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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德非常重视对家庭及家族成员的教育，他说：“社会主义是万世基业，家庭也是万世基业。”朱德在漫长的革命生涯中形成了优良的家风，在家教家风方面堪称典范，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对家庭的忠诚，应该服从于更大的忠诚”
朱德出生在四川仪陇一个穷苦的佃农家庭。他曾回忆自己的童年：母亲一共生了十三个孩子，只活了六个男的，两个女的;小的五个生下来就放在水里淹死了，家里太穷，养不起这么多张嘴。1937年，在接受美国作家史沫特莱采访时，他说：“我违背了古代相传的孝道，可是自觉对家庭的忠诚，应该服从于更大的忠诚——对国家和全体人民的忠诚。”
走上革命道路后，朱德非常注意对亲属革命精神的培养。1937年9月，身为八路军总指挥的朱德，在给亲属的信中写道：“那些望升官发财之人决不宜来我处，如欲爱国牺牲一切能吃苦之人无妨多来。”1944年3月，朱德获悉母亲一个月前已在老家去世，非常悲恸。戎马倥偬的岁月里，他只能把对父母的孝心和对家庭的亲情深埋心中，全力投入到了革命事业中。其夫人康克清曾回忆说：“老总对我说：‘这一生中如果说我有什么遗憾的话，最大的遗憾大概就是母亲去世的时候，我未能在她老人家身边。’这以后有一个月他没有刮胡子，胡子长得老长。我明白，这是为了悼念他慈爱的母亲。”在《回忆我的母亲》一文中，朱德饱含深情地写道：“母亲是一个‘平凡’的人，她只是中国千百万劳动人民中的一员。但是，正是这千百万人创造了和创造着中国的历史。我用什么方法来报答母亲的深恩呢？我将继续尽忠于我们的民族和人民，尽忠于我们的民族和人民的希望——中国共产党，使和母亲同样生活着的人能够过快乐的生活。”
新中国成立后，朱德没有忘记家乡亲友支持自己、支持革命的恩情。他向一个老家的亲戚表达了可以出资支持几个亲族小孩来北京上学的心意。没想到这人回去后，将亲族中的50多人送到了重庆，并准备来北京。朱德知道后，立即给西南局写信：“他回家时我只允许他带三五个小孩，六岁到十三岁以下的为止。他竟将亲族都带来，浪费公款，又使他们脱离生养来作寄生生活，是十足的封建思想作祟，我请统战部留下几个小孩，以外全部送回仪陇家乡各家生业。”为克服散漫旧习，朱德将几个孩子交给警卫部队加以管束调教，并请来老师给他们补习功课，孩子们的生活费和学费都是从朱德和康克清的工资收入中开支的。后来，这些孩子有的进了工厂，有的去了部队，有的去了生产建设兵团。朱德用实际行动为世人树立起破除裙带关系的榜样。
“总指挥的儿子不上前线，谁上前线！”
朱德对儿女要求十分严格。独生子朱琦早年与父亲失散，直到1938年才来到延安，回到朱德身边。父子相聚不久，朱德就把朱琦叫到身边，说：“前线正在打仗，总指挥的儿子不上前线，谁上前线！”就这样，朱琦当了普通士兵，去了抗日前线。
曾在中共中央军委做文书工作的陈秉忱，谈到这样一件往事：“1942年，朱总司令的儿子朱琦同志从陕北绥德回到延安，朱总司令的参谋潘开文同志，见朱琦同志洗衣服没有肥皂，便向军委办公厅总务处领来了两块肥皂给他用。当我把这两块肥皂送给朱琦同志，正好被朱总司令在院外看见了。后来，他得知是潘参谋向公家领东西给朱琦同志用，便告诉潘参谋以后不能再向公家要东西给朱琦用。”1943年11月，朱琦在山西方山县的一次战斗中负伤，左腿致残。朱德并没有因此而把他留在身边，也没有因为伤残而安排他到一个条件好点的工作岗位。他一再教育儿子要服从党组织的需要和安排，不能要任何特殊照顾。朱琦从部队转业后，到石家庄工作。朱德要求他不能当官，要从工人学起，学一技之长。于是，团级干部朱琦到石家庄铁路局当了工人，先当铁路练习生学技术，然后当火车司炉，3年后当火车副司机、司机。
