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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国古代史学由于悠久的史官制度和私人修史的自觉意识，积累了丰富的史学遗产。留存于今的浩瀚史籍不仅数量举世无双，而且具有多样性体裁、连续性记载和不断进步发展的创新性特征。古代史家和思想家对历史运动变化的形式、方向，历史运动的动因，以及对历史编纂工作、史学功用的认识等，有深刻、独到的思想。古代史学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还形成了直书实录、以史为鉴、重视自身修养和著史敬业等优良传统。
关键词 史学遗产，史籍，史学思想，史学传统
中图分类号 K0-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0457—6241(2009)20—0005—06
我国的史学源远流长，经过几千年的积累和发展，为我们留下了丰富而瑰丽的遗产，成为中华传统文化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早在文字产生以前，古代先民就有不少口耳相传的神话和故事。利用文字记载历史，始于古代的史家。《吕氏春秋·先识》说夏桀无道，太史令终古劝谏无效，弃而奔商。终古就是夏朝的史官。商代的史官，在甲骨文中称为“史”、“作册”、“尹”。周代的史官，沿用商的称号，金文里也有“作册”、“内史”、“内史尹”等称呼。周代的史官人数大大增加，《周礼·春官·宗伯》记有大史、小史、内史、外史、御史等不同职掌的史官。春秋时期，不仅王室有史官，各诸侯国也有史官的设置。《左传》里就记载了许多史官的活动和言论。鲁国有太史固、太史克，晋国有史苏、董狐、史龟，卫国有华龙滑、礼孔，齐国有南史氏，楚国有倚相、史皇，赵国有史墨，就连小小的虢国也有史嚣。
夏、商、周三代的史官负有双重使命，一方面掌管天文历法、祭祷、贞卜等活动，另一方面负责记录时事、起草文书、保管典籍等工作。西汉司马迁撰写《史记》以后，史学的地位得到提高，才逐步有了专任史学的别职。三国时曹魏开始设著作郎为撰史专职。南北朝时的北齐始置史馆。到了唐代，史馆制度得到进一步完善。唐贞观三年(629年)，唐太宗设史馆于禁中，专修国史，由宰相任监修，又以他官兼任纂修，下设修撰或直馆等专职史官。唐以后史馆的设置虽有变化，但国家设立史馆的制度一直延续到明清。中国史学不仅有史官修史的古老传统，更有私人修史的传统。自孔子修《春秋》以降，历朝历代都有一批自觉自愿肩负述史资鉴重任的史家。因此，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感慨地说：“中国历史作家的层出不穷，继续不断，实在是任何民族所比不上的。”
关于中国古代的史学遗产，著名史学家白寿彝先生曾就历史观点、历史文献学、历史编纂学、历史文学等几个方面论述了中国史学遗产的成就，并深入地分析了如何继承史学遗产的若干问题。白先生的论述为这一问题的研究奠定了雄厚坚实的基础。本文拟在此基础上，从更为概括的角度，将古代史学遗产归纳为史学典籍、史学思想、优良传统三个方面进行阐述，以期有助于对我国史学遗产的了解和认识。
一、浩瀚的史学典籍
中国有文字可考的历史记载，至少可以从距今3500多年的殷代甲骨文和殷、周时期的青铜器铭文算起。它们是当时王室和贵族占卜、庆赏活动的记录。这些文献，是中国历史记载的萌芽形式。中国最早的史学典籍，有产生于商、周时期的《尚书》，产生于西周时期的《逸周书》，以及西周、东周时期王室与诸侯的国史，以及产生于春秋战国时期的《春秋》《左传》《国语》《战国策》，等等。其中尤其是《春秋》《左传》，创立了史籍的编年体体裁。孔子因鲁史而作《春秋》，在内容上参考了周王室和诸侯国的国史。体裁上按年、月、日的时间顺序编排，这是孔子在继承国史形式上的发展。《左传》在编撰形式上略同于《春秋》，但在内容上却更为丰富，描写了具体生动的历史人物，记述了历史事件的始末，扩大了编年体史书记叙的容量，为后世大量编年体史书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西汉的司马迁著《史记》，记载了上起黄帝，下至汉武帝时期长达3000年左右的历史，创立了以本纪、表、书、世家、列传等五种结构组合而成的纪传体体裁，这种综合性的史书体裁以多种结构和体例囊括纷繁史事，覆盖面广，历史内容丰富，符合了封建帝王“大一统”的思想，因此得到提倡。以这种体裁记载历代史事的“二十四史”被称为“正史”，在各类史籍中处于主导地位。
此外，典志体和纪事本末体史书也是数量众多、自成体系的重要史籍。典志体史书专记一代或数代典章制度，创始于唐代杜佑的《通典》。此书分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九门，每门又分若干目，目下以朝代为序，依次记述上起黄帝、尧、舜，下迄唐玄宗天宝末年各种典章制度的沿革兴废和历代的评价。纪事本末史书以南宋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为开端，《通鉴纪事本末》据《通鉴》而剪裁改编成书，将《通鉴》所记1000多年的历史归纳为239个题目，每题一事，每事一篇，详记始末，故称为“纪事本末”。
