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１９８０年１１月，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公审陈伯达。人们关注的目光再次投向了已经沉寂了１０年的陈伯达。陈伯达还活着，但已经老了。１９７０年庐山会议陈伯达倒台时，他已经６６岁了。按中国传统的算法，他那时已进入晚年。晚年的陈伯达，又经历了一段特殊的生活。
从人生的高峰跌落
１９７０年，陈伯达精神抖擞地上了庐山，不久，他又愁眉苦脸地下了庐山，其原因，就是在中共中央九届二中全会上，他为了帮助林彪抢班夺权而鼓吹天才论，主张设国家主席，而挨了毛泽东的批。
就是在那次会上，毛泽东写了《我的一点意见》，矛头直指陈伯达，把陈伯达比做“号称懂得马克思，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的人，说他“欺骗了不少同志”，还形容陈伯达在庐山的活动是“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惟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宣布对陈伯达进行审查。此后，中央在全党展开了“批陈整风”运动。这次庐山会议，使陈伯达从人生的高峰跌落下来。这位原来的中共第四号领导人从此不再露面了。
但一开始，毛泽东只认定陈伯达是“假马克思主义者，野心家，阴谋家”。毛泽东开展“批陈整风”的目的，也是为了使全党弄清什么是唯物主义反映论，什么是唯心主义先验论。当时，毛泽东对这位从延安时起就一直当自己第一号政治秘书的“老夫子”（毛泽东经常这样称呼陈伯达），还不想整得过分，还是想要保一保陈伯达。正是基于这一想法，毛泽东在庐山上，就应陈伯达的要求，与陈伯达见了面，和他谈了一次话。毛泽东能见陈伯达并和他谈话，说明毛泽东当时还是把陈当作自己人。
那次谈话的气氛也是很轻松的。毛泽东一见陈伯达的面，就先开口批评陈伯达说：你这两年总是躲着我，也不来看一看我，你陈伯达的官做大了，有架子了，不再自己动笔写文章了，总是动一动嘴，让手下的人写，这样下去，能不出修正主义吗？这些话的出发点和真正打算，还是想批陈又保陈，毛泽东还是善意对待陈伯达的。谈话中，陈伯达向毛泽东作了检查，说自己宣传“天才论”，是错误的，主张设国家主席，也错了，自己没有听主席的话，犯了大错误，自己一定认真检查。当时，陈伯达没有提及与林彪的关系，毛泽东虽然内心已经十分清楚陈伯达和林彪搞在了一起，但也没有追究。正如后来毛泽东巡视大江南北时所说的，他当时还是要保一保林彪，既然想要保林彪，自然也不会向陈伯达追究这样的事。但是，他对陈伯达和林彪搞在一起还是不满意的。他是想让陈伯达从此“煞车”，不再和林彪一起搞小集团活动。他让陈伯达和反对他的人好好谈谈，这些反对他的人，就是指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当时，江青、康生他们正揪住陈伯达不放。毛泽东也深知，陈伯达要解脱，必须过他们这些人的“关”。因此，毛泽东对陈伯达说：你要找康生、江青他们谈谈，接受他们的批评，和他们“团结起来”。毛泽东还让秘书给康生打电话，谈了他的意见，并且让康生通报给江青。毛泽东是为陈伯达着想，真心想拉他一把。对此，陈伯达也感觉到了。
陈伯达从心里不愿意和康生、江青他们谈。但为了“过他们这一关”，只好在第二天硬着头皮去江青的住处。江青一见陈伯达，就对他冷嘲热讽，然后把陈伯达领到了康生那里。张春桥、姚文元已经在康生那里等着批陈伯达了。他们表情冷漠。康生更是“一脸原则”的样子。陈伯达刚坐下，他们就接连发言，对陈伯达轮番轰炸。张春桥说陈伯达一贯反对毛主席，就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还鼓吹惟生产力论，现在又鼓吹天才论，是老牌唯心主义者。江青说陈伯达从来就不听毛主席的，过去跟王明、刘少奇、邓小平反对毛主席，现在又鼓吹天才论。康生则追问陈伯达的历史。姚文元说陈伯达抢宣传理论的权，是别有用心。陈伯达也向他们作了检查，并且表示要写一个书面检查，交给全体中央委员，请大家批评。康生表示，他可以帮助陈写检查。陈伯达同意了。康生帮助陈伯达写了检查稿。这份检查稿上的“纲”很高，把问题说得十分重。康生交给毛泽东看，毛泽东不满意，认为没有必要上那么高的“纲”，让康生交给周恩来看。周恩来与毛泽东的看法一样，也认为不要提得那样高，讲了几条修改意见。康生只好照毛、周的意见去修改，改后交给陈伯达看，陈伯达略作了一点文字修改，就同意下发了。
陈伯达写了检查，但江青和康生还是没有放过陈伯达。他们在背后又搞了一个关于陈伯达历史和现实问题的材料。材料的历史部分，认定陈是国民党特务、叛徒、托派。他们不久将这些材料上报给了毛泽东。
