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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读不懂华西村，读不懂这里亦农、亦工、亦商的经济形态；很多人读不懂华西集团，读不懂那里既吃“大锅饭”，又搞股份制的特殊体制；很多人读不懂吴仁宝，读不懂他既拜毛泽东、邓小平，又供着观世音菩萨的矛盾信仰。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企业与公共管理研究中心主任、南京海综经济研究所所长叶克林研究员在接受《新民周刊》专访时，直截了当地表示：“当年若是什么都搞清楚了，就没有今天的华西了！”
华西村与“苏南模式”
《新民周刊》：在苏南，华西现象是特例还是代表？
叶克林：改革开放以前，苏南的广大农村孕育了一批在从事农业生产基础上，以人民公社、大队或生产队为承办单位的社队工业组织。当时主要以农机修理厂和小型纺织厂为主，技术人员多为当地农民中的能工巧匠。这种拥有社队工业组织形态的农村，在当时的苏南地区星罗棋布，且规模不等。
因为多年来华西村自身的高调举动和媒体的高调宣传，让华西村广为人知，并由此诞生了“华西模式”一说，其实叫“苏南模式”更为客观。除华西村外，曾经因为给村民分发黄金而被媒体一度高度关注的江阴长江村，也是通过这种模式致富的典型代表。如果有朋友愿意深入苏南农村走一走，还会发现其他“藏龙卧虎”的村镇。
《新民周刊》：这样的模式为什么会在苏南地区大量出现？
叶克林：苏南农村工业的勃然兴起与长足发展，主要发生在改革开放的前半段，当时恰逢全国短缺经济时期，城市国有工商企业因体制束缚难以有效满足民众日益增长的物质生活需求。
这种工业形式之所以出现在苏南，除苏南人多地少，农民光靠种地吃不饱饭的自身原因外，还与上海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首先，从生产技术层面来讲，最初从事社队工业的技术人员，很多是农民里稍微掌握一些相关生产经验的“半吊子”。上世纪80年代初，头脑活络的苏南农民开始通过各方面关系，在上海“高薪聘请”国营单位的科技人员，利用周末时间来到他们的乡镇进行指点，被称为“星期日工程师”。
一些苏南社队企业甚至通过各种关系，获得从国企中废弃或陈旧的机床设备，在“星期日工程师”们的指导下，完成维修或拼装，再用以从事生产。
《新民周刊》：有人说社队工业是人民公社体制下变异出的一种集体经济，你认同这样的说法吗？
叶克林：社队工业可以看作是苏南农村集体经济模式在改革开放前的起点。计划经济时代，农村不能够从事农业生产以外的工业生产活动。之所以由人民公社、大队或生产队来组织这样的生产，就是为了使工业生产这种“副业”在名义上合法化，寻求一顶公有制的帽子来罩着，如同城镇中诸多戴“红帽子”的街道企业和大小集体企业，若不这样操作，就将冒被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政治高风险。
可以说在对待农村社队工业的问题上，苏南各地乡、县政府乃至省、市政府，在态度上都是在有意地加以包容。很多人看不懂华西村，就是不清楚它这种工业体制的定位，事实上，如果你严格对照当时的政策法规来试图定位华西村，那你确实读不懂。
它不是“经济怪胎”
《新民周刊》：有说法认为华西村后期演变为代表生产力发展的民间公司，依你对那里的调研结果来看，是这样吗？
叶克林：与苏南很多村镇一样，华西村的社队工业，在改革开放后，为了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先后实行了两次改制，逐步发展形成了现在的华西集团。但很多人将华西村的行政属性、经济属性、党组织属性和华西集团作为企业的属性相互混淆，以至于一会用企业的标准衡量华西村，一会又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属性评价华西集团，由此得出结论，认为华西模式是“经济怪胎”，这显然是不合理的。华西村的经济模式属于集体经济，即主要的生产资料土地属于村民集体所有。这一点上全国的农村都一样，没有什么华西模式可言。真正发生改变的，是当地非农化形成的非农资产部分，如：社队工业时期拥有的生产资料，包括厂房、设备和集体经济积累等。
