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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听说慕尼黑，总是会想起这是个阴谋与悲惨之地。英法意德在这里签署过出卖斯洛伐克的“慕尼黑协议”，希特勒在这里因为啤酒馆政变失败而被逮捕，戈培尔在这里进行过“水晶之夜”的演讲并掀起了迫害犹太人的高潮……即使到了现代，奥林匹克花环在这里依旧沾染了鲜血。一切看上去都不那么美妙，却也正因为此，值得永远纪念。
约瑟夫广场：短暂的君主立宪改革
或许正因为有许多惨淡的留痕，我们在慕尼黑的法律之旅，应当从一些亮色开始。首先我们来到市中心的马克斯·约瑟夫广场。这个广场是皇家大道马克西米利安街的起点，和这条大街一样，取名于巴伐利亚国王马克西米利安一世。广场的中心是这位国王的雕像，他因于1818年颁布了德国的第一部宪法而永留史册。
马克西米利安一世国王尽管是贵族出身，却成名于军旅。1777年，他作为上校服役于法国军队并迅速升为陆军少将。从1782年至1789年，他驻守斯特拉斯堡。因为经历过法国大革命，他继承长兄爵位的治理，也体现了亲法情绪和启蒙色彩。他减免税赋，发展农业、商业，制定比较文明的刑法，并废除了许多封建特权。1818年5月26日，他为国民们制定了一部自由主义的宪法，而他自己则扮演着立宪君主的角色——这在当时的德国（普鲁士的军刀正在出鞘），可谓非常难得。
这部宪法设计了两院制的国会体制。第一院由大世袭地主、政府官员和王位继承提名者组成；第二院则由选民选举产生，主要是小地主、市民和农民的代表。宪法规定，将保证宗教自由和新教徒的安全。这些“开明举措”却让罗马教廷极为不满。教皇以这部宪法违背了《政教协定》为由，宣布这些保护新教徒的条款无效。
与此同时，按照宪法设计召开的国会，也因一些议员的激进主张——最极端的就是要求军队向宪法效忠——引起了马克西米利安一世国王的反感。随着国王去世、新王路德维希继位，1837年著名的教宗至上主义者阿贝尔成为首相，许多体现了自由精神的宪法条款被修改或删除。新教徒被驱逐出境，遭到压迫。向国王效忠的出版检查委员会展现出了过分的热心，于是人人噤若寒蝉。一场短暂的宪法改革也就此告一段落。
尽管如此，在那个时代，这位马克西米利安一世国王仍然是德意志诸君中少有的“明主”。人们为了纪念他的宪法改革，将始建于1472年的慕尼黑大学改名为“路德维希-马克西米利安大学”，将他的名字与大学的创始人路德维希并稱。这所大学今天仍是世界顶级高等学府之一。校园没有围墙，与城市融为一体。沿着路德维希大街，穿过萧尔兄妹广场，就来到了慕尼黑大学的主楼。插一句，萧尔兄妹广场是为了纪念二战期间，组织慕尼黑大学学生反抗纳粹暴行，成立“白色玫瑰”的萧尔兄妹所建。“白色玫瑰”纪念馆至今仍对外开放。
进入广场1号主楼的D房间就能拜访法律系的办公室。慕尼黑大学法律系曾经走出过许多知名法学学者。如1898级夏季入学的古斯塔夫·拉德布鲁赫和1921年入学的卡尔·拉伦茨。教员中也不乏许多知名法学家，如1857年开始任教的伯恩哈特·温沙伊特，不但在慕尼黑大学教学科研出众，还于1874年成为了《德国民法典》第一草案的起草委员会成员，并为将罗马法移入德国民法典做了许多重要工作。又如著有《法律思维导论》的卡尔·恩吉施，不但毕业于斯，更在慕尼黑大学法律系任教，留下了许多美谈。
玛利亚广场：不该在此出现的“水晶之夜”