接着，陈伯达的问题升级了。１９７１年上半年，陈伯达的问题被“扩大传达”至全国基层党组织，陈伯达也被定性为国民党反共分子，混入党内的特务，一贯跟随王明、刘少奇反共。１９７１年“九一三”林彪叛逃事件之后，陈伯达的问题被进一步升级。他被定性为国民党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务、修正主义分子。原来陈伯达只被禁闭在家里，“九一三”事件后，陈被押送到秦城监狱。他一见牢房中的情况，便知道自己凶多吉少。于是他向看押人员高声喊叫道：“我不是国民党特务，我在阜平做过一件好事，请你们转告毛主席。”当时在场的人谁也不知道陈伯达说这些话是什么意思，便逐级上报给毛泽东。毛泽东却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原来，１９４８年，毛泽东曾住在河北省阜平县的一个小村庄里。毛泽东的行踪被国民党特务侦知，国民党派飞机来轰炸毛泽东的住所，被陈伯达等发觉，陈急忙跑到毛泽东住处去叫毛泽东转移，从而使毛泽东幸免于难。１９７１年陈伯达在狱中的这一声高叫，就是叫给毛泽东听的，就是向毛泽东提起历史上这件事。他认为，毛泽东听到汇报后，就会回忆起往事，心中就会明白：如果陈伯达是国民党特务，在那个时候，是肯定不会去救自己的。
这次陈伯达想对了。他情急之下这一声高叫，不仅救了自己一命，也改变了他晚年的命运。毛泽东对陈伯达与林彪搞到一起、鼓吹“天才论”、为林彪篡党夺权服务等罪行还是要批的，但他是个念旧的人，他要保护陈伯达的生命安全，保障他的身体健康。因此，毛泽东决定，关押陈伯达，但要给陈伯达以较好的生活待遇。不仅如此，从那之后，全国性的政治运动从“批陈整风”转向了“批林整风”。批判陈伯达的文章在全国性的报刊上逐渐少了。陈伯达虽然仍被关在秦城监狱，但他的生活待遇却是很好的。监狱方面让陈伯达一个人住一座楼的第三层，在这层楼内，他可以自由走动。给他安排的伙食也很好，有书报看，还允许工作人员替陈伯达从家里拿一些书籍到秦城监狱来。在外面，批判陈伯达的风潮逐渐平静下来了，陈伯达的心情也平静了下来。他实际上是处于一种隐居状态。
保外就医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决定重新审理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案件（简称“两案”）。在重新审理中，对于如何处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成员的问题，党中央采取了慎重的态度。当时，有三种意见：一种是主张对这两个反革命集团的主要成员中罪大恶极者，应当处以死刑；一种是主张将他们当作政治犯，不予审判；一种是认为他们既然触犯了国家法律，就应该公审，但对他们应该实行一个不杀的方针。当时的中央领导采纳了最后一种意见。
“两案”中，陈伯达是个特殊人物。他在“文化大革命”中陷害了一些人，又参与了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活动，是这个集团中的主犯。但他是个文人，１９７０年就被隔离审查，没有参与林彪集团后来搞的政变和谋杀等活动。林彪自我爆炸后，他已被关进秦城监狱，没有参与“四人帮”的反革命活动。因此，他的问题有特殊性。但他毕竟是林彪集团的主犯，在“文化大革命”中也犯有罪行。而且，林彪、叶群已死，陈伯达就成了林彪集团中的头号主犯，当然要对他进行公审。
１９８０年，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经公审，判处陈伯达有期徒刑１８年，判决执行以前羁押的日期，以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这样，他实际上还有８年刑期。
此时，邓小平和胡耀邦了解到当初毛泽东对陈伯达的态度，认为毛泽东这样处理是对的，后继者也应该照样处理。于是，他们对陈伯达继续采取了优待政策，不仅保持了同以前一样好的生活待遇，而且，判决之后的第二年，即１９８１年的８月，陈伯达就获准保外就医。
当时，陈云、彭真等中央领导人针对如何对待林彪集团主犯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的问题，提出了这样一个意见：他们过去有战功，虽然犯了罪，但与“四人帮”不一样，应当给他们以很好的生活待遇。中央采纳了这个意见。而且对陈伯达还要宽大一些。
著名传记作家叶永烈先生曾经在陈伯达保外就医后多次采访陈伯达，在他写的《陈伯达传》中，对陈伯达出狱后的情况作了记述：陈伯达在获准保外就医后，政府把他安置在一座新楼的顶层的一套三居室的房子里，把他原在河北省工作的一个儿子一家三口调进北京安排了工作，这一家三口与陈伯达生活在一起，照顾陈伯达。陈家的隔壁住着公安人员（实际上是陈伯达的警卫，兼替他做些杂务）。陈伯达的卧室大约有十几平方米，整洁而简朴，地上铺着地毯，两个大书柜里放满了书。许多书是他让他儿子买的新书。读书看报是陈伯达的乐趣所在。他订有《人民日报》《参考消息》、《北京晚报》等报纸，每天读报很仔细，很注意国内外形势。他与邻居关系很好，如果陈伯达的儿子不在家，没有去取报纸，他的邻居就把报纸带上楼来，插在他家的门把手上。他的小孙子常到他的房间去，给他的晚年生活带来了欢慰。陈伯达晚年的视力和听力都还可以，他每天晚上必看电视新闻节目，也看电视里播的京剧或古装故事片。陈伯达的阅读兴趣很广泛，有马列著作，毛泽东著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的文选，中外哲学、文学、历史书籍，《本草纲目》、《诗经》、《易经》。此外，他还研读西方一些学者的新著，如《第三次浪潮》、《大趋势》等。他每日读书，也写点东西，晚年生活平静、幸福，儿子随和，儿媳妇贤惠，待他很好。他居住的地方十分宁静，除楼内居住的一个歌唱家的女高音偶尔飘过来之外，没有任何人打扰他的生活。