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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和马克思的《资本论》（全卷本）在他们各自生前均未全部完成和正式发表，故可谓两部“未竟”巨著。恩格斯帮助马克思完成其“未竟”巨著《资本论》，却让自己毕生挚爱并用心付出的《自然辩证法》最终成为一部“未竟”巨著。两个“未竟”之间，折射凸显了恩格斯的伟人形象。《自然辩证法》和《资本论》这两部“未竟”巨著凝结了恩格斯无数的智慧心血、体现了他的高风亮节，这让他自己也成为一座宏伟的历史丰碑。这座丰碑是由恩格斯自己建立起来的，并且丰碑的四个精彩侧面——精湛的理论、高尚的品德、革命的精神、伟大的友谊，也是由他亲自镌刻上去的。我们始终仰望这座丰碑、阅读这座丰碑上的图案文字，从中汲取无穷的精神力量，从而更好的沿着伟人所开创的马克思主义道路和留下的光辉足迹而继续前进。
关键词：恩格斯;《自然辩证法》;《资本论》;“未竟”巨著;历史丰碑
恩格斯帮助马克思完成其“未竟”巨著《资本论》，实现了马克思希望他“根据这些材料‘做出点什么来’” 的遗愿嘱托、了却朋友心中的遗憾并契合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要求;但是，却让自己毕生挚爱并用心付出的《自然辩证法》最终成为一部“未竟”巨著，在其生前没有完成发表，这成为恩格斯人生的一大憾事。所以，两个“未竟”之间，折射凸显的是恩格斯的伟人形象。正如恩格斯在1885年3月8日致劳拉·拉法格的信中提到：“不管怎样，我要把整理摩尔的书（注：《资本论》第2卷和第3卷）的工作坚持下去。这部书将成为他的纪念碑，这是他自己树立起来的，比别人能为他树立的任何纪念碑都更加宏伟。” 其实，恩格斯可能自己并未注意到：他整理出版《资本论》第2卷和第3卷，“就是替他的天才朋友建立了一座庄严宏伟的纪念碑，无意中也把自己的名字不可磨灭地铭刻在上面了。” 而且，恩格斯可能更未注意到：《自然辩证法》和《资本论》这两部“未竟”巨著凝结了他无数的智慧和心血，恩格斯对待这两部“未竟”巨著的态度和言行，深刻体现了他对理论、对革命、对朋友所饱含的知、情、意的完美诠释，而这让他自己也成为一座宏伟的历史丰碑。这座丰碑是由恩格斯自己建立起来的，并且丰碑的四个精彩侧面——精湛的理论、高尚的道德、革命的精神、伟大的友谊，也是由他亲自镌刻上去的。所有这一切，尽管恩格斯自己并未看见，但是后人都看得见，我们始终仰望这座丰碑、阅读这座丰碑上的图案文字，从中汲取无穷的精神力量，从而更好的沿着伟人所开创的马克思主义道路和留下的光辉足迹而继续前进。丰碑的精神光芒，在浩瀚的历史天空中闪耀，照亮人类寻求自由和实现解放的道路。
一、两部“未竟”巨著：恩格斯与《自然辩证法》和《资本论》
恩格斯在1876年11月20日致约翰·菲力浦·贝克尔信中提到了《自然辩证法》和《资本论》这两部“未竟”巨著在当时的进展情况：“马克思和我两个人，应当完成一些确定要写的科学著作。迄今我们看到，任何别的人都不能甚至也不想去写这些著作。我们必须利用世界历史上目前这个平静时期来完成它们。谁知道是否会很快发生什么事件从而把我们重新投入实际运动当中去;因此，我们就更应当利用这一短暂时间，在同样重要的理论方面作出哪怕是微小的发展。” ——恩格斯在这里所说的“谁知道是否会很快发生什么事件”是指反对杜林的理论斗争;而他提到了“确定要写的科学著作”，即马克思的《资本论》和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从恩格斯的表述中，可见当时马克思和他都在争分夺秒的进行各自的理论研究工作。实际上，恩格斯不仅与《自然辩证法》，而且与《资本论》，都具有着久远而密切的联系，尤其在1883年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与这两部“未竟”巨著之间的关系就更加特殊了。
第一，恩格斯与《自然辩证法》。恩格斯对自然科学的兴趣由来已久，19世纪40年代初，恩格斯遵从其父亲的安排在英国曼彻斯特学习经商期间，就发现了自然科学对于生产力的巨大推动力，他在1844年《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认为“科学通过贝托莱、戴维、李比希、瓦特、卡特赖特等人”把生产“提到空前未有的高度” ，并且提出了“科学又日益使自然力受人类支配” 等观点。19世纪五六十年代，在恩格斯的第二次曼彻斯特时期，他为了不让“该死的生意”占去一切时间，对自然科学进行了广泛的研究，这一方面是因为兴趣爱好，另一方面是因为恩格斯结识了化学家卡尔·肖莱马等朋友，为自然科学研究提供了便利，这些都为以后的自然辩证法的写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是由于繁忙的商务活动，他只能进行了零星的片段式的研究，真正的系统的深入研究是在1870年彻底告别了在曼彻斯特的“埃及幽囚”式的商业生活并移居伦敦之后，才正式开始的。1858年7月14日恩格斯写给马克思信中让马克思把黑格尔的《自然哲学》寄来，并解释到：“目前我正在研究一点生理学，并且想与此结合起来研究一下比较解剖学。在这两门科学中包含着许多极富思辨成分的东西，但这全是新近才发现的，我很想看一看，所有这些东西老头子（黑格尔）是否一点也没有预见到。有一点是肯定的，如果他现在要写一本《自然哲学》，那么各种事物会从四面八方向他飞来。” 这封信已经蕴含了恩格斯研究自然辩证法的最初萌芽。实际上，恩格斯在1873年5月30日致马克思的信中正式提出自然辩证法的轮廓：“今天早晨躺在床上，我脑子里出现了下面这些关于自然科学的辩证思想。” ，并得到了马克思和化学家肖莱马的支持。恩格斯从1873年到1876年撰写了大量的文章和札记，经过三年的准备，在1876年5月28日致马克思的信中表达了他对自然辩证法研究的把握和信心：“特别是在自然科学方面，我觉得自己对于这个领域熟悉得多了，尽管在这方面还要十分谨慎，但行动起来毕竟已经有点自由和把握了。连这部著作（注：自然辩证法）的最终面貌也已经开始呈现在我的面前。这部著作在我的头脑中已初具轮廓。” 但是，后来因为写《反杜林论》的任务，恩格斯被迫中断了自然辩证法的研究。在1878年反杜林的任务结束之后，恩格斯又迫不及待投入了对自然辩证法的研究当中，从1878年至1883年，恩格斯赢得了宝贵的五年研究时间。