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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是中国“十一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在全国“两会”召开前夕，《瞭望东方周刊》在北京和浙江两地采访了数位具有代表意义的民营企业家。
他们所在的地域行业不同，发展规模各异，但相同的是，他们对“十一五”期间的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充满了信心，他们对民营经济的现状与未来有着清醒和深刻的认识。表达了一个共同的心声：民营企业期待发展新空间。
段永基：要克服旧有观念和体制的惯性
谈起民营企业，特别是科技型民营企业的发展状况，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民营科技实业家协会理事长、四通公司董事长段永基认为，民营科技企业能够迅速发展的主要原因，得益于国家改革开放后的宽松环境和政策支持。可以说，中国民营经济迎来了自己发展史上最有希望的新阶段。
不过，他也向《瞭望东方周刊》指出，虽然关于非公有制经济的政策理论已有重大突破，而且民营经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但由于旧有观念和体制的惯性，民营企业享受不到公平国民待遇的现象仍然存在，许多民营科技企业由此失去了市场机遇，因而需要“十一五”期间进一步改善。
首先，与国有企业、外资企业相比，民营企业无论是在市场准入方面，还是资源获得方面，都受到程度不等的限制，是“次国民待遇”。
例如，目前国内有70多个行业允许外资企业进入，而民营企业却不能全部都进。特别是电信、石油、天然气、电力等行业，外资企业可以进入，但是不允许民营企业进入。又如，在过于复杂繁琐的审批制度中，注册、征地、取得经营许可、进入新的行业、投资立项等方面，对非公有制经济的制约比对公有制经济要大得多，因为公有制经济在几乎所有的领域都是“已进入者”，大多不需要再通过审批和许可。
其次，缺乏更有力度的创新激励机制。民营科技企业现在有两类，一是上世纪80年代初期创办、以技工贸起家的，包括联想、方正、四通等企业，虽然现在已具一定规模，但与国际竞争对手相比，还有相当大的差距。二是上世纪90年代以后诞生的新生代技术开发型企业，他们的特点是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靠自身的技术竞争能力创业发展，但由于这些创业型企业规模小、实力弱，从银行贷款比较难，加上中国至今还未形成有利于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投融资体系，目前多数处于资金匮乏难以实现规模化的境地。
段永基强调，科技创新投融资体制的建设，特别是如何开放民间资本和进行产业资本调整，应是当前改善民营企业发展环境最紧迫解决的事情。
夏士林：长三角民企有三个共性瓶颈
全国人大代表、升华集团董事长夏士林，对于企业在“十五”期间的成就颇为自豪。他告诉《瞭望东方周刊》：“2000年，升华集团从乡镇企业改制为民营企业，到了2005年，公司实现销售收入40．2亿元、出口创汇1．6亿美元、税利2．9亿元，三项主要经济指标均创历史新高。”
对于民营企业发展遇到的瓶颈，夏士林说得直接而坦率。夏士林认为，作为长江三角洲的民营企业，升华集团面临的瓶颈和障碍，还是具有长三角的共性：一是土地紧张，二是电力紧张，三是融资问题。