陈伯达住到这里后，几乎足不出户，关起门来专心读书。他锻炼身体的惟一方法就是练书法，他还向来拜访的一些工作人员和叶永烈赠过字。陈伯达晚年的生活俭朴，总是穿着铁灰色的中山装，戴一顶藏青色的干部帽。冬季屋子里有暖气，他也要穿厚厚的衣服。工作人员经常来看他，问他有什么需要，但陈伯达从不提任何要求，但工作人员总是为他想到很多事情，预先为他解决生活中的问题。医院的医务工作者也经常来给陈伯达检查身体，一有小病，就及时给他治疗。１９８８年１０月，早已保外就医的陈伯达刑满，一位公安部的副部长专门给陈伯达举行了获释仪式。当时陈伯达因患前列腺肥大症住院，仪式就在医院里举行，这位公安部副部长向他宣布：今天是你服刑１８年的期满之日……他还让陈伯达讲了话。之后，党和政府还是让陈伯达照样过平静的生活，并且指定陈伯达为某个单位的人，由该单位负责照顾他。此后，逢年过节，单位都派人来看望陈伯达，每次都带来一些礼物。（以上内容见叶永烈著《陈伯达传》）
此时，陈伯达已经是一个自由而平静地生活的老人了。获释那年，他８８岁。
只向中央提了一个要求
陈伯达保外就医后，生活方面是有保障的。中央给他安排了较好的生活条件，加上他的儿子一家与他一起生活，大小事情都由他儿子、儿媳妇来办，中央安排的专门联系和照顾陈伯达的单位也经常派人去看望他，帮助他办一些事情。所以，陈伯达生活得很平静。
陈伯达除了受到上述照顾之外，中央有关部门经常派人去征求陈伯达的意见，问他还有什么要求没有。陈伯达一向生活俭朴，在生活方面没有什么更多要求。他一生只有两个嗜好，一是读书，二是吃水果。陈伯达保外就医后，中央每月给他一定的生活费。这笔生活费数目不小。但陈伯达总爱买书，特别是新出版的书，他很愿意买。买的书多，花费自然就大。陈伯达每月的生活费几乎全部用来买书，有时还不够用。当生活费不够用时，他就让他儿子买。他的吃和穿很简单，但要满足他的另一个嗜好--吃水果，就很难了。陈伯达吃水果吃得很多。这个习惯他早就有。每天，他早、中、晚都要吃一些水果，别的时间里有时也要吃一些。买书的花销太大，吃水果的开支就没有了。有时干脆吃不上水果。尽管中央经常征求他的意见，问他还有什么要求没有，他总是说没有任何要求。后来征求意见的次数多了，他才向中央提了一个要求：能不能给他一点吃水果的钱。中央当即同意在他的生活费之外，另给他２００元钱，供他买水果。这是晚年陈伯达提的惟一一个要求。
研究与写作
陈伯达１９８１年保外就医后，党和政府除了对陈伯达的生活给予优待外，还曾经请他做一些研究工作。当时的中共中央领导人胡耀邦曾经提出：陈伯达已经保外就医，他学问好，研究能力强，应当发挥他的这个专长，安排他为中央做一点研究工作。我们现在的改革和建设，遇到很多问题，需要研究，让陈伯达搞一点研究，研究出来的成果，我们可以参考。当时，中央领导人都赞成这个意见。于是，胡耀邦就对邓力群说：你过去和陈伯达一起工作过，和他较熟，可由你代表中央去和陈伯达谈一谈中央的这个意见，征求一下陈伯达的意见。几天后，邓力群和几个人一起约陈伯达，谈了中央的这个意见。陈伯达愉快地接受了这个任务。
从那以后，陈伯达更关注国内外的一些重大问题了，读的书也多为新近出版的中外政治理论书籍，他思考的重点，也转向了现实问题。陈伯达爱读书，爱研究。此后，他每天吃过早饭后便开始读书、研究资料、写作。他像一架机器一样，又转了起来。陈伯达过去就有思考问题严密、下笔慎重、文笔老到的特点，现在他写作时仍然保持了这个特点。陈伯达的身体状况还可以，头脑也清晰，研究问题也比较深入。他勤于动笔，把研究的心得写成文字，由工作人员交给中央。中央把这些研究成果印出十几份，有的用８开大纸印，有的用１６开纸印，有的标明作者陈伯达的名字，有的没有标作者名字，发给中央领导人作参考。晚年的陈伯达先后提交给中央的研究成果主要有：《试论一下日本的“生产率运动”》、《试说社会主义农业的若干问题》、《美日两国垄断资本的角逐和两国的“精神危机”》、《关于日本垄断资本主义的点滴》、《评美国人的两本书--“大趋势”和“第三次浪潮”》、《农业合作化的若干材料》、《“电子学革命”的公开战秘密战》、《黑格尔反对绝对……》等等。
在这些研究成果中，关于“电子学革命”问题，是陈伯达早在１９５８年就潜心研究的课题。当年，陈伯达曾就这一问题写出了一篇很长的报告稿，他拿这个报告稿，在中国科学院给高级研究专家们作过一次报告，很受欢迎。毛泽东当时也对陈伯达的这个研究成果给予肯定。陈伯达能在１９５８年就选择这一课题进行研究，并且提出了电子工业将对今后生产力发展产生巨大影响，成为今后人类科技革命时期的主导工业的论断，可见他当时还是有一定的先见之明的。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当陈伯达又捡起这一课题继续研究时，西方的高科技革命已经发展起来，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空间技术突飞猛进，而中国在这方面还处于落后状态。陈伯达在新的研究成果中提出：中国要加强研究力量和投入，吸收西方先进技术，用较短的时间在高新技术方面赶上西方发达国家。这样，中国就不愁在生产力和经济实力上赶上西方发达国家了。他的这些见解，在２１世纪的今天看来，也是有价值的。在让陈伯达做研究工作的问题上，还有一个小插曲。８０年代中期，有人提出。不该让陈伯达这样的人做研究工作，更不该把他的研究成果印发给中央领导作参考。意见反映到胡耀邦那里，胡耀邦一时忘记了是他布置让陈伯达做研究工作的，就责问起邓力群来。邓力群觉得事关重大，就把胡耀邦交待他办这件事时的谈话原始记录找了出来，又找到当时和他一起与陈伯达谈话的在场的人证明此事，这件事才算搞清楚。说明此事的材料送到胡耀邦那里，胡耀邦才想起，是他建议让陈伯达搞这些研究工作的。指责者也不作声了，陈伯达的研究工作也就照常进行下去了。