20世纪90年代初期，十几年的改革开放，城乡企业共同面对市场竞争的局面，很快使国内经济由短缺转向过剩，加之浙江以温州为首的一些地区，形成的私营企业抢占市场，造成了国内对民用工业品的需求量全面萎缩。在这样的现实情况下，苏南地区农村工业原本家家务农、户户做工、利润平分的经济模式，开始渐渐变得不适应激烈的市场竞争，因此出现了第一波改制。
这次在经济学界被称作不彻底的改制，使苏南工业经济的所有制模式，从集体所有，变成了多种经济主体混合所有的局面。以华西村为例，股份分配是其中的第一步。但因为华西村当时的盘子较大，谁也没有想到要对其进行专业化资产评估，再说，当时也没有高度专业化资产评估机构。尤其是对集体公共经济积累和土地使用权益估值，更没有成熟经验。因此，这种股份分配也只是按照大概的估算，含糊地进行泛股份制。用苏南农民的话说，就是“毛估估”，“反正肉烂在自己锅里”。
《新民周刊》：在现在看来，这样的股份制估算方式，似乎有些模糊不清，为什么华西人能够接受这样的形式？
叶克林：除了当时的改革理论、改革政策和改革技术准备不足之外，当时农民的意识形态还比较单纯或朦胧，只知道通过这些年的工业生产，自己的生活大大改善了，大多数人似乎不太清楚股权怎么分才算科学合理。话说回来，如果当年要将华西村的非农资产完全统计清楚，华西村根本搞不下去。
那时关于农村经济发展模式的政策取向存在巨大分歧。1980年代中后期关于苏南模式与温州模式“姓社姓资”的大辩论，就是典型一例。在1992年邓小平南巡以前，改革开放的思想还一度出现过“回潮”，经历过质疑。据我所知，那时前去华西村“指导”的上级有关部门也很多，要在这种复杂多变的政策环境中生存发展，华西村在一些问题上势必含糊，有时甚至是“打左灯，向右转”。不妨换位思考，假如你是吴仁宝，一会儿有高层领导来视察说，“老吴，华西这样的做法很好，要大胆闯”；过一阵又有高层领导来考察说，“老吴，华西这些做法很危险，要谨慎！”请问你会怎么想？今后又该如何做？ 《新民周刊》：这样的情况在第二次改制后，是否有所好转？
叶克林：苏南地区包括华西村在内的乡镇企业第二次改制，发生在1990年代的中后期，一直持续到2000年前后。这次改制使苏南地区的企业在产权上开始变得清晰，但在土地使用权益估值上，还有很多盲点。到现在为止，华西集团对占用的华西行政村土地，仍然没有作出明确统计和估价。这其实是典型的“股田制分红”。
苏南地区很多农村的发展都是在集体土地产权模糊的情况下完成的，当年如果弄得太清楚，一来有政治风险，二来，也会失去了生产中的协同力。只有模糊了土地产权的概念，才能规避政治风险，又有利于聚合农民。再说，即使土地可以估价，价格也是动态的，当年的土地价值和现如今肯定不是一个价。用经济学专业术语说，其中涉及动态机会成本与机会收益。进一步说，必须支付的巨额评估费用由谁承担？
另外，在如何量化吴仁宝这样的改革领头人在改革中的贡献问题上，我国到现在为止仍没有比较成熟的经验。试问，当年“冒死”的安徽小岗村农民曾对中国农村联产承包制改革作出巨大历史贡献，现如今是否得到合理足额的经济回报？这也是目前华西集团经过两次改制，在股权问题上仍然存在的不明朗区域。
《新民周刊》：华西村的成功经济模式是否具有可复制性？
叶克林：华西村的模式不仅在苏南农村被普遍应用，在我国的东南沿海，很多农村也都采用这样的经济模式，这可以充分说明，这种模糊产权加股田制的分红模式，在广大农村的工业化发展上，还是有增值空间的，这种模式的可复制性也就在于此。
但在有些方面，华西村又是不可复制的，比如吴仁宝可以凭着自己的一张脸，集合很多资源，用学术术语可谓“异质性人力资本”，这是其他人所办不到的，即使想模仿吴仁宝的领导风格，也只能是学一点皮毛。在东方社会中，很多关系是认人的。从这点上来讲，华西村以后的领导人永远不可能成为第二个“吴仁宝”。但可以学习他对政策的敏锐，学习他灵活适应政策形势变化的本领。
解读吴氏家族
《新民周刊》：你怎样看待吴仁宝这样一个既信奉共产主义，又供奉观音菩萨的领导人？