对于土地紧张，夏士林告《瞭望东方周刊》，“就目前而言，升华集团所在的德清每年的土地指标很少，县里的开发区土地非常紧张。土地紧张的结果只能是产业转移。我们把企业放在内蒙古的呼和浩特，那边的土地、电力、煤炭等资源十分便宜，劳动力价格和粮食价格也低，因此，把企业放在那边，成本可以降低25％左右，产品竞争力显而易见。”
夏士林希望突破的第二个瓶颈是电力紧张。他告诉《瞭望东方周刊》，“我们这个行业比较特殊，生物发酵一年四季不能停电，停电一小时的话，相当于停一周。这几年浙江电力极度紧张，给我们造成了很大损失。仅最近两年，就给我们造成了4000多万元的直接损失。为了减少损失，我们这两年陆续投资建成了自备电厂，加上电力紧张的逐步缓解，这个瓶颈应该能顺利渡过。”
夏士林关注的第三个瓶颈是融资问题。
他说：“许多中小企业遇到的问题可能是融资难，但对于我们有一定规模的企业来说，融资应该说并不难，但融资比较烦。为什么烦恼呢，主要是信用制度体系还没有建立，企业要贷款，什么都需要担保，而担保要么是需要有效资产，要么是需要别的企业。但别的企业担保要承担连带责任，因此也往往十分谨慎。”
“因此，我们这样对资金需求比较大的企业，十分迫切地期待信用制度体系建立，即在整个融资过程中，信用担保的贷款多一点。但目前的情况是，中国的金融信用体系还很不完善，我们这样有一定规模的企业，整个融资中只有5000万元是完全的信用贷款，占我们融资总量的5％都不到，所以，希望国家信用体系能够尽快建立起来。听说信用制度好像在上海试点有三年时间了，每一个企业，每一个人，都要建立诚信档案。希望这个制度能早点推行。”
周晓光：公共服务要与经济发展匹配
全国人大代表、新光控股集团董事长周晓光，这位曾打广告征集议案的著名女企业家，为今年“两会”的准备工作忙得不可开交。这位三年前还在为五项议案全军覆没而苦恼的民营女企业家，今年一下子拿出42项议案。
周晓光告诉《瞭望东方周刊》，“我们企业自身发展遇到的外部问题不多，有些问题也不是新光所特有的。但感受比较深的是，现在的公共服务与经济发展不是很匹配。经济发展到一定的规模，公共服务也应该作相应的调整。”
周晓光说，“义乌尽管只是一个县级市，但实际上已是一个国际性的商贸城市，本市户籍人口为68万，而实际人口为170万左右，外来务工者和经商者超过百万，其中少数民族人口为2．6万，每年有6万多外国人在义乌临时居住，有7000多人在义乌长期定居。”
按照有些专家的说法，义乌如此复杂的人口状况和国际化程度，可能超过了有些省会城市。周晓光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以我的企业为例，公司5000多员工，来自20多省、区，市、15个民族。”
周晓光认为，作为一个县级市，义乌实际上要为170万人提供行政及公共服务，有六万多外国人发生涉外事宜，但是义乌现有的行政权限和公务员编制是按照本市户籍人口68万来定的，显然不能满足义乌发展需要。
周晓光还告诉记者，“义乌各种各样的事情很多，但以现有的权限和公务员数量根本忙不过来。地方的经济社会发展，因此而遭遇瓶颈，民营企业界也感到了普遍的困难，现在义乌各个行业的龙头企业，做事业的愿望也越来越强烈，政府也是相当重视。但是，许多因素不是企业家和地方政府所能左右的。”
她举例说，“比如义乌作为县级市， 土地指标就1000多亩，从义乌的快速发展看，可能就不够用了。现在义乌的法院人均办案115件，几乎是每人两天办一个案子，许多手续原本一个月可以办好的，现在可能需要几个月了。义乌有两万多少数民族人口、几大宗教，而市委统战部就这么几个人，怎么忙得过来呢?”
