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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红军长征时期，毛泽东思想在各个方面得到了丰富与发展。长征过程中复杂的斗争环境为毛泽东思想的丰富与发展提供了实践土壤；长征的伟大实践使毛泽东思想强化了理论根基、丰富了理论宝库和确立了“活的灵魂”；毛泽东思想对长征胜利和全党正确指导起到了引领作用。
[关键词]长征；毛泽东思想；丰富；发展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胜利，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在这场震惊世界、艰苦卓绝的远征中，党及其所领导的人民军队，面临的复杂局面前所未有，进行的伟大斗争惊心动魄。在这一过程中，党对于中国革命的特点规律和重大问题、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如何指导实践、对于如何加强自身建设有了进一步的认识。特别是毛泽东，进行了更为艰辛的探索和富有智慧的斗争，毛泽东思想在各个方面得到了丰富和发展。这些思想在抗日战争中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为全党统一认识，并最终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提供了条件。
一、复杂的斗争环境为毛泽东思想的丰富发展提供了实践土壤
一个科学的理论、一种正确的思想，其形成不仅需要集体智慧，不仅需要个人探索，更重要的在于丰富实践的支撑。只有通过对实践中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只有通过实践对理论思考进行不断地检验，才能形成正确地指导实践的理论。在长征过程中，惨痛的教训、复杂的环境、多样的任务，都为毛泽东思想的丰富和发展提供了实践土壤。
首先，在长征过程中，毛泽东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得到很大提高，为毛泽东思想的丰富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但在党成立初期，党的马克思主力理论水平还不足，“这个弱点，就是党在思想上的准备、理论上修养是不够的，是比较幼稚的。”[1]毛泽东非常看重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并把马列经典当作“功课”来读、当作“工具”来用，结合历史去读、结合实践去学。1932年4月红军打漳州时缴获了《反杜林论》、《两个策略》、《“左派”幼稚病》等马列著作，毛泽东如获至宝。长征开始后，毛泽东受到排挤、身染疾病，但他躺在担架上还在读马列的书。[2]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回忆起那段岁月，曾说他“是在马背上学的马列主义”。[3]在阅读的过程中，他紧密联系中国的实际进行深入地思考，从马列经典中汲取理论指导和方法遵循，其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不断提高，这不但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分析和指导中国革命、有效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提供了条件，更重要的还在于为与教条主义进行坚决有效斗争提供了理论武器。长征结束后，毛泽东能够写出《矛盾论》、《实践论》等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理论光芒的不朽名著，与在长征时期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有相当大的关系。
其次，在长征过程中，丰富的实践条件和同教条主义的坚决斗争，为毛泽东思想的丰富发展提供了实践依据。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在同这种错误倾向作斗争并深刻总结这方面的历史经验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4]在红军长征中，面对出现的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毛泽东进行了艰辛的探索。特别是在同错误路线的斗争中，毛泽东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在同教条主义的斗争中，毛泽东始终坚信必须用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指导中国革命，必须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军事斗争。1935年1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召开，毛泽东出席会议并就长征以来各种争论问题发表长篇序言，认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指挥上和战略战术上的错误。毛泽东的意见，得到大多数与会者的支持。会议主要根据毛泽东发言的内容，委托张闻天起草《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并印发。在同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斗争中，党中央和毛泽东表现出高度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性，采取灵活多样的斗争策略，利用红四方面军内部的反分裂力量和共产国际的声望，最终解决了这一复杂的矛盾问题。
再次，在长征过程中，党的其他领导人及广大指战员的集体智慧，为毛泽东思想的丰富发展提供了智力支撑。长征过程中，周恩来、张闻天、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运用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解决当前问题，对毛泽东思想的丰富和发展作出极大的贡献。周恩来作为党内领导集体的主要成员，始终强调革命军队中政治工作的重要性，大革命时期，就对政治工作的方法和作用发表主要论述，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更加强调红军的政治工作，他出席中国工农红军全国政治工作会议，在开幕会上的致词中指出：“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5]作为中国共产党杰出领袖之一，张闻天在长征时期确立毛泽东领导地位起到关键作用，在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上，第一个站出来作了反对中央领导单纯防御军事路线的报告，并受会议委托起草《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6]。在农村游击战争中，朱德就有不少独到的见解，他认为红军的战术主要是怎样打大仗转变为打小仗，也就是打游击战的问题。“当然这仅是萌芽，关于游击战术以及整个战略问题，还是后来由毛主席系统地、完整地解决的。”[7]把毛泽东思想视为党和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不仅如实反映毛泽东思想形成过程，而且符合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形成发展的客观规律。
