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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财富历久弥新
2013年3月，是饶斌同志诞辰100周年。饶斌是我国汽车工业建设杰出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也是第一代汽车人的优秀代表。他直接领导建成了第一、第二汽车制造厂等大型汽车工业基地，并开创了我国改革开放新时期汽车工业改革发展的新局面。如果可以有什么之“父”的说法，称他为“中国汽车工业之父”也是当之无愧的。
新中国前的旧中国没有汽车制造工业。新中国制订和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时，就决定创建我国的汽车工业，并将第一汽车制造厂（以下简称“一汽”）的建设列为156项工业项目中的重点项目。在党中央、政务院的高度重视，全国支援和苏联的帮助下，从1953年7月动工到1956年7月完工，一汽仅用了3年时间就建成投产，而且就当时的技术和管理水平来说，在国际上也是比较先进的。
作为这个项目的最高领导者和直接负责人，饶斌同志带领大家创建了我国的汽车工业。从那时开始，他终身都与我国汽车工业的建设和发展紧密相连。1956年，一座现代化汽车城在长春市郊拔地而起，“解放牌”卡车的诞生开启了中国汽车工业第一章；1958年，他带领大家制造了国产第一辆“东风牌”小轿车，后来又开发了“红旗牌”高级轿车，开创了我国的轿车工业。接下来饶斌同志受命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带领大家排除万难、自力更生建成了我国另一个重要汽车工业基地——第二汽车制造厂（以下简称“二汽”）。粉碎“四人帮”以后，组织上先后任命他担任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兼汽车工业局局长、机械工业部部长等职；1982年从政府领导岗位退下后，又被任命为中国汽车工业公司董事长。他最早贯彻执行中央的改革开放决策，亲自领导重型汽车和上海轿车的技术引进及中外合资项目谈判，使我国汽车工业的发展走向一个新的里程碑。
他虽然没有能看到中国已成为世界汽车大国的现实，但是实现这个梦想的三大步，第一步从无到有建成一汽，第二步自力更生建成二汽，第三步合资引进战略布局，都是在他带领下走过来的。这是他对我国汽车工业建设和发展作出的最大贡献。
非常可贵的是，以饶斌为代表的老一代汽车人为后人留下了巨大精神财富。我觉得饶斌同志最值得我们学习的有三点：
一是他高度的事业心和使命感。孙中山曾说过：不要做大官，要做大事。饶斌同志不在乎官职高低，他一生就想做一件大事———创建和发展我国的汽车工业，对此他不折不扣地做到了。无论多么艰苦的环境，无论受多少委屈和打击，他始终在工作中保持高昂的斗志和饱满的热情。在他的感召下，老汽车工业基地出来的许多同志，不管以后担任什么工作，一提到汽车工业总是那么关心和充满热情。
二是他的学习精神。饶斌同志原来是学医的，是个思想进步的青年学子，1937年入党，投笔从戎，抗敌救国，成为我党文武双全的高级干部。新中国成立后，吹响实现工业化的号角，他毅然离开党政军的高级领导岗位，放下已有的一切，如饥似渴地学习新的知识，积累新的经验。他不仅是卓越的领导者，而且无论从技术角度还是管理角度，都是汽车界公认的专家。1979年，我陪同他赴美国与通用汽车公司谈判，一位美方的代表私下问我，你们的部长是否是专门学汽车专业的？他对技术问题比我们董事长还了解。
三是他永不自满、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我国汽车工业发展的三个阶段：一是以一汽建设为标志，在苏联帮助下创建了我国的汽车工业；二是以二汽建成为标志，自力更生发展了我国的汽车工业；三是通过中外合资，引进先进技术，使我国汽车工业走向国际先进水平。这三个重要里程碑都是在他领导下开创的，他善于思考，注重调研，审时度势，总是在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发挥着一个领军人物的关键作用。
