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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法令，外侨离境时，每人只准带3套新衣，连同旧的不超过10套；鞋子4双，包括拖鞋。所带物品必须在14天前呈送查验。冰箱、打字机、钢琴等11种物品不准带出，
1966年4月，35岁的中国新闻社摄影部记者、印尼华侨张茂新，南下广州黄埔港。他在工作人员的指引下，登上了停靠在珠江口的中国第一艘远洋船——光华轮。
来自新华社、中新社等新闻单位的记者，和中国华侨事务委员会(简称中侨委)的工作人员一起，组成了12人的接侨工作组，准备前往印度尼西亚，接运难侨回国。光华轮党委书记袁庚担任接侨总负责人。
但他们并未立刻出发。“难侨要接，但是什么时候接，要看对方政府配不配合，所以我们在珠江上等了3个月。”81岁的张茂新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
每天，小组成员都要接受海军的训练，下珠江练游泳，学习机关枪射击，以便万一遇到暴徒时，能反击、自救。这些书生们都做好了最坏的打算，“时刻准备牺牲”。
此时，“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席卷全国的风暴，很快波及光华轮。
光华轮上有两个人起来造反，其中一个是船员，“光华轮”这三个漂亮的楷书大字，被他抹掉，换成了黑体字。但因接侨事关重大，两名造反派没有成气候，反而被送下了船。
中国新闻社广播部的记者、和张茂新同龄且同为印尼华侨的何耕新因此踏上了末班车，来到了光华轮上。
袁庚热情地对他表示欢迎：“咱们都是客家人!”后任中新社副总编辑的何耕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何耕新没赶上训练，但上船后一眼就看见了堆在船舱里用来自卫的空汽水瓶子，一摞摞摆着。
因为经常做外侨的新闻报道，何耕新知道，这并不是光华轮第一次参与接侨，相反，它在华侨中早已大名远扬。
新中国首次撤侨
1950年代，印尼政府实行了“印尼化”政策。1959年11月，印尼颁布“总统10号令”，规定外侨不得在县和县以下地区从事零售业。
这项法令对华侨影响极大。当时印尼外侨大多数是华侨，约250万人，占印尼总人口的2.6％，他们中的不少人都在乡间做小生意。
“总统10号令”同时申明：“这一规定并不意味着有关的外侨应离开他们居住的地方，除非当地战时掌权者基于安全情况而做出这种决定。”但在实际执行中，西爪哇和东加里曼丹等许多地方的掌权者都采取了“迫迁”手段，逼迫华侨关闭商铺，离开乡间，迁往大城市。
12月21日，中国驻印尼使馆官员会见印尼最高评议会副主席耶都干尼，对这一系列排华反华措施提出了强烈的质疑。
据《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在中国外交部档案馆里查到的会谈纪要，耶都干尼表示，问题的产生有两个原因：“第一，印尼看到中国已经成功地建设了社会主义的国家，因此想模仿中国，其中有一部分人不高兴看到这种情况，设法破坏中印两国的友好关系。第二……(有些人)看不到荷兰的大工厂，但却很清楚地看到华侨的小商店。有一部分印尼民族资本家就千方百计地想取华侨小商的地位而代之。”
鸭都干尼表示，他支持政府发展民族经济，不过在执行时“必须照顾华侨的利益和避免一切过分的行动”。
中国驻印尼使馆还向国内汇报，“总统10号令”颁布后，印尼舆论多指责外侨零售商在乡间操纵价格。“这些乡间的外国人除去尽量装满他们的钱包的信条之外，不知道任何其他信条。”
根据中国外交部1960年2月的备忘录，“总统10号令”当年1月生效以来，数十万华侨小商被迫停业。有的华侨在大城市有亲人可以投奔，有的则流离失所。
