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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问过我，如果你生在二百年前，最大的梦想是什么？我毫不迟疑地回答：“当然是中进士、点翰林。”
历史若真的前溯一个多世纪，不仅是我，恐怕绝大多数读书人都有这个梦想。因为在那时候，寒窗苦读，金榜题名，进而释褐为官，是一条最为理想的成功路径，也是中国男人获得荣耀、实现自我价值最为和平、常态的路径。尽管这条荣耀之路艰难而狭窄，“一入龙门，身价百倍”的“鲤鱼”是极少数，多数鱼儿在半途中被无情的大浪所淘汰。但因为这个“龙门”对所有读书人是开放的，它是过去几千年内，全球范围内延续时间最为长久而相对公平的一种人才选拔制度。因此它影响的不仅是中国的读书人，而且对一千五百年来中国的政治制度、社会结构乃至整个民族的文化心理，有着无与伦比的巨大影响。
时至今日，科举已经废除105年了，但科举和与之相关的各类名词，如：八股文、试帖诗、魁首、状元、入闱……，依然活在人们的话语中，但被赋予了新的含义。笔者犹记得在刚入小学的1977年，高考制度恢复后，我所在的那个小山村，老人们议论此事的说法是：“听说读书人又可以进城赶考了！”今日高考，其考试程序、选拔目的、培养方向与科举完全不一样，但公众乃至媒体愿意将各地考分最高的学生比附为“状元”。在各大电视台的古装连续剧中，落难公子得到富家小姐资助，进京赶考，高中皇榜，历经曲折终于和小姐完婚这类故事比比皆是，延续的仍然是传统话本和戏曲的俗套，但许多观众却欣赏得津津有味。说明这种“俗套”至今还符合许多国人的审美情趣，也可以说，中国人的“科举情结”至今犹在，还在影响着我们这个社会。
但同时，因为这种制度寿终正寝了，与之相关联的政治制度、教育制度，以及承载它的农业社会中最重要的耕读秩序，也不复存在。比起105年前，中国的各方面变化实在太大了，因此国人对科举往往是熟悉其“名”而不解其“实”。不用说寻常老百姓，即使是从事文化、教育、传媒等行业的人士，也多半不具有科举常识，如考试分几个层次、考试科目、考试程序、兴起和消亡的历史背景等等。更不用说对考试的科目如八股文、试帖诗、策论等文体的基本特点有所了解了。以“八股文”为例，今日它基本上成为一个用来形容行文僵化老套的贬义词，用之者甚广，可又有几人读过一两篇甚至一两段八股文？知道何谓“破题”“起讲”“提比”“中比”？而在1905年以前，各类八股文的范文选集（即所谓“程墨”）犹如今日高考模拟试卷一样泛滥，凡决心应举业者，哪个不备有几本？一种曾经让中国人为之狂热追捧的考试制度，
几种流行中国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文体，一下子就在这块土地上消失得如此彻底，这不应该是正常的历史演进过程，也不应是民族文化传统重要一环所遭受的命运。尽管，当下已不需要科举取士了，八股文、试帖诗、策论已没有了实际功能，但若想要对中国传统文化有比较全面的了解和中肯的评价，进而能以历史的眼光来看待过去几百年的学术变迁、思想潮流和文风士风，科举常识是绕不过的内容，而且以科举作为切入点，或许更能精准地探其脉络，导其源流。
近年来，科举又引起了文化界一些人的兴趣，在2005年科举废除100周年时，《新京报》等媒体以相当大的篇幅介绍了科举，一些有关科举的图书也接连出版。可是，媒体的热炒往往有如一阵风，风过无痕。而相关图书也多是一些业已过世的老学者的著作出版或再版，如齐如山、邓云乡、启功、张中行等人，这些老先生距科举时代不远，有些甚至亲历过科举，撰文多从个人记忆出发，显得真切而有趣。今日，读者的知识结构和审美趣味已有相当的变化，应该有一套以现代人的眼光来综合、全面介绍科举文化的普及型读物。蔺德生、赵萍伉俪合著的《“鲤鱼跃龙门”——中国科举文化常识》丛书（五本），就是这类普及型读物。其叙述的语言风格充分考虑了现代人的阅读习惯，明白通晓，然却无穿凿附会或妄加论断的毛病，而是言之有据，持论公允。这套丛书分别从“八股文”“试帖诗”“策文”“科举轶事”“鼎甲小传”五个层面，全方位地对中国科举考试的源流、发展、特点以及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做了精到的评介，知识性、趣味性和资料性兼具。
