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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通过对克罗齐的代表作《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一书的深入解读，分析了本书的主要观点和国内一些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并对“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进行了哲学思考。
关键词： 《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 真历史 克罗齐
一、《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的作者简介
《歷史学的理论和实际》一书的作者克罗齐（Benedetto Croce， 1866 —1952）是20世纪西方著名的史学家、哲学家、美学家。克罗齐是意大利人，出生于维柯的故乡、意大利南部那不勒斯的一个地主家庭。1883年在罗马上大学，1903年起主编《批判》杂志，名声渐起。1920—1921年任教育大臣，对政治也极为关注，曾两次当选内阁部长。后在法西斯墨索里尼统治期间，因拒绝效忠法西斯政权而被排挤出内阁。哲学上克罗齐深受黑格尔影响，但认为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不够彻底。在20世纪20年代克罗齐形成自己的新黑格尔哲学体系，他把精神作为现实的全部内容，认为除精神之外单纯的自然是不存在的，哲学就是关于精神的科学，即纯粹的精神哲学。
二、《历史学的理论与实际》一书的主要观点
《历史学的理论与实际》有英国学者道格拉斯·安斯利译的英译本和中国学者傅任敢据英译本转译的汉译本。中译本内容分为两编和三个附录。第一编为史学理论，在这一部分，克罗齐提出了一个“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新概念。他认为“当代”是紧跟着某一正在被做出的活动而出现的，作为对那一活动的意识的历史。非“当代”或“过去史”则是作为对那种历史的批判而出现的历史，是已成的历史。时代总是在前进，历史的出现都是跟随着某一活动，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成为所谓的“过去史”，因此克罗齐认为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从而也为历史重新做出了定义，即：历史学家对某一段历史感兴趣时，历史才成为历史，历史的形成需要凭据的存在。
在确定了真历史的内涵之后，克罗齐提出应该严格区分“历史”和“编年史”。他认为“历史”是与生活相关的，是需要凭据的，而“编年史”只是历史材料的记录，这两者的差别主要是由记录者不同的精神状态造成的。并且克罗齐对传统认为先有“编年史”，后有“历史”的顺序提出质疑。他认为“精神本身就是历史”，把一切历史看作是精神的产物，认为历史的产生需要内在动力（即精神），若无精神存在，历史就是编年史。
另外对于历史的真实性问题，克罗齐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普通史，即发生过的全部历史的图景是不存在的，历史不可能被全部还原和记录，但不能因为没有普遍史就否认了历史的真实性。克罗齐认为真正的历史是人类所记录、研究、理解和可以利用的历史，历史发生的那些客观事件，作为人类无法把握的事物，在他看来是没有意义的，因此他认为否定普遍史不等于否定历史中的普遍的东西，“历史”在其基本形式上，是用判断（即个别与普遍的不可分割的综合）来表述的。他举例说：当我们谈到政治史的时候，我们不会仅仅谈希腊或罗马的政治史，而是各种国家的政治史都会涉及。而文化、文明、进步、自由或其他任何类似的词，就是一种普遍。从而他得出：普遍史就是历史和哲学的统一。
最后，克罗齐认为，真正的历史应该抛弃历史哲学和历史决定论，因为它们“扼杀思想所想的活生生的事实……把它的抽象因素分开”。这种做法对记忆和实用是有价值的，但这抽象分析作用的价值不应当夸大。真正的“历史”中，“被历史地思考着的事实在其本身以外无原因，亦无目的，原因与目的仅存在其本身中，是和它的真正性质及质的实情是一致的”。人们对于历史的理解不断丰富和加深，“不是因为重新找出了人类事物的抽象原因和超验目的，而只是因为对于人类事物的认识不断获得了增长”。历史决定论和“历史哲学”曾经发挥着一种乌托邦的积极作用，并促使着人们思考，但是作为一种用超验的方式看待历史的“历史哲学”却已经解体。
第二编为史学史。克罗齐编撰的史学史是以西欧史学的历史发展演变为研究对象。他以希腊罗马史学为起点，后经中世纪史学、文艺复兴时期的史学、启蒙运动时期的史学、浪漫主义时期的史学、实证主义的史学，至他所在时期的一个新的编史工作。克罗齐通过了解不同时期历史学家及其史学作品，做出一种“附录”或“批判性的诠释”。他想通过这种诠释，一方面根据自己说明过的原则去确立一种历史方法，另一方面希望勾画出各主要时期的历史轮廓，为自己讨论时所提出的理论概念做历史性的阐释。
《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一书是克罗齐的代表作，是其史学理论的主要体现。自此书出版后，不仅对当时的史学界，乃至近现代都有重大的影响和广泛的争议。
三、与《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一书相关的研究概况
对克罗齐的学术成果和讨论主要聚焦于他的史学思想上，特别是他所提出的“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说法，这一直是史学界的讨论热点。
