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母亲是一个精明强干的家庭主妇,每天的基本工作就是为一家9口人做饭、洗衣、采购。她为我们制订了严格的纪律,如果我们7个孩子中,有谁胆敢踏着重重的脚步去吃晚饭,那么就会被罚上下楼梯几十次。妈妈还安排我们帮助她处理日常的家庭杂务。
　　妈妈相信我们几个孩子各有自己特殊的本领,这使我们每一个孩子对自己特定的任务都感到十分重要。比如,我大哥迈克有过人的视力,每次妈妈想要了解远处发生的事情时,大哥就会起到像人造望远镜一样的作用。如果哪只风筝被卡住了,二哥约翰的爬高技能总会一试身手。我呢,是我们家那辆老式汽车的向导。妈妈的身材不高,开车既要看清前面的路,又要目测车身两侧与道路边缘的距离,这对她来说太困难了。因此,只要妈妈驾车,她就会让我坐到后座上,不时地向她报告车子开过时两侧留下的空隙。遇到转弯,妈妈总是小心翼翼地让汽车缓驶过路牌标志,就像水族馆里的鲸鱼慢慢游荡在玻璃水池中一样。
　　然而,有能力把全家整理得有条不紊只是妈妈的一个方面,她丰富的想象力使她在各个方面都得心应手,并且能够胜任日常生活中的各种事情。妈妈从不相信舞台上表演的魔术,相反,水龙软管给金属桶充水的声音,小树林边寂寞开放但执著旺盛的蒲公英,却让她感到更有意义和价值。
　　悠然记得,那时在厨房窗外,妈妈精心设计了一个小花箱,里面种着罗勒、百里香、欧芹等许多花草。每到春天,一个用筷子做篱笆、多米诺骨牌做花间小径的微型花园,就会灿然出现在妈妈手中。当然,其中有用扇贝盛上水做的池塘,有用高尔夫球座做的鸟浴缸。天气转暖的时候,园中的花草就会葱葱茏茏地长起来,活像一座美丽的森林。
　　妈妈第一次让我感受到她的魔力大约是在我6岁的时候。快到复活节了,那天,妈妈一直在集中精力收拾房间,根本没注意到我戴着一顶自己制作的复活节纸帽回到家里。那时,我脑子里充满了复活节的神秘传说──白兔、藏红花,翻来覆去想的就是复活节的游行。
　　可是那顶纸帽却十分平常。它是用一只纸盘做成的,为了体现春天明快的旋律,我特意用纸剪出鲜花、白兔和太阳,把它们全都粘在纸盘的表面,可它仍然显得那样平淡无奇,毫无生气。我绞尽脑汁,把一枝柔嫩的柳条盘扣在帽沿上,又用绿色的手工纸剪出一棵小树,用苏格兰式的荷叶边固着在帽上。这样,只要戴帽子的人低下头或者弯下腰去系鞋带,那棵小树就会快活地上蹿下跳。
　　我不敢想象妈妈会对这件礼物做出什么反应。我想,它也许只能和其他许多我带回家的手工制作一样,被束之高阁。我也知道,我的哥哥姐姐们都会朝我龇牙咧嘴,愚蠢地讥笑我,然后装模作样地把它戴在头上,责问天底下怎么会有用纸盘做复活节礼帽的傻瓜。我是7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对这种事,我早就无动于衷了。
　　但我没有想到的是,妈妈的反应却异乎寻常。复活节那天,是个阳光灿烂的春日,路边的连翘鲜花怒放,格外引人。妈妈戴着我做的那顶帽子去做礼拜,她做这一切时,没有表现出哪怕是一丝困窘难堪,倒让人觉得是在做一件庄重而时尚的事情。走下汽车的时候,她用别针把帽子别在头上,把松紧帽带系在颌下,然后穿过那些身着复活节盛装的男男女女,从容地走向教堂。我知道我不该要求妈妈把这一切做到底,因此我想她不会就这样走进教堂。
　　我至今仍记得,那时,我凝神地看着妈妈,她走得很轻,就像是飘进了教堂。妈妈没有看我一眼。到现在我才明白,当时她如果那样做了,无疑会破坏那种气氛和情绪,帽顶上的小树枝在春天的轻风中摇摇曳曳,帽沿上的柳枝互相缠绕,从妈妈的右耳边垂挂下来。在走进教堂的一霎间,我忽然感受到一种爱的情感,那样博大和充实,使我无法把目光从妈妈身上移开。
　　她戴着帽子径直走到教堂的座椅上,在礼拜开始之前才小心翼翼地摘下来,把一副更为郑重的面纱罩在头上。没有解释,但是我们都明白,在做礼拜这样庄严的仪式上,现实毕竟要起作用。然而在孩子的小小童心中,那顶纸做的帽子比起所有坐在我们周围的妇女所戴的帽子都更為高贵、庄重。
　　我早已不记得礼拜仪式之后,妈妈把那顶帽子怎么样了。但我宁愿相信,帽上垂下来的那一挂绿柳就长在妈妈的小花园中,蓊蓊郁郁。
　　麦徽摘自《文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