艰难历程百折不回
建设一汽时，新中国刚成立不久，总体环境是很艰难的。特别是很多建设者从南方调来，没有经历过如此滴水成冰的刻骨严寒，也没有吃过高梁米和苞米面。然而这些困难都被参加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革命热情和光荣感融化了。
回想起来，当时饶斌同志面临的最大难题是，各级领导干部中只有一小部分是科技人员，如部分从苏联和少数从欧美回来的专家，其他大部分是从老解放区和战场上下来的领导干部，而且还是降一级使用。他们既不懂技术又不懂管理，有的文化程度还比较低，这是个大难题。至于降级使用的问题还好办，因为大家有一定的觉悟，看到饶斌同志这样的高级干部都来当厂长，经过做工作也就不计较了。但不懂技术和管理的“白帽子”，却不是一时半会儿就能摘掉的。
饶斌同志在建厂初期就提出了“出汽车，出人才”的方针。他以身作则，在繁重的建厂工作中，亲自领导开展了一个规模宏大地摘“白帽子”学习活动，创办了我国第一所汽车工业学校，有针对性地开设各种学习班和文化夜校。有的是能者为师，有的是由中、俄专家讲课，向专家学习，有的进行文化补课。对由党政军部门抽调来的干部，组织学文化、学技术、学业务；对由学校分配来的青年知识分子，结合专业工作深入学习，尽快成为专家；对青年工人，则进行系统严格的技术和工艺培训；还先后选拔500多名领导干部、技术人员和技术工人赴苏联汽车厂实习。大家如饥似渴地学习，有的老干部下班以后连回家吃饭的时间都舍不得，在食堂买两个窝窝头边啃边赶去学习。那时的一汽，不但是热火朝天的建设工地，同时也是一个特殊的大学校，种种情景，至今还历历在目。
边建设边学习的方式，对一汽三年建成工厂后能顺利投产起到决定性作用。经过刻苦的学习和实践，原来的“白帽子”绝大部分都成了称职的领导干部，有的甚至成为管理或技术专家。作为中国汽车工业的摇篮，一汽为全国培养和输送了大批骨干人才，后来建设二汽的许多领导同志大部分也是来自一汽，有许多同志还担任了我国机械工业等领域重要的领导工作。事业的发展、人才的进步，都离不开早年间在一汽形成的艰苦奋斗、与时俱进和刻苦学习的精神。
现在的同志们也许会有疑问，搞合资时已是改革开放时期了，还需要艰苦奋斗吗？其实那时我们住的是条件很差的招待所，吃的是很一般的伙食，粮票也不太够，一两件像样的中山装只有在与外商谈判时才舍得穿。我们这些老大学生虽然学过英语，但多年不用，还要抽业余时间恶补外语和国际经济、金融、法律知识等。今天的情况虽与过去大不相同，但饶斌同志留给我们的艰苦奋斗、与时俱进和刻苦学习的精神遗产永远不能丢。 那是令人难忘的一幕。1987年7月，在一汽换型改造验收大会上，年逾古稀的饶斌同志发言时深情地说：“我老了，不能和大家一起投身于第三次创业，我愿意躺在地上，化作一座桥，让大家踩着我的身躯走过，齐心协力把轿车造出来，去实现我们几代汽车人的轿车梦！”说完，他热泪盈眶，在座的人无不为之动容。这也是他最后一次公开讲话。
中国汽车人没有辜负他的期望，实现了轿车梦。但是占领世界汽车工业高地，不只是产量的问题，也不只是销量的问题，而是要占领代表发展方向的战略高地。
一呼百应凝聚人心
饶斌同志是很有人格魅力的人，在他离世多年之后，人们仍深深地怀念他，我觉得他的个人魅力是集中了一个领导者应具备的许多品格。毛主席曾说过，领导者主要是出主意，用干部。饶斌同志就是这样一位领导者！有一个不是许多人都知道的细节。我是1952年从上海复旦大学毕业分配到一汽参加建厂筹备工作的，当时厂长是郭力同志。郭力同志是我党高级干部中的高级知识分子，又是学工的。我们报到的第二天，他亲自带领我们这些年轻毕业生到长春郊区孟家屯察看即将开工建设的厂址，当时那里是一望无际的刚收完庄稼的农田，还有一处日本细菌工厂的残垣断壁。郭厂长充满激情地说：“……我们就要在这里创建中国的汽车工业！”听到这番话，我们感到无比自豪，热血沸腾。当时一汽的厂领导，哪一个都是有水平有综合能力的优秀干部。后来郭力同志为尽快地打开一汽建设局面，向上级提出最好能有一位能力更强的同志来领导，中央考虑了他的意见，1953年派饶斌同志出任厂长兼施工部门的总指挥，郭力同志改任第一副厂长兼总工程师。