学者俞新天的《克罗齐历史观评介》（《社会科学》1986年第9期）一文认为，克罗齐所处的正是历史观念转变的时期，他曾研究过马克思和黑格尔的哲学，而最后克罗齐形成了主观唯心主义哲学思想，建立新黑格尔哲学体系，这对其历史观有深刻的影响，为其“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观点做了哲学的铺垫。学者刘修明的《非“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兼评一种现代史学思潮的形成与前途》（《江汉论坛》1987年第5期）一文对克罗齐“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的命题进行了彻底的否定。学者丁向阳则认为这个命题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他的《对克罗齐“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的理解》（《江汉论坛》1988年第6期》）一文认为“当代史”的一般含义就是当代时间里的历史，克罗齐开卷就论述了当代史的一般含义。从两位学者的文章可以看出，克罗齐的史学思想及其提出的命题在学术界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在这之后，黄坤的《“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辨析》（《西安社会科学》2009年第2期）和宋纯、王久宇的《对“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的反思——读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2期）都对这个命题进行了辩证的分析。他们认为，这个命题是历史唯心主义的观点，但却不乏给我们以启示的合理成分。因而，对克罗齐“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的理解更加注重综合的分析，这一命题对当代的史学仍有一定的影响。 此外，对于克罗齐的《历史学的理论与实际》一书中所体现的史学观点是学术研究的另一热点。夏祖恩的《对克罗齐史论的论析》（《福建师大福清分校学报》2001年第4期）一文认为，《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是一本属于历史哲学范畴的史学概论性质的史论著作。否定“历史认识客体”的客观性与过去性，否认“历史哲学”的意义是此书的两个重要议题。他认为克罗齐理论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揭露克罗齐“史论”的虚伪性，有助于引导历史研究的正确方向，推动历史学的现代化建设。肖迪文在《史学的回归——评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文教资料》2011年第6期）一文中认为，19世纪，实证主义史学、客观主义史学先后崛起于欧洲。它们不但把史学当作科学来研究，而且明确地宣称史学是一门科学。史学科学化使得历史学走向了背离人性的研究方向。在这种潮流下，意大利历史学家克罗齐提出了“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命题，对这种倾向进行了有力的反驳，维护了历史学的价值和尊严。然而，克罗齐由于所处历史条件的局限性，只能看到科学对历史学造成的消极影响。历史学与科学并不是完全对立的，如何探讨两者的关系，仍需要进一步探讨。
对克罗齐史学理论的研究除上述两大热点外，学术界对于克罗齐“历史”与“编年史”如何区分的看法持肯定态度，认为是他的史学贡献之一。
四、对《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一书的几点感想
其一，对克罗齐的“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命题的思考。这一命题是克罗齐在史学上的独特见解，他摆脱了以时间来划分“当代”与“非当代”，用历史记录者的精神状态来区分是不是真历史，当记录者怀着“兴趣”来书写历史，历史便成为真历史，也就是当代史。虽然这一命题是以主观唯心主义为支撑，但仍有一定的合理性。特别是通过对“历史”的定义，区分了“历史”与“编年史”，这为史料学与史学的划分提供了借鉴。然而，克罗齐认为的历史是人类所记录、研究、理解和可以利用的历史，而其他客观存在的历史则没有意义。这是支撑他的“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命题的基础，却把历史所涉及的范围缩小了，局限在有限的空间内。历史的客观存在性要求历史学家不断的探索，以求尽可能地接近和还原历史。因此，历史的内涵是历史学家所记录、研究的历史，而历史的外延应当是相当的广泛的。
其二，对克罗齐史学理论的思考。克罗齐的史学思想是与19世纪西欧实证主义史学、客观主义史学相对的，他反对将历史当成科学史、考证史。克罗齐是新黑格尔主义学派的代表，在他看来，客观的历史过程是不存在的，历史知识是史家直觉和想象的逻辑构造。每一部历史都将不断重写，衡量历史意义的最终真理标准也不存在，历史的存在价值只是适合一定时代的情形和要求而已。他认为归根结底历史是精神运动的发展过程。克罗齐反对实证主义史学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历史作为一门独特的学科，具有一种人文关怀，带有记录者的情操和创作目的。但在主观唯心主义的哲学观下，使克罗齐形成一种绝对历史主义，即历史绝对是精神的，绝对具有当代性质的，绝对是历史学家从现在的利益出发而撰写的，绝对不会达到终极真理的，因而又陷入相對主义的泥潭。
