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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简介
郑荃，1950年生。中央音乐学院提琴制作研究中心主任、教授；中国乐器协会提琴制作师分会会长；国际提琴与琴弓制作大师协会常委。
郑荃最近在帮小提琴家吕思清修复一把小提琴。1987年，他们一个拿了国际小提琴演奏大赛第一名，一个拿了国际提琴制作大赛第一名。那一年吕思清17岁，郑荃37岁。
郑荃的办公室大约20平方米，办公桌和会客沙发之间用一个让人联想到小提琴的弧形阶梯隔开，有一种空间上的立体感。这让环球人物杂志记者想到中国小提琴制作的开创者谭抒真教授，他的另一个身份是建筑设计师，这或许从一个侧面证明艺术都是相通的。
克雷莫纳最好的提琴制作大师要回中国了
提琴制作是随着西方交响乐一起舶来的。尽管意大利的提琴制作已经传承了300多年，但直到上世纪40年代，中国只在上海有几家提琴维修店。1957年，谭抒真在中央音乐学院办了一个为期一个月的高级提琴制作学习班，其中就有后来获得国际金奖的制作大师陈锦农、戴洪祥。这些学员后来分散到各地，成为北京、上海、广州、营口4个主要的提琴工厂的技术骨干。但当时这些提琴工厂都采用德国的流水线生产方式，根本谈不上艺术提琴。
“文革”时，宣传队和样板戏成了文艺主流。学小提琴的人竟多了起来，提琴制作也出现了一个小高潮。“当时全国发展到60多家提琴厂，木工都纷纷改行。在上海，有人为了买到一把琴，前一夜就开始排队。”郑荃回忆说。
郑荃就是上海人，初中毕业后，他去了农村插队。无论是被推荐工农兵大学生，还是考文工团，都没成，因为出身问题—他的父母都是知名的化学工程师，在那个年代，是“臭老九”。直到安徽池州成立文工团，急需小提琴手才破例要了郑荃。在文工团里，郑荃很快成了副首席。但事实上，道具、灯光，他什么都做。
1978年，郑荃被文工团送到北京乐器研究所学习，认识了戴洪祥。戴洪祥劝他改行做琴，“演奏到二三十岁就定型了，但制琴的艺术生命很长。”
这时，国内已经开始研究高级提琴制作。“改革开放后，跟外国人一接触，发现我们很落后，一是演奏方面，没有参加过国际比赛，二是乐器完全不行。”
小泽征尔第一次来中国指挥中央乐团后曾说：“你们中国有第一流的演奏家，但却用着最末流的乐器。”时任中央音乐学院院长赵沨觉得，中国如果不发展乐器，早晚会拖累音乐事业的发展，于是成立了提琴制作研究室。1979年，郑荃被招进了研究室。
1983年，突击了3个月语言的郑荃奔赴意大利克雷莫纳国际提琴制作学校，以33岁的年龄去念一个中专，而在当地，进校学习的孩子通常是14岁。
当时，郑荃已经有了5年提琴制作经验，校长看过他做的琴说，你在制琴方面已经可以毕业了。但他还是在意大利待了整整5年，了解意大利的文化，这是提琴制作最重要的内涵。他白天学做琴，晚上学做弓，业余时间去教堂参加演出，参观建筑、博物馆，并保持着每个月一把琴的高强度工作。
毕业时，郑荃做的琴已经拿了很多奖。1987年，他获得了意大利第一届提琴制作比赛小提琴金奖，同年在保加利亚国际提琴制作比赛中获小提琴、中提琴两枚金牌。听音乐会时，当地市长会把他请进自己的包厢。当郑荃1988年回国时，当地报纸的标题是：“克雷莫纳最好的提琴制作大师要回中国了。”
郑荃回国的这26年，也是我国提琴制作事业发展最快的26年。他初步在中央音乐学院建立了提琴制作教育体系，建立了从附中、本科、研究生10年制课程，建立了青年教师团队，培养了100多名学生。现在中国已经有6所音乐学院成立了提琴制作专业。