《求知难》中的自省
晚年的陈伯达十分敬仰毛泽东，他常说：毛主席确实英明、伟大，他是个民族英雄，他在中国历史上的贡献是前无古人的。有意思的是，陈伯达一直认为，批判他鼓吹“天才论”的毛泽东，是一位伟大的天才人物。他说：毛主席确实是个天才，许多别人发现不了的问题他能发现，许多别人想不到的事情他能想到，除了理论、政治等方面外，在军事、书法、诗词等很多方面，毛主席都有天才的创造。他说：我是永远感念毛主席的，就个人关系而言，是毛主席发现了我，把我调到身边当第一号政治秘书长达３０多年。他还说毛泽东曾经对他十分信任，交给他很重的工作担子，给他以主管全国意识形态的权力；是毛泽东提拔了他，使他从一个文人，成为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的常委；在３０多年中，毛泽东给了他以很大教育；是毛泽东引导他研究中国现实政治问题，他才能写出《评“中国之命运”》、《人民公敌蒋介石》、《中国四大家族》等文章；是毛泽东的教导，才使他稍微懂得中国革命的某些道理；在毛泽东的帮助下，他才有了一些研究的条件和成果。他把自己当作毛泽东的一个“小学生”。他说：我这个“小学生”后来犯了大罪，不成器，是怪我自己没有走好路，不能怪先生。他对毛泽东和周恩来在林彪自我爆炸后能保护他，使他得以保全生命，更是十分感激。他说：没有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保护，我可能早就没有性命了。
陈伯达在晚年对自己的一生进行了深刻的反省，总结了自己的教训。他经常说：我是犯了大罪的人，我对自己的过去是自责的。著名传记作家叶永烈先生在《陈伯达传》中曾记载，陈伯达晚年曾给他写过一幅字：“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这幅字，充分体现了陈伯达当时的心境。
陈伯达于１９８２年５月写了《求知难》一文，投到《读书》杂志上。陈伯达发表此文用的笔名是“纪训”。《读书》杂志的编辑们都知道陈伯达这个笔名，知道这个笔名的意思是记取教训的意思。当年的《读书》杂志全文发表了《求知难》。这篇文章，是陈伯达总结自己一生教训之作。他在这篇文章中，把人比喻为一个求知者，而求知是很难的。他均以《西游记》的故事为例来谈他的认识。从陈伯达的这篇文章中，可以概括出他所总结的人生求知有“六难”。
一难，就是求知者的苦难多。陈伯达有感于有志去西天取经的唐僧所受的苦难之多，写道：“《西游记》所写的，就是唐僧灾难的簿子。”《西游记》第十四回至九十九回都记载了他去印度途中遇难之事，“九者究也，物极于九，故有八十一难。”实际上，毛泽东多次说过，人要经受挫折，经受磨难，才能成大器。陈伯达借读《西游记》，将这句话加以发挥，认为人要求知，遭受的苦难必然要多，但求知的人却仍要去求。
二难，就是求知者要吃苦。吃苦，当然是一件难事。文中借述《西游记》中的事来表达他已经感悟到：求知者必吃大苦，要吃得起苦。
三难，就是求知者自我反省难。陈伯达在文中没有借用唐僧自我反省之例，而是借用孙悟空自我反省之例来说明这个道理。孙悟空回花果山之后，八戒回来请孙悟空，终于把孙悟空感动了。孙悟空在回来时，走过东洋大海，他“下海去净净身子”，“用现代的用语来说，也有自我反省，自我批评，他说：‘我自从回来，这几回弄得身上有些妖精气了。师父是个爱干净的，恐怕嫌我。’”孙悟空能下海净身，自我反省，才能生出许多本事，才能一心一意保唐僧去西天取经，最终成为齐天大圣、“斗战胜佛”。
四难，就是求知要经历很长的时间。陈伯达写道：“人类经历无
知、愚蠢、迷信，到会有所知、会有所启发、会有某些清楚，这是一个长期的、非常曲折的过程，这个过程需要多长时间，只能由各国具体的历史来决定。有的由东向西走，有的由西向东走。结果会碰到一起。”他还在文中举例子说：列宁在《伟大的创举》中讲过：一位日本学者，为了帮助人们战胜梅毒，耐心地试验了６０５种药品，可见求知是长时间的事情。求知者要能够熬过这样的长时间，要经受此难。
五难，就是求知不是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陈伯达认为，求知的过程，要走很多弯路，这不以求知者的意志为转移；走了弯路，求的结果，又可能背离了自己原来的目的，这也不以求知者的意志为转移；求知者得到的知，往往是片面的，不全的，而片面的知，不全的知，不是求知者所追求的，这就叫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六难，就是求知者实践难。陈伯达写道：“‘行动在先’，‘原始为动’。如古代人说过，‘人未有学养子而后嫁者也’。实践开辟着求知的道路。求知的过程，即在实践--首先在实践的过程中，人们只能在实践过程中，逐步探索，逐步打开知的眼界。”
从陈伯达这篇文章中所包含的他对求知者必经的诸多苦难的认识来看，他对自己的罪行还是进行了认真反省的，而且，他虽然已是暮年，却愿意改过自新，努力把自己当作一个求知者。