其三，对研究状况的思考。国内对于克罗齐理论与著作的研究颇多，成果斐然。克罗齐作为主观唯心主义史学的代表，对其史学理论和哲学观的研究分析有助于加深对史学与哲学关系的认识以及唯心主义史学和唯物主义史学的认识。如何看待克罗齐的史观仍然是我们今后研究的重要课题。
关键词： 《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 真历史 克罗齐
一、《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的作者简介
《歷史学的理论和实际》一书的作者克罗齐（Benedetto Croce， 1866 —1952）是20世纪西方著名的史学家、哲学家、美学家。克罗齐是意大利人，出生于维柯的故乡、意大利南部那不勒斯的一个地主家庭。1883年在罗马上大学，1903年起主编《批判》杂志，名声渐起。1920—1921年任教育大臣，对政治也极为关注，曾两次当选内阁部长。后在法西斯墨索里尼统治期间，因拒绝效忠法西斯政权而被排挤出内阁。哲学上克罗齐深受黑格尔影响，但认为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不够彻底。在20世纪20年代克罗齐形成自己的新黑格尔哲学体系，他把精神作为现实的全部内容，认为除精神之外单纯的自然是不存在的，哲学就是关于精神的科学，即纯粹的精神哲学。
二、《历史学的理论与实际》一书的主要观点
《历史学的理论与实际》有英国学者道格拉斯·安斯利译的英译本和中国学者傅任敢据英译本转译的汉译本。中译本内容分为两编和三个附录。第一编为史学理论，在这一部分，克罗齐提出了一个“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新概念。他认为“当代”是紧跟着某一正在被做出的活动而出现的，作为对那一活动的意识的历史。非“当代”或“过去史”则是作为对那种历史的批判而出现的历史，是已成的历史。时代总是在前进，历史的出现都是跟随着某一活动，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成为所谓的“过去史”，因此克罗齐认为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从而也为历史重新做出了定义，即：历史学家对某一段历史感兴趣时，历史才成为历史，历史的形成需要凭据的存在。
在确定了真历史的内涵之后，克罗齐提出应该严格区分“历史”和“编年史”。他认为“历史”是与生活相关的，是需要凭据的，而“编年史”只是历史材料的记录，这两者的差别主要是由记录者不同的精神状态造成的。并且克罗齐对传统认为先有“编年史”，后有“历史”的顺序提出质疑。他认为“精神本身就是历史”，把一切历史看作是精神的产物，认为历史的产生需要内在动力（即精神），若无精神存在，历史就是编年史。
另外对于历史的真实性问题，克罗齐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普通史，即发生过的全部历史的图景是不存在的，历史不可能被全部还原和记录，但不能因为没有普遍史就否认了历史的真实性。克罗齐认为真正的历史是人类所记录、研究、理解和可以利用的历史，历史发生的那些客观事件，作为人类无法把握的事物，在他看来是没有意义的，因此他认为否定普遍史不等于否定历史中的普遍的东西，“历史”在其基本形式上，是用判断（即个别与普遍的不可分割的综合）来表述的。他举例说：当我们谈到政治史的时候，我们不会仅仅谈希腊或罗马的政治史，而是各种国家的政治史都会涉及。而文化、文明、进步、自由或其他任何类似的词，就是一种普遍。从而他得出：普遍史就是历史和哲学的统一。
最后，克罗齐认为，真正的历史应该抛弃历史哲学和历史决定论，因为它们“扼杀思想所想的活生生的事实……把它的抽象因素分开”。这种做法对记忆和实用是有价值的，但这抽象分析作用的价值不应当夸大。真正的“历史”中，“被历史地思考着的事实在其本身以外无原因，亦无目的，原因与目的仅存在其本身中，是和它的真正性质及质的实情是一致的”。人们对于历史的理解不断丰富和加深，“不是因为重新找出了人类事物的抽象原因和超验目的，而只是因为对于人类事物的认识不断获得了增长”。历史决定论和“历史哲学”曾经发挥着一种乌托邦的积极作用，并促使着人们思考，但是作为一种用超验的方式看待历史的“历史哲学”却已经解体。
第二编为史学史。克罗齐编撰的史学史是以西欧史学的历史发展演变为研究对象。他以希腊罗马史学为起点，后经中世纪史学、文艺复兴时期的史学、启蒙运动时期的史学、浪漫主义时期的史学、实证主义的史学，至他所在时期的一个新的编史工作。克罗齐通过了解不同时期历史学家及其史学作品，做出一种“附录”或“批判性的诠释”。他想通过这种诠释，一方面根据自己说明过的原则去确立一种历史方法，另一方面希望勾画出各主要时期的历史轮廓，为自己讨论时所提出的理论概念做历史性的阐释。
《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一书是克罗齐的代表作，是其史学理论的主要体现。自此书出版后，不仅对当时的史学界，乃至近现代都有重大的影响和广泛的争议。
三、与《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一书相关的研究概况
对克罗齐的学术成果和讨论主要聚焦于他的史学思想上，特别是他所提出的“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说法，这一直是史学界的讨论热点。