二、毛泽东思想在长征过程中各个方面得到了极大丰富和发展
中国革命实践的迫切要求，推动着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长期革命斗争的经验，进行系统总结，作出理论概括，形成了适合中国国情的科学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在长征过程中，伟大的实践，使得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形式和道路等基本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和伟大的实践，从而在各个方面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
首先，进一步强化了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根基。中国的问题，不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不可能根本解决的；但是，仅靠背诵马克思主义和照搬外国经验，同样不可能解决这些问题。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先后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一系列理论著作，并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首次明确提出要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这一指导中国革命的思路方法在长征中得以延续。通过对马列主义著作的深入阅读，通过对血的教训的深刻反思，通过广大指战员特别是党和军队领导人的艰辛探索，毛泽东更加明确了必须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信念。而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理论指导。这些思考和认识，在长征结束后得到理论系统总结，毛泽东提出了“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8]坚持马克思主义，并按照中国实际使之具体化，从而成為指导中国革命的理论依据，这极大地推动了毛泽东思想的丰富和发展。 其次，进一步丰富了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宝库。在长征过程中，毛泽东思想从各个方面都得到了丰富和发展。毛泽东曾指出：“十八年的经验告诉我们，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是战胜敌人的两个基本武器。而党的组织，则是掌握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这两个武器以实行对敌冲锋陷阵的英勇战士。”[9]从统一战线来看，克服“关门主义”错误，实现策略向战略再到政策的转变。长征初期，中央红军欲西进北上，却迂回西南，突围粤北，这与党在长征前夕秘密开展的与粤军首领陈济棠的统战工作有直接关系。1935年6月朱德也利用他在川军中的老关系，与集结在雅安、荣经一带堵截红军的杨森部队达成过暂不互相进攻的协议。从武装斗争来看，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的指挥下，制定和开展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由长征初期的被动作战转变为主动歼敌。1935年2月5日至10日，中共中央在云南威信境内召开“扎西会议”，会议决定，中央红军“回兵黔北，再渡赤水，重占遵义”，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关于遵义会议决议的报告》，第一次系统论述了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为中央红军突围转移、取得长征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理论基础。从党的建设来看，1945年通过的《中共中央委员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遵义会议后，党中央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的政治路线是完全正确的，‘左’倾路线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都被逐渐克服了。”遵义会议的召开，全力解决了当时突出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使党的组织建设在纠正“左倾”错误中走向正轨，不仅恢复了红军的集体领导制度，而且正确解决党内矛盾和斗争。长征的胜利，是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领导集体根据中国革命实践，成功运用三大法宝的结果，为毛泽东思想的成熟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养分。