女儿朱敏曾回忆说：“有一次，父親坐的专列，正好是哥哥当司机，父亲便在车厢中接见了他。当父亲见哥哥身着工作服，满身油污，便十分高兴地紧握他的手说：‘好！好！你学会了开火车，学到了本领，就能更好地为人民服务。’”朱敏从莫斯科学成归国后，同样没有依靠朱德的权力谋求过职位。“记住你是一名普通的人民教师，人民没有赋予你特殊的权利！”这是朱德经常对朱敏说的话。就这样，朱敏参加工作后，住在教工宿舍楼，过着中国普通知识分子的生活，简单而平静。1974年，朱琦辞世后，有关部门准备把朱德的孙子调到北京，方便照顾。朱德知道后说：“我要的是革命接班人，不要孝子贤孙！哪里来的，还应该回哪里去！”当得知外孙被分配到工厂工作时，朱德说：“当工人好啊，就是要当工人农民。”他还说：“共产党不是凭哪一个人就可以当官，而是要靠自己的本领。能干什么就干好什么！”
“勤俭建国，勤俭持家，勤俭办一切事业”
朱德一生都保持着艰苦朴素、勤俭节约、吃苦耐劳的优良传统。抗日战争时期，我党在陕甘宁边区发动了大生产运动。朱德以身作则，率先垂范，主动开垦菜园。当时在延安王家坪中央军委总参谋部工作的雷英夫曾与朱德住在一个院子，他回忆说：“朱总司令身体力行，在王家坪和他的警卫员、炊事员等组织了一个生产小组，亲自动手种了三亩多菜……每天早晨起来和晚饭后，我们便看到年近花甲的总司令和他的生产小组出现在菜园里……他们这个生产小组种的菜都长得很好，自己吃不完，就送给食堂让大家改善生活。”
朱德不仅自己生活简朴，而且一直要求子女艰苦朴素、勤俭节约。“一位国家最高层的领导人，过起日子来和普通老百姓没什么两样，处处精打细算”，这是子女们对他的共识。他们知道，朱德心中永远有一个更大的家。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国家经济陷入严重困难。朱德主动缩减自己每月的粮食定量。经常吃一种把米和菜煮在一起的“菜糊糊”，以节约粮食。一天，朱德亲自做了一顿用马齿菜、野苋菜和苦菜等山野菜组成的“家宴”。他对大家说：“今天请你们吃这顿饭，是让大家不要忘记过去战争年代那种艰苦奋斗的精神。现在国家经济困难，人民生活艰苦，我们要想到全国人民，和人民一起渡难关，能节约一点是一点。”“这菜苦吗？长征时，我们连这样的菜都没得吃！现在毛主席领导人民克服困难，带头不吃肉，我们都要听毛主席的话，同人民共艰苦！”1963年12月，朱德还专门为子女题词：“勤俭建国，勤俭持家，勤俭办一切事业”。
1975年3月6日，朱德写下了“革命到底”四个大字，康克清说：“这四个大字，既是对他自己为了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一生的总结，也是对我们全家的期望。”朱德去世后，康克清经常教育子女说：“（朱德）无时不以国家和革命为重，凡事不顾自己的利害。他（指朱德）那么大岁数，和老百姓一样，为老百姓做事，为老百姓工作，总把自己当普通一兵，就应该向他学习。”
好家风涵养好作风。中国共产党人，特别是领导干部的家风对社会风气有着重要的影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每一位领导干部都要把家风建设摆在重要位置，廉洁修身、廉洁齐家，在管好自己的同时，严格要求配偶、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朱德在这方面为我们作出了榜样，这对弘扬和培育优良家风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作者系江苏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常州大学基地特聘研究员）
