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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代发生在蛇口工业区的“4分钱奖金”风波，直接冲击了传统的大锅饭分配体制。随后，一场关于分配制度改革的讨论在全国展开，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等改革经验在全国推广开来。
见证人：沈长林、阮祥发
沈长林，1945年生，原中交第四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航局）党委书记，“广东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时任四航局第二工程处一队副教导员兼蛇口工区党支部书记。
阮祥发，1949年生，原四航局董事、党委副书记。作为深圳特区的首批拓荒者，1979年，时任交通部四航局二处办公室副主任的他，直接参与了深圳蛇口港的第一座码头五湾码头的建设，亲身经历了当年“4分钱的故事”。
对沈长林和阮祥发来说，“4分钱”的奖金事件是一场思想洗礼，也见证了改革开放杀出一条血路的艰辛。
序曲：酝酿试点出台4分钱奖金方案
1979年8月，深圳湾畔骄阳似火。蛇口工业区600米顺岸码头建设工地上，有司机在车底下乘凉。
拉土的距离也就一公里不到，一天拉上个八九十车没问题，可由于每月拿固定工资，干多干少都一样，工人们工作积极性不高，工程施工方、四航局第二工程处一队副教导员兼蛇口工区党支部书记沈长林等人急得团团转。
“不讲多劳多得，不重视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期不行。”这是邓小平在1978年12月13日中央一次会议上所做报告中的话。按照这个思路，我们搞点奖励措施行不行？沈长林想。
与此同时，1979年8月4日，《光明日报》刊登的文章让沈长林有了更为清晰的思路。文章介绍了北京内燃机厂、山东廊坊棉纺厂等单位改变分配制度，实行奖金奖励的尝试，沈长林于是在这张报纸上贴了张纸条，“请一队支部委员认真学习”，并召开支部委员会讨论，得到大家一致认可。
支委沈长林、余让奎等人认为，在特区、尤其在蛇口更应该搞奖金奖励。于是，余让奎起草了蛇口工区“全优工号奖”方案，确定将工作表现和收入挂钩。随后，沈长林拿着报纸找二处处长李洪和党委书记王振芝。当时，李洪高兴地拍着沈长林的肩膀说：“小沈，我们俩同意你的意见，你们拿出一个方案吧。”
方案交到工区后，二处党委书记王振芝和处长李洪决定在一队先搞试点。后来，负责石方施工的机械队在一队方案的启发下，出炉了每超运一车土方奖励4分钱的计件奖金办法。
高潮：实施奖励工程提前33天完成
当年10月，“定额超产奖励制度”正式实施。每人每个工作日劳动定额运泥54车，完成这一定额，每车奖2分钱，超过定额者每车奖励4分钱。这一看似简单的政策，迅速跟工人们发生了奇妙的化学反应，整个工地活起来了。
于是，工人们的积极性立即被调动起来。大家提前上班，天黑了，要由车队长赶他们下班，下班后还主动检修车辆。为了挤出时间多拉土，司机们甚至少喝水，以减少上厕所的次数。“当时我们的车还没有空调，车内温度非常高，很多司机都是打着赤膊在里面一坐一整天。”阮祥发回忆说。
当时，具体实施这一奖金政策的机械队还把工人每天的工作量贴在墙上，大家相互竞赛。作为办公室综合管理人员，阮祥发还对此事进行了宣传整理，但具体材料今天已经难以寻觅。当时，人均每天完成量提高到八九十车，最多一天完成131车，单日奖金达4.16元，一个月下来，可达100多元，有的人月收入已远超工业区中层干部了。
工人们劳动积极性提高的直接结果是，这一段码头建设工程提前完成，承包方得到了30万元奖金，而工人的奖金只占其多创产值的2%。按照四航局局志记载，该“工程自1979年6月24日进场，于1980年2月25日提前33天完成，创造了特区港口建设的奇迹。”
低谷：奖金取消当月工程计划未完成
但好景不长，这种奖励制度引起了一些争议，有人说这种做法违反了规定，“冲了红灯”。当时，国家曾有规定，职工每人每年奖金不得超过一个半月到两个月的工资额。蛇口工地实行的“定额超产奖励制度”，显然对传统规定产生了巨大的冲击。
1980年4月，蛇口工地接到上级有关部门的指示：立即停止这一奖励制度。