中国外长陈毅代表中国政府向印尼提出，中国准备“把在印尼流离失所或者不愿继续居留的华侨接回国来”。
1960年1月23日，印尼最高检察官颁布了外侨离境的相关法令。根据这一法令，外侨离境时，每人只准带3套新衣，连同旧的不超过10套；鞋子4双，包括拖鞋。所带物品必须在14天前呈送查验。冰箱、打字机、钢琴等11种物品不准带出。
1960年2月起，中国政府先后租用苏联等国的10多艘客轮，到印尼各港接运难侨回国。因租用外轮条件苛刻、费用高昂，中国拨款26.5万英镑(当时约合人民币90万)，辗转向希腊购买了“玛丽安娜”号。
这艘几近报废的商船经过修理、改造，成为了中国第一艘远洋客轮，并被改名为“光华轮”，意为“光我中华”。光华轮于1961年4月起，开始前往印尼接侨。
1961年，排华事件渐渐平息。这一轮撤侨，中国政府共撤出6万华侨。
张茂新的父母1960年也随着撤侨船回国了。不过，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父母住在雅加达，并不受“总统10号令”的限制，只是因为解放后他们兄弟姐妹都先后回国，老人家很孤独，才返回祖国的。
但是没过几年，印尼政局发生巨变。
1965年9月30日，印尼发生军事政变。总统苏加诺失去权力，陆军少将苏哈托上台，开始大规模肃清印尼共产党。
中国被新的印尼当权者认为是印尼共产党的幕后支持者。由此，大规模的排华、反华运动再次开始，甚至更甚于6年前。
1966年起，印尼政府颁布了数十项排华反华的法令法规。5月，政府下令关闭全印尼的667所华文中小学，之后，又相继关闭了全国所有的华文报纸和华人社团。华侨被枪击、妇女被凌辱的事情频频发生。流离失所的华人被迫暂住在位于苏门答腊最大城市棉兰的难侨安置点里，进退维谷。
5月18日，中国政府照会印尼，决定派船前往印尼接回自愿返国的华侨。
因中国外交部的档案只解密到1965年，记者未能获知张茂新等人在光华轮上等候的三个月当中，双方政府的交涉情况。
海军扮作船员
1966年9月14日上午10点，浅绿色和白色相间的光华轮从广州黄埔港起航，向印尼棉兰勿拉湾驶去。
光华轮船体有三层，船尾飘扬着五星红旗。船上共30多名工作人员，除船员和接侨工作组成员外，还有来自广州市的外科、内科和产科的十几名医生和护士。
船上有医疗室、理发室、小卖部、茶水室等，还有冲凉室、淋浴室、浴盆，供应冷、热水，因为华侨在印尼都养成了每天洗澡的习惯。 到勿拉湾需要航行一周。这一周，工作人员都不敢洗澡，怕到时候华侨上船了，水不够用。唯一一次洗澡，是因为下了一场大雨。“我们都穿着底裤跑出来，在甲板上用雨水洗澡。”何耕新终于知道了，为什么工作组里全都是男性。
当时正是越战时期。路过越南领海附近时，船上的人高度警惕。“我记得我们开到了北纬17度的越南领海附近时，一架美国战斗机就过来了，飞得很低，我在船上能清楚地看到飞行员的脸。”张茂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美军一路跟随他们，直到船只远离了越南领海。每一次的往返接侨，均不例外。
何耕新清楚地记得他们的航线：一路向南，经曾母暗沙，往南到新加坡，过马六甲海峡，向北到苏门答腊岛。
9月22日，光华轮到达印尼棉兰附近的公海，但未获准进港。
光华轮在公海上徘徊了三天。“我们当时带的食物都是有限的，如果这样一直拖下去，不能进港，只能因为食物耗尽，无功而返。”何耕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数次交涉后，光华轮终于获准进入勿拉湾。中国驻棉兰领事馆的工作人员已经在港口迎接。何耕新、张茂新站在船舷边，等待靠边下船。
就在这时，却听见印尼方在港口喊话。