叶克林：的确，在华西村的幸福园里，既有古代先贤孔子、海瑞，也有中共领袖毛泽东、邓小平等，还有慈眉善目的观音菩萨和耶稣，使有些人越来越看不懂，吴仁宝究竟信什么？其实，吴仁宝在这点上是一个很聪明的人，因为他知道，从当前村民们的文化程度和精神世界现状来看，自己信奉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让他领导的华西村民，每个人都能在其中找到一个自己的信仰，以便于他在精神上的领导。
《新民周刊》：2003年吴仁宝第四子吴协恩任华西村党委书记后，华西村的发展是否变得“复杂”？怎么看待华西村领导层家族化的现象？
叶克林：所谓“复杂”，主要是指兼并扩张之后，华西村领导层在更大的管理范围、更高的管理层次上面临如何再塑发展凝聚力的挑战问题。至于家族化现象，不难看出，吴仁宝家族的影响力是历史形成的。以吴氏家族在华西村党政管理层的影响力，以及其家族成员在华西集团中的地位，即使通过村民投票选举，所诞生的人选也应该会毫无意外地落在吴家人头上，可以说在华西，由吴氏家族成员担任村干部有一定历史必然性。按照经济逻辑，华西集团管理架构主要取决于“资本力量”。
《新民周刊》：一些被华西村兼并过来的邻村人，萌生出脱离这种大集体模式的想法。这是否可以看成是华西村发展到一定程度，模式弊端暴露的体现？
叶克林：客观来说，华西村在兼并的问题上，确实存在多元复合动机及非理性的一面。除华西村、华西集团想在更大地域范围整合发展资源的客观需求外，吴仁宝的一些扩张和兼并决定，也不完全是按出于市场经济规则的考虑，而是受东方社会亲缘观念的左右，带有明显的帮乡亲成分，甚至这当中也掺杂着他个人希望将自己的成功试点，无限推广的英雄情结。
由于农地流转政策的操作性实施细则尚不清晰，再加上前面所说的土地使用权益估值的复杂性，以及原华西村村民与扩张后大华西村村民之间较大的经济利益反差引发的心理不平衡，出现矛盾与冲突在所难免。是不是“模式弊端暴露的体现”，现在下结论似乎言之过早。
我相信，只要华西领导集团从华西长远发展大局出发，用更加动态开放的眼光看问题，通过广泛深入的沟通和科学的调研与核算，再配套必要的利益调整，是可以缓解乃至解决有关矛盾与冲突的。
如果华西村的《乡规民约》确有不合上述文件精神的有关内容，须适时调整与修正，因为《乡规民约》毕竟是“低位法”，不能有违国家政策法规的“上位法”。话说回来，目前华西村里提出要脱离集体的人，大多不是真心要走，只不过是不满足于现在的分配所得，希望为自己多争取些利益而已。这一点上不用回避，只要把各方面的利益诉求点公开透明化，再基于现行政策法律法规加以沟通与协商即可。而且即便是真的要走的人，也并不可怕，只要按国家政策法规办。
不要纠结于华西村究竟姓“资”还是姓“社”，不要将吴仁宝视若神明，或者将华西模式贬为怪胎。华西村是中国特定历史和环境的产物，是苏南农民乃至中国农民的一次大胆探索。
盘点“楷模村”
南街村
南街村位于河南省漯河市临颍县城南隅，1984年，村办企业的总产值只有70万元，到1995年已经达到12亿，到2010年，资产已经积累到30亿，负债下降到4亿。
南街村与其他村有一个巨大的区别，那就是他们以基于毛泽东思想的集体主义为理念，提出建设“共产主义小社会”的目标。南街村“共产主义的要素”的核心是独特的平均主义的经济体制。村民们工资虽然很低，但是村民免费享受粮食、肉、油等配给。住宅、教育、医疗、办红白喜事也一概不收费。如果村民上大学，学费也由村里负担。
南街村党委书记王宏斌是南街村的灵魂人物，当地人称他为“班长”。
大邱庄
天津市静海县大邱庄位于天津市西南30公里，地处团泊洼，这里的农民历来生活贫困。1977年冬，在选举党支部书记时，农民再也不能忍受了，提出“谁能带领大队致富，谁当书记”，这对当时的书记禹作敏是新挑战。
禹作敏和他的创业者，采取原始积累办法，一方面以最低价格进原料、以最低的劳务费加工；另一方面又千方百计避税、逃税，从而实现了低投入高产出。
1992年，在国家统计局的统计年鉴里，大邱庄是社会总产值、人均收入等多项经济指标连年稳居第一位的“中国首富村”。