但是，1883年马克思去世，他的自然辩证法的研究工作再次被打断，因为他不得不投入马克思未竟巨著《資本论》的整理出版工作，从此以后他再也没有时间进行自然辩证法的研究工作，所以他真正研究自然辩证法的时间只有8年，共分为两段即1873-1876以及1878-1883年，“在这期间他大致写成了10篇完整的论文、170多个札记和片段，并在逝世前不久，把全部资料分为四类：（一）《辩证法和自然科学》;（二）《自然研究和辩证法》;（三）《自然辩证法》;（四）《数学和自然科学。不同的东西》，看来，他是十分渴望把这部著作整理完成的，可惜已经没有时间了” ，所以，直到恩格斯去世，他挚爱的自然辩证法也没有发表，成为他人生的一大遗憾。我们后来所见的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是恩格斯逝世30年后，于1925年在苏联第一次公布于世。 第二，恩格斯与《资本论》。众所周知，马克思在19世纪40年代初在《莱茵报》工作期间，第一次遇到“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 而转向政治经济学研究，并在1848-1849年欧洲革命和德国二月革命失败后，移居英国重新开始因为革命而中断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并在1867年发表了《资本论》第一卷。恩格斯对《资本论》第一卷的发表做出了巨大贡献并提供了很多帮助，所以，当马克思在1867年8月16日凌晨校完《资本论》最后一个印张时立刻给恩格斯写信：“这样，这一卷就完成了。其所以能够如此，我只有感谢你！没有你为我作的牺牲，我是决不可能完成这三卷书的巨大工作的。我满怀感激的心情拥抱你！” 但是，直到1883年马克思去世，《资本论》的后续卷章都没有来得及发表，这不得不说是马克思的一大遗憾，也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一大遗憾。当然，马克思的这个遗憾，后来由恩格斯进行了弥补。——首先，恩格斯校订《资本论》第1卷新版（德文第3版和第4版以及英文第1版）。其次，从1883年3月至1885年7月，整理和出版了《资本论》第2卷，包括辨认笔记、选择文稿、重新安排结构、修改补充正文、编辑加工润色等诸多工作。再次，从1885年2月至1894年12月，整理和出版《资本论》第3卷，之所以耗费了近10年时间，是因为一些客观因素，例如整理工作的困难;出版《资本论》英译本和再版一些早期著作;指导国际工人运动;眼病和视力衰退等。最后，对《资本论》第4卷（注：1861-1863年手稿的“主体部分”）的出版做了一系列重要的安排等。 总之，通过恩格斯的努力，《资本论》第2卷和第3卷终于从马克思的书房走向了无产阶级手中，成为无产阶级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实现人类解放的强大理论武器，是对无产阶级的巨大贡献。
总之，从19世纪40年代开始，直至1895年去世，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岁月里，恩格斯与《自然辩证法》和《资本论》这两部巨著之间的关系在不断的变化着，并且越来越紧密深入。正是这种历史和逻辑的统一，让恩格斯与这两部“未竟”巨著慢慢融为一体，最终筑就了一座宏伟的历史丰碑。
二、一座历史丰碑：恩格斯镌刻的四个精彩侧面
侧面一：精湛的理论。首先，对唯物辩证法的透彻理解和熟练使用。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的写作过程中以及《资本论》第2卷和第3卷的整理出版过程中，始终贯彻和使用唯物辩证法，使唯物辩证法成为贯穿两部“未竟”巨著的一条方法论主线，成为两者共同的思想灵魂。最突出的表现之一就是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最后一篇文章《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中的作用》中提出了“劳动创造了人本身” 的科学论断，揭示了自然界向人类社会过渡的辩证法，“劳动”成为连接自然与人类社会的关键点和纽结。“劳动”在《自然辩证法》中是终点，但是在《资本论》中却是起点，这种逻辑上的无缝对接，使两部“未竟”巨著成为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体现的是唯物辩证法的巨大威力和始终如一的理论品格。而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和《资本论》的研究整理过程中贯彻唯物辩证法的实践活动，也最佳诠释了恩格斯在《反杜林论》1885年版的序言中所讲的那句话：“马克思和我，可以说是唯一把自觉的辩证法从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中拯救出来并运用于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历史观的人。” 其次，让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体系更加丰富完整。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是自然界、社会历史和人类思维运动一般规律，其中的最核心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唯物史观）和马克思主义自然观（自然辩证法）。在19世纪40年代，由于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需要和自然科学发展条件的限制，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哲学方面的首先任务是创立唯物史观，而对自然辩证法的研究只能暂时搁置;在19世纪70年代，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和自然科学的迅猛发展，使自然辩证法的研究的主客观条件都日渐成熟，这主要体现在广大的无产阶级需要完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为指导，如果马克思主义哲学只解决了马克思主义历史观而没有解决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观，这就是不完整、不彻底的理论，正如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说过：“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 那么，如何算彻底？