清代《四库全书总目》将中国古代史书分为15类，除了上述编年、纪传、典志、纪事本末等四种重要史籍外，还有传记、载记、诏令奏议、史抄、时令、地理、目录、史评等多种类型的史书。仅《四库全书总目》记载的史书就有2126部，38293卷，而在它记载之外的史书数量则更有数倍之多。历来称中国古代史书浩如烟海、汗牛充栋，这是毫不夸张的。古代史书以多种多样的表现形式，蕴含丰富的内容，全方位地反映了中国历史的各个方面。因此，多样性是中国史籍的一大特征。
中国古代史籍还有连续性特征。中国是世界上几个文明古国中唯一一个文明不曾中断的国家。历代史家自觉保持了总结前代历史，察古知今的传统和史学的创作热情，因此自《春秋》以下，各类史籍往往连续性累积，形成了上下贯通的宏伟系列。以编年、纪传、典志、纪事本末四类重要史书而言，编年体史书自《春秋》《左传》以后，历史上又有许多续写之作，先后出现了两次编纂高潮。一次是东汉末荀悦将《汉书》改写为编年体《汉纪》，因其“辞约事详”而大行于世，引起史家对编年史的兴趣，于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涌现出一大批编年体史著。另一次是北宋司马光编纂《通鉴》，记载由战国时期的周威烈王至五代时周世宗前后一千年的历史。《通鉴》以编年为主，兼取纪传体的本纪、列传、书志诸体之长，发展了编年体裁，重新掀起了撰写编年史的高潮，南宋时期就有大量编年史书问世。司马光以后，著史者群起效法《通鉴》体例，补作续作，形成了“通鉴学”系列。直至清代夏燮的《明通鉴》为止，“通鉴学”著作接续地记载了由先秦至明代的中国历史。纪传体史书也是如此，一部“二十四史”再加《清史稿》，前后相续地记载了黄帝至清朝宣统年间的历史。典志体史书在杜佑《通典》、南宋郑樵《通志》、元代马端临《文献通考》等“三通”之后，又有“续三通”和“清三通”，再加上刘锦藻的《清朝续文献通考》，典志体史书的“十通”连续记载了整个中国古代的制度史。纪事本末体史书也是如此，继《通鉴纪事本末》之后出现的十几部朝 代性纪事本末，从记载上古先秦史事的《绎史》，到《清史纪事本末》，也是上下连贯，自成一大流派。
创新性特征在中国古代史籍的内容和形式上也有突出的表现。从形式上看，中国古代史书形式多样的体裁，正是史家不断创新的结果。重要的史书体裁除上述提到的编年、纪传、典志、纪事本末之外，又有唐朝刘知几撰写的《史通》开史学评论专著之先河；晚唐苏冕撰写《会要》，专记唐朝典志沿革，创立断代典志史体裁；南宋朱熹作《通鉴纲目》，以纲提要，以目纪事，使纲目体成为编年史的新形式；明清之际的黄宗羲作《明儒学案》，倡导了学术史的写作。从内容上看，相同体裁的史书不仅在史实的记叙上前后相续，而且不断拓展了记载范围。比如，司马迁创立纪传体体裁之后，后代纪传体史书在志书、列传、史表上都有或多或少的变化。《汉书》就在《史记》书、表的基础上增设了艺文志、地理志和古今人表。编年史也在不断的创新中发展，东汉苟悦的《汉纪》已对编年史的纪事内容有了拓宽。到了司马光的《通鉴》，更是在编年之中融合各种史体，将记载人物、典制的内容纳入相应之年，又充分运用追叙、插序、附叙、带叙等方法交代事件之始末，使之成为一部体大思精、网罗宏富的名著。史书内容的创新，还包括史学思想的不断丰富。历代史家根据自身所处时代的特点，在各自撰写的史著中反映了对于历史的分析评论、总结与思考。
二、独到的史学思想
古代史学遗产还包含了史家、思想家对于历史和史学的种种认识。外国学者常常服膺于中国古代浩瀚的史籍，而对中国古代有无深刻的史学思想却持怀疑态度。其实，随着历史的延伸，中国古代学者对历史和史学的认识也在不断地丰富和发展。古代学者的史学思想包括对历史的认识和对史学工作的认识两个方面，这些思想内容不仅反映在史学著作中，也反映在史学家和思想家的各种著述之中。
(一)对客观历史的认识
在中国史学的发展过程中，史家对客观历史的认识，主要是考察历史是怎样变动的，历史变动的动因是什么。对这些问题的不同解答，表现出史学家、思想家不同的思想观点。这里主要介绍古代学者有关历史认识的若干重要命题。
一是“天命”与“人事”的关系。这是关于社会历史现象是由“天命”决定，还是由“人事”造成的思考。“天命论”是中国古代的一种历史观念，人们认为社会治乱、王朝兴衰甚至人的祸福吉凶都是“天命”决定的。比如《尚书》的《洛诰》《多士》等篇章在谈到商朝灭亡时，就说是上天的决定，“天降丧于殷”；周朝灭商是“将天明威”，奉了上天的旨意。然而，早在西汉司马迁作《史记》时，在许多篇章中便已认识到“人事”在历史过程中的作用。他在《项羽本纪》中批评项羽所谓“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将失败归于天意的说法，认为项羽之败，应从他自身的所作所为去找原因，用“天之亡我”来解释是十分荒谬的。司马迁以后又有许多史学家、思想家批评了“天命”史观，比如唐代刘知几反对在史书的《五行志》中，以灾异祥瑞说明天道；柳宗元阐明“天命”的虚妄，指出所谓“天诛”、“天罚”的毫无根据。以司马迁为代表的古代学者在“天”“人”关系的探索上，不断地从“天命论”的束缚中挣脱出来，对于人事的历史作用取得了丰富的认识。
二是“人意”与“时势”的关系。这是关于在社会历史变动中，人的主观思想和客观情势各有什么作用的认识。也就是说，人在社会历史过程中是可以随心所欲呢，还是要顺应社会历史发展的趋势而动?这个问题与上述“天命”与“人事”关系的问题同属于历史变化动因的认识范畴。早在先秦时，思想家就讨论过“时势”的问题，《韩非子·难势》说：“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指出有治国之法还要处势、顺势，方能得治。司马迁在《史记》中也多处提到“势”的作用。比如，他在谈到周朝末年无可奈何的衰败时，认为“非德不纯，形势弱也”。在分析秦王朝快速灭亡的原因时，他认为是秦始皇和二世不明建国与守业，“攻守之势异”，只用严刑酷法而不施仁义所致。自司马迁以下，不少史家和思想家都讨论过“人事”与“时势”的关系。但赋予“势”以史学之明确含义的，是柳宗元的《封建论》。他以历史事实反复论证了殷周时的“封建制”、秦朝的郡县制，都是社会发展趋势所决定的，从而明确了“人事”要顺应“时势”发展的思想。