再次，进一步确立了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虽然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系统总结并不出自毛泽东自己，但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贯穿整个毛泽东思想理论体系，毛泽东对这三者有相当丰富的表述。长征过程中，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在多个方面也得到了丰富和发展。一是长征挣脱了“教条化”的束缚，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最终战胜教条主义的统治。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初期的失利，充分证明过去路线的错误，实事求是的思想开始成为党的指导思想，遵义会议后逐渐成为党和红军各项工作的根本指针。二是群众路线作为党的生命线，对长征胜利起到关键作用。长征所过地区，群众基础薄弱，民族问题突出，但是党和红军坚决贯彻民族政策，积极开展土地革命，密切联系各族人民。1935年1月1日发出了《总政治部关于瓦解贵州白军的指示》，指出“红军为解放贵州群众而来”、“苗瑶弟兄红军赞助苗瑶民族解放”。1935年1月14日发出了《总政治部关于地方工作的指示信》，指出“发动群众的总的方针是要迅速的广大的发动群众的斗争，武装当地的群众。”[10]三是独立自主原则是中国共产党摆脱共产国际束缚的过程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毛泽东在总结新民主主义革命经验时提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11]而真正实行独立自主是从遵义会议开始，中国共产党在与共产国际完全失去联系的情况下，第一次独立解决党内重大问题。会后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在新“三人团”的指挥下，不仅在军事上取得重大胜利，而且克服党内战略分歧，最终胜利完成长征。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原则，充分发挥广大群众的力量，坚持独立自主，充分理解长征精神，在实践中指导中国革命事业的发展。
三、毛泽东思想在长征过程中丰富和发展具有深远影响和历史意义
长征的胜利表明，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红军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在长征过程中，毛泽东思想的丰富和发展，不但引领着长征取得最后的胜利，同时还对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胜利起到了重要促进作用，对统一党内思想，并最终把毛泽东思想写在党的旗帜上起到了重要引领作用。
第一，毛泽东思想的丰富和发展对长征取得最后胜利起到了重要促进作用。毛泽东思想“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和抗日战争时期得到系统总结和多方面展开而达到的成熟”。[12]从党的建设角度看，红军长征发生在土地革命中后期，是毛泽东思想由形成到成熟的转型时期。长征初期，红军遭受了史无前例的损失，毛泽东始终被排挤，其军事思想和战略方针也遭受抛弃，但是军事作战连连失利使不满和怀疑达到顶点，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的召开，不仅初步形成了第一代领导集体，更是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在后期的思想和组织斗争中，新的领导集体经受住了重重考验，战胜了党内错误思想。从军事斗争指导看，毛泽东军事思想符合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规律，指引了红军跨过了一个个艰难险阻、战胜了一个顽敌强敌，从挫折中走向胜利。随着遵义会议实现了中国革命领导核心与军事指导理论的根本性改变，长征形势全然改观。四渡赤水、兵临贵阳、虚指昆明、巧渡金沙，毛泽东指挥红军以指东击西、形南实北的灵活机动，驰骋于黔桂川滇的万水千山之间，最终摆脱了几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粉碎了蒋介石围歼红军于川、黔、滇边境的计划，从此红军长征由被动转为主动，踏上了胜利征途。
第二，毛泽东思想的丰富和发展对在全党确立正确指导起到重要引领作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由于思想理论根基不牢，党的主要领导人对中国革命认识不足，以及共产国际指导上的失误，使中国革命事业遭受重大损失。但是马列主义不可能系统提出完全适合中国国情需要的理论，中国革命的理论，只能依靠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实践中创造。毛泽东率先举起“反对本本主义”的旗帜，认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先导。猴场会议解决了个人专断代替党委集体领导的问题，作出《关于渡江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规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13]只有坚决贯彻落实党委集体领导原则，才能正确解决党在领导和革命过程中面临的困难和问题。遵义会议的召开，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恢复了民主集中制的领导方式，形成了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的新三人团。会后及时将会议精神传达全军，改变了之前中央意图秘而不宣的做法，恢复了古田会议决议关于“上级机关的决议，凡属重要一点的，必须迅速地传达到下级机关和党员群众中去”和“党的下级机关和党员群众对于上级机关的指示，要经过详尽的讨论，以求彻底地了解指示的意义，并决定对它的执行方法”。[14]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新的领导集体中，周恩来、张闻天非常尊重毛泽东的意见，接受他的主张和建议，毛泽东开始发挥核心作用。长征结束后，经过抗战实践的检验，经过延安整风的学习，全党对毛泽东思想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党的七大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全党指导思想，从而为最终夺取中国革命胜利奠定了基础。
[注释]
[1]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中央党校.刘少奇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
[2][3]吴宜，温宪祝.毛泽东读书与写文.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
[4][12]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过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3）.
[5]程中原.周恩来年谱（1898～1949）（上）.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2007（9）.