什么是根本呢？就是唯物辩证法不能只局限在社会历史领域，还需要深入到自然领域。所以，恩格斯始终保持着对自然科學及自然辩证法的浓厚兴趣和强烈责任使命感，并为之付出了艰辛的努力，最终使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得以建立并产生广泛影响，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人类社会历史领域和自然科学领域都成为强大的思想武器。总之，恩格斯在两部“未竟”巨著上的努力，其实是对“一体两面”——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个整体的两个侧面：自然观和历史观——所作出的巨大贡献。再次，对各个领域杰出理论的广泛深入的学习和运用。恩格斯在写《自然辩证法》的过程中需要对自然科学领域各个学科门类进行广泛深入的学习了解，恩格斯对此深有感触并把这个过程比作“脱毛”的过程：“要确立辩证的同时又是唯物主义的自然观，需要具备数学和自然科学的知识。马克思是精通数学的，可是对于自然科学，我们只能作零星的、时停时续的、片断的研究。因此，当我退出商界并移居伦敦，从而有时间进行研究的时候，我尽可能地使自己在数学和自然科学方面来一次彻底的一一像李比希所说的一一‘脱毛’，八年当中，我把大部分时间用在这上面。当我不得不去探讨杜林先生的所谓自然哲学时，我正处在这一脱毛过程的中间。” 。同时，在完善再版《资本论》第一卷、整理和出版《资本论》第2卷和第3卷并对《资本论》第4卷进行安排的过程中，需要恩格斯对马克思曾经研究过的理论进行综合的梳理和校正，而读懂《资本论》的全部手稿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更遑论还要补充完善各项细节等，这一项就是难以想象的巨大工程。而上述这些方面，没有广博而精湛的理论水平是无法想象的，正如同马克思称赞恩格斯是“一部真正的百科全书” ，这也是对恩格斯在两部巨著中所体现出的精湛理论水平的集中概括。
侧面二：高尚的品德。首先，崇高伟大的牺牲精神。恩格斯为革命牺牲、为朋友牺牲的伟大牺牲精神在两部“未竟”巨著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当恩格斯通过艾琳娜得知马克思希望他根据《资本论》的未完成手稿“做出点什么来”，并且当他收到了革命同志的殷切希望之后，他马上放下了正在研究的《自然辩证法》而立刻投入马克思遗稿的整理工作中去。这种为了革命事业需要和完成朋友嘱托的牺牲精神，需要极大的勇气和无私的胸襟。其次，始终如一的谦逊美德。在整理《资本论》第2卷的关键时期，恩格斯在1884年10月18日致约翰·菲力浦·贝克尔的信中提到：“我一生所做的是我注定要做的事，就是拉第二小提琴，而且我想我还做得不错。我高兴我有象马克思这样出色的第一小提琴手。当现在突然要我在理论问题上代替马克思的地位去拉第一小提琴时，就不免要出漏洞，这一点没有人比我自己更强烈地感觉到。” 此外，在整理《资本论》第3卷的关键时期，恩格斯在1890年12月5日《致“柏林人民报”编辑部》的文章中写到：“没有谁比我更清楚地知道，这些荣誉大部分我不应该归于自己，归于我的功劳。我只是有幸来收获一位比我伟大的人——卡尔·马克思播种的光荣和荣誉。” 再次，认真严谨的学术道德。恩格斯曾经多次高度评价马克思的严谨的学术道德，例如，“但我也清楚地知道，拖延的主要原因一直是你过于谨严。” 在1885年3月8日恩格斯致劳拉·拉法格的信中又提到：“一个人有了这么巨大的发现，实行了这么完全和彻底的科学革命，竟会把它们在自己身边搁置二十年之久，这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其实恩格斯也是在学术上极其严谨的人，例如在研究《资本论》第3卷地租理论时，他发现一些表格设计不妥或计算错误，所以进行了增补和校正，并“在第3卷中写了60多处附注、插入语和编者注” ，这些都是其严谨学术道德体现。此外，恩格斯不仅自己恪守学术道德，还坚决反击那些污蔑马克思学术道德的行为，尤其体现在对洛贝尔图斯之流的“剽窃”污蔑谎言的揭露和斗争上，彻底揭露了洛贝尔图斯对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剽窃”的指责，完全是无稽之谈，别有用心，同时科学的论证了马克思是剩余价值理论的创立者，并使全部经济学发生革命。 侧面三：革命的精神。恩格斯历来都是一个革命斗士的形象，无论在早期理论研究的形形色色的批判论战中，还是在1848-1849年德国二月革命期间真刀实枪的战斗中，恩格斯从“一个商人和普鲁士王国的一个炮兵” 成长为一名共产主义的先锋战士的生命历程，时时处处都体现出真正的革命精神，而这种革命精神同样体现在这两部“未竟”巨著中。首先，理论研究和写作本身就是一场没有硝烟的革命战斗，需要高度的革命觉悟和革命精神。其实恩格斯如此执着的进行自然辩证法研究，不仅仅是因为自身的兴趣，更是因为革命的需要，例如，无产阶级需要完整彻底的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的指导、自然科学研究需要唯物辩证法的指导、捍卫马克思主义需要自然辩证法等;同样，恩格斯之所以毅然放下《自然辩证法》的研究而马上开展《资本论》第2卷和第3卷的整理出版工作，也是因为革命的需要，因为他看出来无产阶级对于《资本论》的理论需要程度要高于对《自然辩证法》的理论需要程度，因为他清楚的明白理论的巨大威力——“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 ，这都需要高度的革命精神和革命觉悟才能够做到这一点，而这恰恰在两部“未竟”巨著的取舍安排间得到了最淋漓尽致的体现。总之，恩格斯不仅自己掌握了唯物辩证法的强大武器，而且他通过辩证法与自然科学的互动研究，丰富完善这个武器，并要将这个武器送给广大的无产阶级，这是一种何等的革命精神！