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是一个巨变时代。但是，战国巨变的主体和主要动力是什么呢？于此我想我们将不得不把注意力主要集中于“游士”——即在战国时期成为一个流动阶层的“士”的活动，尤其是他们“游仕”的活动。这个特征是与后代如此不同，甚至我倾向于将战国时代称之为一个“游士时代”。
　　所谓“士”，曾经是封建时代贵族的最下一级，但后来凡有一定技能的人——尤其是政治和文化涵义上的技能，这类人也都可以被称之为“士”。所谓“游”，一个含义是指上下的“游动”，即垂直的社会流动，这是不言而喻的，战国的“士”常常一步登天，但也常常一朝落难。但这还不是我想观察的重点，一种垂直的向上流动也是后来的中国通过察举和科举所实现了的，而且它能保持稳定。我这里想考察的“游”更重要的是指在各国之间的游动，即一种“横移”或“漫游”。这种士人在列国之间如此大规模游动，且对社会变革起到了关键作用。这种“游士”是战国时代所独有的。
　　我之所以称战国时代为“游士时代”的标准，是与我考察从西周到春秋的“世袭社会”、从秦汉至晚清的“选举社会”的标准一致的：即一是从社会上层资源（权钱名）的分配或个人出头的主要通道来看；二是从战国时代巨变的主体、动力和主要活动形式来看。
　　换言之，首先，我不是仅注意最高权力，而是更注意一般的政治权力，以及财富、名望的分配；不是只注意政治上層的运作，而是更注意政治与社会的联系，上下之间的联系。
　　其次，我更注意从变化的角度着眼：君主制度在战国之前和战国之后都同样存在，这一点并没有发生根本性质的变化。如果只是从君主制度这一最高政治权力的层面看，是不能充分显示出战国前后的巨大社会变动的。但是，在战国时代，列国诸侯君主作为社会上层资源——职位、权力、身份、钱财、土地、封号，尤其是官爵的最高把控者，是将这些资源大量地分配给流动的、外来的士人、客卿，而不是分配给自家的亲戚或者本国人。 这一点和战国之前很不一样，战国之前的优越资源主要是分配给自己的宗室和贵族，那时的社会是一个“世家的社会”；这一点和战国之后的王朝也很不一样，那时的优越资源主要是分配给由固定制度选拔和监督的本国官员。 把资源分配给客卿、游士，原因不难理解。因为这是必须的：在列国抗争，生死存亡之秋，不能不唯“才”是举，而不管这“才”是来自何处，处于何种身份。所以说，各国诸侯重用游士也是社会形势所迫。 于是，战国时代，可以说是一个有各种才能（当然主要是政治、军事和外交才能）的人们适逢其会的时代，尤其是冒险家的乐园。君主即便不用某些人，也不敢轻易承担杀“士”的恶名，最多是驱逐或冷遇。而那些“士”也有颇大的活动空间：“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