禹作敏实行“统一致富”，给了大邱庄人致富权，但他剥夺了大邱庄人对他的监督权。禹作敏1993年因犯窝藏罪妨害公务罪行贿罪等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大邱庄一下子变得低调。禹作敏于1999年10月去世，结束了自己“改革风云人物”的一生。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企业与公共管理研究中心主任、南京海综经济研究所所长叶克林研究员在接受《新民周刊》专访时，直截了当地表示：“当年若是什么都搞清楚了，就没有今天的华西了！”
华西村与“苏南模式”
《新民周刊》：在苏南，华西现象是特例还是代表？
叶克林：改革开放以前，苏南的广大农村孕育了一批在从事农业生产基础上，以人民公社、大队或生产队为承办单位的社队工业组织。当时主要以农机修理厂和小型纺织厂为主，技术人员多为当地农民中的能工巧匠。这种拥有社队工业组织形态的农村，在当时的苏南地区星罗棋布，且规模不等。
因为多年来华西村自身的高调举动和媒体的高调宣传，让华西村广为人知，并由此诞生了“华西模式”一说，其实叫“苏南模式”更为客观。除华西村外，曾经因为给村民分发黄金而被媒体一度高度关注的江阴长江村，也是通过这种模式致富的典型代表。如果有朋友愿意深入苏南农村走一走，还会发现其他“藏龙卧虎”的村镇。
《新民周刊》：这样的模式为什么会在苏南地区大量出现？
叶克林：苏南农村工业的勃然兴起与长足发展，主要发生在改革开放的前半段，当时恰逢全国短缺经济时期，城市国有工商企业因体制束缚难以有效满足民众日益增长的物质生活需求。
这种工业形式之所以出现在苏南，除苏南人多地少，农民光靠种地吃不饱饭的自身原因外，还与上海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首先，从生产技术层面来讲，最初从事社队工业的技术人员，很多是农民里稍微掌握一些相关生产经验的“半吊子”。上世纪80年代初，头脑活络的苏南农民开始通过各方面关系，在上海“高薪聘请”国营单位的科技人员，利用周末时间来到他们的乡镇进行指点，被称为“星期日工程师”。
一些苏南社队企业甚至通过各种关系，获得从国企中废弃或陈旧的机床设备，在“星期日工程师”们的指导下，完成维修或拼装，再用以从事生产。
《新民周刊》：有人说社队工业是人民公社体制下变异出的一种集体经济，你认同这样的说法吗？
叶克林：社队工业可以看作是苏南农村集体经济模式在改革开放前的起点。计划经济时代，农村不能够从事农业生产以外的工业生产活动。之所以由人民公社、大队或生产队来组织这样的生产，就是为了使工业生产这种“副业”在名义上合法化，寻求一顶公有制的帽子来罩着，如同城镇中诸多戴“红帽子”的街道企业和大小集体企业，若不这样操作，就将冒被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政治高风险。
可以说在对待农村社队工业的问题上，苏南各地乡、县政府乃至省、市政府，在态度上都是在有意地加以包容。很多人看不懂华西村，就是不清楚它这种工业体制的定位，事实上，如果你严格对照当时的政策法规来试图定位华西村，那你确实读不懂。
它不是“经济怪胎”
《新民周刊》：有说法认为华西村后期演变为代表生产力发展的民间公司，依你对那里的调研结果来看，是这样吗？
叶克林：与苏南很多村镇一样，华西村的社队工业，在改革开放后，为了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先后实行了两次改制，逐步发展形成了现在的华西集团。但很多人将华西村的行政属性、经济属性、党组织属性和华西集团作为企业的属性相互混淆，以至于一会用企业的标准衡量华西村，一会又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属性评价华西集团，由此得出结论，认为华西模式是“经济怪胎”，这显然是不合理的。华西村的经济模式属于集体经济，即主要的生产资料土地属于村民集体所有。这一点上全国的农村都一样，没有什么华西模式可言。真正发生改变的，是当地非农化形成的非农资产部分，如：社队工业时期拥有的生产资料，包括厂房、设备和集体经济积累等。
