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在《COLLIER大百科全书》之中，袁行霈的《中国文学史》中认为《镜花缘》与《格列佛游记》的内容是十分相近的，这两部小说源于有所不同的时代、有所不同的地域，但却极为相近。本文对《镜花缘》和《格列佛游记》这两部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的小说展开比较研究。文章不仅列出了它们之间可观的相似之处，而且侧重研究了他们之间的差异，并从作者的时代背景、个人经历、世界观和审美观等方面研究了二者造成差异的原因。从中，我们可看到中西传统文化的差异。
　　【关键词】 格列佛游记;镜花缘;比较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0）41-0010-02
　　《镜花缘》是清代李汝珍的一部小说，属神魔小说。这部小说以魔力诙谐的笔法刻画了五彩缤纷的天轮图。《格列佛游记》是乔纳森 · 斯威夫特的一部长篇小说，是一部以探险风格写成的讽刺小说，整部小说以梅尔古利佛船长的视角为基础，叙述了四国探险的全部经历。这两部小说都面世于社会动荡不安时期，斯威夫特生存在英国政局极度混乱的时期，100年之后的中国，才华横溢的学者李汝珍在清政府动荡不安时期写下了《镜花缘》，它与《格列佛游记》在自身内容结构之上极为相近，他批评和嘲讽了中国社会的陋习。因此，研究《镜花缘》與《格列佛游记》的异同，对后世的学习者有很大的裨益，增加大家对两部小说的理解。
　　一、创作背景的比较
　　《格列佛游记》是斯威夫特于1726年写的，斯威夫特生存在英国历史之上政局十分动荡的时代。1688年英国发生了“光荣革命”。资产阶级虽然获得了胜利，废黜了最终的斯图亚特王朝，但根深蒂固的专制势力在一段时间之内仍然难以完全铲除，最终产生了专制贵族地主和大资产阶级让步的君主立宪制。随着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资产阶级日益曝出其贪婪、自私、腐化的本性，格列佛游记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创作的[1]。
　　《镜花缘》写于1820年左右，《镜花缘》的作者李汝珍生存在中国最终一个专制王朝由“盛”到“衰”的时代，也是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瓦解的前夜。此时，各种社会矛盾激化，专制制度管治所引起的各种黑暗和现实曝在人们眼前。同时，随着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经济的日益兴盛，18世纪中叶被压榨的资本主义兴起并进一步转型。这种全新的经济形态和生产关系，与领先的、反革命的专制生产关系造成了深远的对立，增进了以龚自珍为代表的一部分有远见、有独创性的人，复杂救国的启蒙知识分子极力宣扬这一思想具备革命意义的社会主义启蒙思想，企图革新这种邪恶沉寂的状态，暴露清朝管治之下的贪腐和社会恶习。”《镜花缘》便是在这样一个社会动荡不安的历史时期出现的。[2]
　　二、《镜花缘》与《格列佛游记》的异同比较
　　（一）主要思想的比较
　　1.抨击性的比较。这两部小说都是非常古典的讽刺小说。它们的艺术特征非常相近。他们应用对比、幽默、含沙射影等讽刺手法，构建对社会现实的批判。《镜花缘》深远地体现了社会各个层面的社会现实，精确地批评了社会现象。作者的写作辛辣但又不少幽默感，以更婉转地手法嘲讽了那些儒生，如用白民国来象征那些装腔作势的学者，用漫画手法深远地取笑和抨击许多品行不端的恶人，《格列佛游记》之中的王子大臣们都很会讨好别人，他们往往不是既有政治操守又有才华的人才，有时他们可通过跳绳来取得一个位置。有些人为了获得一个重新的职位而在绳子之上唱歌跳舞。然后来到了大人国，格列佛变为了一个恶棍，被装在一个盒子里面，后来被带到市场之上。在这个时候，他们被当成怪物看待，让民众来参观。同时，作者还嘲讽了那些只是纸上谈兵的伪学者。比如，在飞岛的科学家只重视怪异的实验，他们经常用蜘蛛网当作防线。此外，他们通过嗅觉和嗅觉分辨颜色[3]。这真的嘲讽了人类最恶魔的本性。然而，随着历史的变迁，人性逐渐变得更加邪恶，人类逐渐迈向不能挽救的深渊。小说现实地体现了社会现象，但也可伸延到对人性的讽刺[4]。
　　2.理想国度的比较。对于邪恶的社会现实，或者算是不能对立的阶级矛盾，作家可以展开批判和批判，而没别的方法可将自己的想法渗入到小说作品之中，从而看到最完美的王国。他们似乎只有这样才能获得安慰。《镜花缘》的作者借此机会对君子国的境界展开了想象，从而充分传达了他的社会理想。君子国主张让位原则、礼乐境界、耕者让畔、旅行者之道等。卖家应当少赚一些钱，但他应当获取一流的商品，或者买家以高价取得劣质商品。然而，这些与具体实际当场宰客，商业欺诈等行为相距甚远甚至背道而驰。君主国的宰相都是彬彬有礼、和蔼可亲的人，没有官场之上的习气，这样的人是可亲可敬的。这是为了驳斥那些专制贪腐的官场和现实社会。《格列佛游记》中的完美社会主要是通过格列佛的慧骃国之旅来渗入的。在这里，格列佛碰到了正直公正的慧骃马，慧骃马的语言里面没有谎言和误导，也没有质疑和不信赖，这个国家的一切都是现实和平等的，这是人们所憧憬的。这个国度不需要考量别人说的是真是假，他们不明白怎么撒谎。通过对耶胡和慧骃的比较，使主人公提到喜爱“慧骃”的种种原因。所有这些话语都反映了统治集团的贪腐堕落，同时也更有效地嘲讽了英国的社会生活和世界的陋习，这也显示了作者对社会主义和公平的向往。