两位作者并非科举史研究的专业人士，但因为长期收集古籍，遂对科举这项中国皇权社会最为重要的制度之一发生兴趣，浸淫其中多年，收集了大量有关科举的资料，又经过数年的笔耕，才写就这五本书，可见作者态度的严肃和认真。
由收集古籍而涉猎科举史研究，这是一条很自然的路径。中国历代流传下来的古籍浩如烟海，从大的功能而言，当然是承载、传播了中华文化。但若从较为功利的角度分析，其中许多典籍是因科举而被长期重视，所以才能一代代翻印，传至后世。《四书》《五经》自不待言，即便是其他的经、史、子、集或历代王朝的诰令、律例、奏章汇编，几乎都是科举的参考书。若无“科举”这一功利性极强的制度运行近一千五百年，以典籍作为重要承载形式的中华文化能否如此生命力顽强，历久弥新，我以为要打个问号。
阅读古人写的诗文，再对照今人的行文，许多人有这种感觉：今人行文不够雅训精准。同样一件事，古人叙述显得美妙典雅，今人说出来，意思是到了，但总觉得差点什么。如中华初民所吟咏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若翻译成白话文，索然无味。今天大多数的读书人，显然已不可能找回古代那种言说方式，因为这种言语交流的共同体已消失了，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究其原因，当然有人会说这是白话文运动使然，上世纪初伴生于“新文化运动”的“白话文运动”，其历史功绩已受到肯定。推行白话文有利于普及教育，但白话文和古文不是非此即彼不可相容的关系，古文功底好的人，其白话文也会写得好。我们看鲁迅、周作人、沈从文、郁达夫等人的有些白话文篇章，那种意境、格调和《世说新语》及明朝人小品文很像，无古文功底的人是写不出来的。那么，白话文怎么能一下子就让古文退出国人的日常交流的话语体系呢？归根结底，还是1905年的废科举。科举时代的教育，可以说就是为参加科考准备的，而不是仅仅识几个字。如蒙学教育中要求朗读课文拖长声调，要求学生明白字之源流及其同义词，重视字的音韵，训练对对子，用《三字经》这样的开蒙读物灌输圣贤所主张的价值观
历史若真的前溯一个多世纪，不仅是我，恐怕绝大多数读书人都有这个梦想。因为在那时候，寒窗苦读，金榜题名，进而释褐为官，是一条最为理想的成功路径，也是中国男人获得荣耀、实现自我价值最为和平、常态的路径。尽管这条荣耀之路艰难而狭窄，“一入龙门，身价百倍”的“鲤鱼”是极少数，多数鱼儿在半途中被无情的大浪所淘汰。但因为这个“龙门”对所有读书人是开放的，它是过去几千年内，全球范围内延续时间最为长久而相对公平的一种人才选拔制度。因此它影响的不仅是中国的读书人，而且对一千五百年来中国的政治制度、社会结构乃至整个民族的文化心理，有着无与伦比的巨大影响。
时至今日，科举已经废除105年了，但科举和与之相关的各类名词，如：八股文、试帖诗、魁首、状元、入闱……，依然活在人们的话语中，但被赋予了新的含义。笔者犹记得在刚入小学的1977年，高考制度恢复后，我所在的那个小山村，老人们议论此事的说法是：“听说读书人又可以进城赶考了！”今日高考，其考试程序、选拔目的、培养方向与科举完全不一样，但公众乃至媒体愿意将各地考分最高的学生比附为“状元”。在各大电视台的古装连续剧中，落难公子得到富家小姐资助，进京赶考，高中皇榜，历经曲折终于和小姐完婚这类故事比比皆是，延续的仍然是传统话本和戏曲的俗套，但许多观众却欣赏得津津有味。说明这种“俗套”至今还符合许多国人的审美情趣，也可以说，中国人的“科举情结”至今犹在，还在影响着我们这个社会。
但同时，因为这种制度寿终正寝了，与之相关联的政治制度、教育制度，以及承载它的农业社会中最重要的耕读秩序，也不复存在。比起105年前，中国的各方面变化实在太大了，因此国人对科举往往是熟悉其“名”而不解其“实”。不用说寻常老百姓，即使是从事文化、教育、传媒等行业的人士，也多半不具有科举常识，如考试分几个层次、考试科目、考试程序、兴起和消亡的历史背景等等。更不用说对考试的科目如八股文、试帖诗、策论等文体的基本特点有所了解了。以“八股文”为例，今日它基本上成为一个用来形容行文僵化老套的贬义词，用之者甚广，可又有几人读过一两篇甚至一两段八股文？知道何谓“破题”“起讲”“提比”“中比”？而在1905年以前，各类八股文的范文选集（即所谓“程墨”）犹如今日高考模拟试卷一样泛滥，凡决心应举业者，哪个不备有几本？一种曾经让中国人为之狂热追捧的考试制度，