尤其是恩格斯晚年，如果没有革命精神的支撑，无论是《资本论》的整理出版工作，还是其它各项工作，他是很难坚持下来的，正如恩格斯在1885年6月16日致海尔曼·施留特尔的信中写到的那样：“只要《资本论》第三册没有口授完，白天我得从十点工作到五点，而晚上，除了接待客人，我还要答复日益增加的许许多多的来信，而且还要通读口授稿，校订我们的著作的法译文、意大利译文、丹麦译文和英译文（包括《资本论》的英译文），我真不知道到哪里去找时间再来做其他工作。所以，您应注意到，我只能做最迫切的工作。” 足可见恩格斯有多劳累，多忙碌，也足可见他的革命精神是多么的坚定而强大。其次，坚决反击形形色色歪曲和诋毁《自然辩证法》和《资本论》的人。尤其是通过对资产阶级御用文人洛贝尔图斯的“剽窃论”、布伦斯坦的“引文论”和洛里亚的“谎言论”等进行有力的反击，捍卫了《资本论》的历史地位和科学性。此外，针对毕希纳、赫尔姆霍茨、弥勒、克劳胥等资产阶级哲学家歪曲利用自然科学的新成就，“他们妄图把自然科学的理论应用于社会并改良社会主义” ，恩格斯也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加速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自然科学中的传播，并对自然科学的发展产生了极大促进作用。总之，恩格斯为《自然辩证法》和《资本论》这两部“未竟”巨著而进行的理论斗争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斗，通过恩格斯在1890年9月给《社会民主党人报》读者的告别信的内容，我们似乎又看见了在1848-1849年德国二月革命和《新莱茵报》时期那个熟悉的战斗身影以及他所发出的响亮的战斗呐喊：“你会亲眼看到每一个字的作用，看到文章怎样简直像榴弹一样击中目标，看到打出去的炮弹怎样爆炸。”
侧面四：伟大的友谊。关于恩格斯与马克思之间的伟大友谊，罗建林教授在《遇见马克思以后的恩格斯》中已经进行了很好的概括：“维护马克思、宣传马克思、敬重马克思，是恩格斯遇见马克思之后的人生寫照。” 这种伟大的友谊，更加具体而微的体现在恩格斯与《自然辩证法》和《资本论》之间的特殊关系上。首先，为了朋友，牺牲自己，无怨无悔。当两部“未竟”巨著摆在自己面前，如何取舍，何去何从，恩格斯做了与我们大多人截然相反的选择，这不仅是革命的需要、道德的要求，更有朋友深厚感情的因素，是知情意的共同使然。所以他毫不犹豫的选择牺牲自己的研究，而成就朋友的遗愿。如果我们联系恩格斯在1877年7月25日致弗兰茨·维德的信，可以看出他渴望从事《自然辩证法研究》的急切的心情：“我为《前进报》写完分析批判杜林的文章之后，立即就要集中全副精力去写一部篇幅巨大的独立的著作（注：指自然辩证法），这部著作我已经构思好几年了，我之所以至今未能完成这部著作，除了各种外部条件，为各社会主义机关刊物撰稿也是原因之一。已经过了五十六岁了，应该最终下决心节省自己的时间，以便从准备工作中最终得出某种成果。” ——在这样的背景下，更能体会出恩格斯为马克思所作出的牺牲及其体现出的伟大可贵的友谊。而且这种牺牲和友谊，并非现在才有的，这只是此前友谊和牺牲精神（恩格斯长达20年的“埃及幽囚”生活就是最伟大的见证）的再延续而已。 其次，难分彼此，精神相依，光耀千古。恩格斯在《资本论》第2卷和第3卷编辑过程中，多次谈到他与马克思始终精神相通的感悟。例如，恩格斯在1883年5月22日致约翰·菲力浦·贝克尔的信中提到：“首先要出版《资本论》第二卷，这不是一件小事。第二册的手稿有四稿或五稿，其中只有第一稿是写完了的，而后几稿都只是开了个头。这需要花费不少的劳动，因为象马克思这样的人，他的每一个字都贵似金玉。但是，我喜欢这种劳动，因为我又和我的老朋友在一起了。最近我清理了1842-1862年的书信。过去的日子和我们的敌人给予我们的许多愉快的时刻又重新出现在我眼前。想起这些往日的经历，我常常笑得流下泪来。我们的幽默是我们的敌人永远不能夺走的。但是这中间有许多非常严肃的东西。” 同样，恩格斯在1885年3月8日致劳拉·拉法格的信中提到：“说实在的，在整理这部书时，我感到好象他还活着跟我在一起似的。” 而且列宁为这种崇高的革命友谊所深深打动，他在1895年秋悼念恩格斯的文章中写到：“古老传说中有各种非常动人的友谊故事。欧洲无产阶级可以说，它的科学是由这两位学者和战士创造的，他们的关系超过了古人关于人类友谊的一切最动人的传说。恩格斯总是把自己放在马克思之后，总的说来这是十分公正的。他在写给一位老朋友的信中说：‘马克思在世的时候，我拉第二小提琴。’他对在世时的马克思无限热爱，对死后的马克思无限敬仰。这位严峻的战士和严正的思想家，具有一颗深情挚爱的心。” 总之，这两位历史伟人，是永远不可分离的，已经永远的凝结在一起了，他们之间的伟大友谊也正像马克思所说的那样：“我能把你丢开不管吗！哪怕是一会儿，那也是纯粹的幻想，你永远是我的最知心朋友，正象我希望的我是你的最知心朋友一样。” 总之，两部“未竟”巨著筑就一座历史丰碑。恩格斯在这座丰碑上所体现出来的精湛的理论、高尚的品德、革命的精神、伟大的友谊，永远值得我们深刻领会学习。斯人已逝，但丰碑永存;“未竟”的巨著如今均已出版并在全世界范围内广泛传播并产生巨大影响，但“未竟”的共产主义事业却依旧任重而道远。让我们在历史丰碑精神光芒的指引下，始终牢记并努力践行“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的革命实践精神，秉承知行合一的原则，让我们一起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为世界无产阶级解放的伟大事业、为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崇高目标而努力奋斗！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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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光明网.罗建林：遇见马克思以后的恩格斯[EB/OL].http：//news.gmw.cn/2020-06/29/content_33945678.htm， 2020-06-29.