当时，全国正在批评“奖金挂帅”。有一个颇有意思的小插曲：一次全国性会议，工业区工程建设方面负责人王今贵介绍蛇口改革经验竟遭哄笑。他当时讲了蛇口的改革，讲了工程进度，当讲到“4分钱的故事”时，台下突然哄堂大笑。原来，当时有关部门已相继发出“红头文件”，正在批所谓“奖金挂帅”，可王今贵在工地上忙活，还不知道这些，于是他只好尴尬地解釋：我们是特区、特事、特办！
可以说，4分钱奖金被取消后，效果也是立竿见影的。这项措施停止执行后，工人的积极性马上大减，热火朝天的施工场面不见了。取消奖金后的当月，工业区基础工程建设第一次出现月度计划未完成的现象。“其实他们也不是偷懒，只是按时完成定额，谁也不愿意在完成定额后多干一点。从4月到7月，车队工人平均每天的运泥数又下降到30车左右，施工进度又慢了下来。”阮祥发说。
生机：高层力挺开启分配制度改革大幕
看到这情况，不仅蛇口工地的几个领导着急，消息也传到招商局。5月7日，蛇口工业区建设指挥部向交通部、国务院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广东省委特区管理委员会递呈《关于蛇口工业区特区基本建设按经济规律办事实行定额付酬办法的请示报告》，并附上相关调查报告。
不久，一份《关于深圳市蛇口工业区码头工程停止实行超产奖，造成延误工期，影响外商投资建厂》的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第20687号），送到了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的案头。
胡耀邦非常重视，1980年7月30日，他提笔批示：“请谷牧同志过问一下此事……看来我们有些部门并不搞真正的改革，而仍然靠做规定发号施令过日子。这怎么搞四个现代化呢？”
谷牧马上做出反应并批示：“既施行特殊政策，交通部、劳动局这些规定在蛇口完全可以不实行。如同意，请通知广东。”
于是，在党中央的直接关怀下，蛇口工地再度恢复奖金制度，并将资金升至每车5.5分，工人们每天又拉土上百车，每月奖金过百。蛇口码头工程不仅很快完成，年底工人还乐哈哈地每人抱了一台当时极为稀缺的彩电回家。
就这样，蛇口半岛像一把尖刀，再一次划破体制之困，开启了分配制度改革的大幕。“这看似是4分钱创造的奇迹，实际上是建设者们改变观念所创造的奇迹，是按经济规律办事的结果。”多年之后，阮祥发回忆说。
（摘自《深圳晚报》）
见证人：沈长林、阮祥发
沈长林，1945年生，原中交第四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航局）党委书记，“广东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时任四航局第二工程处一队副教导员兼蛇口工区党支部书记。
阮祥发，1949年生，原四航局董事、党委副书记。作为深圳特区的首批拓荒者，1979年，时任交通部四航局二处办公室副主任的他，直接参与了深圳蛇口港的第一座码头五湾码头的建设，亲身经历了当年“4分钱的故事”。
对沈长林和阮祥发来说，“4分钱”的奖金事件是一场思想洗礼，也见证了改革开放杀出一条血路的艰辛。
序曲：酝酿试点出台4分钱奖金方案
1979年8月，深圳湾畔骄阳似火。蛇口工业区600米顺岸码头建设工地上，有司机在车底下乘凉。
拉土的距离也就一公里不到，一天拉上个八九十车没问题，可由于每月拿固定工资，干多干少都一样，工人们工作积极性不高，工程施工方、四航局第二工程处一队副教导员兼蛇口工区党支部书记沈长林等人急得团团转。
“不讲多劳多得，不重视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期不行。”这是邓小平在1978年12月13日中央一次会议上所做报告中的话。按照这个思路，我们搞点奖励措施行不行？沈长林想。
与此同时，1979年8月4日，《光明日报》刊登的文章让沈长林有了更为清晰的思路。文章介绍了北京内燃机厂、山东廊坊棉纺厂等单位改变分配制度，实行奖金奖励的尝试，沈长林于是在这张报纸上贴了张纸条，“请一队支部委员认真学习”，并召开支部委员会讨论，得到大家一致认可。
支委沈长林、余让奎等人认为，在特区、尤其在蛇口更应该搞奖金奖励。于是，余让奎起草了蛇口工区“全优工号奖”方案，确定将工作表现和收入挂钩。随后，沈长林拿着报纸找二处处长李洪和党委书记王振芝。当时，李洪高兴地拍着沈长林的肩膀说：“小沈，我们俩同意你的意见，你们拿出一个方案吧。”
