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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9月，江苏宜兴太鬲花园填土建造花坛，民工在福德桥旁取土时发现一窖藏内有一大团赭绿相间的土结块，打散后才知是锈在一起的古钱，估计有四万枚之多，其中有一种钱文“太清丰乐”（又说“天清丰乐”）古钱约占总数10%，计四千枚左右，大部分品相完好，似未曾流通即入土的铸币。这批一千四百多年后出土的古钱断定了藏（币）界长期以来对“太清丰乐”钱出处的不同看法，意义非凡。
“太清丰乐”钱，史书少有记载，因此历代钱币收藏研究者对它的铸地、铸时、性质、用途等问题众说纷纭，大体有三种看法：一是由十六国前凉张天赐在年号太清（公元363-376年）时铸，因疆域广袤（西域武威、酒泉、敦煌一带），铸量少，不易见到，故从未在西北地区有见出土。二是以道教为纲目的北魏太武帝改元太平真君纪年至东魏孝静帝武定年（公元440-543年）时期所铸纪念性质的庙宇供养钱，此说经对那个时期出土币制考证终因旁证不足而不能采信。三是南朝梁武帝萧衍所铸，梁朝建都建康（今南京），萧梁也曾于公元547-549年间以太清为年号，此钱近（当）代以来陆续零星出土于江南梁朝故地，且钱背面为阔缘锐角四出文，与萧梁时代的制钱风格很是相近，这次大量出于梁武帝重地，从而澄清了地域、朝代争议，铸造年代也就有依可寻。但用途尚不清，至今钱币界未达完全统一，有说属厌胜系列，因其钱文有吉语含意，无重量标记，与“半两”、“五铢”、“通宝”等全然不同，是信奉道教的梁武帝在“崇奉太清、国丰民乐”的主导思想下铸吉祥赏赐钱。另一说此乃行用钱，因南北朝多个分裂政权同时存在，矿产资源特别是铜料比较匮乏，用大量的紧缺原料来制数量之多的吉语钱似乎不太可能。这批“太清丰乐”铜钱基本都在径2.35厘米、厚0.17厘米、重3.5克左右，版别单一，钱文只有笔画粗细略有变化，四角文如出一辙，形制无明显差别，说明是一次性铸就，并与大量剪边五铢、萧梁公式女钱（分别占70%和19%）等同期行用钱相伴出土，由此可判行用钱的可能性最大。
笔者意倾行用钱之说，理由是该钱的出现与其铸时的背景有着重要的因果关系。梁武帝萧衍出身豪门，南齐时任雍州刺史。因齐后主萧宝卷昏庸荒诞，杀戮大臣，萧衍决定起兵，自上游水路并进，不日攻克都城，做了梁朝的开国皇帝，改元天监（公元502年），铸“天监五铢”。其中有省去外廓的“女钱”，普通四年（公元523年），缘铜材量少，不足以行钱，而改铸厚肉小样、背四出的铁“五铢”。由于铁钱易得，民间私铸成风，不久便迅速贬值，交易时车载斗量，可不复点数。大同年间（公元535-546年）市场同期铜钱多已出现“短陌”现象，一些地方甚至以三十五为百，严重影响了货币及商品流通，致物价踊贵，民怨鼎沸，政权不稳。进入太清元年，面对严峻的经济危机，为尽快平抑物价，重树币制信誉，取信于民，萧梁以年号“太清”吉语“丰乐”为钱文，铸行“太清丰乐”正用铜钱，形制与铁“五铢”一脉相承，并尽快赶铸了少量投入流通，以恢复正常的金融秩序。就在抓紧鼓铸之时，太清二年八月，北齐降将侯景突然在寿阳叛乱率兵南下，围攻建康，战乱国破之时，民间、官方按惯例往往将财物包括在宜兴这批未来得及启用的新币（连同其他行用钱）埋于地下。次年三月都城陷落，萧衍与子做了俘虏，两个月后在囚禁中死去。从一个侧面可见萧武帝执政中后期由于对货币经济的轻率，社会一旦延进到积重难返、病入膏肓的地步，后果会非常严重。
依后世出土不多的“太清丰乐”钱的规格和重量来看，其大小不一，轻重不同，大致梳理出以下几种：1.径2.3～2.4厘米，厚0.17厘米，重约3.5克；2.径2.1～2.2厘米，厚0.15厘米，重3克左右；3.径不超过2.1厘米，厚0.12厘米的薄体，重2.5克上下。也有按钱体的厚、中、薄肉分类法，只是方法不同而已。还有极少数形制规整，面光平，笔画整肃，廓边、棱角分明的币种，估计应属样币或开炉试铸品（如中国钱币博物馆所藏一枚即是）。除此之外，据传言（未见实物）亦有光背及光背传形反版（书）品，甚少难见。至于同一币种形体上何以存在较大差异，分析有两种可能性：首先，在原料不足的情况下，要满足所需铸量，采取重量、规格不同还不影响使用价值的节约办法完全可行，类似萧梁官铸五铢女钱一样，并非重如其文（约1.5克）。其次，魏、晋、南北朝时期，生产力欠发达，铸币效率不高，国家（或统治政权）会在各地设多处铸造场（地），为便于区分和质量监管以及分配流通区域，官方在不影响钱币主要形制的前提下，有可能指令任何一地铸币以在形体上的不同视为明辨（或钱监）记号。如：宜兴作为南朝邻近都城的经济、商业、军事重镇，设制币机构有很大几率，能出土较多整齐划一的币种，在客观上给这种推理以有力诠释。