【作者简介】：吴发军（1982—），男，山东烟台人，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与方法论研究。
关键词：恩格斯;《自然辩证法》;《资本论》;“未竟”巨著;历史丰碑
恩格斯帮助马克思完成其“未竟”巨著《资本论》，实现了马克思希望他“根据这些材料‘做出点什么来’” 的遗愿嘱托、了却朋友心中的遗憾并契合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要求;但是，却让自己毕生挚爱并用心付出的《自然辩证法》最终成为一部“未竟”巨著，在其生前没有完成发表，这成为恩格斯人生的一大憾事。所以，两个“未竟”之间，折射凸显的是恩格斯的伟人形象。正如恩格斯在1885年3月8日致劳拉·拉法格的信中提到：“不管怎样，我要把整理摩尔的书（注：《资本论》第2卷和第3卷）的工作坚持下去。这部书将成为他的纪念碑，这是他自己树立起来的，比别人能为他树立的任何纪念碑都更加宏伟。” 其实，恩格斯可能自己并未注意到：他整理出版《资本论》第2卷和第3卷，“就是替他的天才朋友建立了一座庄严宏伟的纪念碑，无意中也把自己的名字不可磨灭地铭刻在上面了。” 而且，恩格斯可能更未注意到：《自然辩证法》和《资本论》这两部“未竟”巨著凝结了他无数的智慧和心血，恩格斯对待这两部“未竟”巨著的态度和言行，深刻体现了他对理论、对革命、对朋友所饱含的知、情、意的完美诠释，而这让他自己也成为一座宏伟的历史丰碑。这座丰碑是由恩格斯自己建立起来的，并且丰碑的四个精彩侧面——精湛的理论、高尚的道德、革命的精神、伟大的友谊，也是由他亲自镌刻上去的。所有这一切，尽管恩格斯自己并未看见，但是后人都看得见，我们始终仰望这座丰碑、阅读这座丰碑上的图案文字，从中汲取无穷的精神力量，从而更好的沿着伟人所开创的马克思主义道路和留下的光辉足迹而继续前进。丰碑的精神光芒，在浩瀚的历史天空中闪耀，照亮人类寻求自由和实现解放的道路。
一、两部“未竟”巨著：恩格斯与《自然辩证法》和《资本论》
恩格斯在1876年11月20日致约翰·菲力浦·贝克尔信中提到了《自然辩证法》和《资本论》这两部“未竟”巨著在当时的进展情况：“马克思和我两个人，应当完成一些确定要写的科学著作。迄今我们看到，任何别的人都不能甚至也不想去写这些著作。我们必须利用世界历史上目前这个平静时期来完成它们。谁知道是否会很快发生什么事件从而把我们重新投入实际运动当中去;因此，我们就更应当利用这一短暂时间，在同样重要的理论方面作出哪怕是微小的发展。” ——恩格斯在这里所说的“谁知道是否会很快发生什么事件”是指反对杜林的理论斗争;而他提到了“确定要写的科学著作”，即马克思的《资本论》和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从恩格斯的表述中，可见当时马克思和他都在争分夺秒的进行各自的理论研究工作。实际上，恩格斯不仅与《自然辩证法》，而且与《资本论》，都具有着久远而密切的联系，尤其在1883年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与这两部“未竟”巨著之间的关系就更加特殊了。
第一，恩格斯与《自然辩证法》。恩格斯对自然科学的兴趣由来已久，19世纪40年代初，恩格斯遵从其父亲的安排在英国曼彻斯特学习经商期间，就发现了自然科学对于生产力的巨大推动力，他在1844年《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认为“科学通过贝托莱、戴维、李比希、瓦特、卡特赖特等人”把生产“提到空前未有的高度” ，并且提出了“科学又日益使自然力受人类支配” 等观点。19世纪五六十年代，在恩格斯的第二次曼彻斯特时期，他为了不让“该死的生意”占去一切时间，对自然科学进行了广泛的研究，这一方面是因为兴趣爱好，另一方面是因为恩格斯结识了化学家卡尔·肖莱马等朋友，为自然科学研究提供了便利，这些都为以后的自然辩证法的写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是由于繁忙的商务活动，他只能进行了零星的片段式的研究，真正的系统的深入研究是在1870年彻底告别了在曼彻斯特的“埃及幽囚”式的商业生活并移居伦敦之后，才正式开始的。1858年7月14日恩格斯写给马克思信中让马克思把黑格尔的《自然哲学》寄来，并解释到：“目前我正在研究一点生理学，并且想与此结合起来研究一下比较解剖学。在这两门科学中包含着许多极富思辨成分的东西，但这全是新近才发现的，我很想看一看，所有这些东西老头子（黑格尔）是否一点也没有预见到。有一点是肯定的，如果他现在要写一本《自然哲学》，那么各种事物会从四面八方向他飞来。” 这封信已经蕴含了恩格斯研究自然辩证法的最初萌芽。实际上，恩格斯在1873年5月30日致马克思的信中正式提出自然辩证法的轮廓：“今天早晨躺在床上，我脑子里出现了下面这些关于自然科学的辩证思想。” ，并得到了马克思和化学家肖莱马的支持。恩格斯从1873年到1876年撰写了大量的文章和札记，经过三年的准备，在1876年5月28日致马克思的信中表达了他对自然辩证法研究的把握和信心：“特别是在自然科学方面，我觉得自己对于这个领域熟悉得多了，尽管在这方面还要十分谨慎，但行动起来毕竟已经有点自由和把握了。连这部著作（注：自然辩证法）的最终面貌也已经开始呈现在我的面前。这部著作在我的头脑中已初具轮廓。” 但是，后来因为写《反杜林论》的任务，恩格斯被迫中断了自然辩证法的研究。在1878年反杜林的任务结束之后，恩格斯又迫不及待投入了对自然辩证法的研究当中，从1878年至1883年，恩格斯赢得了宝贵的五年研究时间。但是，1883年马克思去世，他的自然辩证法的研究工作再次被打断，因为他不得不投入马克思未竟巨著《資本论》的整理出版工作，从此以后他再也没有时间进行自然辩证法的研究工作，所以他真正研究自然辩证法的时间只有8年，共分为两段即1873-1876以及1878-1883年，“在这期间他大致写成了10篇完整的论文、170多个札记和片段，并在逝世前不久，把全部资料分为四类：（一）《辩证法和自然科学》;（二）《自然研究和辩证法》;（三）《自然辩证法》;（四）《数学和自然科学。不同的东西》，看来，他是十分渴望把这部著作整理完成的，可惜已经没有时间了” ，所以，直到恩格斯去世，他挚爱的自然辩证法也没有发表，成为他人生的一大遗憾。