“当时是一个叫耶谷拉威的上校在港口，要求船员不准上岸，只有工作人员可以下船。”何耕新特意在《中国新闻周刊》记者的采访本上，一笔一划写下了这个上校的名字和军衔。他记得，身穿白色服装的船员们站在船上，和对方争执良久。但印尼方十分坚持，只得作罢。
何耕新跟随工作组下船，跟华侨会面后，看到他们递来的报纸，才了解原委。
“报纸的标题是《中国海军化妆船员》。这其实是真的，东海舰队的海军扮作了船员，维护我们的安全。他们大多是山东汉子，都很壮。但这个消息绝对不是船上走漏的，有可能是当地人的一种猜测?”何耕新迄今仍不清楚这个举措是如何被对方知道的。
光华轮上出生的“光华”
这次上岸是何耕新、张茂新参与撤侨全过程中的唯——次上岸。
下船前，他们进行了一次培训。工作组被分成两个小组，一旦在当地遇到暴徒袭击，他们将迅速分组行动，撤回光华轮。
张茂新尤为小心。因为熟悉当地情况，他被指定为下船小组的向导，带队走在最前头。印尼的军人远远地跟着他们。他没敢带专业相机，只带了个小型相机，塞在裤兜里。
中国驻棉兰领事馆的工作人员把他们带到了棉兰市区的华侨中学。他们以接侨工作组成员的身份，看望了集中在那里的1000多名候船回国的难侨。
华侨中学2层的教学楼里，课桌椅已被满满当当的上下铺取代。床与床之间的距离非常小，床上挂着蚊帐。教室按照男女做了区分，一家人往往被分进不同教室。
数年后回忆起来，张茂新和何耕新向《中国新闻周刊》表达了同样的看法：“其实他们的穿着并不算破破烂烂，还都比较整洁，而且看到我们也并没有太兴奋、激动，情绪比较稳定。”
工作组还去了棉兰市郊浮罗巴烟烟寮(即烟叶盖的旧茅屋)难侨收容所。这里也集中了1000多名难侨。四周杂草丛生，内部设施简陋，而且没有饮用水井，只能自己挖井，浑浊不清的水中漂浮着蛙虫尸体。不少难侨都近乎一无所有。
张茂新感慨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被卖到印尼做苦工的华侨，被称作“猪仔”。部分华侨年轻时靠开矿积攒了一些钱财，加之勤俭持家，后来生活渐渐小康，能请得起当地人做佣人。在一些印尼人眼里，华侨来印尼时一文不名，靠印尼的矿产发财，还“劳役”当地人，他们离开时没有资格带走印尼的东西。因此，归国华侨大多家产尽失，被人烧杀抢掠，一路逃亡到棉兰，只余贴身衣物。
一位叫李亚树的难侨吸引了张茂新的注意力。李亚树正趴在自己的大木箱上大口吃饭，身后还放着另一件行李。他拍下了这一场景。这张照片保存在中新社的档案室里，存档编号为43729，旁边的备注写着：“同气氛不相称，可留资，不宜发表。”
10月3日下午，经过反复交涉，中国驻棉兰领事馆确定的第一批难侨终于获准离境，按照名单登船。光华轮踏上了归程。
10月4日，何耕新向中新社发回了一则“光华轮消息”。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当时船上设有一间发报室，配有专门的报务员，以明码发稿。
报道写道：船上共有1005(应为1006)名华侨，却只有853件行李。86岁的老侨温东福，60多年前从广东被卖到印尼当矿工，一生都为温饱挣扎。他穿着一身旧衣服、一双快磨破底的拖鞋，挂着两个旧水壶，拄着一根拐棍就上了船。
何耕新还注意到，温东福特地带了一小瓶酱油上船。一问才知，难侨们大多害怕船上吃饭要收费。温东福打算，旅途中就用酱油拌饭吃。
谁知，船上一切免费，甚至还有牛奶、面包。不少归侨身体虚弱，随行医生就地开始诊疗。
船上还有一个即将临盆的孕妇罗月云，她被安排进了光华轮上的一等客房。医生们还凑在一起，为即将出世的孩子缝制衣服。
10月6日凌晨5点21分，东方既白。罗月云经过两个小时的阵痛，生下了一个男孩。丈夫林凤生原本打算给孩子起名“同华”，但为了纪念这次航行，男孩被起名为“光华”。