因为有这样一个背景，要处理好关系并非易事。然而饶斌和郭力的关系堪称典范。饶斌同志离开一汽后，郭力同志接任厂长，后来又任一机部副部长，他们两位成了终生好友。饶斌同志与领导班子其他成员相处得也很好。
他善于充分发挥大家的作用，大家也很支持和十分尊重他。建二汽时条件极为艰苦，他要求一汽对口支援，不但一汽的同志自觉地踊跃参加，就连不少已经离开一汽的同志，也主动要求来二汽参加建设。我认为，若不是饶斌同志极具人格魅力，学问再大，能力再强，恐怕也难以做到这样高度凝聚人心、团结队伍。对此，汽车工业的老同志们都有着深刻的印象和体会。
忠诚事业忍辱负重
的确，饶斌同志在领导汽车工业建设发展的人生道路上，也遇到不少坎坷和不公正的事情，其中最大的劫难当然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到的迫害。20世纪60年代“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正受命在鄂西北山沟里领导筹建二汽，然而一汽的造反派把他揪回长春批斗殴打，使他身心遭受严重摧残。
二汽的建设道路也很坎坷，是在不断排除极左干扰的过程中完成的。有一段时间饶斌同志虽是名义上的领导，但实际上靠边站，并无实权。一方面受到来自上面错误路线的干扰；另一方面则是来自下面造反派的冲击。例如，刚开始建厂，造反派打着“设计革命”的旗号，不讲科学，不顾厂房承重的需要，把车间的钢屋架改成所谓的轻钢结构和石棉瓦，把砖墙改成“干打垒”土墙；要求在芦席棚里敲敲打打造汽车，还说这是三线建设的需要，是造“政治车”；以加快建厂进度为理由，允许技术不过关的设备“带病进厂”；甚至为“密切工农感情”，工厂不许建围墙，不许建水厕，结果周围农民随意在厂里溜达，连牛羊也进了车间……凡此种种，使饶斌同志忍无可忍，不得不向当时国务院尚在主持经济和建设工作的李先念、谷牧同志反映，并得到他们的支持。先念同志冒着政治风险，以国务院名义专门召开了会议，批评和纠正了二汽建设中的错误，并强调要尊重饶斌同志的领导地位。接着就赶上了小平同志恢复主持中央工作、进行全面整顿的时机，在谷牧同志的支持下，饶斌同志带领全厂员工高质量地建成了第一期军用卡车生产线。然而好景不长，周总理逝世后不久，小平同志再次下台，饶斌同志被造反派作为“右倾翻案风”的“罪魁祸首”加以批斗。这时他的健康已处于危险状态，血压升高到惊人的程度，但他仍顶住巨大压力坚持工作，维持工厂的正常生产。二汽员工看在眼里急在心上，全厂绝大多数干部、职工都奋起保护他们心目中敬爱的饶厂长。李先念同志得知这一情况后，指示设法护送他去上海治病，才得以幸免。
在他年迈退出一线领导岗位，担任中顾委委员后，仍继续高度关心我国汽车工业的发展，但非常注意不干预现职领导的工作。一次，他的老上级、中顾委常委段君毅同志要求他多关注我国轿车工业发展问题。正当他满腔热情地在上海深入工厂进行调研，与时任上海市市长江泽民等同志商谈解决桑塔纳轿车项目存在的问题，探讨如何高质量地发展轿车零部件国产化时，突然听说原来酝酿的有部分老同志参加的“中国汽车工业领导小组”成员名单，发生变化。尽管他是一位有高度自律修养的人，服从组织上的决定，无疑还是受到很大刺激。那时他已经患有严重的心血管病，加上工作的疲劳，他病倒了。江泽民同志亲自组织医院开展抢救，并告诉医院领导和抢救的医护人员，饶斌同志是我国汽车工业的创始人，也是他的老领导，要求不惜一切全力抢救。医护人员尽了最大努力，但饶斌同志还是怀着对中国汽车工业的无限眷恋和不舍离开了人世。
时光荏苒，饶斌同志离开我们已经有20多年了。但他对创建和发展我国汽车工业所作出的重大贡献，他留下的那些可贵的精神气质和人格魅力，不仅永远载入中国汽车工业史册，更深深地活在中国汽车人的心中。如果饶斌同志在天之灵有知，我想告诉他：今天您的中国汽车梦已经初步实现，但离建设一个汽车强国的目标还有距离，我们要加倍努力，去实现建设世界汽车强国的伟大梦想。