[6]程中原.张闻天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7）.
[7]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朱德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8）.
[8][9]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
[1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主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6）.
[11][14]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
[13]毛澤东年谱（1893-194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9）.
[关键词]长征；毛泽东思想；丰富；发展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胜利，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在这场震惊世界、艰苦卓绝的远征中，党及其所领导的人民军队，面临的复杂局面前所未有，进行的伟大斗争惊心动魄。在这一过程中，党对于中国革命的特点规律和重大问题、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如何指导实践、对于如何加强自身建设有了进一步的认识。特别是毛泽东，进行了更为艰辛的探索和富有智慧的斗争，毛泽东思想在各个方面得到了丰富和发展。这些思想在抗日战争中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为全党统一认识，并最终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提供了条件。
一、复杂的斗争环境为毛泽东思想的丰富发展提供了实践土壤
一个科学的理论、一种正确的思想，其形成不仅需要集体智慧，不仅需要个人探索，更重要的在于丰富实践的支撑。只有通过对实践中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只有通过实践对理论思考进行不断地检验，才能形成正确地指导实践的理论。在长征过程中，惨痛的教训、复杂的环境、多样的任务，都为毛泽东思想的丰富和发展提供了实践土壤。
首先，在长征过程中，毛泽东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得到很大提高，为毛泽东思想的丰富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但在党成立初期，党的马克思主力理论水平还不足，“这个弱点，就是党在思想上的准备、理论上修养是不够的，是比较幼稚的。”[1]毛泽东非常看重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并把马列经典当作“功课”来读、当作“工具”来用，结合历史去读、结合实践去学。1932年4月红军打漳州时缴获了《反杜林论》、《两个策略》、《“左派”幼稚病》等马列著作，毛泽东如获至宝。长征开始后，毛泽东受到排挤、身染疾病，但他躺在担架上还在读马列的书。[2]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回忆起那段岁月，曾说他“是在马背上学的马列主义”。[3]在阅读的过程中，他紧密联系中国的实际进行深入地思考，从马列经典中汲取理论指导和方法遵循，其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不断提高，这不但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分析和指导中国革命、有效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提供了条件，更重要的还在于为与教条主义进行坚决有效斗争提供了理论武器。长征结束后，毛泽东能够写出《矛盾论》、《实践论》等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理论光芒的不朽名著，与在长征时期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有相当大的关系。
其次，在长征过程中，丰富的实践条件和同教条主义的坚决斗争，为毛泽东思想的丰富发展提供了实践依据。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在同这种错误倾向作斗争并深刻总结这方面的历史经验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4]在红军长征中，面对出现的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毛泽东进行了艰辛的探索。特别是在同错误路线的斗争中，毛泽东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在同教条主义的斗争中，毛泽东始终坚信必须用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指导中国革命，必须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军事斗争。1935年1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召开，毛泽东出席会议并就长征以来各种争论问题发表长篇序言，认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指挥上和战略战术上的错误。毛泽东的意见，得到大多数与会者的支持。会议主要根据毛泽东发言的内容，委托张闻天起草《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并印发。在同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斗争中，党中央和毛泽东表现出高度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性，采取灵活多样的斗争策略，利用红四方面军内部的反分裂力量和共产国际的声望，最终解决了这一复杂的矛盾问题。
再次，在长征过程中，党的其他领导人及广大指战员的集体智慧，为毛泽东思想的丰富发展提供了智力支撑。长征过程中，周恩来、张闻天、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运用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解决当前问题，对毛泽东思想的丰富和发展作出极大的贡献。周恩来作为党内领导集体的主要成员，始终强调革命军队中政治工作的重要性，大革命时期，就对政治工作的方法和作用发表主要论述，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更加强调红军的政治工作，他出席中国工农红军全国政治工作会议，在开幕会上的致词中指出：“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5]作为中国共产党杰出领袖之一，张闻天在长征时期确立毛泽东领导地位起到关键作用，在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上，第一个站出来作了反对中央领导单纯防御军事路线的报告，并受会议委托起草《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6]。在农村游击战争中，朱德就有不少独到的见解，他认为红军的战术主要是怎样打大仗转变为打小仗，也就是打游击战的问题。“当然这仅是萌芽，关于游击战术以及整个战略问题，还是后来由毛主席系统地、完整地解决的。”[7]把毛泽东思想视为党和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不仅如实反映毛泽东思想形成过程，而且符合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形成发展的客观规律。