我们后来所见的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是恩格斯逝世30年后，于1925年在苏联第一次公布于世。 第二，恩格斯与《资本论》。众所周知，马克思在19世纪40年代初在《莱茵报》工作期间，第一次遇到“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 而转向政治经济学研究，并在1848-1849年欧洲革命和德国二月革命失败后，移居英国重新开始因为革命而中断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并在1867年发表了《资本论》第一卷。恩格斯对《资本论》第一卷的发表做出了巨大贡献并提供了很多帮助，所以，当马克思在1867年8月16日凌晨校完《资本论》最后一个印张时立刻给恩格斯写信：“这样，这一卷就完成了。其所以能够如此，我只有感谢你！没有你为我作的牺牲，我是决不可能完成这三卷书的巨大工作的。我满怀感激的心情拥抱你！” 但是，直到1883年马克思去世，《资本论》的后续卷章都没有来得及发表，这不得不说是马克思的一大遗憾，也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一大遗憾。当然，马克思的这个遗憾，后来由恩格斯进行了弥补。——首先，恩格斯校订《资本论》第1卷新版（德文第3版和第4版以及英文第1版）。其次，从1883年3月至1885年7月，整理和出版了《资本论》第2卷，包括辨认笔记、选择文稿、重新安排结构、修改补充正文、编辑加工润色等诸多工作。再次，从1885年2月至1894年12月，整理和出版《资本论》第3卷，之所以耗费了近10年时间，是因为一些客观因素，例如整理工作的困难;出版《资本论》英译本和再版一些早期著作;指导国际工人运动;眼病和视力衰退等。最后，对《资本论》第4卷（注：1861-1863年手稿的“主体部分”）的出版做了一系列重要的安排等。 总之，通过恩格斯的努力，《资本论》第2卷和第3卷终于从马克思的书房走向了无产阶级手中，成为无产阶级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实现人类解放的强大理论武器，是对无产阶级的巨大贡献。
总之，从19世纪40年代开始，直至1895年去世，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岁月里，恩格斯与《自然辩证法》和《资本论》这两部巨著之间的关系在不断的变化着，并且越来越紧密深入。正是这种历史和逻辑的统一，让恩格斯与这两部“未竟”巨著慢慢融为一体，最终筑就了一座宏伟的历史丰碑。
二、一座历史丰碑：恩格斯镌刻的四个精彩侧面
侧面一：精湛的理论。首先，对唯物辩证法的透彻理解和熟练使用。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的写作过程中以及《资本论》第2卷和第3卷的整理出版过程中，始终贯彻和使用唯物辩证法，使唯物辩证法成为贯穿两部“未竟”巨著的一条方法论主线，成为两者共同的思想灵魂。最突出的表现之一就是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最后一篇文章《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中的作用》中提出了“劳动创造了人本身” 的科学论断，揭示了自然界向人类社会过渡的辩证法，“劳动”成为连接自然与人类社会的关键点和纽结。“劳动”在《自然辩证法》中是终点，但是在《资本论》中却是起点，这种逻辑上的无缝对接，使两部“未竟”巨著成为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体现的是唯物辩证法的巨大威力和始终如一的理论品格。而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和《资本论》的研究整理过程中贯彻唯物辩证法的实践活动，也最佳诠释了恩格斯在《反杜林论》1885年版的序言中所讲的那句话：“马克思和我，可以说是唯一把自觉的辩证法从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中拯救出来并运用于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历史观的人。” 其次，让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体系更加丰富完整。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是自然界、社会历史和人类思维运动一般规律，其中的最核心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唯物史观）和马克思主义自然观（自然辩证法）。在19世纪40年代，由于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需要和自然科学发展条件的限制，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哲学方面的首先任务是创立唯物史观，而对自然辩证法的研究只能暂时搁置;在19世纪70年代，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和自然科学的迅猛发展，使自然辩证法的研究的主客观条件都日渐成熟，这主要体现在广大的无产阶级需要完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为指导，如果马克思主义哲学只解决了马克思主义历史观而没有解决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观，这就是不完整、不彻底的理论，正如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说过：“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 那么，如何算彻底？