“公共服务和公共资源，不能简单按照地方行政级别来进行配置。”周晓光最后强调。
王文京：国际化是民企的第三次创业
从白手起家到打造出中国最大的独立软件公司，用友软件股份公司董事长王文京花了17年时间。他在向《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展望民营企业的未来时，使用了“国际化”三个字，并将此喻为中关村的第三次创业。
王文京说，中关村是科技型民营企业的发源地，已经历了两次艰难的创业。第一次创业始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其最具代表性的特征是体制创新，最响亮的口号是“下海”。这个时期，科技人员纷纷走进中关村创办高科技企业，涌现出一大批以四通为代表的民办集体企业，以联想为代表的国有民营企业，还包括像用友这样的民有民营企业。可以说，中关村“敢为天下先”的创新意识就是在这个时期确立的。
谈起当时中关村良好的创业气氛，王文京至今依然十分怀念，特别是对海淀区人才交流中心印象深刻。他告诉记者，通过人才中心可以从国家机关调配干部，也可以直接接收大学毕业生。这些措施现在看来十分平常，在当年却是不可想像的事情。正是借助于这个平台，一批又一批优秀人才来到中关村创业，他们所办的公司有许多成为今天中关村的支柱。
中关村的第二次创业始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其最具代表性的特征是产业化，最响亮的口号是“做大做强”。这个时期，联想、方正、用友等企业迅速发展成为国内的龙头企业，而且出现了一批上市公司。
与第一次创业以贸易为主不同的是，中关村的第二次创业逐步走向技工贸并重，发展重心也由电子一条街向上地转移。不少诞生于门脸房的企业盖起了办公楼，员工数量成倍增长，经营范围、规模迅速扩张。
以软件产业为例，北京市根据国务院的批复精神制定了优惠税收政策，一下子吸引了很多软件公司和高级软件人才，而这项政策一年之后才被推广到全国。就是这短短一年的时间差，使北京的软件产业抢得先机，产值、核心技术数量、质量等多项指标都在国内一骑绝尘。可以说，如果没有鼓励产业化、规模化的政策，中关村的企业特别是民营科技型企业很难像现在这样辉煌。
王文京认为，中国加入WTO后，中关村的科技型民营企业开始面对激烈的国际竞争，无论是联想面对戴尔，还是用友面对微软，都是无法回避的。如果民营企业只满足于国内领先，固守国内市场，很难赢得这场较量，因此尽快实现国际化已无法回避。
在制造业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国际分工重新调整后，新一轮的以知识型服务业为代表的国际分工又拉开调整序幕，拥有人才优势的印度、中国、俄罗斯将直接受益。显然，印度已成为领跑者。
从国内来看，如果说东莞、惠州、宁波、苏州的制造业具有优势，那么知识型服务业则是北京、上海、深圳等大城市的长项，其中北京又最具优势。这为民营企业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
王文京说，中关村每一个有抱负的企业，不论是国有还是民营，都应该确立国际化的目标。用友在新发布的三年战略中明确提出，通过实现国际化，到2010年进入全球软件企业50强，最终打造一个世界级的、拥有上万名软件工程师的企业。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用友确定了分两步走的战略，即首先在国内市场跟微软、甲骨文等跨国公司竞争，然后走出国门到国际市场上与强手直接对话。
王文京很赞赏深圳华为公司，认为它是国内最成功的国际化企业。此外，像中关村的中星微、亚信等由海归留学人员创办的企业一开始就站在国际化的起点上，其技术、产品都以国际化作为标准。它们是中关村国际化的先行者，也是其他企业的榜样。他认为，从硅谷到班加罗尔，每一个能影响世界的高新技术基地都走过了孕育、壮大、国际化这个历练过程，中关村若想跻身其间，必须进行第三次创业。