二、毛泽东思想在长征过程中各个方面得到了极大丰富和发展
中国革命实践的迫切要求，推动着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长期革命斗争的经验，进行系统总结，作出理论概括，形成了适合中国国情的科学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在长征过程中，伟大的实践，使得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形式和道路等基本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和伟大的实践，从而在各个方面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
首先，进一步强化了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根基。中国的问题，不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不可能根本解决的；但是，仅靠背诵马克思主义和照搬外国经验，同样不可能解决这些问题。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先后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一系列理论著作，并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首次明确提出要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这一指导中国革命的思路方法在长征中得以延续。通过对马列主义著作的深入阅读，通过对血的教训的深刻反思，通过广大指战员特别是党和军队领导人的艰辛探索，毛泽东更加明确了必须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信念。而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理论指导。这些思考和认识，在长征结束后得到理论系统总结，毛泽东提出了“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8]坚持马克思主义，并按照中国实际使之具体化，从而成為指导中国革命的理论依据，这极大地推动了毛泽东思想的丰富和发展。 其次，进一步丰富了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宝库。在长征过程中，毛泽东思想从各个方面都得到了丰富和发展。毛泽东曾指出：“十八年的经验告诉我们，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是战胜敌人的两个基本武器。而党的组织，则是掌握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这两个武器以实行对敌冲锋陷阵的英勇战士。”[9]从统一战线来看，克服“关门主义”错误，实现策略向战略再到政策的转变。长征初期，中央红军欲西进北上，却迂回西南，突围粤北，这与党在长征前夕秘密开展的与粤军首领陈济棠的统战工作有直接关系。1935年6月朱德也利用他在川军中的老关系，与集结在雅安、荣经一带堵截红军的杨森部队达成过暂不互相进攻的协议。从武装斗争来看，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的指挥下，制定和开展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由长征初期的被动作战转变为主动歼敌。1935年2月5日至10日，中共中央在云南威信境内召开“扎西会议”，会议决定，中央红军“回兵黔北，再渡赤水，重占遵义”，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关于遵义会议决议的报告》，第一次系统论述了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为中央红军突围转移、取得长征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理论基础。从党的建设来看，1945年通过的《中共中央委员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遵义会议后，党中央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的政治路线是完全正确的，‘左’倾路线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都被逐渐克服了。”遵义会议的召开，全力解决了当时突出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使党的组织建设在纠正“左倾”错误中走向正轨，不仅恢复了红军的集体领导制度，而且正确解决党内矛盾和斗争。长征的胜利，是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领导集体根据中国革命实践，成功运用三大法宝的结果，为毛泽东思想的成熟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养分。
再次，进一步确立了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虽然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系统总结并不出自毛泽东自己，但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贯穿整个毛泽东思想理论体系，毛泽东对这三者有相当丰富的表述。长征过程中，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在多个方面也得到了丰富和发展。一是长征挣脱了“教条化”的束缚，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最终战胜教条主义的统治。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初期的失利，充分证明过去路线的错误，实事求是的思想开始成为党的指导思想，遵义会议后逐渐成为党和红军各项工作的根本指针。二是群众路线作为党的生命线，对长征胜利起到关键作用。长征所过地区，群众基础薄弱，民族问题突出，但是党和红军坚决贯彻民族政策，积极开展土地革命，密切联系各族人民。1935年1月1日发出了《总政治部关于瓦解贵州白军的指示》，指出“红军为解放贵州群众而来”、“苗瑶弟兄红军赞助苗瑶民族解放”。1935年1月14日发出了《总政治部关于地方工作的指示信》，指出“发动群众的总的方针是要迅速的广大的发动群众的斗争，武装当地的群众。”[10]三是独立自主原则是中国共产党摆脱共产国际束缚的过程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毛泽东在总结新民主主义革命经验时提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11]而真正实行独立自主是从遵义会议开始，中国共产党在与共产国际完全失去联系的情况下，第一次独立解决党内重大问题。会后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在新“三人团”的指挥下，不仅在军事上取得重大胜利，而且克服党内战略分歧，最终胜利完成长征。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原则，充分发挥广大群众的力量，坚持独立自主，充分理解长征精神，在实践中指导中国革命事业的发展。