从约瑟夫广场沿太阳大街向南，就到了玛利亚广场。这座广场得名于广场中间的玛利亚圆柱。1638年，慕尼黑人为庆祝赶走瑞典人的军事占领而修建了这一圆柱。圆柱基座上有四组青铜雕像，四个小天使斩杀人类憎恨的四个妖怪，狮子代表战争、蜥蜴代表瘟疫、龙代表饥饿、蛇代表丧失信仰。慕尼黑旧市政厅和新市政厅都位于这个广场上。上百年来，慕尼黑重要的历史事件都发生在这里，如新法令的颁布、罪犯的斩首示众，等等。
不幸的是，和玛利亚圆柱象征的“斩妖除魔”意象不同，20世纪最大的灾难也在这里发生的。1938年11月9日，约瑟夫·戈培尔正是在这里（旧市政厅）发表演说，揭开了“水晶之夜”的序幕。在此之前，反犹措施还停留在职业限制和生活歧视。如禁止德国人去犹太商店买东西，禁止犹太人从事公务员、医生、司法等工作，禁止犹太人出入浴室、音乐厅和艺术展览馆等公共场所。尽管1935年9月15日的《纽伦堡法令》剥夺了犹太人的“公民权利”，但真正要说到武力反犹，还是在“水晶之夜”之后。
事件的导火索是一起枪杀案。1938年10月28日，1.7万名德国犹太人在没有得到任何通知的情况下在午夜被德国政府驱逐到波兰。在被驱逐的人群中，有一个姓格林斯潘的犹太移民家庭。他们的儿子赫舍·格林斯潘（Herschel Grynszpan）此时正住在巴黎的叔叔家里。11月3日，他收到了一张来自妹妹贝尔塔的明信片，叙述了被驱逐期间的可怕经历。于是格林斯潘向德国驻巴黎大使馆秘书恩斯特·冯·拉特求助。不过，冯·拉特并没有帮助他。愤怒的格林斯潘向冯·拉特腹部连开三枪，11月9日，冯·拉特重伤不治死去。
消息传到德国境内，日耳曼人的民意沸腾了。境内的犹太报纸和杂志立即被停止出版，以作为枪击事件的惩罚。1938年11月9日晚，希特勒和纳粹德国宣传部部长戈培尔正要出席在慕尼黑举行的庆祝“啤酒馆政变”十五周年的活动。在听到冯·拉特死亡的消息后，希特勒把头凑到戈培尔一边，商量了一阵，丢下一句“应当放手让冲锋队（希特勒青年团）行动”。戈培尔于是发表演说，怂恿人们：“今晚估计要发生反对犹太人的自发性示威，但我们对此不应干涉。那些将要发生的事件是民间自发之举，我们应当允许人民有自己的选择！”
当晚，各地的希特勒青年团和党卫军化装成平民走上街头，他们打、砸、抢、烧。这一夜给犹太人造成了巨大的灾难，267间犹太教堂、超过7000间犹太商店、29间百货公司遭到纵火或损毁。许多犹太人家的窗户在当晚被打破，破碎的玻璃在月光的照射下有如水晶般发光。这一夜于是被称之为“水晶之夜”。事情并不算完，对犹太人有组织的屠杀开始了。在戈培尔和戈林的主导下，这项庞大的杀人计划被组织得“井井有条”。这一切都始于11月9日在玛利亚广场旧市政厅的这场演说。这一日被二战后醒悟的德国人视为国耻日。尽管柏林墙也倒于1989年的这一天，但人们坚决不采用这一天作为统一纪念日，而是选择了更早的10月3日，足见其耻辱与伤痛之深。 谁的血染红了奥运五环
我们无法忘掉“水晶之夜”，因为在那一夜受到伤害的犹太人，在多年之后仍然在这个城市受到伤害。1972年，在奥康利大街31号的奥运村里，曾经发生过震惊世界的“慕尼黑惨案”。以色列代表团的11名成员在此遇害，而警方的救援却漏洞百出，令人愤慨。
1972年慕尼黑奥运会想努力淡化二战后的政治色彩，却遭遇到了最极端的暴力——杀戮。1972年的9月5日，巴勒斯坦恐怖分子持枪袭击了慕尼黑的奥运村，当场杀害两名以色列运动员，劫持九名人质，致使比赛全部停止，奥运村一片混乱，全世界都可以通过各大电视台的直播看到这一切。整个事件的全部人质没有一人获救，最后以五名恐怖分子和一名德国警察死亡而告终。