１９８９年９月，陈伯达在北京病故。香港和台湾的报纸首先报道了陈伯达病故的消息。陈伯达的遗体被送到八宝山火化。据在现场的陈伯达过去的一些部下讲，火化时，没有讣告，也没有悼词。他的遗体被安放在按照惯例只安放病故的高级首长遗体的第一告别室，他的遗像也挂在那里。有４０多位他的亲属、老朋友、老部下、学生，前来为他送葬。
从人生的高峰跌落
１９７０年，陈伯达精神抖擞地上了庐山，不久，他又愁眉苦脸地下了庐山，其原因，就是在中共中央九届二中全会上，他为了帮助林彪抢班夺权而鼓吹天才论，主张设国家主席，而挨了毛泽东的批。
就是在那次会上，毛泽东写了《我的一点意见》，矛头直指陈伯达，把陈伯达比做“号称懂得马克思，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的人，说他“欺骗了不少同志”，还形容陈伯达在庐山的活动是“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惟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宣布对陈伯达进行审查。此后，中央在全党展开了“批陈整风”运动。这次庐山会议，使陈伯达从人生的高峰跌落下来。这位原来的中共第四号领导人从此不再露面了。
但一开始，毛泽东只认定陈伯达是“假马克思主义者，野心家，阴谋家”。毛泽东开展“批陈整风”的目的，也是为了使全党弄清什么是唯物主义反映论，什么是唯心主义先验论。当时，毛泽东对这位从延安时起就一直当自己第一号政治秘书的“老夫子”（毛泽东经常这样称呼陈伯达），还不想整得过分，还是想要保一保陈伯达。正是基于这一想法，毛泽东在庐山上，就应陈伯达的要求，与陈伯达见了面，和他谈了一次话。毛泽东能见陈伯达并和他谈话，说明毛泽东当时还是把陈当作自己人。
那次谈话的气氛也是很轻松的。毛泽东一见陈伯达的面，就先开口批评陈伯达说：你这两年总是躲着我，也不来看一看我，你陈伯达的官做大了，有架子了，不再自己动笔写文章了，总是动一动嘴，让手下的人写，这样下去，能不出修正主义吗？这些话的出发点和真正打算，还是想批陈又保陈，毛泽东还是善意对待陈伯达的。谈话中，陈伯达向毛泽东作了检查，说自己宣传“天才论”，是错误的，主张设国家主席，也错了，自己没有听主席的话，犯了大错误，自己一定认真检查。当时，陈伯达没有提及与林彪的关系，毛泽东虽然内心已经十分清楚陈伯达和林彪搞在了一起，但也没有追究。正如后来毛泽东巡视大江南北时所说的，他当时还是要保一保林彪，既然想要保林彪，自然也不会向陈伯达追究这样的事。但是，他对陈伯达和林彪搞在一起还是不满意的。他是想让陈伯达从此“煞车”，不再和林彪一起搞小集团活动。他让陈伯达和反对他的人好好谈谈，这些反对他的人，就是指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当时，江青、康生他们正揪住陈伯达不放。毛泽东也深知，陈伯达要解脱，必须过他们这些人的“关”。因此，毛泽东对陈伯达说：你要找康生、江青他们谈谈，接受他们的批评，和他们“团结起来”。毛泽东还让秘书给康生打电话，谈了他的意见，并且让康生通报给江青。毛泽东是为陈伯达着想，真心想拉他一把。对此，陈伯达也感觉到了。
陈伯达从心里不愿意和康生、江青他们谈。但为了“过他们这一关”，只好在第二天硬着头皮去江青的住处。江青一见陈伯达，就对他冷嘲热讽，然后把陈伯达领到了康生那里。张春桥、姚文元已经在康生那里等着批陈伯达了。他们表情冷漠。康生更是“一脸原则”的样子。陈伯达刚坐下，他们就接连发言，对陈伯达轮番轰炸。张春桥说陈伯达一贯反对毛主席，就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还鼓吹惟生产力论，现在又鼓吹天才论，是老牌唯心主义者。江青说陈伯达从来就不听毛主席的，过去跟王明、刘少奇、邓小平反对毛主席，现在又鼓吹天才论。康生则追问陈伯达的历史。姚文元说陈伯达抢宣传理论的权，是别有用心。陈伯达也向他们作了检查，并且表示要写一个书面检查，交给全体中央委员，请大家批评。康生表示，他可以帮助陈写检查。陈伯达同意了。康生帮助陈伯达写了检查稿。这份检查稿上的“纲”很高，把问题说得十分重。康生交给毛泽东看，毛泽东不满意，认为没有必要上那么高的“纲”，让康生交给周恩来看。周恩来与毛泽东的看法一样，也认为不要提得那样高，讲了几条修改意见。康生只好照毛、周的意见去修改，改后交给陈伯达看，陈伯达略作了一点文字修改，就同意下发了。
陈伯达写了检查，但江青和康生还是没有放过陈伯达。他们在背后又搞了一个关于陈伯达历史和现实问题的材料。材料的历史部分，认定陈是国民党特务、叛徒、托派。他们不久将这些材料上报给了毛泽东。
接着，陈伯达的问题升级了。１９７１年上半年，陈伯达的问题被“扩大传达”至全国基层党组织，陈伯达也被定性为国民党反共分子，混入党内的特务，一贯跟随王明、刘少奇反共。１９７１年“九一三”林彪叛逃事件之后，陈伯达的问题被进一步升级。他被定性为国民党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务、修正主义分子。原来陈伯达只被禁闭在家里，“九一三”事件后，陈被押送到秦城监狱。他一见牢房中的情况，便知道自己凶多吉少。于是他向看押人员高声喊叫道：“我不是国民党特务，我在阜平做过一件好事，请你们转告毛主席。”当时在场的人谁也不知道陈伯达说这些话是什么意思，便逐级上报给毛泽东。毛泽东却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原来，１９４８年，毛泽东曾住在河北省阜平县的一个小村庄里。毛泽东的行踪被国民党特务侦知，国民党派飞机来轰炸毛泽东的住所，被陈伯达等发觉，陈急忙跑到毛泽东住处去叫毛泽东转移，从而使毛泽东幸免于难。１９７１年陈伯达在狱中的这一声高叫，就是叫给毛泽东听的，就是向毛泽东提起历史上这件事。他认为，毛泽东听到汇报后，就会回忆起往事，心中就会明白：如果陈伯达是国民党特务，在那个时候，是肯定不会去救自己的。