2013年3月，是饶斌同志诞辰100周年。饶斌是我国汽车工业建设杰出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也是第一代汽车人的优秀代表。他直接领导建成了第一、第二汽车制造厂等大型汽车工业基地，并开创了我国改革开放新时期汽车工业改革发展的新局面。如果可以有什么之“父”的说法，称他为“中国汽车工业之父”也是当之无愧的。
新中国前的旧中国没有汽车制造工业。新中国制订和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时，就决定创建我国的汽车工业，并将第一汽车制造厂（以下简称“一汽”）的建设列为156项工业项目中的重点项目。在党中央、政务院的高度重视，全国支援和苏联的帮助下，从1953年7月动工到1956年7月完工，一汽仅用了3年时间就建成投产，而且就当时的技术和管理水平来说，在国际上也是比较先进的。
作为这个项目的最高领导者和直接负责人，饶斌同志带领大家创建了我国的汽车工业。从那时开始，他终身都与我国汽车工业的建设和发展紧密相连。1956年，一座现代化汽车城在长春市郊拔地而起，“解放牌”卡车的诞生开启了中国汽车工业第一章；1958年，他带领大家制造了国产第一辆“东风牌”小轿车，后来又开发了“红旗牌”高级轿车，开创了我国的轿车工业。接下来饶斌同志受命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带领大家排除万难、自力更生建成了我国另一个重要汽车工业基地——第二汽车制造厂（以下简称“二汽”）。粉碎“四人帮”以后，组织上先后任命他担任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兼汽车工业局局长、机械工业部部长等职；1982年从政府领导岗位退下后，又被任命为中国汽车工业公司董事长。他最早贯彻执行中央的改革开放决策，亲自领导重型汽车和上海轿车的技术引进及中外合资项目谈判，使我国汽车工业的发展走向一个新的里程碑。
他虽然没有能看到中国已成为世界汽车大国的现实，但是实现这个梦想的三大步，第一步从无到有建成一汽，第二步自力更生建成二汽，第三步合资引进战略布局，都是在他带领下走过来的。这是他对我国汽车工业建设和发展作出的最大贡献。
非常可贵的是，以饶斌为代表的老一代汽车人为后人留下了巨大精神财富。我觉得饶斌同志最值得我们学习的有三点：
一是他高度的事业心和使命感。孙中山曾说过：不要做大官，要做大事。饶斌同志不在乎官职高低，他一生就想做一件大事———创建和发展我国的汽车工业，对此他不折不扣地做到了。无论多么艰苦的环境，无论受多少委屈和打击，他始终在工作中保持高昂的斗志和饱满的热情。在他的感召下，老汽车工业基地出来的许多同志，不管以后担任什么工作，一提到汽车工业总是那么关心和充满热情。
二是他的学习精神。饶斌同志原来是学医的，是个思想进步的青年学子，1937年入党，投笔从戎，抗敌救国，成为我党文武双全的高级干部。新中国成立后，吹响实现工业化的号角，他毅然离开党政军的高级领导岗位，放下已有的一切，如饥似渴地学习新的知识，积累新的经验。他不仅是卓越的领导者，而且无论从技术角度还是管理角度，都是汽车界公认的专家。1979年，我陪同他赴美国与通用汽车公司谈判，一位美方的代表私下问我，你们的部长是否是专门学汽车专业的？他对技术问题比我们董事长还了解。
三是他永不自满、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我国汽车工业发展的三个阶段：一是以一汽建设为标志，在苏联帮助下创建了我国的汽车工业；二是以二汽建成为标志，自力更生发展了我国的汽车工业；三是通过中外合资，引进先进技术，使我国汽车工业走向国际先进水平。这三个重要里程碑都是在他领导下开创的，他善于思考，注重调研，审时度势，总是在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发挥着一个领军人物的关键作用。