学者俞新天的《克罗齐历史观评介》（《社会科学》1986年第9期）一文认为，克罗齐所处的正是历史观念转变的时期，他曾研究过马克思和黑格尔的哲学，而最后克罗齐形成了主观唯心主义哲学思想，建立新黑格尔哲学体系，这对其历史观有深刻的影响，为其“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观点做了哲学的铺垫。学者刘修明的《非“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兼评一种现代史学思潮的形成与前途》（《江汉论坛》1987年第5期）一文对克罗齐“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的命题进行了彻底的否定。学者丁向阳则认为这个命题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他的《对克罗齐“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的理解》（《江汉论坛》1988年第6期》）一文认为“当代史”的一般含义就是当代时间里的历史，克罗齐开卷就论述了当代史的一般含义。从两位学者的文章可以看出，克罗齐的史学思想及其提出的命题在学术界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在这之后，黄坤的《“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辨析》（《西安社会科学》2009年第2期）和宋纯、王久宇的《对“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的反思——读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2期）都对这个命题进行了辩证的分析。他们认为，这个命题是历史唯心主义的观点，但却不乏给我们以启示的合理成分。因而，对克罗齐“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的理解更加注重综合的分析，这一命题对当代的史学仍有一定的影响。 此外，对于克罗齐的《历史学的理论与实际》一书中所体现的史学观点是学术研究的另一热点。夏祖恩的《对克罗齐史论的论析》（《福建师大福清分校学报》2001年第4期）一文认为，《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是一本属于历史哲学范畴的史学概论性质的史论著作。否定“历史认识客体”的客观性与过去性，否认“历史哲学”的意义是此书的两个重要议题。他认为克罗齐理论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揭露克罗齐“史论”的虚伪性，有助于引导历史研究的正确方向，推动历史学的现代化建设。肖迪文在《史学的回归——评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文教资料》2011年第6期）一文中认为，19世纪，实证主义史学、客观主义史学先后崛起于欧洲。它们不但把史学当作科学来研究，而且明确地宣称史学是一门科学。史学科学化使得历史学走向了背离人性的研究方向。在这种潮流下，意大利历史学家克罗齐提出了“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命题，对这种倾向进行了有力的反驳，维护了历史学的价值和尊严。然而，克罗齐由于所处历史条件的局限性，只能看到科学对历史学造成的消极影响。历史学与科学并不是完全对立的，如何探讨两者的关系，仍需要进一步探讨。
对克罗齐史学理论的研究除上述两大热点外，学术界对于克罗齐“历史”与“编年史”如何区分的看法持肯定态度，认为是他的史学贡献之一。
四、对《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一书的几点感想
其一，对克罗齐的“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命题的思考。这一命题是克罗齐在史学上的独特见解，他摆脱了以时间来划分“当代”与“非当代”，用历史记录者的精神状态来区分是不是真历史，当记录者怀着“兴趣”来书写历史，历史便成为真历史，也就是当代史。虽然这一命题是以主观唯心主义为支撑，但仍有一定的合理性。特别是通过对“历史”的定义，区分了“历史”与“编年史”，这为史料学与史学的划分提供了借鉴。然而，克罗齐认为的历史是人类所记录、研究、理解和可以利用的历史，而其他客观存在的历史则没有意义。这是支撑他的“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命题的基础，却把历史所涉及的范围缩小了，局限在有限的空间内。历史的客观存在性要求历史学家不断的探索，以求尽可能地接近和还原历史。因此，历史的内涵是历史学家所记录、研究的历史，而历史的外延应当是相当的广泛的。
其二，对克罗齐史学理论的思考。克罗齐的史学思想是与19世纪西欧实证主义史学、客观主义史学相对的，他反对将历史当成科学史、考证史。克罗齐是新黑格尔主义学派的代表，在他看来，客观的历史过程是不存在的，历史知识是史家直觉和想象的逻辑构造。每一部历史都将不断重写，衡量历史意义的最终真理标准也不存在，历史的存在价值只是适合一定时代的情形和要求而已。他认为归根结底历史是精神运动的发展过程。克罗齐反对实证主义史学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历史作为一门独特的学科，具有一种人文关怀，带有记录者的情操和创作目的。但在主观唯心主义的哲学观下，使克罗齐形成一种绝对历史主义，即历史绝对是精神的，绝对具有当代性质的，绝对是历史学家从现在的利益出发而撰写的，绝对不会达到终极真理的，因而又陷入相對主义的泥潭。
其三，对研究状况的思考。国内对于克罗齐理论与著作的研究颇多，成果斐然。克罗齐作为主观唯心主义史学的代表，对其史学理论和哲学观的研究分析有助于加深对史学与哲学关系的认识以及唯心主义史学和唯物主义史学的认识。如何看待克罗齐的史观仍然是我们今后研究的重要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