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温是温暖适宜的24℃，嘉兴市畜牧兽医局各领导却面如寒霜。随着“死猪事件”不断发酵，2000万上海市民对饮用水源——黄浦江的水质忧心忡忡。
　　3月10日，上海松江区农委相关人士推断死猪基本来源于上海的上游地区，推断根据是死猪耳标等养殖信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有关规定，包括上海、江苏、浙江、江西等地的全国大部分地区，饲养的小猪达到45至60日龄、重约20斤左右时，都需要打防疫针，同时在每只猪耳朵中植入类似禽畜身份证的“耳标”】，死猪源头指向上游80公里外的浙江嘉兴。但嘉兴政府显然不愿承担这个责任，否认死猪全部出自嘉兴。于是，上海、嘉兴两地官员开始扯皮，黄浦江数千头的死猪，平时神通广大的有关部门竟然多日找不到真正的源头。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死猪？为什么往年死猪没有成为“浮”出水面的突发问题，今年却如此突出？死猪的真相到底是什么？这个问题真的很难查明白么？民间人士开始坐不住了，纷纷赴黄浦江上游“破案”，人民日报记者即是积极分子之一，而且似乎很快就破案了。3月19日，人民日报近整版分析了黄浦江漂浮死猪事件，称死猪今年大量出现，与浙江一项“负责任”的举措有关。
　　嘉兴是中国著名的养猪之乡，是当地农民的经济支柱之一。而其中又以新丰镇竹林村为最，是当地养猪第一大村，从上世纪80年代，竹林村就开始饲养“供港猪”，至1990年代，养猪业扩展至全镇，继而扩展至嘉兴全市。自2000年开始，养猪数量逐年增加，至2007年达到顶峰。此后，地方政府开始控制养猪规模，压缩养猪数量。之所以压缩养猪数量，究其原委，一是因为过量养猪易生猪瘟，会产生大量死猪，二是因为养猪业已经严重毁坏了当地的环境。
　　但是，有人看到了其中的财路。因为死猪也是猪，于是有人开始收购死猪，并且逐渐形成庞大的死猪产业链。这是丧尽天良的事情，浙江有关部门注意到了这一问题，决定下重拳“保卫老百姓的餐桌”。这就是人民日报所称的“浙江方面一项负责任的举措”。
　　嘉兴新丰镇的一名工作人员表示，今年发现的死猪数量骤增，其中很大一个原因在于“地下产业”的消失。“说白了，以前50斤以上的死猪都是在餐桌上的，但去年以来在这方面加大了打击力度，几个相关犯罪团伙连续被捣毁，所以现在多出这么多（死猪）是正常的。”
　　这名工作人员所说的“地下产业”就是“死猪产业链”。
　　实际上，早在去年宣判的一个案件就揭开了“死猪产业链”的迷雾。该案涉及17人，其中多人来自嘉兴市南湖区凤桥镇。2008年开始，凤桥镇三星村村民董国权、陈雪忠、姚建平合伙设立非法屠宰场，地点就在董国权家中。随后，董国权等三人纠集多人为非法屠宰场收购死猪，并加工、销售死猪肉。“他们上门收死猪，很便宜，小猪一头几十块，大的也能卖百来块。”三星村一位养猪户介绍，死猪平均的价格是1元/斤。
　　2012年，浙江加大打击食品安全犯罪的力度，破获“瘦肉精”“病死猪”等食品犯罪案件370起，抓获犯罪嫌疑人1300余人，启动“保卫餐桌安全”行动。高效有力的打击之下，无人敢铤而走险，大量死猪被养猪户认为“晦气”，当地处理能力又跟不上，农户便随手抛弃江河。
　　浙江的“保卫餐桌行动”曾获得浙江省和全国的一致好评，更一度成为全国各省学习的楷模。殊不知，正是这项利国利民的好事，带来了“死猪漂浮”事件的恶化。这再一次证明一个千古不变的道理：治标不治本，问题终会爆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