什么是根本呢？就是唯物辩证法不能只局限在社会历史领域，还需要深入到自然领域。所以，恩格斯始终保持着对自然科學及自然辩证法的浓厚兴趣和强烈责任使命感，并为之付出了艰辛的努力，最终使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得以建立并产生广泛影响，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人类社会历史领域和自然科学领域都成为强大的思想武器。总之，恩格斯在两部“未竟”巨著上的努力，其实是对“一体两面”——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个整体的两个侧面：自然观和历史观——所作出的巨大贡献。再次，对各个领域杰出理论的广泛深入的学习和运用。恩格斯在写《自然辩证法》的过程中需要对自然科学领域各个学科门类进行广泛深入的学习了解，恩格斯对此深有感触并把这个过程比作“脱毛”的过程：“要确立辩证的同时又是唯物主义的自然观，需要具备数学和自然科学的知识。马克思是精通数学的，可是对于自然科学，我们只能作零星的、时停时续的、片断的研究。因此，当我退出商界并移居伦敦，从而有时间进行研究的时候，我尽可能地使自己在数学和自然科学方面来一次彻底的一一像李比希所说的一一‘脱毛’，八年当中，我把大部分时间用在这上面。当我不得不去探讨杜林先生的所谓自然哲学时，我正处在这一脱毛过程的中间。” 。同时，在完善再版《资本论》第一卷、整理和出版《资本论》第2卷和第3卷并对《资本论》第4卷进行安排的过程中，需要恩格斯对马克思曾经研究过的理论进行综合的梳理和校正，而读懂《资本论》的全部手稿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更遑论还要补充完善各项细节等，这一项就是难以想象的巨大工程。而上述这些方面，没有广博而精湛的理论水平是无法想象的，正如同马克思称赞恩格斯是“一部真正的百科全书” ，这也是对恩格斯在两部巨著中所体现出的精湛理论水平的集中概括。
侧面二：高尚的品德。首先，崇高伟大的牺牲精神。恩格斯为革命牺牲、为朋友牺牲的伟大牺牲精神在两部“未竟”巨著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当恩格斯通过艾琳娜得知马克思希望他根据《资本论》的未完成手稿“做出点什么来”，并且当他收到了革命同志的殷切希望之后，他马上放下了正在研究的《自然辩证法》而立刻投入马克思遗稿的整理工作中去。这种为了革命事业需要和完成朋友嘱托的牺牲精神，需要极大的勇气和无私的胸襟。其次，始终如一的谦逊美德。在整理《资本论》第2卷的关键时期，恩格斯在1884年10月18日致约翰·菲力浦·贝克尔的信中提到：“我一生所做的是我注定要做的事，就是拉第二小提琴，而且我想我还做得不错。我高兴我有象马克思这样出色的第一小提琴手。当现在突然要我在理论问题上代替马克思的地位去拉第一小提琴时，就不免要出漏洞，这一点没有人比我自己更强烈地感觉到。” 此外，在整理《资本论》第3卷的关键时期，恩格斯在1890年12月5日《致“柏林人民报”编辑部》的文章中写到：“没有谁比我更清楚地知道，这些荣誉大部分我不应该归于自己，归于我的功劳。我只是有幸来收获一位比我伟大的人——卡尔·马克思播种的光荣和荣誉。” 再次，认真严谨的学术道德。恩格斯曾经多次高度评价马克思的严谨的学术道德，例如，“但我也清楚地知道，拖延的主要原因一直是你过于谨严。” 在1885年3月8日恩格斯致劳拉·拉法格的信中又提到：“一个人有了这么巨大的发现，实行了这么完全和彻底的科学革命，竟会把它们在自己身边搁置二十年之久，这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其实恩格斯也是在学术上极其严谨的人，例如在研究《资本论》第3卷地租理论时，他发现一些表格设计不妥或计算错误，所以进行了增补和校正，并“在第3卷中写了60多处附注、插入语和编者注” ，这些都是其严谨学术道德体现。此外，恩格斯不仅自己恪守学术道德，还坚决反击那些污蔑马克思学术道德的行为，尤其体现在对洛贝尔图斯之流的“剽窃”污蔑谎言的揭露和斗争上，彻底揭露了洛贝尔图斯对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剽窃”的指责，完全是无稽之谈，别有用心，同时科学的论证了马克思是剩余价值理论的创立者，并使全部经济学发生革命。 侧面三：革命的精神。恩格斯历来都是一个革命斗士的形象，无论在早期理论研究的形形色色的批判论战中，还是在1848-1849年德国二月革命期间真刀实枪的战斗中，恩格斯从“一个商人和普鲁士王国的一个炮兵” 成长为一名共产主义的先锋战士的生命历程，时时处处都体现出真正的革命精神，而这种革命精神同样体现在这两部“未竟”巨著中。首先，理论研究和写作本身就是一场没有硝烟的革命战斗，需要高度的革命觉悟和革命精神。其实恩格斯如此执着的进行自然辩证法研究，不仅仅是因为自身的兴趣，更是因为革命的需要，例如，无产阶级需要完整彻底的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的指导、自然科学研究需要唯物辩证法的指导、捍卫马克思主义需要自然辩证法等;同样，恩格斯之所以毅然放下《自然辩证法》的研究而马上开展《资本论》第2卷和第3卷的整理出版工作，也是因为革命的需要，因为他看出来无产阶级对于《资本论》的理论需要程度要高于对《自然辩证法》的理论需要程度，因为他清楚的明白理论的巨大威力——“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 ，这都需要高度的革命精神和革命觉悟才能够做到这一点，而这恰恰在两部“未竟”巨著的取舍安排间得到了最淋漓尽致的体现。总之，恩格斯不仅自己掌握了唯物辩证法的强大武器，而且他通过辩证法与自然科学的互动研究，丰富完善这个武器，并要将这个武器送给广大的无产阶级，这是一种何等的革命精神！