“奥运会被恐怖分子利用，我想这是头一回，当时我们的警察对这种事情也非常没经验。”发生惨案后，时任慕尼黑市长的汉斯·福格尔这样说道。面对恐怖分子的时候，福格尔曾经提出自己作为人质，换回被劫持的运动员。这份勇气固然可嘉，却无法为慕尼黑奥运会安保的失误文过饰非。负责奥运会场馆和驻地安保的军警和保安大部分没有配备枪支。安全保卫措施亦不严格。时常有逾时归队的运动员，翻越奥运村围栏入内。保卫人员看见了，也通常不加盘查。这些都给有预谋、有准备的恐怖分子提供了可乘之机。
劫持发生后，麻痹大意的保安人员糊涂地认为，这不过是奥运村夜夜都有的各种庆祝活动的延续。枪声大概是有人燃放爆竹焰火，喧闹取乐罢了。拯救人质的行动更是错招频出。13名警察沿暖气管道爬上去，准备拆开屋顶通风口时，这一幕通过卫星电视向全世界直播——观众中自然也包括了楼内的恐怖分子。所谓的“奇袭计划”宣告失败。此后，警方答应歹徒提出的要求，派出3架直升机把他们从奥运村送往菲斯滕菲尔德的布鲁克军用机场。然而在机场上，双方擦枪走火，一个多小时的枪战后，所有恐怖分子和人质都丧命枪弹之下。人质到底是死于恐怖分子的“玉石俱焚”，还是死于警方的“救人火力”，事后再无可追查。
慕尼黑惨案成为奥运史上永远无法褪去的悲恸。不过，奥运会并没有因此停止。这也成为奥运史上的动人一幕。9月6日，国际奥委会主席宣布当天为哀悼日，慕尼黑体育场比赛暂停一天，改成8万人参加的追悼会。9月7日，比赛才恢复举行。就是否继续举行比赛，奥组委和慕尼黑市政府商议了许久。最终达成一致意見，正是因为有种族仇杀和宗教冲突的存在，奥运会所代表的和平、宽容和交流，才分外可贵，分外需要坚持下去。一位记者悲痛地写道：“第二天，奥运会继续举行。那一年，苏联赢得50块金牌，美国名列第二，获得了33块金牌，以色列则运回去11具尸体。然而，人们一刻都没有想过要放弃这次奥运会。”
直至今日，在慕尼黑奥林匹克体育场外，仍有一座小小的纪念碑，上面用德文和希伯来文刻着遇害者的名字。人们无法遗忘四十年前的慕尼黑奥运惨案——那一刻，原本应该消弭肤色、宗教、种族和地域差异的奥运会，却遭遇了恐怖与仇恨的袭击。四十年过去，曾经鲜活的生命已化灰化尘，唯有血痕与教训以及对和平宽容的向往，成为这个城市的另一重底色，久久不能散去。
编辑：薛华 icexue0321@163.com
约瑟夫广场：短暂的君主立宪改革
或许正因为有许多惨淡的留痕，我们在慕尼黑的法律之旅，应当从一些亮色开始。首先我们来到市中心的马克斯·约瑟夫广场。这个广场是皇家大道马克西米利安街的起点，和这条大街一样，取名于巴伐利亚国王马克西米利安一世。广场的中心是这位国王的雕像，他因于1818年颁布了德国的第一部宪法而永留史册。
马克西米利安一世国王尽管是贵族出身，却成名于军旅。1777年，他作为上校服役于法国军队并迅速升为陆军少将。从1782年至1789年，他驻守斯特拉斯堡。因为经历过法国大革命，他继承长兄爵位的治理，也体现了亲法情绪和启蒙色彩。他减免税赋，发展农业、商业，制定比较文明的刑法，并废除了许多封建特权。1818年5月26日，他为国民们制定了一部自由主义的宪法，而他自己则扮演着立宪君主的角色——这在当时的德国（普鲁士的军刀正在出鞘），可谓非常难得。
这部宪法设计了两院制的国会体制。第一院由大世袭地主、政府官员和王位继承提名者组成；第二院则由选民选举产生，主要是小地主、市民和农民的代表。宪法规定，将保证宗教自由和新教徒的安全。这些“开明举措”却让罗马教廷极为不满。教皇以这部宪法违背了《政教协定》为由，宣布这些保护新教徒的条款无效。
与此同时，按照宪法设计召开的国会，也因一些议员的激进主张——最极端的就是要求军队向宪法效忠——引起了马克西米利安一世国王的反感。随着国王去世、新王路德维希继位，1837年著名的教宗至上主义者阿贝尔成为首相，许多体现了自由精神的宪法条款被修改或删除。新教徒被驱逐出境，遭到压迫。向国王效忠的出版检查委员会展现出了过分的热心，于是人人噤若寒蝉。一场短暂的宪法改革也就此告一段落。