20世纪90年代初期，十几年的改革开放，城乡企业共同面对市场竞争的局面，很快使国内经济由短缺转向过剩，加之浙江以温州为首的一些地区，形成的私营企业抢占市场，造成了国内对民用工业品的需求量全面萎缩。在这样的现实情况下，苏南地区农村工业原本家家务农、户户做工、利润平分的经济模式，开始渐渐变得不适应激烈的市场竞争，因此出现了第一波改制。
这次在经济学界被称作不彻底的改制，使苏南工业经济的所有制模式，从集体所有，变成了多种经济主体混合所有的局面。以华西村为例，股份分配是其中的第一步。但因为华西村当时的盘子较大，谁也没有想到要对其进行专业化资产评估，再说，当时也没有高度专业化资产评估机构。尤其是对集体公共经济积累和土地使用权益估值，更没有成熟经验。因此，这种股份分配也只是按照大概的估算，含糊地进行泛股份制。用苏南农民的话说，就是“毛估估”，“反正肉烂在自己锅里”。
《新民周刊》：在现在看来，这样的股份制估算方式，似乎有些模糊不清，为什么华西人能够接受这样的形式？
叶克林：除了当时的改革理论、改革政策和改革技术准备不足之外，当时农民的意识形态还比较单纯或朦胧，只知道通过这些年的工业生产，自己的生活大大改善了，大多数人似乎不太清楚股权怎么分才算科学合理。话说回来，如果当年要将华西村的非农资产完全统计清楚，华西村根本搞不下去。
那时关于农村经济发展模式的政策取向存在巨大分歧。1980年代中后期关于苏南模式与温州模式“姓社姓资”的大辩论，就是典型一例。在1992年邓小平南巡以前，改革开放的思想还一度出现过“回潮”，经历过质疑。据我所知，那时前去华西村“指导”的上级有关部门也很多，要在这种复杂多变的政策环境中生存发展，华西村在一些问题上势必含糊，有时甚至是“打左灯，向右转”。不妨换位思考，假如你是吴仁宝，一会儿有高层领导来视察说，“老吴，华西这样的做法很好，要大胆闯”；过一阵又有高层领导来考察说，“老吴，华西这些做法很危险，要谨慎！”请问你会怎么想？今后又该如何做？ 《新民周刊》：这样的情况在第二次改制后，是否有所好转？
叶克林：苏南地区包括华西村在内的乡镇企业第二次改制，发生在1990年代的中后期，一直持续到2000年前后。这次改制使苏南地区的企业在产权上开始变得清晰，但在土地使用权益估值上，还有很多盲点。到现在为止，华西集团对占用的华西行政村土地，仍然没有作出明确统计和估价。这其实是典型的“股田制分红”。
苏南地区很多农村的发展都是在集体土地产权模糊的情况下完成的，当年如果弄得太清楚，一来有政治风险，二来，也会失去了生产中的协同力。只有模糊了土地产权的概念，才能规避政治风险，又有利于聚合农民。再说，即使土地可以估价，价格也是动态的，当年的土地价值和现如今肯定不是一个价。用经济学专业术语说，其中涉及动态机会成本与机会收益。进一步说，必须支付的巨额评估费用由谁承担？
另外，在如何量化吴仁宝这样的改革领头人在改革中的贡献问题上，我国到现在为止仍没有比较成熟的经验。试问，当年“冒死”的安徽小岗村农民曾对中国农村联产承包制改革作出巨大历史贡献，现如今是否得到合理足额的经济回报？这也是目前华西集团经过两次改制，在股权问题上仍然存在的不明朗区域。
《新民周刊》：华西村的成功经济模式是否具有可复制性？
叶克林：华西村的模式不仅在苏南农村被普遍应用，在我国的东南沿海，很多农村也都采用这样的经济模式，这可以充分说明，这种模糊产权加股田制的分红模式，在广大农村的工业化发展上，还是有增值空间的，这种模式的可复制性也就在于此。
但在有些方面，华西村又是不可复制的，比如吴仁宝可以凭着自己的一张脸，集合很多资源，用学术术语可谓“异质性人力资本”，这是其他人所办不到的，即使想模仿吴仁宝的领导风格，也只能是学一点皮毛。在东方社会中，很多关系是认人的。从这点上来讲，华西村以后的领导人永远不可能成为第二个“吴仁宝”。但可以学习他对政策的敏锐，学习他灵活适应政策形势变化的本领。
解读吴氏家族
《新民周刊》：你怎样看待吴仁宝这样一个既信奉共产主义，又供奉观音菩萨的领导人？
叶克林：的确，在华西村的幸福园里，既有古代先贤孔子、海瑞，也有中共领袖毛泽东、邓小平等，还有慈眉善目的观音菩萨和耶稣，使有些人越来越看不懂，吴仁宝究竟信什么？其实，吴仁宝在这点上是一个很聪明的人，因为他知道，从当前村民们的文化程度和精神世界现状来看，自己信奉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让他领导的华西村民，每个人都能在其中找到一个自己的信仰，以便于他在精神上的领导。