“太清丰乐”钱的排列和书法自成一体，十分别致，“太清”两字横平于穿上下，“丰乐”竖列右、左边，与历代古钱文布置均不相同，字体也别具一格，篆文“太”字下有两点，上方又多一横，余三字笔画与内廓相切。这种以篆书为主融入北魏石鼓文意蕴又似玉箸篆的字体古愚有趣，拙中见奇。字笔画粗于同代“五铢”，笔法、切廓、背四出角文等与“永安五铢”（北魏公元529年）有相似之处。书法则遒媚劲健，端庄清新；行笔方圆并用，圆处圆转流利；方处不显呆滞生硬，严谨有法度；其势劲利浑融，文体优美俊逸；构架幽深无际，结体修长；意态似飘若浮云，古雅有余。但通常钱制较粗，不及同期北魏钱精整，背廓及角文尤为明显。
此钱深红铜质，面文顺序按先上下后左右直读，径2.1厘米，方穿0.7×0.7厘米，厚0.15厘米，重2.95克。与宜兴出土的批量币在规格重量上有所不同，可能不属一地铸或批次不同币种。面间字口无流铜，无气孔、砂眼等缺陷，字廓深峻，铭文坚实清晰，运笔气韵传神。内外廓及四出角文不甚规整，富南北朝时代行钱特征，钱文与外观形制符合其时铸币风格。通体因油、汗渍入表，形成结实黑褐旧层，并残留少量经长期抚摸后的硬绿锈，包浆温润熟旧、附着牢固，色泽晶莹润亮，应是当时少数流通真币所遗，出于熟坑，只是被保存在较好的环境中（如不与土壤接触的罐、瓮等器皿），无大面积结锈。该钱自议铸、行用到终结也就一年多，像这样的品相能保存至今是很少见的，虽经历长久年代，仍留有较浓的流通痕迹。
“太清丰乐”钱以前因存世量稀少价格不低，上世纪九十年代一枚约1500～2000元间，高至两千五百元。自宜兴数千枚出土流传全国各地后，不再为奇，每枚价格迅速走低至四百至六百元，但从此再无大量发现。随着古币收藏队伍的不断壮大及时间的推移，近几年价值又逐渐稳步回升，品相尚可的约在千元及一千五百元兼且难见到，市场前景十分看好。
（责编：丁丑）
“太清丰乐”钱，史书少有记载，因此历代钱币收藏研究者对它的铸地、铸时、性质、用途等问题众说纷纭，大体有三种看法：一是由十六国前凉张天赐在年号太清（公元363-376年）时铸，因疆域广袤（西域武威、酒泉、敦煌一带），铸量少，不易见到，故从未在西北地区有见出土。二是以道教为纲目的北魏太武帝改元太平真君纪年至东魏孝静帝武定年（公元440-543年）时期所铸纪念性质的庙宇供养钱，此说经对那个时期出土币制考证终因旁证不足而不能采信。三是南朝梁武帝萧衍所铸，梁朝建都建康（今南京），萧梁也曾于公元547-549年间以太清为年号，此钱近（当）代以来陆续零星出土于江南梁朝故地，且钱背面为阔缘锐角四出文，与萧梁时代的制钱风格很是相近，这次大量出于梁武帝重地，从而澄清了地域、朝代争议，铸造年代也就有依可寻。但用途尚不清，至今钱币界未达完全统一，有说属厌胜系列，因其钱文有吉语含意，无重量标记，与“半两”、“五铢”、“通宝”等全然不同，是信奉道教的梁武帝在“崇奉太清、国丰民乐”的主导思想下铸吉祥赏赐钱。另一说此乃行用钱，因南北朝多个分裂政权同时存在，矿产资源特别是铜料比较匮乏，用大量的紧缺原料来制数量之多的吉语钱似乎不太可能。这批“太清丰乐”铜钱基本都在径2.35厘米、厚0.17厘米、重3.5克左右，版别单一，钱文只有笔画粗细略有变化，四角文如出一辙，形制无明显差别，说明是一次性铸就，并与大量剪边五铢、萧梁公式女钱（分别占70%和19%）等同期行用钱相伴出土，由此可判行用钱的可能性最大。