几种流行中国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文体，一下子就在这块土地上消失得如此彻底，这不应该是正常的历史演进过程，也不应是民族文化传统重要一环所遭受的命运。尽管，当下已不需要科举取士了，八股文、试帖诗、策论已没有了实际功能，但若想要对中国传统文化有比较全面的了解和中肯的评价，进而能以历史的眼光来看待过去几百年的学术变迁、思想潮流和文风士风，科举常识是绕不过的内容，而且以科举作为切入点，或许更能精准地探其脉络，导其源流。
近年来，科举又引起了文化界一些人的兴趣，在2005年科举废除100周年时，《新京报》等媒体以相当大的篇幅介绍了科举，一些有关科举的图书也接连出版。可是，媒体的热炒往往有如一阵风，风过无痕。而相关图书也多是一些业已过世的老学者的著作出版或再版，如齐如山、邓云乡、启功、张中行等人，这些老先生距科举时代不远，有些甚至亲历过科举，撰文多从个人记忆出发，显得真切而有趣。今日，读者的知识结构和审美趣味已有相当的变化，应该有一套以现代人的眼光来综合、全面介绍科举文化的普及型读物。蔺德生、赵萍伉俪合著的《“鲤鱼跃龙门”——中国科举文化常识》丛书（五本），就是这类普及型读物。其叙述的语言风格充分考虑了现代人的阅读习惯，明白通晓，然却无穿凿附会或妄加论断的毛病，而是言之有据，持论公允。这套丛书分别从“八股文”“试帖诗”“策文”“科举轶事”“鼎甲小传”五个层面，全方位地对中国科举考试的源流、发展、特点以及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做了精到的评介，知识性、趣味性和资料性兼具。
两位作者并非科举史研究的专业人士，但因为长期收集古籍，遂对科举这项中国皇权社会最为重要的制度之一发生兴趣，浸淫其中多年，收集了大量有关科举的资料，又经过数年的笔耕，才写就这五本书，可见作者态度的严肃和认真。
由收集古籍而涉猎科举史研究，这是一条很自然的路径。中国历代流传下来的古籍浩如烟海，从大的功能而言，当然是承载、传播了中华文化。但若从较为功利的角度分析，其中许多典籍是因科举而被长期重视，所以才能一代代翻印，传至后世。《四书》《五经》自不待言，即便是其他的经、史、子、集或历代王朝的诰令、律例、奏章汇编，几乎都是科举的参考书。若无“科举”这一功利性极强的制度运行近一千五百年，以典籍作为重要承载形式的中华文化能否如此生命力顽强，历久弥新，我以为要打个问号。
阅读古人写的诗文，再对照今人的行文，许多人有这种感觉：今人行文不够雅训精准。同样一件事，古人叙述显得美妙典雅，今人说出来，意思是到了，但总觉得差点什么。如中华初民所吟咏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若翻译成白话文，索然无味。今天大多数的读书人，显然已不可能找回古代那种言说方式，因为这种言语交流的共同体已消失了，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究其原因，当然有人会说这是白话文运动使然，上世纪初伴生于“新文化运动”的“白话文运动”，其历史功绩已受到肯定。推行白话文有利于普及教育，但白话文和古文不是非此即彼不可相容的关系，古文功底好的人，其白话文也会写得好。我们看鲁迅、周作人、沈从文、郁达夫等人的有些白话文篇章，那种意境、格调和《世说新语》及明朝人小品文很像，无古文功底的人是写不出来的。那么，白话文怎么能一下子就让古文退出国人的日常交流的话语体系呢？归根结底，还是1905年的废科举。科举时代的教育，可以说就是为参加科考准备的，而不是仅仅识几个字。如蒙学教育中要求朗读课文拖长声调，要求学生明白字之源流及其同义词，重视字的音韵，训练对对子，用《三字经》这样的开蒙读物灌输圣贤所主张的价值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