林光华成年后，一直保存着光华轮出具的出生证。他无数次回忆起父辈的话：“你出生的时候，整条船的人都很高兴。”
经历了迫迁、威胁、暴动的1966年，光华轮上的每个人都把这个新生命的诞生看做一种新的希望。
“41名华侨革命青少年”
10月10日，阳光普照的湛江港码头成了一片红色的海洋。上午8点20分，经过7天7夜的航行后，光华轮发出了到港后的第一声长鸣。
每个归侨都得到了一本《毛主席语录》作为归国的礼物。随后，他们被送往广东的华侨农场，学生则被送往学校，开始回国后的生活。
何耕新和张茂新在广东滞留了半个多月，又再次随光华轮出发。
光华轮的第二次航行，接回了“41名华侨革命青少年”。
41名少年中，最大的20岁，最小的13岁，从小上的是华侨学校。在棉兰华侨中学的收容所里，他们拒绝做对方要求的“带侮辱性”的动作。何耕新向《中国新闻周刊》讲述时，特意举起双手，单脚离地，模仿那个姿势。
41名少年被关进了监狱。在狱中，他们给毛泽东写了一封长信，还用针线绣了一面写着“毛主席万岁”的红旗和一幅由41颗红星围绕的毛主席像。
在中国政府的交涉下，棉兰陆军当局释放了他们。11月20日，41名少年穿着囚服、赤着脚，登上了光华轮。回国后，他们成为红极一时的少年英雄，在北京受到了周恩来等领导人的接见。
在数批归侨中，还有一些印尼人，大多是女性，因为嫁了华侨丈夫，而放弃印尼国籍，来到中国。何耕新记得，每批都有10个人左右，中国政府官员会在光华轮上，为他们办理更改国籍的手续。
1967年5月13日，随着光华轮运载第四批难侨抵达广州，此次撤侨行动结束。
但在印尼国内，排华反华依然没有结束，反而愈演愈烈，终于导致中国和印尼于这一年10月31日同时撤馆，正式断交。中印尼关系陷入冰点。
何耕新的父母没能赶上这次撤侨。他们在印尼西加里曼丹岛的家被烧了两次，也想通过接侨船回国，但苦于接侨船只在棉兰停靠，往来不便，最终不得不选择加入印尼国籍。
但他们仍然难以完全融入当地社会。“当地人信奉伊斯兰教，和我们宗教不同。吃饭的习惯也都不同，他们喜欢用手抓饭。我留在那边的亲戚，现在都已经养成了这个习惯。”
1966年4月，35岁的中国新闻社摄影部记者、印尼华侨张茂新，南下广州黄埔港。他在工作人员的指引下，登上了停靠在珠江口的中国第一艘远洋船——光华轮。
来自新华社、中新社等新闻单位的记者，和中国华侨事务委员会(简称中侨委)的工作人员一起，组成了12人的接侨工作组，准备前往印度尼西亚，接运难侨回国。光华轮党委书记袁庚担任接侨总负责人。
但他们并未立刻出发。“难侨要接，但是什么时候接，要看对方政府配不配合，所以我们在珠江上等了3个月。”81岁的张茂新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
每天，小组成员都要接受海军的训练，下珠江练游泳，学习机关枪射击，以便万一遇到暴徒时，能反击、自救。这些书生们都做好了最坏的打算，“时刻准备牺牲”。
此时，“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席卷全国的风暴，很快波及光华轮。
光华轮上有两个人起来造反，其中一个是船员，“光华轮”这三个漂亮的楷书大字，被他抹掉，换成了黑体字。但因接侨事关重大，两名造反派没有成气候，反而被送下了船。
中国新闻社广播部的记者、和张茂新同龄且同为印尼华侨的何耕新因此踏上了末班车，来到了光华轮上。
袁庚热情地对他表示欢迎：“咱们都是客家人!”后任中新社副总编辑的何耕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何耕新没赶上训练，但上船后一眼就看见了堆在船舱里用来自卫的空汽水瓶子，一摞摞摆着。
因为经常做外侨的新闻报道，何耕新知道，这并不是光华轮第一次参与接侨，相反，它在华侨中早已大名远扬。
新中国首次撤侨
