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拉美文学爆炸”的两位主将，也是至交好友加西亚?马尔克斯与巴尔加斯?略萨在墨西哥的一家影院门口大打出手。关于这次决裂，坊间传闻是因为女人，官方说法是友谊破裂，但是也就是在那个挥拳相向的夜晚之后，这对曾经的亲密战友渐行渐远，最终“大路朝天，各走一边”。马尔克斯始终无悔青年时代的选择，坚守左翼政治的抱负，不遗余力地抨击美国对于拉丁美洲的政治经济殖民。略萨则迅速切换跑道成为新自由主义拥趸，甚至一度代表右翼政党角逐总统候选人。
　　2010年当略萨终于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加冕，跟马尔克斯“打了个平手”之后，全世界的读者都翘首期待这两位才华横溢的拉美作家冰释前嫌，共同沐浴在诺贝尔的普世荣光中。书商们更是加紧策划两人的合集，推动互作序言的“文字外交”。不过当事人似乎并不领情，依旧以一副老死不相往来的样子，继续别扭着。第三世界知识分子截然不同的政治立场、道路选择，成为这场持续30多年的分道扬镳背后，真正的春秋大义。
　　文坛风云
　　有“学术摇滚明星”之称的斯洛文尼亚学者齐泽克，曾提出一个观点来理解知识群体的论争：即那些表面看上去似乎纯属秀才掐架的口水官司，其实内里联系着远为宽广的社会空间，牵涉着政治乃至经济实力的明争暗斗，同时也意味着文化格局的重新排兵布阵。正是社会群体、政治联盟不断地利益分化，使得知识群体对不同立场、不同道路的选择，最终以文字硝烟乃至文化风云的样态浮出历史地表。所以，当保罗?德曼在二战时期的反犹写作，触发了整个学界对于解构主义批评的质疑与辩护时；当“卡索尔大战”挑起人文-自然知识分子两军对阵时，那并非是简单的文人相轻，也绝不是厚黑学的文坛实践，而是以晴雨表般的敏锐泄露了真切的政治动荡，见微知著地率先提示了正在分化重组中的利益格局。在此，走上“占领华尔街”街头，忙着将政治事件理论化的齐泽克，也再度打开了理论事件政治化的空间与希望。
　　倘若切换回中国频道，无论如何都不能错过的人物恐怕要算鲁迅，他当之无愧应是现代文坛上参与论战最多、最长、也最知名的文化人。晚近研究对于鲁迅嬉笑怒骂的杂文，以及他贯穿了上世纪几乎整个20~30年代的笔头论战，或是抱着同情之理解的态度，举证鲁迅大义当头，绝无私怨；或是在和平主义的旗帜下，评判鲁迅刻薄有余，温厚不足。如果以齐泽克的观点看去，“杂文”本就是一种现代性文体，它恰好是现代知识分子在现代传播媒介（报纸）中，与他所处时代的社会思想、文化现实，遭遇并发生有机联系的重要而有效方式。硝烟四起的文字疆场，正是激荡时代里社会症候的表征，政治、经济、文化的多重角逐在这个疆域里公开扭结、显影放大。
　　上个世纪20~30年代的中国，外国势力忙着寻找本土代理人，民族资本家急于站稳脚跟扩充实力。遗老与海龟、旧派文人与新文化旗手，不约而同地在“五四”的余波袅袅中，重新辨明方向，再度整装待发。现代化的泰坦尼克巨轮已然出港，若隐若现的冰山各就各位，蠢蠢欲动，危机四伏。
　　就在此时，一个幽灵，一个叫鲁迅的幽灵，在中国文坛上游荡。他直指文化保守主义的软弱—“明知道读经不足以救国”，却以明确的后撤姿态，朝向传统文化寻求庇佑。鲁迅与学衡派的论争，不仅渐次拉开了20年代中国的文化帷幕，也使得从此以后，张皇四顾下传统文化的每一次复兴，都不得不面临鲁迅早已戳破的幻象：在被无情卷入资本主义现代性进程之后，未经染指的所谓国学国粹早已无处可循，更沒有如处子般纯洁的传统文化，抚慰知识分子们在风雨飘摇中忐忑不安的心情。如果已经沒有回头路可以返折，那么中国以何种方式完成现代性转型，加入全球性民族-国家角逐，依靠何种力量，团结哪些阶级，就成为曾经同仇敌忾的新文化阵营里，每个知识分子必须重新做出的思考与判断，这也必然导致整个知识界在持续的论战中，走向不断分化与裂变。