三是“时势”与“事理”的关系。这是关于社会历史变动的外在表现是否存在“理”的内在支配的讨论。中国古代史家很早就注意探究历史变化中“事理”。司马迁作《史记》时就提出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宏伟目标。到了宋元时期，由于理学的发展，思想家和史学家注意对历史过程作理性的思辨，论史而求理。比如，元代学者许衡就探讨过事物的“所以然”和“所当然”的关系。明末清初的王夫之作《读通鉴论》注重“求顺于理”，他还探讨“势”与“理”的关系，认为“只在势之必然处见理”，“势”之所以成为必然的历史现象，是“理”在起作用；作为历史发展趋势的“势”是“理”的外在形式，而历史发展内在法则的“理”则是“势”的本质。
四是历史的进化与退化问题。这是关于历史运动方向的讨论。中国古代对于历史运动究竟是向前、倒退，还是循环往复，有不同的认识。《周易·系辞下》说远古先民“穴居而野处”，“结绳而治”，而到了黄帝、尧、舜时代，开始制作衣裳、舟车，“易之以宫室，上栋下宇”，说明社会历史是进步的。这种历史进化的思想，在《韩非子·五蠹》《礼记·礼运》等篇章中都有所反映。后来，柳宗元的《贞符》《封建论》，以及元代马端临在《文献通考》中对典章制度沿革发展的记叙，也都体现了历史进化的观念。古代也有认为历史在倒退的观点，比如《老子》说：“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技巧，奇物滋起”，把智慧技巧的出现看作祸害和退步的现象。也有人对历史运动看做一种循环往复的现象，比如司马迁的《史记·高祖本纪》论夏商周三代治国之道说：“三王之道若循环，终而复始”，认为三王治道应在后代循环往复。
五是通变思想与历史盛衰论。这是关于强调历史过程运动变化的观点。通变思想首先体现在《周易》之中。《周易·系辞下》说：“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认为事物发展到尽头就要进行变革，变革之后才会畅通无阻，才会有长久的发展。历代史学家如司马迁、司马光、王夫之、章学诚在分析历史盛衰过程时，都自觉运用和发展了这种历史通变思想，提出要注意历史的盛衰之变，见盛观衰，及时变革。
(二)对史学工作的认识
史家对史学工作的认识，包括诚信著史、史学功用论、历史编纂论、史家修养等多方面的史学思想。这些思想许多已积淀成为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这里主要谈谈古代史家在历史编纂学方面的思想认识。
一是重视对文献资料的收集和考订。文献资料是历史研究和编纂史书的基础。孔子整理讲授“六经”时，就很注意文献资料的作用。他在讲授 古礼时，曾慨叹“文献不足”，认为只有文献充足才能表述。司马迁作《史记》，利用多种途径搜集史料，“网罗天下放失旧闻”。他还注意对史料的鉴别和考订，如“考信于六艺”，“择其言尤雅者”，等等。梁朝时刘勰《文心雕龙·史传》篇、唐朝刘知几《史通·采撰》篇都涉及对史料的选择处理问题。司马光修《通鉴》时广稽文献，专做《通鉴考异》，以考辨史料。到了清代，对文献资料的考证、辨伪，取得了空前的成就，钱大昕等学者提出了著史考史要“广收博采”、“言之有据”的文献征实思想。
二是重视史书义例。史家著史多注意体例，《春秋》一书记事虽简，但在叙述时讲究“属辞比事”，记载不同的人物行事有不同的说法。如记攻战，有称“伐”、称“侵”、称“袭”等，这些就是体例，后世将此称为“春秋笔法”。《史记》《汉书》的体例也很严谨，如传记就有专传、合传、类传等多种写法。刘知几作《史通·序例》，专门讨论史书的体例，他说：“史之有例，犹国之有法。国之无法，则上下靡定；史无例，则是非莫准。”这充分强调了体例的重要性。清代章学诚的《文史通义》也有大量讨论史书体例的内容。古代史书体例的思想包括记载史学的起讫、内容编次、详记或略记、寓论于史，以及如何记时、记地、记人。比如，使用哪个王朝的年号纪年，往往表达对王朝正统地位的看法；把人物放在哪种传记中记载，也表达了史家的褒贬态度。这些都属于史书体例的重要观点。
三是重视史书的文采。史书记事，不仅要求材料真实可靠，而且要求叙述生动，文辞优美。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评论《史记》，就推崇司马迁“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刘知几在《史通·叙事》篇中，深入分析了史书文采的重要性，强调“史之为务，必借于文”，“史之不文，行之不远”；“夫史之称美者，以叙事为先”。他把文字表述的优劣作为评价史书高下的一项重要标准。章学诚继承发挥了刘知几关于史书文采的观点，在《文史通义》中有多处的论述。比如他说：“夫史所以载者事也，事必借文而传，故良史莫不工文。”认为历史记载必须依靠有文采的叙述才能广泛传播。中国史书的文学性具有很高的成就，其中如《左传》记语言、《史记》写人物、《通鉴》述战争尤其精彩。历代史家对这些史书文采的评论，留下了丰富的思想。
此外，史家的历史编纂学思想还有关于各种史书体裁优劣的评论，以及史书体裁如何创新的讨论；关于著史是贯通历代，还是断代为史的讨论；关于在史书中如何写好史学评论的讨论，等等。总之，关于历史编纂工作的史学思想是古代史家对史学认识的重要内容。