《新民周刊》：2003年吴仁宝第四子吴协恩任华西村党委书记后，华西村的发展是否变得“复杂”？怎么看待华西村领导层家族化的现象？
叶克林：所谓“复杂”，主要是指兼并扩张之后，华西村领导层在更大的管理范围、更高的管理层次上面临如何再塑发展凝聚力的挑战问题。至于家族化现象，不难看出，吴仁宝家族的影响力是历史形成的。以吴氏家族在华西村党政管理层的影响力，以及其家族成员在华西集团中的地位，即使通过村民投票选举，所诞生的人选也应该会毫无意外地落在吴家人头上，可以说在华西，由吴氏家族成员担任村干部有一定历史必然性。按照经济逻辑，华西集团管理架构主要取决于“资本力量”。
《新民周刊》：一些被华西村兼并过来的邻村人，萌生出脱离这种大集体模式的想法。这是否可以看成是华西村发展到一定程度，模式弊端暴露的体现？
叶克林：客观来说，华西村在兼并的问题上，确实存在多元复合动机及非理性的一面。除华西村、华西集团想在更大地域范围整合发展资源的客观需求外，吴仁宝的一些扩张和兼并决定，也不完全是按出于市场经济规则的考虑，而是受东方社会亲缘观念的左右，带有明显的帮乡亲成分，甚至这当中也掺杂着他个人希望将自己的成功试点，无限推广的英雄情结。
由于农地流转政策的操作性实施细则尚不清晰，再加上前面所说的土地使用权益估值的复杂性，以及原华西村村民与扩张后大华西村村民之间较大的经济利益反差引发的心理不平衡，出现矛盾与冲突在所难免。是不是“模式弊端暴露的体现”，现在下结论似乎言之过早。
我相信，只要华西领导集团从华西长远发展大局出发，用更加动态开放的眼光看问题，通过广泛深入的沟通和科学的调研与核算，再配套必要的利益调整，是可以缓解乃至解决有关矛盾与冲突的。
如果华西村的《乡规民约》确有不合上述文件精神的有关内容，须适时调整与修正，因为《乡规民约》毕竟是“低位法”，不能有违国家政策法规的“上位法”。话说回来，目前华西村里提出要脱离集体的人，大多不是真心要走，只不过是不满足于现在的分配所得，希望为自己多争取些利益而已。这一点上不用回避，只要把各方面的利益诉求点公开透明化，再基于现行政策法律法规加以沟通与协商即可。而且即便是真的要走的人，也并不可怕，只要按国家政策法规办。
不要纠结于华西村究竟姓“资”还是姓“社”，不要将吴仁宝视若神明，或者将华西模式贬为怪胎。华西村是中国特定历史和环境的产物，是苏南农民乃至中国农民的一次大胆探索。
盘点“楷模村”
南街村
南街村位于河南省漯河市临颍县城南隅，1984年，村办企业的总产值只有70万元，到1995年已经达到12亿，到2010年，资产已经积累到30亿，负债下降到4亿。
南街村与其他村有一个巨大的区别，那就是他们以基于毛泽东思想的集体主义为理念，提出建设“共产主义小社会”的目标。南街村“共产主义的要素”的核心是独特的平均主义的经济体制。村民们工资虽然很低，但是村民免费享受粮食、肉、油等配给。住宅、教育、医疗、办红白喜事也一概不收费。如果村民上大学，学费也由村里负担。
南街村党委书记王宏斌是南街村的灵魂人物，当地人称他为“班长”。
大邱庄
天津市静海县大邱庄位于天津市西南30公里，地处团泊洼，这里的农民历来生活贫困。1977年冬，在选举党支部书记时，农民再也不能忍受了，提出“谁能带领大队致富，谁当书记”，这对当时的书记禹作敏是新挑战。
禹作敏和他的创业者，采取原始积累办法，一方面以最低价格进原料、以最低的劳务费加工；另一方面又千方百计避税、逃税，从而实现了低投入高产出。
1992年，在国家统计局的统计年鉴里，大邱庄是社会总产值、人均收入等多项经济指标连年稳居第一位的“中国首富村”。
禹作敏实行“统一致富”，给了大邱庄人致富权，但他剥夺了大邱庄人对他的监督权。禹作敏1993年因犯窝藏罪妨害公务罪行贿罪等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大邱庄一下子变得低调。禹作敏于1999年10月去世，结束了自己“改革风云人物”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