　　（二）叙事模式的比较
　　1.叙事结构之比较。作家写叙事作品时，首先要考量作品写完之后的面貌，即要编写出什么样的风景和体系。写作行为与写作目标间的形态和系统是什么样的“结构”。在写作过程中，结构既是作家的第一行为，也是作家的终极行为，作家创作的第一步需考量结构，创作的最终一步也需渴望结构的完整性，叙事结构可看作是一种框架结构，在此基础之上，将故事或描述的顺序和风格展现给读者、听众或观察者。
　　《镜花缘》和《格列佛游记》都以主人公的游历为线索，构造了整个故事的发展。这部小说的叙述是点和线的形状。主人公开启了他的海外之旅，产生了一条线。每次抵达目的地，主人公都会断断续续逗留，这就组成了一个要点。但这两部作品是有所不同的。《镜花缘》以百花仙子为故事框架，以百花仙子的经历为主线，以百姑娘为原型，它叙述了唐敖、林之洋和多九公等人在异国他乡的经历，从辍学到旅途，最终和才女们一起归国。《格列佛游记》承继并沿用了荷马诗歌之中的奥德赛离家、出游、回乡的模式。格列佛上岸四次，并来到利立浦特、布罗卜丁奈格和飞岛国，直至最终一次游览，他对祖国的发展面貌全然沮丧，归国之后变得肤浅而又愤青。 　　2.叙事时间之比较。在时间序列之上，《镜花缘》与《格列佛游记》既有相近的时间顺序，也有不同的时间顺序。《镜花缘》的叙事时间序列基本上是按情节转型发展的自然顺序排列的顺序叙事。斯威夫特在编写《格列佛游记》时，基本上使用了叙事的时间序列，故事的发展时间序列与叙事时间序列是相同的。综上所述，两部作品除了叙事之外，还使用了预叙和插叙的叙事技巧。《镜花缘》小说之中有许多叙事技巧，如倒叙和平行叙述，比《格列佛游记》更为多样。《格列佛游记》受古希腊历史文学的影响更多采用直接叙述的方式，其中最具典型的就是受到古希腊《伊利亚特》等文学作品的影响，较多地使用预叙的方式。
　　频率是指一个事件在故事之中发生的次数以及它在文本中被描述的次数。所有不同的叙事频率会造成不同的阅读效果。日奈特把它分成三种类型：单一叙述、反复描述和综合叙述，反复描述是指故事之中爆发过一次、在描述文本之中多次叙述的事情。通过对某物的有节奏的重复，造成一定的象征意义，使读者认识作品的深层含义。《镜花缘》之中的重复叙事现象十分引人注目。例如，在龙年寒冬，笔者先是在仙境的王母蟠桃宴会之上提交此事，造成百花仙子的誓言出炉，然后在人间再次描述这段语言，王母娘娘下令百花齐放，百位花仙被贬下凡。前者是作者以预言的形式表达出来的，后者是预料出来的结果。通过重复的叙述，读者可了解到人和事物都有自己的命运，即因果的对应。但这种叙事在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之中并不引人注目，主要是一种单个的叙述。
　　3.叙事视角之比较。《镜花缘》与《格列佛游记》在叙事视角选取和应用之上的差异，是由于两人所处不同的文化传统导致的。第一人称视角在中国古代小说之中很难采用。宋元时期的说书人在讲故事时，往往使用全知全能的视角。他们靠近故事，以旁观者的身份讲述故事。他们敏捷多变，几乎没任何限制。中国古代白话小说从一开端就与“说”的技巧紧密有关。因此，这种所谓的全知视角发展为中国古代白话小说最常见的叙事视角之一。从宋元白话文到明清章回小说、拟话本小说，这种叙事视角随处可见。李汝珍在编写《镜花缘》时，也使用了最常用的全知视角来写作。在西方国家，人们主张个人的视角，注重个人价值，这种文化观念必然冲击第一人称叙事视角在文学创作之中的运用。《奥德赛》使用了第一人称叙事视角，在斯威夫特以前，乞丐小说《大癞蛤蟆》和笛福的《鲁滨孙漂流记》都使用了第一人称叙事视角。
　　三、结语
　　《镜花缘》和《格列佛游记》无疑是中外文学史之上的两部举足轻重的作品，两位作家以灵敏的眼光找到了各自国家和社会之中的各种对立，并企图找寻解决办法，充分展现自己的社会抱负和想法。这两部作品无论从技术上还是形式之上都有值得思考的地方。另一方面，通过两部作品不同的写作内容和写作方法，读者也可看见中西传统文化的不同。
　　参考文献：
　　[1]董俊焱.《镜花缘》讽刺艺术研究[D].济南：山东师范大学，2017.
　　[2]赵叶叶.叙事学视野下的《镜花缘》研究[D].无錫：江南大学，2019.
　　[3]商叙明.《格列夫游记》与《镜花缘》讽刺手法之比较[J].品牌，2014，（10）：92.
　　[4]陈原.荒诞的游记，精彩的讽刺——《格列佛游记》与《镜花缘》的现实性与想象性比较[J].才智，2016，（32）：220-221.
　　作者简介：
　　许怡，女，新疆阿克苏人，研究方向：汉语言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