王文京认为，科技型民营企业要想实现国际化的理想，离不开国家的扶持。
一是应加大对国内大型及中大型软件企业扶持力度，给予相关税费负担、融资贷款、国家大型信息化建设项目承担等方面的更优惠政策，涉及国家安全的重点信息化建设项目交给国内领先的、有规模的软件企业承建。
二是加大企业自主研发和创新的扶持力度，由部分实力强的著名企业承建国家级重点试验室并推动国家重点课题的研究，推动各类应用产品的市场开发。
三是建议国家尽快出台相关法律，制止部分国外企业所展开的不正当竞争，比如免费向客户赠送产品、挤压国内企业生存空间等，建立公平、公正的市场竞争环境。
四是确立北京“软件之都”的产业发展战略，通过聚焦发展产业中心区，加快中国软件产业发展；尤其建议国家可以将北京海淀山后地区规划发展成为中国软件研发与出口的产业中心带，在其中培育产业链、产业集群，培育发展世界级软件企业。
王文京坦言，跨越国际化这道门槛并非易事。作为企业来讲，必须首先树立国际化的意识，然后打造过硬的核心技术与产品、研发能力、销售服务经营体系、管理体系及人才团队。作为政府来讲，需要在规划、政策等方面引导、鼓励中关村的企业向世界冲刺，并全力培育一批民族的世界级公司。这对中关村、北京乃至全国的民营企业都具有重大意义。
他们所在的地域行业不同，发展规模各异，但相同的是，他们对“十一五”期间的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充满了信心，他们对民营经济的现状与未来有着清醒和深刻的认识。表达了一个共同的心声：民营企业期待发展新空间。
段永基：要克服旧有观念和体制的惯性
谈起民营企业，特别是科技型民营企业的发展状况，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民营科技实业家协会理事长、四通公司董事长段永基认为，民营科技企业能够迅速发展的主要原因，得益于国家改革开放后的宽松环境和政策支持。可以说，中国民营经济迎来了自己发展史上最有希望的新阶段。
不过，他也向《瞭望东方周刊》指出，虽然关于非公有制经济的政策理论已有重大突破，而且民营经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但由于旧有观念和体制的惯性，民营企业享受不到公平国民待遇的现象仍然存在，许多民营科技企业由此失去了市场机遇，因而需要“十一五”期间进一步改善。
首先，与国有企业、外资企业相比，民营企业无论是在市场准入方面，还是资源获得方面，都受到程度不等的限制，是“次国民待遇”。
例如，目前国内有70多个行业允许外资企业进入，而民营企业却不能全部都进。特别是电信、石油、天然气、电力等行业，外资企业可以进入，但是不允许民营企业进入。又如，在过于复杂繁琐的审批制度中，注册、征地、取得经营许可、进入新的行业、投资立项等方面，对非公有制经济的制约比对公有制经济要大得多，因为公有制经济在几乎所有的领域都是“已进入者”，大多不需要再通过审批和许可。
其次，缺乏更有力度的创新激励机制。民营科技企业现在有两类，一是上世纪80年代初期创办、以技工贸起家的，包括联想、方正、四通等企业，虽然现在已具一定规模，但与国际竞争对手相比，还有相当大的差距。二是上世纪90年代以后诞生的新生代技术开发型企业，他们的特点是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靠自身的技术竞争能力创业发展，但由于这些创业型企业规模小、实力弱，从银行贷款比较难，加上中国至今还未形成有利于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投融资体系，目前多数处于资金匮乏难以实现规模化的境地。
段永基强调，科技创新投融资体制的建设，特别是如何开放民间资本和进行产业资本调整，应是当前改善民营企业发展环境最紧迫解决的事情。
夏士林：长三角民企有三个共性瓶颈