责任编辑：张李蕾
“对家庭的忠诚，应该服从于更大的忠诚”
朱德出生在四川仪陇一个穷苦的佃农家庭。他曾回忆自己的童年：母亲一共生了十三个孩子，只活了六个男的，两个女的;小的五个生下来就放在水里淹死了，家里太穷，养不起这么多张嘴。1937年，在接受美国作家史沫特莱采访时，他说：“我违背了古代相传的孝道，可是自觉对家庭的忠诚，应该服从于更大的忠诚——对国家和全体人民的忠诚。”
走上革命道路后，朱德非常注意对亲属革命精神的培养。1937年9月，身为八路军总指挥的朱德，在给亲属的信中写道：“那些望升官发财之人决不宜来我处，如欲爱国牺牲一切能吃苦之人无妨多来。”1944年3月，朱德获悉母亲一个月前已在老家去世，非常悲恸。戎马倥偬的岁月里，他只能把对父母的孝心和对家庭的亲情深埋心中，全力投入到了革命事业中。其夫人康克清曾回忆说：“老总对我说：‘这一生中如果说我有什么遗憾的话，最大的遗憾大概就是母亲去世的时候，我未能在她老人家身边。’这以后有一个月他没有刮胡子，胡子长得老长。我明白，这是为了悼念他慈爱的母亲。”在《回忆我的母亲》一文中，朱德饱含深情地写道：“母亲是一个‘平凡’的人，她只是中国千百万劳动人民中的一员。但是，正是这千百万人创造了和创造着中国的历史。我用什么方法来报答母亲的深恩呢？我将继续尽忠于我们的民族和人民，尽忠于我们的民族和人民的希望——中国共产党，使和母亲同样生活着的人能够过快乐的生活。”
新中国成立后，朱德没有忘记家乡亲友支持自己、支持革命的恩情。他向一个老家的亲戚表达了可以出资支持几个亲族小孩来北京上学的心意。没想到这人回去后，将亲族中的50多人送到了重庆，并准备来北京。朱德知道后，立即给西南局写信：“他回家时我只允许他带三五个小孩，六岁到十三岁以下的为止。他竟将亲族都带来，浪费公款，又使他们脱离生养来作寄生生活，是十足的封建思想作祟，我请统战部留下几个小孩，以外全部送回仪陇家乡各家生业。”为克服散漫旧习，朱德将几个孩子交给警卫部队加以管束调教，并请来老师给他们补习功课，孩子们的生活费和学费都是从朱德和康克清的工资收入中开支的。后来，这些孩子有的进了工厂，有的去了部队，有的去了生产建设兵团。朱德用实际行动为世人树立起破除裙带关系的榜样。
“总指挥的儿子不上前线，谁上前线！”
朱德对儿女要求十分严格。独生子朱琦早年与父亲失散，直到1938年才来到延安，回到朱德身边。父子相聚不久，朱德就把朱琦叫到身边，说：“前线正在打仗，总指挥的儿子不上前线，谁上前线！”就这样，朱琦当了普通士兵，去了抗日前线。
曾在中共中央军委做文书工作的陈秉忱，谈到这样一件往事：“1942年，朱总司令的儿子朱琦同志从陕北绥德回到延安，朱总司令的参谋潘开文同志，见朱琦同志洗衣服没有肥皂，便向军委办公厅总务处领来了两块肥皂给他用。当我把这两块肥皂送给朱琦同志，正好被朱总司令在院外看见了。后来，他得知是潘参谋向公家领东西给朱琦同志用，便告诉潘参谋以后不能再向公家要东西给朱琦用。”1943年11月，朱琦在山西方山县的一次战斗中负伤，左腿致残。朱德并没有因此而把他留在身边，也没有因为伤残而安排他到一个条件好点的工作岗位。他一再教育儿子要服从党组织的需要和安排，不能要任何特殊照顾。朱琦从部队转业后，到石家庄工作。朱德要求他不能当官，要从工人学起，学一技之长。于是，团级干部朱琦到石家庄铁路局当了工人，先当铁路练习生学技术，然后当火车司炉，3年后当火车副司机、司机。