现在，郑荃每年只做三四把琴。“我自己留了一些获奖的琴，其他的都卖掉了。买琴的大多是演奏家和收藏家。但如果不是演奏很好的人，或者这个人我觉得只是慕名而来，实际上并不懂琴，那就只好请他等一等了。”
许多人觉得做琴和木匠没多大区别
环球人物杂志：您当年在欧洲已经非常有名了，为什么会选择回国？
郑荃：按照现在一些人的思路，我回国首先应该办个公司或学校，打品牌赚钱，但我们从小就被教育要为国家做事。刚回国时，有个韩国老板找到我，说提琴制作系里的经费他出了，让毕业生为他工作，做的提琴他全包了。我说我是想为中国做点事，全给韩国包了去怎么行。事实上，我也得到了足够的回报，得到很高的荣誉和地位，经济上也没有任何问题。
环球人物杂志：普通民众怎么看提琴制作这个专业？
郑荃：实际上在中国，提琴制作不是下三流，也是一个社会地位很低的专业，许多人觉得做琴和做木工的工匠没多大区别，说是艺术门类，许多人是不以为然的。
环球人物杂志：艺术文化通常被认为是上层建筑，取决于经济基础。中国经济发展了，那么艺术文化是不是也共同进步了？
郑荃：李白杜甫生前都穷困潦倒，人在困境下往往会更强烈地把精神寄托到艺术上。现在国内的主流想法是先搞经济，认为经济发展了文化就发展了，结果导致国民的文化素养成了大问题。
另一方面，中国现在许多有钱人还是第一代暴发户。他们本身是因为某种幸运和机会到了这个位置上，并不见得是社会精英。现在很多事情不太健康，真正有本事的人，默默无闻做了很多工作的人，得不到应有的地位和报酬，反而是那些投机取巧的人生活得很舒服。
内容本来是针对小学生的，现在却给高级干部讲
环球人物杂志：您这些年一直在提倡音乐教育，您认为音乐对人精神世界塑造的意义是什么？
郑荃：音乐是人的一种心声，也是一种最基本的情感表达。你也许不会拉琴，但听音乐时能从内心激发出一种共鸣。在意大利，其实音乐就那么几个题材：战争、爱情、宗教，传达的是人的喜怒哀乐。所以我一直反对把太多政治的东西加入到艺术形式里，反对有目的地限制人们的想象力和欣赏过程。
环球人物杂志：中国基础教育对艺术、文化的忽视一直被诟病。
郑荃：中央音乐学院有位老师到中央党校去做讲座，《怎么欣赏古典音乐》。大家听完后感叹，讲得太好了，还不断邀请这位老师到自己的单位去讲，结果一连讲了上千场。有一天，我听说了这件事，就看了一下，结果发现他讲的内容本来是针对小学生的，而现在却是给高级干部讲。我觉得这非常可悲。
现在国内的基础教育，音乐、美术仍然极端不受重视。很多孩子学一门特长，往往不是怀着人文修养的目的，而是家长出于炫耀或者考学能加分的心理，一种非常功利的心态。
环球人物杂志：在一些发达国家是把艺术作为常识性的基础教育普及。
郑荃：我从意大利回国时，5个合唱团300多人开了场音乐会欢送我。七八个声部，唱得比国内很多专业合唱团还好。结果下来一问，干什么的都有，小学教师、开出租车的甚至是卖肉的……就连在意大利大使馆站岗的士兵，都知道斯特拉迪瓦里（意大利著名弦乐器制造师），恐怕很多中国文化管理者都不知道。从这个角度说，我们的路还远着呢。
环球人物杂志：也就是说，中国现在还没有形成一种文化的整体氛围？
郑荃：每种艺术都植根于整体的文化氛围之中，但目前中国社会从上到下的状况正是文化氛围的缺失。我们的艺术文化仍处在落后状态，比经济和科学技术层面的落后状况还要严重得多，但是很多人对这点还没有充分的认识。虽然以前我们有非常深厚的文化历史，但我们这一代都是穷人，穷得厉害。