这次陈伯达想对了。他情急之下这一声高叫，不仅救了自己一命，也改变了他晚年的命运。毛泽东对陈伯达与林彪搞到一起、鼓吹“天才论”、为林彪篡党夺权服务等罪行还是要批的，但他是个念旧的人，他要保护陈伯达的生命安全，保障他的身体健康。因此，毛泽东决定，关押陈伯达，但要给陈伯达以较好的生活待遇。不仅如此，从那之后，全国性的政治运动从“批陈整风”转向了“批林整风”。批判陈伯达的文章在全国性的报刊上逐渐少了。陈伯达虽然仍被关在秦城监狱，但他的生活待遇却是很好的。监狱方面让陈伯达一个人住一座楼的第三层，在这层楼内，他可以自由走动。给他安排的伙食也很好，有书报看，还允许工作人员替陈伯达从家里拿一些书籍到秦城监狱来。在外面，批判陈伯达的风潮逐渐平静下来了，陈伯达的心情也平静了下来。他实际上是处于一种隐居状态。
保外就医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决定重新审理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案件（简称“两案”）。在重新审理中，对于如何处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成员的问题，党中央采取了慎重的态度。当时，有三种意见：一种是主张对这两个反革命集团的主要成员中罪大恶极者，应当处以死刑；一种是主张将他们当作政治犯，不予审判；一种是认为他们既然触犯了国家法律，就应该公审，但对他们应该实行一个不杀的方针。当时的中央领导采纳了最后一种意见。
“两案”中，陈伯达是个特殊人物。他在“文化大革命”中陷害了一些人，又参与了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活动，是这个集团中的主犯。但他是个文人，１９７０年就被隔离审查，没有参与林彪集团后来搞的政变和谋杀等活动。林彪自我爆炸后，他已被关进秦城监狱，没有参与“四人帮”的反革命活动。因此，他的问题有特殊性。但他毕竟是林彪集团的主犯，在“文化大革命”中也犯有罪行。而且，林彪、叶群已死，陈伯达就成了林彪集团中的头号主犯，当然要对他进行公审。
１９８０年，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经公审，判处陈伯达有期徒刑１８年，判决执行以前羁押的日期，以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这样，他实际上还有８年刑期。
此时，邓小平和胡耀邦了解到当初毛泽东对陈伯达的态度，认为毛泽东这样处理是对的，后继者也应该照样处理。于是，他们对陈伯达继续采取了优待政策，不仅保持了同以前一样好的生活待遇，而且，判决之后的第二年，即１９８１年的８月，陈伯达就获准保外就医。
当时，陈云、彭真等中央领导人针对如何对待林彪集团主犯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的问题，提出了这样一个意见：他们过去有战功，虽然犯了罪，但与“四人帮”不一样，应当给他们以很好的生活待遇。中央采纳了这个意见。而且对陈伯达还要宽大一些。
著名传记作家叶永烈先生曾经在陈伯达保外就医后多次采访陈伯达，在他写的《陈伯达传》中，对陈伯达出狱后的情况作了记述：陈伯达在获准保外就医后，政府把他安置在一座新楼的顶层的一套三居室的房子里，把他原在河北省工作的一个儿子一家三口调进北京安排了工作，这一家三口与陈伯达生活在一起，照顾陈伯达。陈家的隔壁住着公安人员（实际上是陈伯达的警卫，兼替他做些杂务）。陈伯达的卧室大约有十几平方米，整洁而简朴，地上铺着地毯，两个大书柜里放满了书。许多书是他让他儿子买的新书。读书看报是陈伯达的乐趣所在。他订有《人民日报》《参考消息》、《北京晚报》等报纸，每天读报很仔细，很注意国内外形势。他与邻居关系很好，如果陈伯达的儿子不在家，没有去取报纸，他的邻居就把报纸带上楼来，插在他家的门把手上。他的小孙子常到他的房间去，给他的晚年生活带来了欢慰。陈伯达晚年的视力和听力都还可以，他每天晚上必看电视新闻节目，也看电视里播的京剧或古装故事片。陈伯达的阅读兴趣很广泛，有马列著作，毛泽东著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的文选，中外哲学、文学、历史书籍，《本草纲目》、《诗经》、《易经》。此外，他还研读西方一些学者的新著，如《第三次浪潮》、《大趋势》等。他每日读书，也写点东西，晚年生活平静、幸福，儿子随和，儿媳妇贤惠，待他很好。他居住的地方十分宁静，除楼内居住的一个歌唱家的女高音偶尔飘过来之外，没有任何人打扰他的生活。陈伯达住到这里后，几乎足不出户，关起门来专心读书。他锻炼身体的惟一方法就是练书法，他还向来拜访的一些工作人员和叶永烈赠过字。陈伯达晚年的生活俭朴，总是穿着铁灰色的中山装，戴一顶藏青色的干部帽。冬季屋子里有暖气，他也要穿厚厚的衣服。工作人员经常来看他，问他有什么需要，但陈伯达从不提任何要求，但工作人员总是为他想到很多事情，预先为他解决生活中的问题。医院的医务工作者也经常来给陈伯达检查身体，一有小病，就及时给他治疗。１９８８年１０月，早已保外就医的陈伯达刑满，一位公安部的副部长专门给陈伯达举行了获释仪式。当时陈伯达因患前列腺肥大症住院，仪式就在医院里举行，这位公安部副部长向他宣布：今天是你服刑１８年的期满之日……他还让陈伯达讲了话。之后，党和政府还是让陈伯达照样过平静的生活，并且指定陈伯达为某个单位的人，由该单位负责照顾他。此后，逢年过节，单位都派人来看望陈伯达，每次都带来一些礼物。（以上内容见叶永烈著《陈伯达传》）