1950年代，印尼政府实行了“印尼化”政策。1959年11月，印尼颁布“总统10号令”，规定外侨不得在县和县以下地区从事零售业。
这项法令对华侨影响极大。当时印尼外侨大多数是华侨，约250万人，占印尼总人口的2.6％，他们中的不少人都在乡间做小生意。
“总统10号令”同时申明：“这一规定并不意味着有关的外侨应离开他们居住的地方，除非当地战时掌权者基于安全情况而做出这种决定。”但在实际执行中，西爪哇和东加里曼丹等许多地方的掌权者都采取了“迫迁”手段，逼迫华侨关闭商铺，离开乡间，迁往大城市。
12月21日，中国驻印尼使馆官员会见印尼最高评议会副主席耶都干尼，对这一系列排华反华措施提出了强烈的质疑。
据《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在中国外交部档案馆里查到的会谈纪要，耶都干尼表示，问题的产生有两个原因：“第一，印尼看到中国已经成功地建设了社会主义的国家，因此想模仿中国，其中有一部分人不高兴看到这种情况，设法破坏中印两国的友好关系。第二……(有些人)看不到荷兰的大工厂，但却很清楚地看到华侨的小商店。有一部分印尼民族资本家就千方百计地想取华侨小商的地位而代之。”
鸭都干尼表示，他支持政府发展民族经济，不过在执行时“必须照顾华侨的利益和避免一切过分的行动”。
中国驻印尼使馆还向国内汇报，“总统10号令”颁布后，印尼舆论多指责外侨零售商在乡间操纵价格。“这些乡间的外国人除去尽量装满他们的钱包的信条之外，不知道任何其他信条。”
根据中国外交部1960年2月的备忘录，“总统10号令”当年1月生效以来，数十万华侨小商被迫停业。有的华侨在大城市有亲人可以投奔，有的则流离失所。
中国外长陈毅代表中国政府向印尼提出，中国准备“把在印尼流离失所或者不愿继续居留的华侨接回国来”。
1960年1月23日，印尼最高检察官颁布了外侨离境的相关法令。根据这一法令，外侨离境时，每人只准带3套新衣，连同旧的不超过10套；鞋子4双，包括拖鞋。所带物品必须在14天前呈送查验。冰箱、打字机、钢琴等11种物品不准带出。
1960年2月起，中国政府先后租用苏联等国的10多艘客轮，到印尼各港接运难侨回国。因租用外轮条件苛刻、费用高昂，中国拨款26.5万英镑(当时约合人民币90万)，辗转向希腊购买了“玛丽安娜”号。
这艘几近报废的商船经过修理、改造，成为了中国第一艘远洋客轮，并被改名为“光华轮”，意为“光我中华”。光华轮于1961年4月起，开始前往印尼接侨。
1961年，排华事件渐渐平息。这一轮撤侨，中国政府共撤出6万华侨。
张茂新的父母1960年也随着撤侨船回国了。不过，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父母住在雅加达，并不受“总统10号令”的限制，只是因为解放后他们兄弟姐妹都先后回国，老人家很孤独，才返回祖国的。
但是没过几年，印尼政局发生巨变。
1965年9月30日，印尼发生军事政变。总统苏加诺失去权力，陆军少将苏哈托上台，开始大规模肃清印尼共产党。
中国被新的印尼当权者认为是印尼共产党的幕后支持者。由此，大规模的排华、反华运动再次开始，甚至更甚于6年前。
1966年起，印尼政府颁布了数十项排华反华的法令法规。5月，政府下令关闭全印尼的667所华文中小学，之后，又相继关闭了全国所有的华文报纸和华人社团。华侨被枪击、妇女被凌辱的事情频频发生。流离失所的华人被迫暂住在位于苏门答腊最大城市棉兰的难侨安置点里，进退维谷。
5月18日，中国政府照会印尼，决定派船前往印尼接回自愿返国的华侨。
因中国外交部的档案只解密到1965年，记者未能获知张茂新等人在光华轮上等候的三个月当中，双方政府的交涉情况。
海军扮作船员
1966年9月14日上午10点，浅绿色和白色相间的光华轮从广州黄埔港起航，向印尼棉兰勿拉湾驶去。
