版。
作者系中南民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行政管理系讲师，政治学博士
■ 责任编辑：姜德福
一、以“和谐社会”为目标，提升弥合改革进程中矛盾与冲突的整合能力
所谓和谐社会，是指基于一定社会正义与共识，能通过有效的制度化途径化解社会冲突以及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冲突，从而达到平等与效率相对平衡的良性社会发展状态。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30年的历程中不断提升了自身这种化解社会矛盾与冲突的整合能力。
其一，党的意识形态整合能力不断增强，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要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全国人民就必须在精神气质上凝成一股绳，在统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下前进。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随着利益主体的分化，人们对各种社会政治问题的看法自然会产生许多不同的观点，改革中不断出现的新问题也会对传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设想产生一定的偏差。这就需要与时俱进，适时地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发展马克思主义。诚如西方学者阿尔蒙德和维伯所指出的，“如果要保持最终的稳定，该系统就要有一种建立与对该政治系统更为普遍的依恋基础上的政治信仰形式”。①中国共产党正是以与时俱进的精神，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形成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不懈探索实践的智慧和心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党最可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正是有了这个思想基础，全国人民才对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有正确的认识，才能自觉抵制各种错误思想的影响，党领导人民的改革开放事业才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其二，党的制度化整合能力增强，党内民主与监督制度不断完善。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既是中国国家政权的执政党，又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党。党的领导不能再通过简单的行政命令等方式进行，而是必须通过制度化的渠道实现党的意志与人民意志的统一。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邓小平发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以来，制度化进程明显加速。中国共产党通过完善党的代表大会制度，实行党的代表大会代表任期制；完善党的地方各级全委会、常委会工作机制；严格实行民主集中制，健全集体领导与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推行地方党委讨论决定重大问题和任用重要干部票决制；建立健全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地方各级党委常委会向委员会全体会议定期报告工作并接受监督的制度等一系列重大改革，逐步提高党内民主与监督制度化水平。通过加强党的制度化建设提升党聚合人民群众意志、化解人民群众利益矛盾等的制度化整合能力。
其三，党的依法执政水平不断提高，通过法律途径化解社会矛盾与冲突的能力大大增强。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中国共产党作为领导党与执政党，其活动也必须遵守宪法与法律的规范。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发展与完善，人民的法律意识和水平也不断提高，通过法律化解各种社会矛盾与冲突的要求显著增加。中国共产党正是在此背景下，不断增强其依法执政的执政能力，巩固其作为社会主义事业领导党的领导地位。
总之，改革开放30来年，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目标，不断提升自己化解社会矛盾与冲突的社会整合能力，确保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
二、以“公平正义”为导向，提高协调改革进程中公平与效率的平衡能力
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一贯主张，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任务。这就决定了我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必须以“公平正义”为价值导向，努力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没有公平正义，就谈不上社会主义。
然而，新中国不仅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而且是一个典型的发展中国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基本国情是：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要矛盾仍然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因此，中国的改革开放必须在公平与效率之间求得平衡，中国共产党也必须提高自身平衡改革进程中公平与效率的平衡能力。
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我们曾错误地将公平正义等同于平均主义，从而窒息了社会生产力，阻碍了社会主义发展。因此，改革开放中的公平正义不是要回复到平均主义，而是基于社会主义基本分配原则的公平正义。我们也曾错误地将效率等同于速度，强调多快好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结果造成了一场大劫。因此，改革开放进程中的效率不是无原则的强调速度，而是在公平公正基础上使社会经济资源发挥最大的效益。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党必须学会在公平与效率之间求得平衡。
改革开放进程中公平与效率的平衡不是平分秋色、势均力敌，而是公平与效率的大体相称状态。绝对的平衡是没有，平衡总是相对的。改革进程中公平与效率的平衡是一种动态的平衡，即在某一时期以效能为主，但兼顾公平，当效能的发展快要损害到公平时，又必须调整为以公平为主，兼顾效率。这种反复的有规律性的交替就会达到公平与效率的动态平衡。
改革开放初期，由于要打破平均主义传统，加速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改变我国生产力水平极为落后的状况，我党制定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发展战略。这一发展战略为改革开放初期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指明了方向，也为今后一系列改革措施的顺利进行提供了物质基础与保障。但当改革开放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社会公平正义问题越来越重要，原有的发展战略必须作出进一步的调整以适应社会主义新情况。
自党的十六大以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任务之一。党在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上采取了一系列方针政策，如免除在中国实行了几千年的农业税，加大对农村基础教育的投入，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等。这实际上是党的平衡公平与效能的平衡能力的体现。这种平衡不是建立在牺牲效率的基础上的，相反是在不影响整个社会经济发展效率的基础上的平衡。所以，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现阶段我们既要通过发展增加社会物质财富、不断改善人民生活，又要通过发展保障社会公平正义、不断促进社会和谐。