女儿朱敏曾回忆说：“有一次，父親坐的专列，正好是哥哥当司机，父亲便在车厢中接见了他。当父亲见哥哥身着工作服，满身油污，便十分高兴地紧握他的手说：‘好！好！你学会了开火车，学到了本领，就能更好地为人民服务。’”朱敏从莫斯科学成归国后，同样没有依靠朱德的权力谋求过职位。“记住你是一名普通的人民教师，人民没有赋予你特殊的权利！”这是朱德经常对朱敏说的话。就这样，朱敏参加工作后，住在教工宿舍楼，过着中国普通知识分子的生活，简单而平静。1974年，朱琦辞世后，有关部门准备把朱德的孙子调到北京，方便照顾。朱德知道后说：“我要的是革命接班人，不要孝子贤孙！哪里来的，还应该回哪里去！”当得知外孙被分配到工厂工作时，朱德说：“当工人好啊，就是要当工人农民。”他还说：“共产党不是凭哪一个人就可以当官，而是要靠自己的本领。能干什么就干好什么！”
“勤俭建国，勤俭持家，勤俭办一切事业”
朱德一生都保持着艰苦朴素、勤俭节约、吃苦耐劳的优良传统。抗日战争时期，我党在陕甘宁边区发动了大生产运动。朱德以身作则，率先垂范，主动开垦菜园。当时在延安王家坪中央军委总参谋部工作的雷英夫曾与朱德住在一个院子，他回忆说：“朱总司令身体力行，在王家坪和他的警卫员、炊事员等组织了一个生产小组，亲自动手种了三亩多菜……每天早晨起来和晚饭后，我们便看到年近花甲的总司令和他的生产小组出现在菜园里……他们这个生产小组种的菜都长得很好，自己吃不完，就送给食堂让大家改善生活。”
朱德不仅自己生活简朴，而且一直要求子女艰苦朴素、勤俭节约。“一位国家最高层的领导人，过起日子来和普通老百姓没什么两样，处处精打细算”，这是子女们对他的共识。他们知道，朱德心中永远有一个更大的家。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国家经济陷入严重困难。朱德主动缩减自己每月的粮食定量。经常吃一种把米和菜煮在一起的“菜糊糊”，以节约粮食。一天，朱德亲自做了一顿用马齿菜、野苋菜和苦菜等山野菜组成的“家宴”。他对大家说：“今天请你们吃这顿饭，是让大家不要忘记过去战争年代那种艰苦奋斗的精神。现在国家经济困难，人民生活艰苦，我们要想到全国人民，和人民一起渡难关，能节约一点是一点。”“这菜苦吗？长征时，我们连这样的菜都没得吃！现在毛主席领导人民克服困难，带头不吃肉，我们都要听毛主席的话，同人民共艰苦！”1963年12月，朱德还专门为子女题词：“勤俭建国，勤俭持家，勤俭办一切事业”。
1975年3月6日，朱德写下了“革命到底”四个大字，康克清说：“这四个大字，既是对他自己为了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一生的总结，也是对我们全家的期望。”朱德去世后，康克清经常教育子女说：“（朱德）无时不以国家和革命为重，凡事不顾自己的利害。他（指朱德）那么大岁数，和老百姓一样，为老百姓做事，为老百姓工作，总把自己当普通一兵，就应该向他学习。”
好家风涵养好作风。中国共产党人，特别是领导干部的家风对社会风气有着重要的影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每一位领导干部都要把家风建设摆在重要位置，廉洁修身、廉洁齐家，在管好自己的同时，严格要求配偶、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朱德在这方面为我们作出了榜样，这对弘扬和培育优良家风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作者系江苏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常州大学基地特聘研究员）
责任编辑：张李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