光华轮船体有三层，船尾飘扬着五星红旗。船上共30多名工作人员，除船员和接侨工作组成员外，还有来自广州市的外科、内科和产科的十几名医生和护士。
船上有医疗室、理发室、小卖部、茶水室等，还有冲凉室、淋浴室、浴盆，供应冷、热水，因为华侨在印尼都养成了每天洗澡的习惯。 到勿拉湾需要航行一周。这一周，工作人员都不敢洗澡，怕到时候华侨上船了，水不够用。唯一一次洗澡，是因为下了一场大雨。“我们都穿着底裤跑出来，在甲板上用雨水洗澡。”何耕新终于知道了，为什么工作组里全都是男性。
当时正是越战时期。路过越南领海附近时，船上的人高度警惕。“我记得我们开到了北纬17度的越南领海附近时，一架美国战斗机就过来了，飞得很低，我在船上能清楚地看到飞行员的脸。”张茂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美军一路跟随他们，直到船只远离了越南领海。每一次的往返接侨，均不例外。
何耕新清楚地记得他们的航线：一路向南，经曾母暗沙，往南到新加坡，过马六甲海峡，向北到苏门答腊岛。
9月22日，光华轮到达印尼棉兰附近的公海，但未获准进港。
光华轮在公海上徘徊了三天。“我们当时带的食物都是有限的，如果这样一直拖下去，不能进港，只能因为食物耗尽，无功而返。”何耕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数次交涉后，光华轮终于获准进入勿拉湾。中国驻棉兰领事馆的工作人员已经在港口迎接。何耕新、张茂新站在船舷边，等待靠边下船。
就在这时，却听见印尼方在港口喊话。
“当时是一个叫耶谷拉威的上校在港口，要求船员不准上岸，只有工作人员可以下船。”何耕新特意在《中国新闻周刊》记者的采访本上，一笔一划写下了这个上校的名字和军衔。他记得，身穿白色服装的船员们站在船上，和对方争执良久。但印尼方十分坚持，只得作罢。
何耕新跟随工作组下船，跟华侨会面后，看到他们递来的报纸，才了解原委。
“报纸的标题是《中国海军化妆船员》。这其实是真的，东海舰队的海军扮作了船员，维护我们的安全。他们大多是山东汉子，都很壮。但这个消息绝对不是船上走漏的，有可能是当地人的一种猜测?”何耕新迄今仍不清楚这个举措是如何被对方知道的。
光华轮上出生的“光华”
这次上岸是何耕新、张茂新参与撤侨全过程中的唯——次上岸。
下船前，他们进行了一次培训。工作组被分成两个小组，一旦在当地遇到暴徒袭击，他们将迅速分组行动，撤回光华轮。
张茂新尤为小心。因为熟悉当地情况，他被指定为下船小组的向导，带队走在最前头。印尼的军人远远地跟着他们。他没敢带专业相机，只带了个小型相机，塞在裤兜里。
中国驻棉兰领事馆的工作人员把他们带到了棉兰市区的华侨中学。他们以接侨工作组成员的身份，看望了集中在那里的1000多名候船回国的难侨。
华侨中学2层的教学楼里，课桌椅已被满满当当的上下铺取代。床与床之间的距离非常小，床上挂着蚊帐。教室按照男女做了区分，一家人往往被分进不同教室。
数年后回忆起来，张茂新和何耕新向《中国新闻周刊》表达了同样的看法：“其实他们的穿着并不算破破烂烂，还都比较整洁，而且看到我们也并没有太兴奋、激动，情绪比较稳定。”
工作组还去了棉兰市郊浮罗巴烟烟寮(即烟叶盖的旧茅屋)难侨收容所。这里也集中了1000多名难侨。四周杂草丛生，内部设施简陋，而且没有饮用水井，只能自己挖井，浑浊不清的水中漂浮着蛙虫尸体。不少难侨都近乎一无所有。
张茂新感慨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被卖到印尼做苦工的华侨，被称作“猪仔”。部分华侨年轻时靠开矿积攒了一些钱财，加之勤俭持家，后来生活渐渐小康，能请得起当地人做佣人。在一些印尼人眼里，华侨来印尼时一文不名，靠印尼的矿产发财，还“劳役”当地人，他们离开时没有资格带走印尼的东西。因此，归国华侨大多家产尽失，被人烧杀抢掠，一路逃亡到棉兰，只余贴身衣物。