三、优良的史学传统
优良的史学传统也是史学遗产的一部分，是史学家精神品质和学风素养的集中表现，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
(一)忠于史实，直书实录
将真实的历史传之后世，是古代史家的优良传统。早在先秦时期，晋太史董狐就开创了“书法不隐”的传统，不畏权贵，直书“赵盾弑其君”公；齐太史兄弟三人前赴后继，冒死记载“崔杼弑其君”，这种秉笔直书的精神被世人广为传颂。
司马迁的《史记》索以“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而著称《史记》不因刘邦是开国之君而不书其无赖行径；也不因吕后“女主称制”而讳言当时“天下晏然”，“民务稼穑，衣食滋殖”的繁荣；不因“文景之治”而不言其内乱；也不因武帝好大喜功、封禅迷信而不记其文治武功。范哗的《后汉书》贝Ⅱ大胆揭露豪强掠夺财富，奢侈享乐的行为，批评东汉的专制政治，对太学生领袖李膺、陈蕃寄予同情。东晋孙盛写《晋阳秋》，冒着百口之家受株连的风险，将东晋大将桓温败于后燕慕容垂的真相记于史书。
到了唐朝，刘知几作《史通》，在《直书》《曲笔》两篇中指出了史学上“直书”与“曲笔”的对立，认为“直书”、“直词”是实录的前提，而“曲笔”、“诬书”则会造成真相难求，从而集中阐述了中国古代史学的求实精神。此后，司马光的《通鉴》以“资治”为目的，直书西汉灵帝的贪婪、东晋元帝偏安自娱、刘宋孝武帝的荒淫、五代石敬瑭的卖国。明朝谈迁著《国榷》，也记录了《明实录》避而不谈的史事，如朱元璋诛杀功臣、建文帝一朝的变故。古代史家直书实录的传统为后世留下了信史，他们“仗气直书，不避强御”，“无所阿容”的气概激发了史学的良知。
(二)以史为鉴
研究、总结历史上的得失成败，以为做人、处事、治国的借鉴，这是古老的史学传统。早在商周二代，就有从前代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的传统。商初以夏朝兴亡作为镜子，《诗经·大雅·荡》说“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周朝也从殷商的成败中吸取教训，《尚书·大诰》说“不可不鉴于有殷”。《周易·大畜》中也说：“君子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指出从历史中借鉴，也是个^修养的要务。
自司马迁《史记》之后，史学的资鉴传统日益突出。司马迁把“通古今之变”，“原始察终，见盛观衰”，“稽其成败兴坏之理”作为撰写《史记》的中心任务，意在总结先秦至汉兴亡更替的历史经验。从贯穿《史记》的“太史公曰”中，不难看出司马迁对世人及来者的忠告与启示。唐朝李渊登基不久便诏修前代各史，希望由此“惩恶劝善，多识前古，贻鉴将来”。北宋司马光修《通鉴》，明确提出修史的目的是“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无非”，探索修身治国的历史经验。明清之际，社会动荡与鼎革，史家的忧国忧民，使史学的“经世致用”传统得以进一步的推扬。顾炎武作《天下郡国利病书》，是为解决社会矛盾寻找出路；王夫之作《读通鉴论》《宋论》，也是读古人之史，有鉴于今的代表作。
(三)史家重视自身修养的传统
我国古代优秀史家，一般都有多方面的素养。从司马迁的《报任少卿书》、班固的《汉书·司马迁传》、范哗的《后汉书·班固传》及《狱中与诸甥侄书》中，可以看到他们对史家修养这个问题的重视，以及司马迁、班固、范晔等良史之才在史家修养上所达到的高度。首先对良史标准提出明确要求的是刘知几，他将才、学、识定为史家三长。所谓史才，是指文才，史家对史文的表达能力；史学是指史家要有渊博的知识，掌握丰富的资料；史识是对历史过程的分析判断能力，三者缺一不可。此后，有不少史学家对良史之才作过补充，元代揭奚斯就提出史家要以公心著史，认为还要从“心术”上品评良史的修养。到了清代，章学诚将此归纳为“史德”的标准。他说：“德者何?谓著书者之心术也。”即要求史家除才、学、识外，还要有正直的立场、高尚的品格。良史的传统成为历代史家为之奋斗的规范，这对于促进史学研究，提高史著质量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四)对史学充满敬意的优良传统
中国古代史家历来有对史学充满敬意，把修史著史作为不朽事业的宝贵传统。许多史家为完成一部史书，往往倾其毕生精力，历经坎坷而不悔转。宋末元初的史家胡三省作《通鉴音注》，不料在兵荒马乱的逃难路途中将书稿遗失，悲痛之余，他发奋重著，前后历经30年毫无悔意，自言“吾成此书，死而无憾”，直到去世前还在修订书稿。明末清初的谈迁写作《国榷》，用时二十多年，六易其稿，书成却被盗贼窃走，他也不甘作罢，重新撰著，直到病逝前还在为初稿补充材料。还有许多史家著史经父子相继而成的，如司马谈、司马迁父子之完成《史记》；班彪、班固父子及班固之妹班昭之完成《汉书》；姚察、姚思廉父子之作《梁书》《陈书》。古代史家以著史为不朽事业的精神来自于史家崇高的社会责任感。孔子作《春秋》，在记事中褒贬善恶，所以《孟子·滕文公下》说：“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司马谈临终时依依不舍的只是他的著史事业，《史记·太史公自序》记司马谈临终的托付和司马迁对父亲遗言的保证，父子二人对史学的忠诚，动人心魄。司马光《进资治通鉴表》中也希望人君能以他的史书“鉴前世之至治，考当今之得失”，自谓倘能如此，“虽委骨九泉，志愿永毕矣”。拳拳之心，跃然纸上。正是由于历代史家对史学的敬意和著史的崇高志向，才为后世留下了如此丰厚的遗产。因此，在我们继承弘扬这些宝贵的史学遗产时，中国古代史家的高尚品德和敬业精神，也是不能忘怀的。