笔者意倾行用钱之说，理由是该钱的出现与其铸时的背景有着重要的因果关系。梁武帝萧衍出身豪门，南齐时任雍州刺史。因齐后主萧宝卷昏庸荒诞，杀戮大臣，萧衍决定起兵，自上游水路并进，不日攻克都城，做了梁朝的开国皇帝，改元天监（公元502年），铸“天监五铢”。其中有省去外廓的“女钱”，普通四年（公元523年），缘铜材量少，不足以行钱，而改铸厚肉小样、背四出的铁“五铢”。由于铁钱易得，民间私铸成风，不久便迅速贬值，交易时车载斗量，可不复点数。大同年间（公元535-546年）市场同期铜钱多已出现“短陌”现象，一些地方甚至以三十五为百，严重影响了货币及商品流通，致物价踊贵，民怨鼎沸，政权不稳。进入太清元年，面对严峻的经济危机，为尽快平抑物价，重树币制信誉，取信于民，萧梁以年号“太清”吉语“丰乐”为钱文，铸行“太清丰乐”正用铜钱，形制与铁“五铢”一脉相承，并尽快赶铸了少量投入流通，以恢复正常的金融秩序。就在抓紧鼓铸之时，太清二年八月，北齐降将侯景突然在寿阳叛乱率兵南下，围攻建康，战乱国破之时，民间、官方按惯例往往将财物包括在宜兴这批未来得及启用的新币（连同其他行用钱）埋于地下。次年三月都城陷落，萧衍与子做了俘虏，两个月后在囚禁中死去。从一个侧面可见萧武帝执政中后期由于对货币经济的轻率，社会一旦延进到积重难返、病入膏肓的地步，后果会非常严重。
依后世出土不多的“太清丰乐”钱的规格和重量来看，其大小不一，轻重不同，大致梳理出以下几种：1.径2.3～2.4厘米，厚0.17厘米，重约3.5克；2.径2.1～2.2厘米，厚0.15厘米，重3克左右；3.径不超过2.1厘米，厚0.12厘米的薄体，重2.5克上下。也有按钱体的厚、中、薄肉分类法，只是方法不同而已。还有极少数形制规整，面光平，笔画整肃，廓边、棱角分明的币种，估计应属样币或开炉试铸品（如中国钱币博物馆所藏一枚即是）。除此之外，据传言（未见实物）亦有光背及光背传形反版（书）品，甚少难见。至于同一币种形体上何以存在较大差异，分析有两种可能性：首先，在原料不足的情况下，要满足所需铸量，采取重量、规格不同还不影响使用价值的节约办法完全可行，类似萧梁官铸五铢女钱一样，并非重如其文（约1.5克）。其次，魏、晋、南北朝时期，生产力欠发达，铸币效率不高，国家（或统治政权）会在各地设多处铸造场（地），为便于区分和质量监管以及分配流通区域，官方在不影响钱币主要形制的前提下，有可能指令任何一地铸币以在形体上的不同视为明辨（或钱监）记号。如：宜兴作为南朝邻近都城的经济、商业、军事重镇，设制币机构有很大几率，能出土较多整齐划一的币种，在客观上给这种推理以有力诠释。
“太清丰乐”钱的排列和书法自成一体，十分别致，“太清”两字横平于穿上下，“丰乐”竖列右、左边，与历代古钱文布置均不相同，字体也别具一格，篆文“太”字下有两点，上方又多一横，余三字笔画与内廓相切。这种以篆书为主融入北魏石鼓文意蕴又似玉箸篆的字体古愚有趣，拙中见奇。字笔画粗于同代“五铢”，笔法、切廓、背四出角文等与“永安五铢”（北魏公元529年）有相似之处。书法则遒媚劲健，端庄清新；行笔方圆并用，圆处圆转流利；方处不显呆滞生硬，严谨有法度；其势劲利浑融，文体优美俊逸；构架幽深无际，结体修长；意态似飘若浮云，古雅有余。但通常钱制较粗，不及同期北魏钱精整，背廓及角文尤为明显。
此钱深红铜质，面文顺序按先上下后左右直读，径2.1厘米，方穿0.7×0.7厘米，厚0.15厘米，重2.95克。与宜兴出土的批量币在规格重量上有所不同，可能不属一地铸或批次不同币种。面间字口无流铜，无气孔、砂眼等缺陷，字廓深峻，铭文坚实清晰，运笔气韵传神。内外廓及四出角文不甚规整，富南北朝时代行钱特征，钱文与外观形制符合其时铸币风格。通体因油、汗渍入表，形成结实黑褐旧层，并残留少量经长期抚摸后的硬绿锈，包浆温润熟旧、附着牢固，色泽晶莹润亮，应是当时少数流通真币所遗，出于熟坑，只是被保存在较好的环境中（如不与土壤接触的罐、瓮等器皿），无大面积结锈。该钱自议铸、行用到终结也就一年多，像这样的品相能保存至今是很少见的，虽经历长久年代，仍留有较浓的流通痕迹。
“太清丰乐”钱以前因存世量稀少价格不低，上世纪九十年代一枚约1500～2000元间，高至两千五百元。自宜兴数千枚出土流传全国各地后，不再为奇，每枚价格迅速走低至四百至六百元，但从此再无大量发现。随着古币收藏队伍的不断壮大及时间的推移，近几年价值又逐渐稳步回升，品相尚可的约在千元及一千五百元兼且难见到，市场前景十分看好。
（责编：丁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