方案交到工区后，二处党委书记王振芝和处长李洪决定在一队先搞试点。后来，负责石方施工的机械队在一队方案的启发下，出炉了每超运一车土方奖励4分钱的计件奖金办法。
高潮：实施奖励工程提前33天完成
当年10月，“定额超产奖励制度”正式实施。每人每个工作日劳动定额运泥54车，完成这一定额，每车奖2分钱，超过定额者每车奖励4分钱。这一看似简单的政策，迅速跟工人们发生了奇妙的化学反应，整个工地活起来了。
于是，工人们的积极性立即被调动起来。大家提前上班，天黑了，要由车队长赶他们下班，下班后还主动检修车辆。为了挤出时间多拉土，司机们甚至少喝水，以减少上厕所的次数。“当时我们的车还没有空调，车内温度非常高，很多司机都是打着赤膊在里面一坐一整天。”阮祥发回忆说。
当时，具体实施这一奖金政策的机械队还把工人每天的工作量贴在墙上，大家相互竞赛。作为办公室综合管理人员，阮祥发还对此事进行了宣传整理，但具体材料今天已经难以寻觅。当时，人均每天完成量提高到八九十车，最多一天完成131车，单日奖金达4.16元，一个月下来，可达100多元，有的人月收入已远超工业区中层干部了。
工人们劳动积极性提高的直接结果是，这一段码头建设工程提前完成，承包方得到了30万元奖金，而工人的奖金只占其多创产值的2%。按照四航局局志记载，该“工程自1979年6月24日进场，于1980年2月25日提前33天完成，创造了特区港口建设的奇迹。”
低谷：奖金取消当月工程计划未完成
但好景不长，这种奖励制度引起了一些争议，有人说这种做法违反了规定，“冲了红灯”。当时，国家曾有规定，职工每人每年奖金不得超过一个半月到两个月的工资额。蛇口工地实行的“定额超产奖励制度”，显然对传统规定产生了巨大的冲击。
1980年4月，蛇口工地接到上级有关部门的指示：立即停止这一奖励制度。
当时，全国正在批评“奖金挂帅”。有一个颇有意思的小插曲：一次全国性会议，工业区工程建设方面负责人王今贵介绍蛇口改革经验竟遭哄笑。他当时讲了蛇口的改革，讲了工程进度，当讲到“4分钱的故事”时，台下突然哄堂大笑。原来，当时有关部门已相继发出“红头文件”，正在批所谓“奖金挂帅”，可王今贵在工地上忙活，还不知道这些，于是他只好尴尬地解釋：我们是特区、特事、特办！
可以说，4分钱奖金被取消后，效果也是立竿见影的。这项措施停止执行后，工人的积极性马上大减，热火朝天的施工场面不见了。取消奖金后的当月，工业区基础工程建设第一次出现月度计划未完成的现象。“其实他们也不是偷懒，只是按时完成定额，谁也不愿意在完成定额后多干一点。从4月到7月，车队工人平均每天的运泥数又下降到30车左右，施工进度又慢了下来。”阮祥发说。
生机：高层力挺开启分配制度改革大幕
看到这情况，不仅蛇口工地的几个领导着急，消息也传到招商局。5月7日，蛇口工业区建设指挥部向交通部、国务院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广东省委特区管理委员会递呈《关于蛇口工业区特区基本建设按经济规律办事实行定额付酬办法的请示报告》，并附上相关调查报告。
不久，一份《关于深圳市蛇口工业区码头工程停止实行超产奖，造成延误工期，影响外商投资建厂》的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第20687号），送到了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的案头。
胡耀邦非常重视，1980年7月30日，他提笔批示：“请谷牧同志过问一下此事……看来我们有些部门并不搞真正的改革，而仍然靠做规定发号施令过日子。这怎么搞四个现代化呢？”
谷牧马上做出反应并批示：“既施行特殊政策，交通部、劳动局这些规定在蛇口完全可以不实行。如同意，请通知广东。”
于是，在党中央的直接关怀下，蛇口工地再度恢复奖金制度，并将资金升至每车5.5分，工人们每天又拉土上百车，每月奖金过百。蛇口码头工程不仅很快完成，年底工人还乐哈哈地每人抱了一台当时极为稀缺的彩电回家。
就这样，蛇口半岛像一把尖刀，再一次划破体制之困，开启了分配制度改革的大幕。“这看似是4分钱创造的奇迹，实际上是建设者们改变观念所创造的奇迹，是按经济规律办事的结果。”多年之后，阮祥发回忆说。
（摘自《深圳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