责任编辑：柳文全
关键词 史学遗产，史籍，史学思想，史学传统
中图分类号 K0-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0457—6241(2009)20—0005—06
我国的史学源远流长，经过几千年的积累和发展，为我们留下了丰富而瑰丽的遗产，成为中华传统文化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早在文字产生以前，古代先民就有不少口耳相传的神话和故事。利用文字记载历史，始于古代的史家。《吕氏春秋·先识》说夏桀无道，太史令终古劝谏无效，弃而奔商。终古就是夏朝的史官。商代的史官，在甲骨文中称为“史”、“作册”、“尹”。周代的史官，沿用商的称号，金文里也有“作册”、“内史”、“内史尹”等称呼。周代的史官人数大大增加，《周礼·春官·宗伯》记有大史、小史、内史、外史、御史等不同职掌的史官。春秋时期，不仅王室有史官，各诸侯国也有史官的设置。《左传》里就记载了许多史官的活动和言论。鲁国有太史固、太史克，晋国有史苏、董狐、史龟，卫国有华龙滑、礼孔，齐国有南史氏，楚国有倚相、史皇，赵国有史墨，就连小小的虢国也有史嚣。
夏、商、周三代的史官负有双重使命，一方面掌管天文历法、祭祷、贞卜等活动，另一方面负责记录时事、起草文书、保管典籍等工作。西汉司马迁撰写《史记》以后，史学的地位得到提高，才逐步有了专任史学的别职。三国时曹魏开始设著作郎为撰史专职。南北朝时的北齐始置史馆。到了唐代，史馆制度得到进一步完善。唐贞观三年(629年)，唐太宗设史馆于禁中，专修国史，由宰相任监修，又以他官兼任纂修，下设修撰或直馆等专职史官。唐以后史馆的设置虽有变化，但国家设立史馆的制度一直延续到明清。中国史学不仅有史官修史的古老传统，更有私人修史的传统。自孔子修《春秋》以降，历朝历代都有一批自觉自愿肩负述史资鉴重任的史家。因此，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感慨地说：“中国历史作家的层出不穷，继续不断，实在是任何民族所比不上的。”
关于中国古代的史学遗产，著名史学家白寿彝先生曾就历史观点、历史文献学、历史编纂学、历史文学等几个方面论述了中国史学遗产的成就，并深入地分析了如何继承史学遗产的若干问题。白先生的论述为这一问题的研究奠定了雄厚坚实的基础。本文拟在此基础上，从更为概括的角度，将古代史学遗产归纳为史学典籍、史学思想、优良传统三个方面进行阐述，以期有助于对我国史学遗产的了解和认识。
一、浩瀚的史学典籍
中国有文字可考的历史记载，至少可以从距今3500多年的殷代甲骨文和殷、周时期的青铜器铭文算起。它们是当时王室和贵族占卜、庆赏活动的记录。这些文献，是中国历史记载的萌芽形式。中国最早的史学典籍，有产生于商、周时期的《尚书》，产生于西周时期的《逸周书》，以及西周、东周时期王室与诸侯的国史，以及产生于春秋战国时期的《春秋》《左传》《国语》《战国策》，等等。其中尤其是《春秋》《左传》，创立了史籍的编年体体裁。孔子因鲁史而作《春秋》，在内容上参考了周王室和诸侯国的国史。体裁上按年、月、日的时间顺序编排，这是孔子在继承国史形式上的发展。《左传》在编撰形式上略同于《春秋》，但在内容上却更为丰富，描写了具体生动的历史人物，记述了历史事件的始末，扩大了编年体史书记叙的容量，为后世大量编年体史书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西汉的司马迁著《史记》，记载了上起黄帝，下至汉武帝时期长达3000年左右的历史，创立了以本纪、表、书、世家、列传等五种结构组合而成的纪传体体裁，这种综合性的史书体裁以多种结构和体例囊括纷繁史事，覆盖面广，历史内容丰富，符合了封建帝王“大一统”的思想，因此得到提倡。以这种体裁记载历代史事的“二十四史”被称为“正史”，在各类史籍中处于主导地位。
此外，典志体和纪事本末体史书也是数量众多、自成体系的重要史籍。典志体史书专记一代或数代典章制度，创始于唐代杜佑的《通典》。此书分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九门，每门又分若干目，目下以朝代为序，依次记述上起黄帝、尧、舜，下迄唐玄宗天宝末年各种典章制度的沿革兴废和历代的评价。纪事本末史书以南宋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为开端，《通鉴纪事本末》据《通鉴》而剪裁改编成书，将《通鉴》所记1000多年的历史归纳为239个题目，每题一事，每事一篇，详记始末，故称为“纪事本末”。
清代《四库全书总目》将中国古代史书分为15类，除了上述编年、纪传、典志、纪事本末等四种重要史籍外，还有传记、载记、诏令奏议、史抄、时令、地理、目录、史评等多种类型的史书。仅《四库全书总目》记载的史书就有2126部，38293卷，而在它记载之外的史书数量则更有数倍之多。历来称中国古代史书浩如烟海、汗牛充栋，这是毫不夸张的。古代史书以多种多样的表现形式，蕴含丰富的内容，全方位地反映了中国历史的各个方面。因此，多样性是中国史籍的一大特征。