郑荃，1950年生。中央音乐学院提琴制作研究中心主任、教授；中国乐器协会提琴制作师分会会长；国际提琴与琴弓制作大师协会常委。
郑荃最近在帮小提琴家吕思清修复一把小提琴。1987年，他们一个拿了国际小提琴演奏大赛第一名，一个拿了国际提琴制作大赛第一名。那一年吕思清17岁，郑荃37岁。
郑荃的办公室大约20平方米，办公桌和会客沙发之间用一个让人联想到小提琴的弧形阶梯隔开，有一种空间上的立体感。这让环球人物杂志记者想到中国小提琴制作的开创者谭抒真教授，他的另一个身份是建筑设计师，这或许从一个侧面证明艺术都是相通的。
克雷莫纳最好的提琴制作大师要回中国了
提琴制作是随着西方交响乐一起舶来的。尽管意大利的提琴制作已经传承了300多年，但直到上世纪40年代，中国只在上海有几家提琴维修店。1957年，谭抒真在中央音乐学院办了一个为期一个月的高级提琴制作学习班，其中就有后来获得国际金奖的制作大师陈锦农、戴洪祥。这些学员后来分散到各地，成为北京、上海、广州、营口4个主要的提琴工厂的技术骨干。但当时这些提琴工厂都采用德国的流水线生产方式，根本谈不上艺术提琴。
“文革”时，宣传队和样板戏成了文艺主流。学小提琴的人竟多了起来，提琴制作也出现了一个小高潮。“当时全国发展到60多家提琴厂，木工都纷纷改行。在上海，有人为了买到一把琴，前一夜就开始排队。”郑荃回忆说。
郑荃就是上海人，初中毕业后，他去了农村插队。无论是被推荐工农兵大学生，还是考文工团，都没成，因为出身问题—他的父母都是知名的化学工程师，在那个年代，是“臭老九”。直到安徽池州成立文工团，急需小提琴手才破例要了郑荃。在文工团里，郑荃很快成了副首席。但事实上，道具、灯光，他什么都做。
1978年，郑荃被文工团送到北京乐器研究所学习，认识了戴洪祥。戴洪祥劝他改行做琴，“演奏到二三十岁就定型了，但制琴的艺术生命很长。”
这时，国内已经开始研究高级提琴制作。“改革开放后，跟外国人一接触，发现我们很落后，一是演奏方面，没有参加过国际比赛，二是乐器完全不行。”
小泽征尔第一次来中国指挥中央乐团后曾说：“你们中国有第一流的演奏家，但却用着最末流的乐器。”时任中央音乐学院院长赵沨觉得，中国如果不发展乐器，早晚会拖累音乐事业的发展，于是成立了提琴制作研究室。1979年，郑荃被招进了研究室。
1983年，突击了3个月语言的郑荃奔赴意大利克雷莫纳国际提琴制作学校，以33岁的年龄去念一个中专，而在当地，进校学习的孩子通常是14岁。
当时，郑荃已经有了5年提琴制作经验，校长看过他做的琴说，你在制琴方面已经可以毕业了。但他还是在意大利待了整整5年，了解意大利的文化，这是提琴制作最重要的内涵。他白天学做琴，晚上学做弓，业余时间去教堂参加演出，参观建筑、博物馆，并保持着每个月一把琴的高强度工作。
毕业时，郑荃做的琴已经拿了很多奖。1987年，他获得了意大利第一届提琴制作比赛小提琴金奖，同年在保加利亚国际提琴制作比赛中获小提琴、中提琴两枚金牌。听音乐会时，当地市长会把他请进自己的包厢。当郑荃1988年回国时，当地报纸的标题是：“克雷莫纳最好的提琴制作大师要回中国了。”
郑荃回国的这26年，也是我国提琴制作事业发展最快的26年。他初步在中央音乐学院建立了提琴制作教育体系，建立了从附中、本科、研究生10年制课程，建立了青年教师团队，培养了100多名学生。现在中国已经有6所音乐学院成立了提琴制作专业。