艰难历程百折不回
建设一汽时，新中国刚成立不久，总体环境是很艰难的。特别是很多建设者从南方调来，没有经历过如此滴水成冰的刻骨严寒，也没有吃过高梁米和苞米面。然而这些困难都被参加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革命热情和光荣感融化了。
回想起来，当时饶斌同志面临的最大难题是，各级领导干部中只有一小部分是科技人员，如部分从苏联和少数从欧美回来的专家，其他大部分是从老解放区和战场上下来的领导干部，而且还是降一级使用。他们既不懂技术又不懂管理，有的文化程度还比较低，这是个大难题。至于降级使用的问题还好办，因为大家有一定的觉悟，看到饶斌同志这样的高级干部都来当厂长，经过做工作也就不计较了。但不懂技术和管理的“白帽子”，却不是一时半会儿就能摘掉的。
饶斌同志在建厂初期就提出了“出汽车，出人才”的方针。他以身作则，在繁重的建厂工作中，亲自领导开展了一个规模宏大地摘“白帽子”学习活动，创办了我国第一所汽车工业学校，有针对性地开设各种学习班和文化夜校。有的是能者为师，有的是由中、俄专家讲课，向专家学习，有的进行文化补课。对由党政军部门抽调来的干部，组织学文化、学技术、学业务；对由学校分配来的青年知识分子，结合专业工作深入学习，尽快成为专家；对青年工人，则进行系统严格的技术和工艺培训；还先后选拔500多名领导干部、技术人员和技术工人赴苏联汽车厂实习。大家如饥似渴地学习，有的老干部下班以后连回家吃饭的时间都舍不得，在食堂买两个窝窝头边啃边赶去学习。那时的一汽，不但是热火朝天的建设工地，同时也是一个特殊的大学校，种种情景，至今还历历在目。
边建设边学习的方式，对一汽三年建成工厂后能顺利投产起到决定性作用。经过刻苦的学习和实践，原来的“白帽子”绝大部分都成了称职的领导干部，有的甚至成为管理或技术专家。作为中国汽车工业的摇篮，一汽为全国培养和输送了大批骨干人才，后来建设二汽的许多领导同志大部分也是来自一汽，有许多同志还担任了我国机械工业等领域重要的领导工作。事业的发展、人才的进步，都离不开早年间在一汽形成的艰苦奋斗、与时俱进和刻苦学习的精神。
现在的同志们也许会有疑问，搞合资时已是改革开放时期了，还需要艰苦奋斗吗？其实那时我们住的是条件很差的招待所，吃的是很一般的伙食，粮票也不太够，一两件像样的中山装只有在与外商谈判时才舍得穿。我们这些老大学生虽然学过英语，但多年不用，还要抽业余时间恶补外语和国际经济、金融、法律知识等。今天的情况虽与过去大不相同，但饶斌同志留给我们的艰苦奋斗、与时俱进和刻苦学习的精神遗产永远不能丢。 那是令人难忘的一幕。1987年7月，在一汽换型改造验收大会上，年逾古稀的饶斌同志发言时深情地说：“我老了，不能和大家一起投身于第三次创业，我愿意躺在地上，化作一座桥，让大家踩着我的身躯走过，齐心协力把轿车造出来，去实现我们几代汽车人的轿车梦！”说完，他热泪盈眶，在座的人无不为之动容。这也是他最后一次公开讲话。
中国汽车人没有辜负他的期望，实现了轿车梦。但是占领世界汽车工业高地，不只是产量的问题，也不只是销量的问题，而是要占领代表发展方向的战略高地。
一呼百应凝聚人心
饶斌同志是很有人格魅力的人，在他离世多年之后，人们仍深深地怀念他，我觉得他的个人魅力是集中了一个领导者应具备的许多品格。毛主席曾说过，领导者主要是出主意，用干部。饶斌同志就是这样一位领导者！有一个不是许多人都知道的细节。我是1952年从上海复旦大学毕业分配到一汽参加建厂筹备工作的，当时厂长是郭力同志。郭力同志是我党高级干部中的高级知识分子，又是学工的。我们报到的第二天，他亲自带领我们这些年轻毕业生到长春郊区孟家屯察看即将开工建设的厂址，当时那里是一望无际的刚收完庄稼的农田，还有一处日本细菌工厂的残垣断壁。郭厂长充满激情地说：“……我们就要在这里创建中国的汽车工业！”听到这番话，我们感到无比自豪，热血沸腾。当时一汽的厂领导，哪一个都是有水平有综合能力的优秀干部。后来郭力同志为尽快地打开一汽建设局面，向上级提出最好能有一位能力更强的同志来领导，中央考虑了他的意见，1953年派饶斌同志出任厂长兼施工部门的总指挥，郭力同志改任第一副厂长兼总工程师。