中国古代史籍还有连续性特征。中国是世界上几个文明古国中唯一一个文明不曾中断的国家。历代史家自觉保持了总结前代历史，察古知今的传统和史学的创作热情，因此自《春秋》以下，各类史籍往往连续性累积，形成了上下贯通的宏伟系列。以编年、纪传、典志、纪事本末四类重要史书而言，编年体史书自《春秋》《左传》以后，历史上又有许多续写之作，先后出现了两次编纂高潮。一次是东汉末荀悦将《汉书》改写为编年体《汉纪》，因其“辞约事详”而大行于世，引起史家对编年史的兴趣，于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涌现出一大批编年体史著。另一次是北宋司马光编纂《通鉴》，记载由战国时期的周威烈王至五代时周世宗前后一千年的历史。《通鉴》以编年为主，兼取纪传体的本纪、列传、书志诸体之长，发展了编年体裁，重新掀起了撰写编年史的高潮，南宋时期就有大量编年史书问世。司马光以后，著史者群起效法《通鉴》体例，补作续作，形成了“通鉴学”系列。直至清代夏燮的《明通鉴》为止，“通鉴学”著作接续地记载了由先秦至明代的中国历史。纪传体史书也是如此，一部“二十四史”再加《清史稿》，前后相续地记载了黄帝至清朝宣统年间的历史。典志体史书在杜佑《通典》、南宋郑樵《通志》、元代马端临《文献通考》等“三通”之后，又有“续三通”和“清三通”，再加上刘锦藻的《清朝续文献通考》，典志体史书的“十通”连续记载了整个中国古代的制度史。纪事本末体史书也是如此，继《通鉴纪事本末》之后出现的十几部朝 代性纪事本末，从记载上古先秦史事的《绎史》，到《清史纪事本末》，也是上下连贯，自成一大流派。
创新性特征在中国古代史籍的内容和形式上也有突出的表现。从形式上看，中国古代史书形式多样的体裁，正是史家不断创新的结果。重要的史书体裁除上述提到的编年、纪传、典志、纪事本末之外，又有唐朝刘知几撰写的《史通》开史学评论专著之先河；晚唐苏冕撰写《会要》，专记唐朝典志沿革，创立断代典志史体裁；南宋朱熹作《通鉴纲目》，以纲提要，以目纪事，使纲目体成为编年史的新形式；明清之际的黄宗羲作《明儒学案》，倡导了学术史的写作。从内容上看，相同体裁的史书不仅在史实的记叙上前后相续，而且不断拓展了记载范围。比如，司马迁创立纪传体体裁之后，后代纪传体史书在志书、列传、史表上都有或多或少的变化。《汉书》就在《史记》书、表的基础上增设了艺文志、地理志和古今人表。编年史也在不断的创新中发展，东汉苟悦的《汉纪》已对编年史的纪事内容有了拓宽。到了司马光的《通鉴》，更是在编年之中融合各种史体，将记载人物、典制的内容纳入相应之年，又充分运用追叙、插序、附叙、带叙等方法交代事件之始末，使之成为一部体大思精、网罗宏富的名著。史书内容的创新，还包括史学思想的不断丰富。历代史家根据自身所处时代的特点，在各自撰写的史著中反映了对于历史的分析评论、总结与思考。
二、独到的史学思想
古代史学遗产还包含了史家、思想家对于历史和史学的种种认识。外国学者常常服膺于中国古代浩瀚的史籍，而对中国古代有无深刻的史学思想却持怀疑态度。其实，随着历史的延伸，中国古代学者对历史和史学的认识也在不断地丰富和发展。古代学者的史学思想包括对历史的认识和对史学工作的认识两个方面，这些思想内容不仅反映在史学著作中，也反映在史学家和思想家的各种著述之中。
(一)对客观历史的认识
在中国史学的发展过程中，史家对客观历史的认识，主要是考察历史是怎样变动的，历史变动的动因是什么。对这些问题的不同解答，表现出史学家、思想家不同的思想观点。这里主要介绍古代学者有关历史认识的若干重要命题。
一是“天命”与“人事”的关系。这是关于社会历史现象是由“天命”决定，还是由“人事”造成的思考。“天命论”是中国古代的一种历史观念，人们认为社会治乱、王朝兴衰甚至人的祸福吉凶都是“天命”决定的。比如《尚书》的《洛诰》《多士》等篇章在谈到商朝灭亡时，就说是上天的决定，“天降丧于殷”；周朝灭商是“将天明威”，奉了上天的旨意。然而，早在西汉司马迁作《史记》时，在许多篇章中便已认识到“人事”在历史过程中的作用。他在《项羽本纪》中批评项羽所谓“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将失败归于天意的说法，认为项羽之败，应从他自身的所作所为去找原因，用“天之亡我”来解释是十分荒谬的。司马迁以后又有许多史学家、思想家批评了“天命”史观，比如唐代刘知几反对在史书的《五行志》中，以灾异祥瑞说明天道；柳宗元阐明“天命”的虚妄，指出所谓“天诛”、“天罚”的毫无根据。以司马迁为代表的古代学者在“天”“人”关系的探索上，不断地从“天命论”的束缚中挣脱出来，对于人事的历史作用取得了丰富的认识。
二是“人意”与“时势”的关系。这是关于在社会历史变动中，人的主观思想和客观情势各有什么作用的认识。也就是说，人在社会历史过程中是可以随心所欲呢，还是要顺应社会历史发展的趋势而动?这个问题与上述“天命”与“人事”关系的问题同属于历史变化动因的认识范畴。早在先秦时，思想家就讨论过“时势”的问题，《韩非子·难势》说：“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指出有治国之法还要处势、顺势，方能得治。司马迁在《史记》中也多处提到“势”的作用。比如，他在谈到周朝末年无可奈何的衰败时，认为“非德不纯，形势弱也”。在分析秦王朝快速灭亡的原因时，他认为是秦始皇和二世不明建国与守业，“攻守之势异”，只用严刑酷法而不施仁义所致。自司马迁以下，不少史家和思想家都讨论过“人事”与“时势”的关系。但赋予“势”以史学之明确含义的，是柳宗元的《封建论》。他以历史事实反复论证了殷周时的“封建制”、秦朝的郡县制，都是社会发展趋势所决定的，从而明确了“人事”要顺应“时势”发展的思想。