　　对于大多漂洋过海、负笈欧美的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来说，西方是一个多重纠葛的冲突所在，相对于“落后”的中国，它是文明的至高点，面对民族家国，它又是残暴的侵略者，在仰视西方文明的目光中，直面帝国的阴影与血腥，这是一个知识挑战，亦是一个政治困境。同时，对于大多出身富庶之家的知识阶层来说，以“非暴力不合作”的态度与军阀官僚、强权政府划清界限，未尝不是乱世离恨的首选之策，但是敢不敢、能不能、愿不愿肯定群众运动，将他们作为未来中国的政治主体，并与他们并肩作战，则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政治抉择。
　　社会变局
　　所有这些论争中，不是沒有人世纠葛，也绝非全无利益缠绕，龙争虎斗、陈仓暗渡恰恰是社会变局的产物，是知识论争背后真正的历史主谋。今天我们依然绕不开鲁迅，或情愿或不情愿地提起他，究其原因，不仅在于他的骨头是最硬的，更因为在历史的每一个关口，社会的每一个拐点，他都以亲历者少有的清醒，参与了历史进程，不向权势投降，也不向利益低头，所以他确乎有资格站在现代中国激荡风云的入口处，说一句“一个都不宽恕”的终结之语。鲁迅“一个都不宽恕”，照样也不需要被宽恕，对于现代中国来说，他就是一道血淋淋的伤口，不结痂不愈合，每到文坛风云又起的时候，看着知识界再度旧瓶装新酒般地一路左摇右摆。
　　完全从道德学、伦理课的角度，评价历史进程中知识分子的坚守与妥协，抗争与沉默，不仅有失公允，更有偷梁换柱、欲盖弥彰之嫌。知识论争在几度沉浮中，始终是随着历史主体更迭交替，在社会进程中调整转向。
　　“知识分子”是一个现代的概念。借用皮埃尔?布尔迪厄刻薄但不乏真知灼见的讽刺是，谁会关心有关知识分子的话题呢，也只有知识分子自己。纵观思想史哲学史，提出过、研究过知识分子问题的，也多是转折年代里，被何去何从的选择焦虑症困扰的学者们。这其中不能不提及的是葛兰西关于“有机知识分子”的构想。在葛兰西看来，正是社会群体的不断分化，多重利益的盘根错节，使得知识分子的概念，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扩充，学者、艺术家、媒体人、电影从业者都在成为广义上的知识分子，当他们自觉参与到特定利益集团的构建与发展中时，就担当起了“有机知识分子”的角色，所以在当代社会利益主体不断多元化的背景下，每一个阶层联盟、每一个身份群落都拥有自己的“有机知识分子”。这一方面回应了齐泽克的观点—表面上的笔墨官司里，激荡着社会变局，时代风云；同时也意味着，知识分子将以各种各样的文化生产，参与到历史进程中，智识生活并非被隔绝在校园高墙和特定专业领域之内。
　　我们曾经在柏林墙倒塌、冷战终结的喜悦中，期待一个一笑泯恩仇的喜剧故事。谁知倏忽之间，全球性的贫穷柏林墙、隔离带正在重新堆砌起来，在新一轮的经济危机、政治动荡中，贫富对峙、资源争夺以空前的紧迫性，再度提醒我们，百年来资本主义发展的模式之痛还在继续肿胀，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依旧步履沉重。曾经迫使鲁迅著文回应的挑战，照样还在困扰着当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们。所以，知识论争有待在政治化的语境中，重新被评估与书写，重要的不是分出胜负，而是让矛盾纠葛、利益冲突浮出历史地表，再度改写知识生产的起点与地平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