尽管如此，在那个时代，这位马克西米利安一世国王仍然是德意志诸君中少有的“明主”。人们为了纪念他的宪法改革，将始建于1472年的慕尼黑大学改名为“路德维希-马克西米利安大学”，将他的名字与大学的创始人路德维希并稱。这所大学今天仍是世界顶级高等学府之一。校园没有围墙，与城市融为一体。沿着路德维希大街，穿过萧尔兄妹广场，就来到了慕尼黑大学的主楼。插一句，萧尔兄妹广场是为了纪念二战期间，组织慕尼黑大学学生反抗纳粹暴行，成立“白色玫瑰”的萧尔兄妹所建。“白色玫瑰”纪念馆至今仍对外开放。
进入广场1号主楼的D房间就能拜访法律系的办公室。慕尼黑大学法律系曾经走出过许多知名法学学者。如1898级夏季入学的古斯塔夫·拉德布鲁赫和1921年入学的卡尔·拉伦茨。教员中也不乏许多知名法学家，如1857年开始任教的伯恩哈特·温沙伊特，不但在慕尼黑大学教学科研出众，还于1874年成为了《德国民法典》第一草案的起草委员会成员，并为将罗马法移入德国民法典做了许多重要工作。又如著有《法律思维导论》的卡尔·恩吉施，不但毕业于斯，更在慕尼黑大学法律系任教，留下了许多美谈。
玛利亚广场：不该在此出现的“水晶之夜”
从约瑟夫广场沿太阳大街向南，就到了玛利亚广场。这座广场得名于广场中间的玛利亚圆柱。1638年，慕尼黑人为庆祝赶走瑞典人的军事占领而修建了这一圆柱。圆柱基座上有四组青铜雕像，四个小天使斩杀人类憎恨的四个妖怪，狮子代表战争、蜥蜴代表瘟疫、龙代表饥饿、蛇代表丧失信仰。慕尼黑旧市政厅和新市政厅都位于这个广场上。上百年来，慕尼黑重要的历史事件都发生在这里，如新法令的颁布、罪犯的斩首示众，等等。
不幸的是，和玛利亚圆柱象征的“斩妖除魔”意象不同，20世纪最大的灾难也在这里发生的。1938年11月9日，约瑟夫·戈培尔正是在这里（旧市政厅）发表演说，揭开了“水晶之夜”的序幕。在此之前，反犹措施还停留在职业限制和生活歧视。如禁止德国人去犹太商店买东西，禁止犹太人从事公务员、医生、司法等工作，禁止犹太人出入浴室、音乐厅和艺术展览馆等公共场所。尽管1935年9月15日的《纽伦堡法令》剥夺了犹太人的“公民权利”，但真正要说到武力反犹，还是在“水晶之夜”之后。
事件的导火索是一起枪杀案。1938年10月28日，1.7万名德国犹太人在没有得到任何通知的情况下在午夜被德国政府驱逐到波兰。在被驱逐的人群中，有一个姓格林斯潘的犹太移民家庭。他们的儿子赫舍·格林斯潘（Herschel Grynszpan）此时正住在巴黎的叔叔家里。11月3日，他收到了一张来自妹妹贝尔塔的明信片，叙述了被驱逐期间的可怕经历。于是格林斯潘向德国驻巴黎大使馆秘书恩斯特·冯·拉特求助。不过，冯·拉特并没有帮助他。愤怒的格林斯潘向冯·拉特腹部连开三枪，11月9日，冯·拉特重伤不治死去。
消息传到德国境内，日耳曼人的民意沸腾了。境内的犹太报纸和杂志立即被停止出版，以作为枪击事件的惩罚。1938年11月9日晚，希特勒和纳粹德国宣传部部长戈培尔正要出席在慕尼黑举行的庆祝“啤酒馆政变”十五周年的活动。在听到冯·拉特死亡的消息后，希特勒把头凑到戈培尔一边，商量了一阵，丢下一句“应当放手让冲锋队（希特勒青年团）行动”。戈培尔于是发表演说，怂恿人们：“今晚估计要发生反对犹太人的自发性示威，但我们对此不应干涉。那些将要发生的事件是民间自发之举，我们应当允许人民有自己的选择！”