三是“时势”与“事理”的关系。这是关于社会历史变动的外在表现是否存在“理”的内在支配的讨论。中国古代史家很早就注意探究历史变化中“事理”。司马迁作《史记》时就提出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宏伟目标。到了宋元时期，由于理学的发展，思想家和史学家注意对历史过程作理性的思辨，论史而求理。比如，元代学者许衡就探讨过事物的“所以然”和“所当然”的关系。明末清初的王夫之作《读通鉴论》注重“求顺于理”，他还探讨“势”与“理”的关系，认为“只在势之必然处见理”，“势”之所以成为必然的历史现象，是“理”在起作用；作为历史发展趋势的“势”是“理”的外在形式，而历史发展内在法则的“理”则是“势”的本质。
四是历史的进化与退化问题。这是关于历史运动方向的讨论。中国古代对于历史运动究竟是向前、倒退，还是循环往复，有不同的认识。《周易·系辞下》说远古先民“穴居而野处”，“结绳而治”，而到了黄帝、尧、舜时代，开始制作衣裳、舟车，“易之以宫室，上栋下宇”，说明社会历史是进步的。这种历史进化的思想，在《韩非子·五蠹》《礼记·礼运》等篇章中都有所反映。后来，柳宗元的《贞符》《封建论》，以及元代马端临在《文献通考》中对典章制度沿革发展的记叙，也都体现了历史进化的观念。古代也有认为历史在倒退的观点，比如《老子》说：“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技巧，奇物滋起”，把智慧技巧的出现看作祸害和退步的现象。也有人对历史运动看做一种循环往复的现象，比如司马迁的《史记·高祖本纪》论夏商周三代治国之道说：“三王之道若循环，终而复始”，认为三王治道应在后代循环往复。
五是通变思想与历史盛衰论。这是关于强调历史过程运动变化的观点。通变思想首先体现在《周易》之中。《周易·系辞下》说：“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认为事物发展到尽头就要进行变革，变革之后才会畅通无阻，才会有长久的发展。历代史学家如司马迁、司马光、王夫之、章学诚在分析历史盛衰过程时，都自觉运用和发展了这种历史通变思想，提出要注意历史的盛衰之变，见盛观衰，及时变革。
(二)对史学工作的认识
史家对史学工作的认识，包括诚信著史、史学功用论、历史编纂论、史家修养等多方面的史学思想。这些思想许多已积淀成为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这里主要谈谈古代史家在历史编纂学方面的思想认识。
一是重视对文献资料的收集和考订。文献资料是历史研究和编纂史书的基础。孔子整理讲授“六经”时，就很注意文献资料的作用。他在讲授 古礼时，曾慨叹“文献不足”，认为只有文献充足才能表述。司马迁作《史记》，利用多种途径搜集史料，“网罗天下放失旧闻”。他还注意对史料的鉴别和考订，如“考信于六艺”，“择其言尤雅者”，等等。梁朝时刘勰《文心雕龙·史传》篇、唐朝刘知几《史通·采撰》篇都涉及对史料的选择处理问题。司马光修《通鉴》时广稽文献，专做《通鉴考异》，以考辨史料。到了清代，对文献资料的考证、辨伪，取得了空前的成就，钱大昕等学者提出了著史考史要“广收博采”、“言之有据”的文献征实思想。
二是重视史书义例。史家著史多注意体例，《春秋》一书记事虽简，但在叙述时讲究“属辞比事”，记载不同的人物行事有不同的说法。如记攻战，有称“伐”、称“侵”、称“袭”等，这些就是体例，后世将此称为“春秋笔法”。《史记》《汉书》的体例也很严谨，如传记就有专传、合传、类传等多种写法。刘知几作《史通·序例》，专门讨论史书的体例，他说：“史之有例，犹国之有法。国之无法，则上下靡定；史无例，则是非莫准。”这充分强调了体例的重要性。清代章学诚的《文史通义》也有大量讨论史书体例的内容。古代史书体例的思想包括记载史学的起讫、内容编次、详记或略记、寓论于史，以及如何记时、记地、记人。比如，使用哪个王朝的年号纪年，往往表达对王朝正统地位的看法；把人物放在哪种传记中记载，也表达了史家的褒贬态度。这些都属于史书体例的重要观点。
三是重视史书的文采。史书记事，不仅要求材料真实可靠，而且要求叙述生动，文辞优美。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评论《史记》，就推崇司马迁“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刘知几在《史通·叙事》篇中，深入分析了史书文采的重要性，强调“史之为务，必借于文”，“史之不文，行之不远”；“夫史之称美者，以叙事为先”。他把文字表述的优劣作为评价史书高下的一项重要标准。章学诚继承发挥了刘知几关于史书文采的观点，在《文史通义》中有多处的论述。比如他说：“夫史所以载者事也，事必借文而传，故良史莫不工文。”认为历史记载必须依靠有文采的叙述才能广泛传播。中国史书的文学性具有很高的成就，其中如《左传》记语言、《史记》写人物、《通鉴》述战争尤其精彩。历代史家对这些史书文采的评论，留下了丰富的思想。
此外，史家的历史编纂学思想还有关于各种史书体裁优劣的评论，以及史书体裁如何创新的讨论；关于著史是贯通历代，还是断代为史的讨论；关于在史书中如何写好史学评论的讨论，等等。总之，关于历史编纂工作的史学思想是古代史家对史学认识的重要内容。
三、优良的史学传统
优良的史学传统也是史学遗产的一部分，是史学家精神品质和学风素养的集中表现，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
(一)忠于史实，直书实录