三、毛泽东思想在长征过程中丰富和发展具有深远影响和历史意义
长征的胜利表明，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红军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在长征过程中，毛泽东思想的丰富和发展，不但引领着长征取得最后的胜利，同时还对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胜利起到了重要促进作用，对统一党内思想，并最终把毛泽东思想写在党的旗帜上起到了重要引领作用。
第一，毛泽东思想的丰富和发展对长征取得最后胜利起到了重要促进作用。毛泽东思想“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和抗日战争时期得到系统总结和多方面展开而达到的成熟”。[12]从党的建设角度看，红军长征发生在土地革命中后期，是毛泽东思想由形成到成熟的转型时期。长征初期，红军遭受了史无前例的损失，毛泽东始终被排挤，其军事思想和战略方针也遭受抛弃，但是军事作战连连失利使不满和怀疑达到顶点，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的召开，不仅初步形成了第一代领导集体，更是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在后期的思想和组织斗争中，新的领导集体经受住了重重考验，战胜了党内错误思想。从军事斗争指导看，毛泽东军事思想符合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规律，指引了红军跨过了一个个艰难险阻、战胜了一个顽敌强敌，从挫折中走向胜利。随着遵义会议实现了中国革命领导核心与军事指导理论的根本性改变，长征形势全然改观。四渡赤水、兵临贵阳、虚指昆明、巧渡金沙，毛泽东指挥红军以指东击西、形南实北的灵活机动，驰骋于黔桂川滇的万水千山之间，最终摆脱了几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粉碎了蒋介石围歼红军于川、黔、滇边境的计划，从此红军长征由被动转为主动，踏上了胜利征途。
第二，毛泽东思想的丰富和发展对在全党确立正确指导起到重要引领作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由于思想理论根基不牢，党的主要领导人对中国革命认识不足，以及共产国际指导上的失误，使中国革命事业遭受重大损失。但是马列主义不可能系统提出完全适合中国国情需要的理论，中国革命的理论，只能依靠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实践中创造。毛泽东率先举起“反对本本主义”的旗帜，认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先导。猴场会议解决了个人专断代替党委集体领导的问题，作出《关于渡江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规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13]只有坚决贯彻落实党委集体领导原则，才能正确解决党在领导和革命过程中面临的困难和问题。遵义会议的召开，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恢复了民主集中制的领导方式，形成了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的新三人团。会后及时将会议精神传达全军，改变了之前中央意图秘而不宣的做法，恢复了古田会议决议关于“上级机关的决议，凡属重要一点的，必须迅速地传达到下级机关和党员群众中去”和“党的下级机关和党员群众对于上级机关的指示，要经过详尽的讨论，以求彻底地了解指示的意义，并决定对它的执行方法”。[14]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新的领导集体中，周恩来、张闻天非常尊重毛泽东的意见，接受他的主张和建议，毛泽东开始发挥核心作用。长征结束后，经过抗战实践的检验，经过延安整风的学习，全党对毛泽东思想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党的七大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全党指导思想，从而为最终夺取中国革命胜利奠定了基础。
[注释]
[1]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中央党校.刘少奇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
[2][3]吴宜，温宪祝.毛泽东读书与写文.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
[4][12]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过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3）.
[5]程中原.周恩来年谱（1898～1949）（上）.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2007（9）.
[6]程中原.张闻天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7）.
[7]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朱德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8）.
[8][9]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
[1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主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6）.
[11][14]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
[13]毛澤东年谱（1893-194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