全国人大代表、升华集团董事长夏士林，对于企业在“十五”期间的成就颇为自豪。他告诉《瞭望东方周刊》：“2000年，升华集团从乡镇企业改制为民营企业，到了2005年，公司实现销售收入40．2亿元、出口创汇1．6亿美元、税利2．9亿元，三项主要经济指标均创历史新高。”
对于民营企业发展遇到的瓶颈，夏士林说得直接而坦率。夏士林认为，作为长江三角洲的民营企业，升华集团面临的瓶颈和障碍，还是具有长三角的共性：一是土地紧张，二是电力紧张，三是融资问题。
对于土地紧张，夏士林告《瞭望东方周刊》，“就目前而言，升华集团所在的德清每年的土地指标很少，县里的开发区土地非常紧张。土地紧张的结果只能是产业转移。我们把企业放在内蒙古的呼和浩特，那边的土地、电力、煤炭等资源十分便宜，劳动力价格和粮食价格也低，因此，把企业放在那边，成本可以降低25％左右，产品竞争力显而易见。”
夏士林希望突破的第二个瓶颈是电力紧张。他告诉《瞭望东方周刊》，“我们这个行业比较特殊，生物发酵一年四季不能停电，停电一小时的话，相当于停一周。这几年浙江电力极度紧张，给我们造成了很大损失。仅最近两年，就给我们造成了4000多万元的直接损失。为了减少损失，我们这两年陆续投资建成了自备电厂，加上电力紧张的逐步缓解，这个瓶颈应该能顺利渡过。”
夏士林关注的第三个瓶颈是融资问题。
他说：“许多中小企业遇到的问题可能是融资难，但对于我们有一定规模的企业来说，融资应该说并不难，但融资比较烦。为什么烦恼呢，主要是信用制度体系还没有建立，企业要贷款，什么都需要担保，而担保要么是需要有效资产，要么是需要别的企业。但别的企业担保要承担连带责任，因此也往往十分谨慎。”
“因此，我们这样对资金需求比较大的企业，十分迫切地期待信用制度体系建立，即在整个融资过程中，信用担保的贷款多一点。但目前的情况是，中国的金融信用体系还很不完善，我们这样有一定规模的企业，整个融资中只有5000万元是完全的信用贷款，占我们融资总量的5％都不到，所以，希望国家信用体系能够尽快建立起来。听说信用制度好像在上海试点有三年时间了，每一个企业，每一个人，都要建立诚信档案。希望这个制度能早点推行。”
周晓光：公共服务要与经济发展匹配
全国人大代表、新光控股集团董事长周晓光，这位曾打广告征集议案的著名女企业家，为今年“两会”的准备工作忙得不可开交。这位三年前还在为五项议案全军覆没而苦恼的民营女企业家，今年一下子拿出42项议案。
周晓光告诉《瞭望东方周刊》，“我们企业自身发展遇到的外部问题不多，有些问题也不是新光所特有的。但感受比较深的是，现在的公共服务与经济发展不是很匹配。经济发展到一定的规模，公共服务也应该作相应的调整。”
周晓光说，“义乌尽管只是一个县级市，但实际上已是一个国际性的商贸城市，本市户籍人口为68万，而实际人口为170万左右，外来务工者和经商者超过百万，其中少数民族人口为2．6万，每年有6万多外国人在义乌临时居住，有7000多人在义乌长期定居。”
按照有些专家的说法，义乌如此复杂的人口状况和国际化程度，可能超过了有些省会城市。周晓光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以我的企业为例，公司5000多员工，来自20多省、区，市、15个民族。”
周晓光认为，作为一个县级市，义乌实际上要为170万人提供行政及公共服务，有六万多外国人发生涉外事宜，但是义乌现有的行政权限和公务员编制是按照本市户籍人口68万来定的，显然不能满足义乌发展需要。
周晓光还告诉记者，“义乌各种各样的事情很多，但以现有的权限和公务员数量根本忙不过来。地方的经济社会发展，因此而遭遇瓶颈，民营企业界也感到了普遍的困难，现在义乌各个行业的龙头企业，做事业的愿望也越来越强烈，政府也是相当重视。但是，许多因素不是企业家和地方政府所能左右的。”
她举例说，“比如义乌作为县级市， 土地指标就1000多亩，从义乌的快速发展看，可能就不够用了。现在义乌的法院人均办案115件，几乎是每人两天办一个案子，许多手续原本一个月可以办好的，现在可能需要几个月了。义乌有两万多少数民族人口、几大宗教，而市委统战部就这么几个人，怎么忙得过来呢?”