将真实的历史传之后世，是古代史家的优良传统。早在先秦时期，晋太史董狐就开创了“书法不隐”的传统，不畏权贵，直书“赵盾弑其君”公；齐太史兄弟三人前赴后继，冒死记载“崔杼弑其君”，这种秉笔直书的精神被世人广为传颂。
司马迁的《史记》索以“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而著称《史记》不因刘邦是开国之君而不书其无赖行径；也不因吕后“女主称制”而讳言当时“天下晏然”，“民务稼穑，衣食滋殖”的繁荣；不因“文景之治”而不言其内乱；也不因武帝好大喜功、封禅迷信而不记其文治武功。范哗的《后汉书》贝Ⅱ大胆揭露豪强掠夺财富，奢侈享乐的行为，批评东汉的专制政治，对太学生领袖李膺、陈蕃寄予同情。东晋孙盛写《晋阳秋》，冒着百口之家受株连的风险，将东晋大将桓温败于后燕慕容垂的真相记于史书。
到了唐朝，刘知几作《史通》，在《直书》《曲笔》两篇中指出了史学上“直书”与“曲笔”的对立，认为“直书”、“直词”是实录的前提，而“曲笔”、“诬书”则会造成真相难求，从而集中阐述了中国古代史学的求实精神。此后，司马光的《通鉴》以“资治”为目的，直书西汉灵帝的贪婪、东晋元帝偏安自娱、刘宋孝武帝的荒淫、五代石敬瑭的卖国。明朝谈迁著《国榷》，也记录了《明实录》避而不谈的史事，如朱元璋诛杀功臣、建文帝一朝的变故。古代史家直书实录的传统为后世留下了信史，他们“仗气直书，不避强御”，“无所阿容”的气概激发了史学的良知。
(二)以史为鉴
研究、总结历史上的得失成败，以为做人、处事、治国的借鉴，这是古老的史学传统。早在商周二代，就有从前代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的传统。商初以夏朝兴亡作为镜子，《诗经·大雅·荡》说“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周朝也从殷商的成败中吸取教训，《尚书·大诰》说“不可不鉴于有殷”。《周易·大畜》中也说：“君子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指出从历史中借鉴，也是个^修养的要务。
自司马迁《史记》之后，史学的资鉴传统日益突出。司马迁把“通古今之变”，“原始察终，见盛观衰”，“稽其成败兴坏之理”作为撰写《史记》的中心任务，意在总结先秦至汉兴亡更替的历史经验。从贯穿《史记》的“太史公曰”中，不难看出司马迁对世人及来者的忠告与启示。唐朝李渊登基不久便诏修前代各史，希望由此“惩恶劝善，多识前古，贻鉴将来”。北宋司马光修《通鉴》，明确提出修史的目的是“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无非”，探索修身治国的历史经验。明清之际，社会动荡与鼎革，史家的忧国忧民，使史学的“经世致用”传统得以进一步的推扬。顾炎武作《天下郡国利病书》，是为解决社会矛盾寻找出路；王夫之作《读通鉴论》《宋论》，也是读古人之史，有鉴于今的代表作。
(三)史家重视自身修养的传统
我国古代优秀史家，一般都有多方面的素养。从司马迁的《报任少卿书》、班固的《汉书·司马迁传》、范哗的《后汉书·班固传》及《狱中与诸甥侄书》中，可以看到他们对史家修养这个问题的重视，以及司马迁、班固、范晔等良史之才在史家修养上所达到的高度。首先对良史标准提出明确要求的是刘知几，他将才、学、识定为史家三长。所谓史才，是指文才，史家对史文的表达能力；史学是指史家要有渊博的知识，掌握丰富的资料；史识是对历史过程的分析判断能力，三者缺一不可。此后，有不少史学家对良史之才作过补充，元代揭奚斯就提出史家要以公心著史，认为还要从“心术”上品评良史的修养。到了清代，章学诚将此归纳为“史德”的标准。他说：“德者何?谓著书者之心术也。”即要求史家除才、学、识外，还要有正直的立场、高尚的品格。良史的传统成为历代史家为之奋斗的规范，这对于促进史学研究，提高史著质量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四)对史学充满敬意的优良传统
中国古代史家历来有对史学充满敬意，把修史著史作为不朽事业的宝贵传统。许多史家为完成一部史书，往往倾其毕生精力，历经坎坷而不悔转。宋末元初的史家胡三省作《通鉴音注》，不料在兵荒马乱的逃难路途中将书稿遗失，悲痛之余，他发奋重著，前后历经30年毫无悔意，自言“吾成此书，死而无憾”，直到去世前还在修订书稿。明末清初的谈迁写作《国榷》，用时二十多年，六易其稿，书成却被盗贼窃走，他也不甘作罢，重新撰著，直到病逝前还在为初稿补充材料。还有许多史家著史经父子相继而成的，如司马谈、司马迁父子之完成《史记》；班彪、班固父子及班固之妹班昭之完成《汉书》；姚察、姚思廉父子之作《梁书》《陈书》。古代史家以著史为不朽事业的精神来自于史家崇高的社会责任感。孔子作《春秋》，在记事中褒贬善恶，所以《孟子·滕文公下》说：“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司马谈临终时依依不舍的只是他的著史事业，《史记·太史公自序》记司马谈临终的托付和司马迁对父亲遗言的保证，父子二人对史学的忠诚，动人心魄。司马光《进资治通鉴表》中也希望人君能以他的史书“鉴前世之至治，考当今之得失”，自谓倘能如此，“虽委骨九泉，志愿永毕矣”。拳拳之心，跃然纸上。正是由于历代史家对史学的敬意和著史的崇高志向，才为后世留下了如此丰厚的遗产。因此，在我们继承弘扬这些宝贵的史学遗产时，中国古代史家的高尚品德和敬业精神，也是不能忘怀的。
责任编辑：柳文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