现在，郑荃每年只做三四把琴。“我自己留了一些获奖的琴，其他的都卖掉了。买琴的大多是演奏家和收藏家。但如果不是演奏很好的人，或者这个人我觉得只是慕名而来，实际上并不懂琴，那就只好请他等一等了。”
许多人觉得做琴和木匠没多大区别
环球人物杂志：您当年在欧洲已经非常有名了，为什么会选择回国？
郑荃：按照现在一些人的思路，我回国首先应该办个公司或学校，打品牌赚钱，但我们从小就被教育要为国家做事。刚回国时，有个韩国老板找到我，说提琴制作系里的经费他出了，让毕业生为他工作，做的提琴他全包了。我说我是想为中国做点事，全给韩国包了去怎么行。事实上，我也得到了足够的回报，得到很高的荣誉和地位，经济上也没有任何问题。
环球人物杂志：普通民众怎么看提琴制作这个专业？
郑荃：实际上在中国，提琴制作不是下三流，也是一个社会地位很低的专业，许多人觉得做琴和做木工的工匠没多大区别，说是艺术门类，许多人是不以为然的。
环球人物杂志：艺术文化通常被认为是上层建筑，取决于经济基础。中国经济发展了，那么艺术文化是不是也共同进步了？
郑荃：李白杜甫生前都穷困潦倒，人在困境下往往会更强烈地把精神寄托到艺术上。现在国内的主流想法是先搞经济，认为经济发展了文化就发展了，结果导致国民的文化素养成了大问题。
另一方面，中国现在许多有钱人还是第一代暴发户。他们本身是因为某种幸运和机会到了这个位置上，并不见得是社会精英。现在很多事情不太健康，真正有本事的人，默默无闻做了很多工作的人，得不到应有的地位和报酬，反而是那些投机取巧的人生活得很舒服。
内容本来是针对小学生的，现在却给高级干部讲
环球人物杂志：您这些年一直在提倡音乐教育，您认为音乐对人精神世界塑造的意义是什么？
郑荃：音乐是人的一种心声，也是一种最基本的情感表达。你也许不会拉琴，但听音乐时能从内心激发出一种共鸣。在意大利，其实音乐就那么几个题材：战争、爱情、宗教，传达的是人的喜怒哀乐。所以我一直反对把太多政治的东西加入到艺术形式里，反对有目的地限制人们的想象力和欣赏过程。
环球人物杂志：中国基础教育对艺术、文化的忽视一直被诟病。
郑荃：中央音乐学院有位老师到中央党校去做讲座，《怎么欣赏古典音乐》。大家听完后感叹，讲得太好了，还不断邀请这位老师到自己的单位去讲，结果一连讲了上千场。有一天，我听说了这件事，就看了一下，结果发现他讲的内容本来是针对小学生的，而现在却是给高级干部讲。我觉得这非常可悲。
现在国内的基础教育，音乐、美术仍然极端不受重视。很多孩子学一门特长，往往不是怀着人文修养的目的，而是家长出于炫耀或者考学能加分的心理，一种非常功利的心态。
环球人物杂志：在一些发达国家是把艺术作为常识性的基础教育普及。
郑荃：我从意大利回国时，5个合唱团300多人开了场音乐会欢送我。七八个声部，唱得比国内很多专业合唱团还好。结果下来一问，干什么的都有，小学教师、开出租车的甚至是卖肉的……就连在意大利大使馆站岗的士兵，都知道斯特拉迪瓦里（意大利著名弦乐器制造师），恐怕很多中国文化管理者都不知道。从这个角度说，我们的路还远着呢。
环球人物杂志：也就是说，中国现在还没有形成一种文化的整体氛围？
郑荃：每种艺术都植根于整体的文化氛围之中，但目前中国社会从上到下的状况正是文化氛围的缺失。我们的艺术文化仍处在落后状态，比经济和科学技术层面的落后状况还要严重得多，但是很多人对这点还没有充分的认识。虽然以前我们有非常深厚的文化历史，但我们这一代都是穷人，穷得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