因为有这样一个背景，要处理好关系并非易事。然而饶斌和郭力的关系堪称典范。饶斌同志离开一汽后，郭力同志接任厂长，后来又任一机部副部长，他们两位成了终生好友。饶斌同志与领导班子其他成员相处得也很好。
他善于充分发挥大家的作用，大家也很支持和十分尊重他。建二汽时条件极为艰苦，他要求一汽对口支援，不但一汽的同志自觉地踊跃参加，就连不少已经离开一汽的同志，也主动要求来二汽参加建设。我认为，若不是饶斌同志极具人格魅力，学问再大，能力再强，恐怕也难以做到这样高度凝聚人心、团结队伍。对此，汽车工业的老同志们都有着深刻的印象和体会。
忠诚事业忍辱负重
的确，饶斌同志在领导汽车工业建设发展的人生道路上，也遇到不少坎坷和不公正的事情，其中最大的劫难当然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到的迫害。20世纪60年代“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正受命在鄂西北山沟里领导筹建二汽，然而一汽的造反派把他揪回长春批斗殴打，使他身心遭受严重摧残。
二汽的建设道路也很坎坷，是在不断排除极左干扰的过程中完成的。有一段时间饶斌同志虽是名义上的领导，但实际上靠边站，并无实权。一方面受到来自上面错误路线的干扰；另一方面则是来自下面造反派的冲击。例如，刚开始建厂，造反派打着“设计革命”的旗号，不讲科学，不顾厂房承重的需要，把车间的钢屋架改成所谓的轻钢结构和石棉瓦，把砖墙改成“干打垒”土墙；要求在芦席棚里敲敲打打造汽车，还说这是三线建设的需要，是造“政治车”；以加快建厂进度为理由，允许技术不过关的设备“带病进厂”；甚至为“密切工农感情”，工厂不许建围墙，不许建水厕，结果周围农民随意在厂里溜达，连牛羊也进了车间……凡此种种，使饶斌同志忍无可忍，不得不向当时国务院尚在主持经济和建设工作的李先念、谷牧同志反映，并得到他们的支持。先念同志冒着政治风险，以国务院名义专门召开了会议，批评和纠正了二汽建设中的错误，并强调要尊重饶斌同志的领导地位。接着就赶上了小平同志恢复主持中央工作、进行全面整顿的时机，在谷牧同志的支持下，饶斌同志带领全厂员工高质量地建成了第一期军用卡车生产线。然而好景不长，周总理逝世后不久，小平同志再次下台，饶斌同志被造反派作为“右倾翻案风”的“罪魁祸首”加以批斗。这时他的健康已处于危险状态，血压升高到惊人的程度，但他仍顶住巨大压力坚持工作，维持工厂的正常生产。二汽员工看在眼里急在心上，全厂绝大多数干部、职工都奋起保护他们心目中敬爱的饶厂长。李先念同志得知这一情况后，指示设法护送他去上海治病，才得以幸免。
在他年迈退出一线领导岗位，担任中顾委委员后，仍继续高度关心我国汽车工业的发展，但非常注意不干预现职领导的工作。一次，他的老上级、中顾委常委段君毅同志要求他多关注我国轿车工业发展问题。正当他满腔热情地在上海深入工厂进行调研，与时任上海市市长江泽民等同志商谈解决桑塔纳轿车项目存在的问题，探讨如何高质量地发展轿车零部件国产化时，突然听说原来酝酿的有部分老同志参加的“中国汽车工业领导小组”成员名单，发生变化。尽管他是一位有高度自律修养的人，服从组织上的决定，无疑还是受到很大刺激。那时他已经患有严重的心血管病，加上工作的疲劳，他病倒了。江泽民同志亲自组织医院开展抢救，并告诉医院领导和抢救的医护人员，饶斌同志是我国汽车工业的创始人，也是他的老领导，要求不惜一切全力抢救。医护人员尽了最大努力，但饶斌同志还是怀着对中国汽车工业的无限眷恋和不舍离开了人世。
时光荏苒，饶斌同志离开我们已经有20多年了。但他对创建和发展我国汽车工业所作出的重大贡献，他留下的那些可贵的精神气质和人格魅力，不仅永远载入中国汽车工业史册，更深深地活在中国汽车人的心中。如果饶斌同志在天之灵有知，我想告诉他：今天您的中国汽车梦已经初步实现，但离建设一个汽车强国的目标还有距离，我们要加倍努力，去实现建设世界汽车强国的伟大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