此时，陈伯达已经是一个自由而平静地生活的老人了。获释那年，他８８岁。
只向中央提了一个要求
陈伯达保外就医后，生活方面是有保障的。中央给他安排了较好的生活条件，加上他的儿子一家与他一起生活，大小事情都由他儿子、儿媳妇来办，中央安排的专门联系和照顾陈伯达的单位也经常派人去看望他，帮助他办一些事情。所以，陈伯达生活得很平静。
陈伯达除了受到上述照顾之外，中央有关部门经常派人去征求陈伯达的意见，问他还有什么要求没有。陈伯达一向生活俭朴，在生活方面没有什么更多要求。他一生只有两个嗜好，一是读书，二是吃水果。陈伯达保外就医后，中央每月给他一定的生活费。这笔生活费数目不小。但陈伯达总爱买书，特别是新出版的书，他很愿意买。买的书多，花费自然就大。陈伯达每月的生活费几乎全部用来买书，有时还不够用。当生活费不够用时，他就让他儿子买。他的吃和穿很简单，但要满足他的另一个嗜好--吃水果，就很难了。陈伯达吃水果吃得很多。这个习惯他早就有。每天，他早、中、晚都要吃一些水果，别的时间里有时也要吃一些。买书的花销太大，吃水果的开支就没有了。有时干脆吃不上水果。尽管中央经常征求他的意见，问他还有什么要求没有，他总是说没有任何要求。后来征求意见的次数多了，他才向中央提了一个要求：能不能给他一点吃水果的钱。中央当即同意在他的生活费之外，另给他２００元钱，供他买水果。这是晚年陈伯达提的惟一一个要求。
研究与写作
陈伯达１９８１年保外就医后，党和政府除了对陈伯达的生活给予优待外，还曾经请他做一些研究工作。当时的中共中央领导人胡耀邦曾经提出：陈伯达已经保外就医，他学问好，研究能力强，应当发挥他的这个专长，安排他为中央做一点研究工作。我们现在的改革和建设，遇到很多问题，需要研究，让陈伯达搞一点研究，研究出来的成果，我们可以参考。当时，中央领导人都赞成这个意见。于是，胡耀邦就对邓力群说：你过去和陈伯达一起工作过，和他较熟，可由你代表中央去和陈伯达谈一谈中央的这个意见，征求一下陈伯达的意见。几天后，邓力群和几个人一起约陈伯达，谈了中央的这个意见。陈伯达愉快地接受了这个任务。
从那以后，陈伯达更关注国内外的一些重大问题了，读的书也多为新近出版的中外政治理论书籍，他思考的重点，也转向了现实问题。陈伯达爱读书，爱研究。此后，他每天吃过早饭后便开始读书、研究资料、写作。他像一架机器一样，又转了起来。陈伯达过去就有思考问题严密、下笔慎重、文笔老到的特点，现在他写作时仍然保持了这个特点。陈伯达的身体状况还可以，头脑也清晰，研究问题也比较深入。他勤于动笔，把研究的心得写成文字，由工作人员交给中央。中央把这些研究成果印出十几份，有的用８开大纸印，有的用１６开纸印，有的标明作者陈伯达的名字，有的没有标作者名字，发给中央领导人作参考。晚年的陈伯达先后提交给中央的研究成果主要有：《试论一下日本的“生产率运动”》、《试说社会主义农业的若干问题》、《美日两国垄断资本的角逐和两国的“精神危机”》、《关于日本垄断资本主义的点滴》、《评美国人的两本书--“大趋势”和“第三次浪潮”》、《农业合作化的若干材料》、《“电子学革命”的公开战秘密战》、《黑格尔反对绝对……》等等。
在这些研究成果中，关于“电子学革命”问题，是陈伯达早在１９５８年就潜心研究的课题。当年，陈伯达曾就这一问题写出了一篇很长的报告稿，他拿这个报告稿，在中国科学院给高级研究专家们作过一次报告，很受欢迎。毛泽东当时也对陈伯达的这个研究成果给予肯定。陈伯达能在１９５８年就选择这一课题进行研究，并且提出了电子工业将对今后生产力发展产生巨大影响，成为今后人类科技革命时期的主导工业的论断，可见他当时还是有一定的先见之明的。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当陈伯达又捡起这一课题继续研究时，西方的高科技革命已经发展起来，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空间技术突飞猛进，而中国在这方面还处于落后状态。陈伯达在新的研究成果中提出：中国要加强研究力量和投入，吸收西方先进技术，用较短的时间在高新技术方面赶上西方发达国家。这样，中国就不愁在生产力和经济实力上赶上西方发达国家了。他的这些见解，在２１世纪的今天看来，也是有价值的。在让陈伯达做研究工作的问题上，还有一个小插曲。８０年代中期，有人提出。不该让陈伯达这样的人做研究工作，更不该把他的研究成果印发给中央领导作参考。意见反映到胡耀邦那里，胡耀邦一时忘记了是他布置让陈伯达做研究工作的，就责问起邓力群来。邓力群觉得事关重大，就把胡耀邦交待他办这件事时的谈话原始记录找了出来，又找到当时和他一起与陈伯达谈话的在场的人证明此事，这件事才算搞清楚。说明此事的材料送到胡耀邦那里，胡耀邦才想起，是他建议让陈伯达搞这些研究工作的。指责者也不作声了，陈伯达的研究工作也就照常进行下去了。
《求知难》中的自省
