浸淫出版这条文字大河40年，"为他人作嫁"几十个等身，终于完成自己的书--《我家就在岸上住》。这个岸边人身上，有着这条河的气息。
　　
　　郝明鉴先生，近10年，对中国语言文字略感兴趣者，大都知道您的大名，那是您办《咬文嚼字》的收获。但事实上，早在《咬文嚼字》出现以前，你已在上海出版界有了自己的影响。40年来，你编辑出版过许多书籍，记忆最深刻的书有哪些?有没有仅仅为经济效益而出的书?
　　我于1966年大学毕业，1968年正式分配工作。先到上海电影制片厂，后又转到上海人民出版社。我参加编辑的第一本书是《毛主席最新指示》。"文革"结束，到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年进了社领导班子，做了近20年的副社长和总编辑。
　　我参加编辑、策划包括有一些担任主编或副主编的书，主要有《中国新文学大系》、《朱光潜美学文集》、《世界文学金库》、《文艺鉴赏大成》、《文化鉴赏大成》以及若干系列丛书等等。此外，我还编辑包括主编过约20种刊物。至今我还主编两种刊物:《咬文嚼字》和《编辑学刊》。
　　到了文艺出版社以后，我编辑的第一本书，是郭沫若研究专家陈永志先生的《试论<女神>》。我编辑的第一本刊物是《文艺论丛》，我策划的第一套丛书是"文艺知识丛书"，其中第一本是朱光潜的《谈美书简》。有没有单纯为经济效益而出的书呢?说老实话，早期没有经济效益这一概念，而且确实这方面的压力也不大;后来当然要考虑经济效益，但单纯为经济效益的书没有。长期形成的思维习惯，首先着眼的还是文化价值。
　　《咬文嚼字》经常针对一些名作家开展错别字和语病"会诊"，曾经引起一些争论，比如"金文明咬嚼余秋雨"等，甚至还形成了一个新名词---"咬嚼派"。作为相关者，当矛盾出现时，你怎么解决?
　　"金余之争"，成了一次文坛风波，既非我所料，也非我所想。两位都是我朋友。金文明和我，称得上是三同:同学、同行、同事。当年在大学里，我们同系、同班、同一寝室，睡上下铺。而余秋雨和我，至少也有30多年的交往。他中学有个同学，和我在一个大学，她经常和我谈起余秋雨，我是未见其人，先闻其声。1972年以后，我在文教办，他在写作组，经常"合署办公"。我回到出版社以后，首先想到向他组稿。那本《艺术创造工程》，便是我组织的，我在文艺会堂，组织过两场报告会，一场是刘再复谈"性格组合"，另一场便是余秋雨谈"创造工程"。
　　金、余两位朋友刀光剑影，我确实有点左右为难。曾想充当"调停"的角色，可惜都没成功。今天我仍然认为，学术争论包括文字争论，论战文章，尽可锋芒毕露，但不应意气用事，夹枪带棒。
　　出版界大概也算与名人打交道比较多的一个行当，而且大多是高资质的名人。给你印象最深刻的名人是谁?为什么?
　　我直接接触过的文化名人，总在一百位以上。这里我想记录三个小镜头:
　　一是关于朱光潜的。一次，我到朱先生家中，这时在我面前出现的景象是:朱先生一人弓身在床前，床上摊满了一本本书，朱先生身子一动不动，眼光从这本书扫到那本书。当他发现我后，告诉我他在斟酌一个词。
　　一是关于巴金的。我是《巴金论创作》一书的责任编辑，在读稿过程中，发现了一些原稿的差错，便一一记在纸上，共有四五张纸。一天，我带着这几张纸，找到巴老的家，想征求一下巴老本人意见。第一次见巴老，比较紧张，走到客厅里我开始逐条说意见;巴老也是第一次见到我，估计没真正弄清楚来人是谁，便站在客厅听我啰啰唆唆。一个70多岁的老人，就这样一直站着，我讲一条，他答一条，至少站了半个小时。三是关于臧克家的。这是一位热情如火的老人。宾主在沙发上坐定以后，他就滔滔不绝地开讲。每讲到一首诗，便起身把那首诗找出来，然后把书搁在茶几上;每讲到一篇文章，再起身把那篇文章找出来，然后把书搁在茶几上。茶几上的书越积越多，越堆越高，最后连视线都被挡住了。这三个小镜头让我感悟至深。
　　现在网络这么发达，人人是博客，家家(网站)有排行。一些名家都在自己的网页上首发最新文字，这样的趋势下，出版业还有前途吗?
　　我对网络的认识，第一阶段是忽视，总认为这件事还遥不可及。第二阶段是恐惧，这时感受到了网络的威力，视之为洪水猛兽。现在的认识已进入第三阶段。我认为传统出版应该实现第三次大转移:第一次由传承向创造转移，第二次由计划向市场转移，第三次由单一向多元转移。传统出版和现代网络不是你死我活的对手关系，而应该是相辅相成、合作共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