当晚，各地的希特勒青年团和党卫军化装成平民走上街头，他们打、砸、抢、烧。这一夜给犹太人造成了巨大的灾难，267间犹太教堂、超过7000间犹太商店、29间百货公司遭到纵火或损毁。许多犹太人家的窗户在当晚被打破，破碎的玻璃在月光的照射下有如水晶般发光。这一夜于是被称之为“水晶之夜”。事情并不算完，对犹太人有组织的屠杀开始了。在戈培尔和戈林的主导下，这项庞大的杀人计划被组织得“井井有条”。这一切都始于11月9日在玛利亚广场旧市政厅的这场演说。这一日被二战后醒悟的德国人视为国耻日。尽管柏林墙也倒于1989年的这一天，但人们坚决不采用这一天作为统一纪念日，而是选择了更早的10月3日，足见其耻辱与伤痛之深。 谁的血染红了奥运五环
我们无法忘掉“水晶之夜”，因为在那一夜受到伤害的犹太人，在多年之后仍然在这个城市受到伤害。1972年，在奥康利大街31号的奥运村里，曾经发生过震惊世界的“慕尼黑惨案”。以色列代表团的11名成员在此遇害，而警方的救援却漏洞百出，令人愤慨。
1972年慕尼黑奥运会想努力淡化二战后的政治色彩，却遭遇到了最极端的暴力——杀戮。1972年的9月5日，巴勒斯坦恐怖分子持枪袭击了慕尼黑的奥运村，当场杀害两名以色列运动员，劫持九名人质，致使比赛全部停止，奥运村一片混乱，全世界都可以通过各大电视台的直播看到这一切。整个事件的全部人质没有一人获救，最后以五名恐怖分子和一名德国警察死亡而告终。
“奥运会被恐怖分子利用，我想这是头一回，当时我们的警察对这种事情也非常没经验。”发生惨案后，时任慕尼黑市长的汉斯·福格尔这样说道。面对恐怖分子的时候，福格尔曾经提出自己作为人质，换回被劫持的运动员。这份勇气固然可嘉，却无法为慕尼黑奥运会安保的失误文过饰非。负责奥运会场馆和驻地安保的军警和保安大部分没有配备枪支。安全保卫措施亦不严格。时常有逾时归队的运动员，翻越奥运村围栏入内。保卫人员看见了，也通常不加盘查。这些都给有预谋、有准备的恐怖分子提供了可乘之机。
劫持发生后，麻痹大意的保安人员糊涂地认为，这不过是奥运村夜夜都有的各种庆祝活动的延续。枪声大概是有人燃放爆竹焰火，喧闹取乐罢了。拯救人质的行动更是错招频出。13名警察沿暖气管道爬上去，准备拆开屋顶通风口时，这一幕通过卫星电视向全世界直播——观众中自然也包括了楼内的恐怖分子。所谓的“奇袭计划”宣告失败。此后，警方答应歹徒提出的要求，派出3架直升机把他们从奥运村送往菲斯滕菲尔德的布鲁克军用机场。然而在机场上，双方擦枪走火，一个多小时的枪战后，所有恐怖分子和人质都丧命枪弹之下。人质到底是死于恐怖分子的“玉石俱焚”，还是死于警方的“救人火力”，事后再无可追查。
慕尼黑惨案成为奥运史上永远无法褪去的悲恸。不过，奥运会并没有因此停止。这也成为奥运史上的动人一幕。9月6日，国际奥委会主席宣布当天为哀悼日，慕尼黑体育场比赛暂停一天，改成8万人参加的追悼会。9月7日，比赛才恢复举行。就是否继续举行比赛，奥组委和慕尼黑市政府商议了许久。最终达成一致意見，正是因为有种族仇杀和宗教冲突的存在，奥运会所代表的和平、宽容和交流，才分外可贵，分外需要坚持下去。一位记者悲痛地写道：“第二天，奥运会继续举行。那一年，苏联赢得50块金牌，美国名列第二，获得了33块金牌，以色列则运回去11具尸体。然而，人们一刻都没有想过要放弃这次奥运会。”
直至今日，在慕尼黑奥林匹克体育场外，仍有一座小小的纪念碑，上面用德文和希伯来文刻着遇害者的名字。人们无法遗忘四十年前的慕尼黑奥运惨案——那一刻，原本应该消弭肤色、宗教、种族和地域差异的奥运会，却遭遇了恐怖与仇恨的袭击。四十年过去，曾经鲜活的生命已化灰化尘，唯有血痕与教训以及对和平宽容的向往，成为这个城市的另一重底色，久久不能散去。
编辑：薛华 icexue0321@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