晚年的陈伯达十分敬仰毛泽东，他常说：毛主席确实英明、伟大，他是个民族英雄，他在中国历史上的贡献是前无古人的。有意思的是，陈伯达一直认为，批判他鼓吹“天才论”的毛泽东，是一位伟大的天才人物。他说：毛主席确实是个天才，许多别人发现不了的问题他能发现，许多别人想不到的事情他能想到，除了理论、政治等方面外，在军事、书法、诗词等很多方面，毛主席都有天才的创造。他说：我是永远感念毛主席的，就个人关系而言，是毛主席发现了我，把我调到身边当第一号政治秘书长达３０多年。他还说毛泽东曾经对他十分信任，交给他很重的工作担子，给他以主管全国意识形态的权力；是毛泽东提拔了他，使他从一个文人，成为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的常委；在３０多年中，毛泽东给了他以很大教育；是毛泽东引导他研究中国现实政治问题，他才能写出《评“中国之命运”》、《人民公敌蒋介石》、《中国四大家族》等文章；是毛泽东的教导，才使他稍微懂得中国革命的某些道理；在毛泽东的帮助下，他才有了一些研究的条件和成果。他把自己当作毛泽东的一个“小学生”。他说：我这个“小学生”后来犯了大罪，不成器，是怪我自己没有走好路，不能怪先生。他对毛泽东和周恩来在林彪自我爆炸后能保护他，使他得以保全生命，更是十分感激。他说：没有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保护，我可能早就没有性命了。
陈伯达在晚年对自己的一生进行了深刻的反省，总结了自己的教训。他经常说：我是犯了大罪的人，我对自己的过去是自责的。著名传记作家叶永烈先生在《陈伯达传》中曾记载，陈伯达晚年曾给他写过一幅字：“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这幅字，充分体现了陈伯达当时的心境。
陈伯达于１９８２年５月写了《求知难》一文，投到《读书》杂志上。陈伯达发表此文用的笔名是“纪训”。《读书》杂志的编辑们都知道陈伯达这个笔名，知道这个笔名的意思是记取教训的意思。当年的《读书》杂志全文发表了《求知难》。这篇文章，是陈伯达总结自己一生教训之作。他在这篇文章中，把人比喻为一个求知者，而求知是很难的。他均以《西游记》的故事为例来谈他的认识。从陈伯达的这篇文章中，可以概括出他所总结的人生求知有“六难”。
一难，就是求知者的苦难多。陈伯达有感于有志去西天取经的唐僧所受的苦难之多，写道：“《西游记》所写的，就是唐僧灾难的簿子。”《西游记》第十四回至九十九回都记载了他去印度途中遇难之事，“九者究也，物极于九，故有八十一难。”实际上，毛泽东多次说过，人要经受挫折，经受磨难，才能成大器。陈伯达借读《西游记》，将这句话加以发挥，认为人要求知，遭受的苦难必然要多，但求知的人却仍要去求。
二难，就是求知者要吃苦。吃苦，当然是一件难事。文中借述《西游记》中的事来表达他已经感悟到：求知者必吃大苦，要吃得起苦。
三难，就是求知者自我反省难。陈伯达在文中没有借用唐僧自我反省之例，而是借用孙悟空自我反省之例来说明这个道理。孙悟空回花果山之后，八戒回来请孙悟空，终于把孙悟空感动了。孙悟空在回来时，走过东洋大海，他“下海去净净身子”，“用现代的用语来说，也有自我反省，自我批评，他说：‘我自从回来，这几回弄得身上有些妖精气了。师父是个爱干净的，恐怕嫌我。’”孙悟空能下海净身，自我反省，才能生出许多本事，才能一心一意保唐僧去西天取经，最终成为齐天大圣、“斗战胜佛”。
四难，就是求知要经历很长的时间。陈伯达写道：“人类经历无
知、愚蠢、迷信，到会有所知、会有所启发、会有某些清楚，这是一个长期的、非常曲折的过程，这个过程需要多长时间，只能由各国具体的历史来决定。有的由东向西走，有的由西向东走。结果会碰到一起。”他还在文中举例子说：列宁在《伟大的创举》中讲过：一位日本学者，为了帮助人们战胜梅毒，耐心地试验了６０５种药品，可见求知是长时间的事情。求知者要能够熬过这样的长时间，要经受此难。
五难，就是求知不是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陈伯达认为，求知的过程，要走很多弯路，这不以求知者的意志为转移；走了弯路，求的结果，又可能背离了自己原来的目的，这也不以求知者的意志为转移；求知者得到的知，往往是片面的，不全的，而片面的知，不全的知，不是求知者所追求的，这就叫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六难，就是求知者实践难。陈伯达写道：“‘行动在先’，‘原始为动’。如古代人说过，‘人未有学养子而后嫁者也’。实践开辟着求知的道路。求知的过程，即在实践--首先在实践的过程中，人们只能在实践过程中，逐步探索，逐步打开知的眼界。”
从陈伯达这篇文章中所包含的他对求知者必经的诸多苦难的认识来看，他对自己的罪行还是进行了认真反省的，而且，他虽然已是暮年，却愿意改过自新，努力把自己当作一个求知者。
１９８９年９月，陈伯达在北京病故。香港和台湾的报纸首先报道了陈伯达病故的消息。陈伯达的遗体被送到八宝山火化。据在现场的陈伯达过去的一些部下讲，火化时，没有讣告，也没有悼词。他的遗体被安放在按照惯例只安放病故的高级首长遗体的第一告别室，他的遗像也挂在那里。有４０多位他的亲属、老朋友、老部下、学生，前来为他送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