三、以“以人为本”为核心，加强维护改革进程中人民根本利益的保障能力
马克思主义认为，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建立在人对人的依赖之上，资本主义社会建立在人对物的依赖之上，而社会主义则是要实现人的政治解放、经济社会解放直到人的全面自由。因此，社会主义中国的改革开放强调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其主要目的就在于使广大人民群众摆脱贫穷落后的生活状况，为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创造条件，而不是建立起新的人对物的依赖关系。这就要求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始终坚持“以人为本”，自觉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中国的社会进程与西方社会有着本质不同的一面，那就是中国在实现（无产阶级的）“阶级的政治解放”的历史前提下，进入了“经济的社会解放”的新阶段，但仍没有进入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阶段。因此，在改革开放进程中坚持“以人为本”，在现阶段具体来讲就是以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依归，为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创造条件。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高涨的物质文化需要，自党的十六大以来，民生问题成为党的工作重点。这是我们党保障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能力的充分体现。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与发展，人民的劳动生产积极性得到了极大的解放。然而，由于配套改革及法律法规不健全，在改革过程中也出现过许多人民群众利益受损的现象。面对这些新的问题与矛盾，作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始终不断加强自身维护改革开放进程中人民根本利益的保障能力。新党章规定：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党在任何时候都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同群众同甘共苦，保持最密切的联系，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不允许任何党员脱离群众，凌驾于群众之上。这充分证明，党始终把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第一要务。我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尽管出现过一些波折，也遇到过许多的困难与问题，但始终得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与支持，最根本的一条，就是中国共产党有能力始终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四、以“反腐倡廉”为重点，增强抵御改革开放进程中各种腐蚀的免疫能力
俗话说：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毛泽东很早就告诫全党在取得国家政权后要防止糖衣炮弹的袭击。前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尽管是各种错综复杂的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但最基本的原因有一条，那就是执政党自身的腐化变质。这种情况不仅出现在社会主义国家，许多发展中国家也出现过类似问题。墨西哥的革命制度党、印度的国大党、印尼的专业集团等都在执政长达几十年的情况下纷纷下台，而下台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腐败。因此，一个政党要确保其执政地位的巩固，首要的就是廉洁自律。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增强其自身的免疫能力。
腐败是一种权力通病，只要存在公权力的地方，就可能存在腐败。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权力腐化问题，在革命年代就以“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严格要求自己，在广大人民群众中树立起了良好的革命形象。建国后，毛泽东一直十分重视党的腐化问题，尽管他用政治运动来根除腐败问题的方式方法不对，但从刘青山、张子善贪腐案的处理到“三反”“五反”及“四清”运动的开展可以看出毛泽东对于贪污腐败问题的重视。因为任何一个党执政后都容易产生脱离群众的现象。中国共产党自掌握国家政权尤其是自改革开放以来，一些党员干部因为环境改变了，就贪图享受；因为成就卓著，就产生骄傲自满、不思进取；因为资源增加，就产生贪污浪费。面对来自各方面的腐蚀，中国共产党不断增强自身抵制来自各方面腐蚀的免疫能力。首先，以思想教育为先导，防止各种错误思想对广大党员干部的侵蚀。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及一切其他工作的生命线。对于腐败现象，关键在于预防。为了提高广大党员干部的防腐拒变能力，思想教育成为党的重要任务。从“三讲”教育到“先进性”教育等都是党在改革开放新形势下增强党员干部免疫能力的重要举措。其次，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坚决惩治腐败。自改革开放以来，腐败问题成为全党全国人民关注的重点。各类腐败分子层出不穷，但党始终坚持不懈地严厉打击惩治腐败分子。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了党同各种消极腐败现象是水火不相容的。但严厉打击只能治标，不能治本。因此，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党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的方针，在严厉打击的同时更加注重预防。2000年2月，江泽民在广东考察工作时强调，“开展党风廉政建设，教育和管理，德治和法治，必须双管齐下。”②只有做到综合治理，才能有效地避免腐败现象的发生。注重制度建设，从源头上治理腐败。改革开放以来，许多腐败现象的发生都与我国原有的制度体制不健全有关。因此，要从根本上杜绝腐败，就必须加强制度建设。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严格执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坚持深化改革和创新体制，加强廉政文化建设，形成拒腐防变教育长效机制、反腐倡廉制度体系、权力运行监控机制。健全纪检监察派驻机构统一管理，完善巡视制度。”另外，近年来，党还出台了一系列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举措，如任前公示制度、公务员制度等。这些制度的实施对于提高党的防腐拒变的能力起到了十分关键的作用。
总之，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最根本的是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领导改革的能力不断得到新的提升，也必将促进今后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更进一步发展。
注释：
①（美）阿尔蒙德、维伯著：《公民文化——五个国家的政治态度和民主制》，徐湘林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535页。
②《江泽民在广东视察工作》，载《人民日报》2000年2月26日第一版。
作者系中南民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行政管理系讲师，政治学博士
■ 责任编辑：姜德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