一位叫李亚树的难侨吸引了张茂新的注意力。李亚树正趴在自己的大木箱上大口吃饭，身后还放着另一件行李。他拍下了这一场景。这张照片保存在中新社的档案室里，存档编号为43729，旁边的备注写着：“同气氛不相称，可留资，不宜发表。”
10月3日下午，经过反复交涉，中国驻棉兰领事馆确定的第一批难侨终于获准离境，按照名单登船。光华轮踏上了归程。
10月4日，何耕新向中新社发回了一则“光华轮消息”。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当时船上设有一间发报室，配有专门的报务员，以明码发稿。
报道写道：船上共有1005(应为1006)名华侨，却只有853件行李。86岁的老侨温东福，60多年前从广东被卖到印尼当矿工，一生都为温饱挣扎。他穿着一身旧衣服、一双快磨破底的拖鞋，挂着两个旧水壶，拄着一根拐棍就上了船。
何耕新还注意到，温东福特地带了一小瓶酱油上船。一问才知，难侨们大多害怕船上吃饭要收费。温东福打算，旅途中就用酱油拌饭吃。
谁知，船上一切免费，甚至还有牛奶、面包。不少归侨身体虚弱，随行医生就地开始诊疗。
船上还有一个即将临盆的孕妇罗月云，她被安排进了光华轮上的一等客房。医生们还凑在一起，为即将出世的孩子缝制衣服。
10月6日凌晨5点21分，东方既白。罗月云经过两个小时的阵痛，生下了一个男孩。丈夫林凤生原本打算给孩子起名“同华”，但为了纪念这次航行，男孩被起名为“光华”。
林光华成年后，一直保存着光华轮出具的出生证。他无数次回忆起父辈的话：“你出生的时候，整条船的人都很高兴。”
经历了迫迁、威胁、暴动的1966年，光华轮上的每个人都把这个新生命的诞生看做一种新的希望。
“41名华侨革命青少年”
10月10日，阳光普照的湛江港码头成了一片红色的海洋。上午8点20分，经过7天7夜的航行后，光华轮发出了到港后的第一声长鸣。
每个归侨都得到了一本《毛主席语录》作为归国的礼物。随后，他们被送往广东的华侨农场，学生则被送往学校，开始回国后的生活。
何耕新和张茂新在广东滞留了半个多月，又再次随光华轮出发。
光华轮的第二次航行，接回了“41名华侨革命青少年”。
41名少年中，最大的20岁，最小的13岁，从小上的是华侨学校。在棉兰华侨中学的收容所里，他们拒绝做对方要求的“带侮辱性”的动作。何耕新向《中国新闻周刊》讲述时，特意举起双手，单脚离地，模仿那个姿势。
41名少年被关进了监狱。在狱中，他们给毛泽东写了一封长信，还用针线绣了一面写着“毛主席万岁”的红旗和一幅由41颗红星围绕的毛主席像。
在中国政府的交涉下，棉兰陆军当局释放了他们。11月20日，41名少年穿着囚服、赤着脚，登上了光华轮。回国后，他们成为红极一时的少年英雄，在北京受到了周恩来等领导人的接见。
在数批归侨中，还有一些印尼人，大多是女性，因为嫁了华侨丈夫，而放弃印尼国籍，来到中国。何耕新记得，每批都有10个人左右，中国政府官员会在光华轮上，为他们办理更改国籍的手续。
1967年5月13日，随着光华轮运载第四批难侨抵达广州，此次撤侨行动结束。
但在印尼国内，排华反华依然没有结束，反而愈演愈烈，终于导致中国和印尼于这一年10月31日同时撤馆，正式断交。中印尼关系陷入冰点。
何耕新的父母没能赶上这次撤侨。他们在印尼西加里曼丹岛的家被烧了两次，也想通过接侨船回国，但苦于接侨船只在棉兰停靠，往来不便，最终不得不选择加入印尼国籍。
但他们仍然难以完全融入当地社会。“当地人信奉伊斯兰教，和我们宗教不同。吃饭的习惯也都不同，他们喜欢用手抓饭。我留在那边的亲戚，现在都已经养成了这个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