“公共服务和公共资源，不能简单按照地方行政级别来进行配置。”周晓光最后强调。
王文京：国际化是民企的第三次创业
从白手起家到打造出中国最大的独立软件公司，用友软件股份公司董事长王文京花了17年时间。他在向《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展望民营企业的未来时，使用了“国际化”三个字，并将此喻为中关村的第三次创业。
王文京说，中关村是科技型民营企业的发源地，已经历了两次艰难的创业。第一次创业始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其最具代表性的特征是体制创新，最响亮的口号是“下海”。这个时期，科技人员纷纷走进中关村创办高科技企业，涌现出一大批以四通为代表的民办集体企业，以联想为代表的国有民营企业，还包括像用友这样的民有民营企业。可以说，中关村“敢为天下先”的创新意识就是在这个时期确立的。
谈起当时中关村良好的创业气氛，王文京至今依然十分怀念，特别是对海淀区人才交流中心印象深刻。他告诉记者，通过人才中心可以从国家机关调配干部，也可以直接接收大学毕业生。这些措施现在看来十分平常，在当年却是不可想像的事情。正是借助于这个平台，一批又一批优秀人才来到中关村创业，他们所办的公司有许多成为今天中关村的支柱。
中关村的第二次创业始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其最具代表性的特征是产业化，最响亮的口号是“做大做强”。这个时期，联想、方正、用友等企业迅速发展成为国内的龙头企业，而且出现了一批上市公司。
与第一次创业以贸易为主不同的是，中关村的第二次创业逐步走向技工贸并重，发展重心也由电子一条街向上地转移。不少诞生于门脸房的企业盖起了办公楼，员工数量成倍增长，经营范围、规模迅速扩张。
以软件产业为例，北京市根据国务院的批复精神制定了优惠税收政策，一下子吸引了很多软件公司和高级软件人才，而这项政策一年之后才被推广到全国。就是这短短一年的时间差，使北京的软件产业抢得先机，产值、核心技术数量、质量等多项指标都在国内一骑绝尘。可以说，如果没有鼓励产业化、规模化的政策，中关村的企业特别是民营科技型企业很难像现在这样辉煌。
王文京认为，中国加入WTO后，中关村的科技型民营企业开始面对激烈的国际竞争，无论是联想面对戴尔，还是用友面对微软，都是无法回避的。如果民营企业只满足于国内领先，固守国内市场，很难赢得这场较量，因此尽快实现国际化已无法回避。
在制造业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国际分工重新调整后，新一轮的以知识型服务业为代表的国际分工又拉开调整序幕，拥有人才优势的印度、中国、俄罗斯将直接受益。显然，印度已成为领跑者。
从国内来看，如果说东莞、惠州、宁波、苏州的制造业具有优势，那么知识型服务业则是北京、上海、深圳等大城市的长项，其中北京又最具优势。这为民营企业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
王文京说，中关村每一个有抱负的企业，不论是国有还是民营，都应该确立国际化的目标。用友在新发布的三年战略中明确提出，通过实现国际化，到2010年进入全球软件企业50强，最终打造一个世界级的、拥有上万名软件工程师的企业。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用友确定了分两步走的战略，即首先在国内市场跟微软、甲骨文等跨国公司竞争，然后走出国门到国际市场上与强手直接对话。
王文京很赞赏深圳华为公司，认为它是国内最成功的国际化企业。此外，像中关村的中星微、亚信等由海归留学人员创办的企业一开始就站在国际化的起点上，其技术、产品都以国际化作为标准。它们是中关村国际化的先行者，也是其他企业的榜样。他认为，从硅谷到班加罗尔，每一个能影响世界的高新技术基地都走过了孕育、壮大、国际化这个历练过程，中关村若想跻身其间，必须进行第三次创业。
王文京认为，科技型民营企业要想实现国际化的理想，离不开国家的扶持。
一是应加大对国内大型及中大型软件企业扶持力度，给予相关税费负担、融资贷款、国家大型信息化建设项目承担等方面的更优惠政策，涉及国家安全的重点信息化建设项目交给国内领先的、有规模的软件企业承建。
二是加大企业自主研发和创新的扶持力度，由部分实力强的著名企业承建国家级重点试验室并推动国家重点课题的研究，推动各类应用产品的市场开发。
三是建议国家尽快出台相关法律，制止部分国外企业所展开的不正当竞争，比如免费向客户赠送产品、挤压国内企业生存空间等，建立公平、公正的市场竞争环境。
四是确立北京“软件之都”的产业发展战略，通过聚焦发展产业中心区，加快中国软件产业发展；尤其建议国家可以将北京海淀山后地区规划发展成为中国软件研发与出口的产业中心带，在其中培育产业链、产业集群，培育发展世界级软件企业。
王文京坦言，跨越国际化这道门槛并非易事。作为企业来讲，必须首先树立国际化的意识，然后打造过硬的核心技术与产品、研发能力、销售服务经营体系、管理体系及人才团队。作为政府来讲，需要在规划、政策等方面引导、鼓励中关村的企业向世界冲刺，并全力培育一批民族的世界级公司。这对中关村、北京乃至全国的民营企业都具有重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