尤其是恩格斯晚年，如果没有革命精神的支撑，无论是《资本论》的整理出版工作，还是其它各项工作，他是很难坚持下来的，正如恩格斯在1885年6月16日致海尔曼·施留特尔的信中写到的那样：“只要《资本论》第三册没有口授完，白天我得从十点工作到五点，而晚上，除了接待客人，我还要答复日益增加的许许多多的来信，而且还要通读口授稿，校订我们的著作的法译文、意大利译文、丹麦译文和英译文（包括《资本论》的英译文），我真不知道到哪里去找时间再来做其他工作。所以，您应注意到，我只能做最迫切的工作。” 足可见恩格斯有多劳累，多忙碌，也足可见他的革命精神是多么的坚定而强大。其次，坚决反击形形色色歪曲和诋毁《自然辩证法》和《资本论》的人。尤其是通过对资产阶级御用文人洛贝尔图斯的“剽窃论”、布伦斯坦的“引文论”和洛里亚的“谎言论”等进行有力的反击，捍卫了《资本论》的历史地位和科学性。此外，针对毕希纳、赫尔姆霍茨、弥勒、克劳胥等资产阶级哲学家歪曲利用自然科学的新成就，“他们妄图把自然科学的理论应用于社会并改良社会主义” ，恩格斯也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加速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自然科学中的传播，并对自然科学的发展产生了极大促进作用。总之，恩格斯为《自然辩证法》和《资本论》这两部“未竟”巨著而进行的理论斗争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斗，通过恩格斯在1890年9月给《社会民主党人报》读者的告别信的内容，我们似乎又看见了在1848-1849年德国二月革命和《新莱茵报》时期那个熟悉的战斗身影以及他所发出的响亮的战斗呐喊：“你会亲眼看到每一个字的作用，看到文章怎样简直像榴弹一样击中目标，看到打出去的炮弹怎样爆炸。”
侧面四：伟大的友谊。关于恩格斯与马克思之间的伟大友谊，罗建林教授在《遇见马克思以后的恩格斯》中已经进行了很好的概括：“维护马克思、宣传马克思、敬重马克思，是恩格斯遇见马克思之后的人生寫照。” 这种伟大的友谊，更加具体而微的体现在恩格斯与《自然辩证法》和《资本论》之间的特殊关系上。首先，为了朋友，牺牲自己，无怨无悔。当两部“未竟”巨著摆在自己面前，如何取舍，何去何从，恩格斯做了与我们大多人截然相反的选择，这不仅是革命的需要、道德的要求，更有朋友深厚感情的因素，是知情意的共同使然。所以他毫不犹豫的选择牺牲自己的研究，而成就朋友的遗愿。如果我们联系恩格斯在1877年7月25日致弗兰茨·维德的信，可以看出他渴望从事《自然辩证法研究》的急切的心情：“我为《前进报》写完分析批判杜林的文章之后，立即就要集中全副精力去写一部篇幅巨大的独立的著作（注：指自然辩证法），这部著作我已经构思好几年了，我之所以至今未能完成这部著作，除了各种外部条件，为各社会主义机关刊物撰稿也是原因之一。已经过了五十六岁了，应该最终下决心节省自己的时间，以便从准备工作中最终得出某种成果。” ——在这样的背景下，更能体会出恩格斯为马克思所作出的牺牲及其体现出的伟大可贵的友谊。而且这种牺牲和友谊，并非现在才有的，这只是此前友谊和牺牲精神（恩格斯长达20年的“埃及幽囚”生活就是最伟大的见证）的再延续而已。 其次，难分彼此，精神相依，光耀千古。恩格斯在《资本论》第2卷和第3卷编辑过程中，多次谈到他与马克思始终精神相通的感悟。例如，恩格斯在1883年5月22日致约翰·菲力浦·贝克尔的信中提到：“首先要出版《资本论》第二卷，这不是一件小事。第二册的手稿有四稿或五稿，其中只有第一稿是写完了的，而后几稿都只是开了个头。这需要花费不少的劳动，因为象马克思这样的人，他的每一个字都贵似金玉。但是，我喜欢这种劳动，因为我又和我的老朋友在一起了。最近我清理了1842-1862年的书信。过去的日子和我们的敌人给予我们的许多愉快的时刻又重新出现在我眼前。想起这些往日的经历，我常常笑得流下泪来。我们的幽默是我们的敌人永远不能夺走的。但是这中间有许多非常严肃的东西。” 同样，恩格斯在1885年3月8日致劳拉·拉法格的信中提到：“说实在的，在整理这部书时，我感到好象他还活着跟我在一起似的。” 而且列宁为这种崇高的革命友谊所深深打动，他在1895年秋悼念恩格斯的文章中写到：“古老传说中有各种非常动人的友谊故事。欧洲无产阶级可以说，它的科学是由这两位学者和战士创造的，他们的关系超过了古人关于人类友谊的一切最动人的传说。恩格斯总是把自己放在马克思之后，总的说来这是十分公正的。他在写给一位老朋友的信中说：‘马克思在世的时候，我拉第二小提琴。’他对在世时的马克思无限热爱，对死后的马克思无限敬仰。这位严峻的战士和严正的思想家，具有一颗深情挚爱的心。” 总之，这两位历史伟人，是永远不可分离的，已经永远的凝结在一起了，他们之间的伟大友谊也正像马克思所说的那样：“我能把你丢开不管吗！哪怕是一会儿，那也是纯粹的幻想，你永远是我的最知心朋友，正象我希望的我是你的最知心朋友一样。” 总之，两部“未竟”巨著筑就一座历史丰碑。恩格斯在这座丰碑上所体现出来的精湛的理论、高尚的品德、革命的精神、伟大的友谊，永远值得我们深刻领会学习。斯人已逝，但丰碑永存;“未竟”的巨著如今均已出版并在全世界范围内广泛传播并产生巨大影响，但“未竟”的共产主义事业却依旧任重而道远。让我们在历史丰碑精神光芒的指引下，始终牢记并努力践行“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的革命实践精神，秉承知行合一的原则，让我们一起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为世界无产阶级解放的伟大事业、为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崇高目标而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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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吴发军（1982—），男，山东烟台人，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与方法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