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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第一实验小学是一所有百多年历史的名校。解放前，它是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小学，相传邓颖超年轻时还在这里做过短暂的小学教师。根据台湾作家林海音的小说改编而成的电影《城南旧事》里出现的小学就是它。
这所小学坐落在北京西城区和平门外南新华街上，由前院、中院、外院组成。在前院上课的是一二年级学生。中院主要是学校办公所在和礼堂、食堂以及自然教室等，也有一部分三年级学生。后院最大，四五六年级学生都集中在那里。对于学生们来说，中院比较“可怕”，因为校长、教导主任和少先队总辅导员的办公室都设在那里，如果把你叫去多半没好事。当然，好学生是例外。我就曾被叫去一回。那时我上五年级，辅导员叫我到校长办公室去“走一回”。因不知何事，我作好了最坏准备。可即便如此，站在校长面前，也是头晕眼花腿发软。校长告诉我们，叫我们来的目的是市里举办小学生作文大赛，学校推荐了我们几人去参赛。原来如此。
说起这所学校为什么叫实验小学，我想大概不仅指教学，它确实还有个很独特的地方，即小学只学五年，毕业后可直升旁边的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简称师大附中，北京有名的“八大附中”之一。但这样的好事也有附带条件，即必须从一年级开始就学俄语，一直学到五年级，通过了才可以。但不是每个孩子都适合学外语，学到三年级期末，各班都“涌现”出一批学外语不成的学生，我也是其中之一。学校决定为这些学生单成立一个班，可以不学外语，但要上到六年级，并发了个通知，让拿回去征求家长意见。不过这并非强迫。因为学校在通知中又说，假如你的孩子虽然外语成绩在“劝退”之列，但如果家长和本人不想退，也可照准留在原班，只要未来考试通过。其实考试通过是句吓人的空话，根据后来的情况看，那些留下的没有一个考试没通过，而他们中不少人外语成绩比我还差。
且说我回到家把通知给父母一看，父母还在犹豫，但是祖父坚决不让学了。他对我父母说：“这孩子夜里作梦时还在背俄语单词，我看他就是学不会，别让他费那个劲儿了。”(我幼时和爷爷奶奶住一起)这样我就进了那个新组建的班。由于六年级时只剩下这一个班，就叫“六年级一班”。而当初那些同班同学，五年级一毕业，都直升师大附中。结果在中学时代，尽管我们同岁，但他们成为“六八届”，我们成为“六九届”。其后果是，“六八届”基本全部留城工作，“六九届”整锅端去上山下乡，人的命运真是不可测。
这所小学由于历史悠久，师资强、设备好，因而也就“理所当然”地集中了许多高级干部和知识分子的孩子。不过现在回想起来，有一点给我印象深刻，那就是尽管班里一些同学的父母地位非常高，一提名字众所周知，但直到“文革”前，没人知道他们的父母是谁。他们自己不说，老师更不说，学习、生活上也没有任何照顾，大家一律按成绩排前后，按品行得老师“欢心”。直到“文革”时，高干子女起来充当“红卫兵”，要亮身份以验证“根正苗红”，同学间才知道谁谁谁的父母是谁，谁谁谁的父母又是谁。有时还会发出惊讶，“原来他(她)老子是××呀!”
讲到这些同学，便不由想到那时高干们的一些情况。当时高干们的住处很讲究，凡是副部级以上的干部都住独立四合院，很大，一般都是一二进的大院子，有的还有假山、游廊。而司局级的干部则是几家住一个或几个二三进院落或住较为宽敞的宿舍单元楼。级别较高、住独立四合院的高干们家中一切设施及服务都由公家提供。我有一位关系较为亲密的同学，他父亲是个正部级干部，“文革”中他跟我说：“我们不怕抄家。家里那些桌椅板凳书柜书架，客厅里的沙发地毯，连那大鱼缸，全是公家的。就各人身上这几件衣服和这几块表是自己的。抄我们家，那叫公物还家。”确实，那时国家根据不同级别，为高干提供秘书、司机、保姆、炊事员、勤务员、警卫员等。但有一条也认真执行，即一旦高干去世，待遇全免，房子收回，家属住处重新安置，听说住单元楼较为普遍。所以那会儿高干子女们自己没有多少特殊化的感觉，只想在学习上出人头地。行文至此，忽然想起高干级别的区分。当时流传13级以上干部为高级干部，是不是呢?应该是，我有个证据，即当时我家里有一些作为内部阅读的《文史资料选编》，每一本上面都有图书馆工作人员用钢笔端端正正写的“限13级干部和副教授以上阅读”。由此可知高干确以13级为界，并可知当时的副教授也可折合成高干。这一点倒使我明白今日高校中教师的官本位其实由来已久。
那时高干子女们优越感并不突出的原因，除了上面说的居家条件只是“暂栖身”外，还有另一个原因，即工资的问题。干部们的工资与当时的教授和名人，比如各界民主人士相比，并不高。一位副部长的工资也不过200多元，而论级别差不多已是八九级。班里不少同学家里都是多子女，有些高干的夫人因各种原因并不工作。家里有四五个孩子，老家又有爹娘兄弟姐妹要赡养接济，干部们手中并不宽裕。因而即便是高干，生活也相当节俭。相传刘少奇一度因家里孩子多生活拮据，周总理还帮助过他。记得有一次几个同学到我家来玩，一个同学撩起另一个同学的外裤，让大家看他里面的毛裤以取笑，那个同学生气了，两人扭打到一起。原来那条毛裤用了赤橙青绿黄蓝紫不下十来种毛线拼成，而这位同学的父亲还是某大军区的一位副司令员。
实验小学最引人注目的是现在被列为文物的“红楼”。这座红楼全木质结构，估计也有近百年历史。我小学时代的五六年级即在这座楼二层最东头那间度过。回顾以往，记得较清楚的要算当时国家经济困难，一次老师们号召我们买过时的旧年历，用背面作演算纸。还有一次是老师们向我们推销人造棉的衣服，我们又都回家力劝父母购买，支援国家建设。受“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把它交给警察叔叔……夸我好少年”歌曲的影响，有一个时期我每天上学放学都睁大眼睛在路上寻找“钢销儿”，功夫不负有心人，一天，还真让我捡到了，而且是“大销儿”，伍分。我一溜小跑进了椿树派出所，把它交给警察叔叔，可他并没夸我好少年，只是收下完事儿，让我好失望。
还记得冬天每逢星期六，母亲下班都会给我和妹妹带回一串糖葫芦，那在当时对于小孩子来说可是非常诱人的食品。所以每到星期六看见母亲进家门的身影，我就仿佛看到她皮包边上插着用点心纸包着的糖葫芦，因为她从没让我们失望过。可某年冬天，我破天荒第一次看见她没拿回糖葫芦，而是从皮包中取出一本书，上边一幅图，是雷锋挎枪的形象，下面一行字——《雷锋日记》。翻过来，母亲还在扉页题了一行字——“送给小昕，愿你长大成为雷锋叔叔那样的人。”我心里非常失望。那时对孩子来说，精神食粮总不如物质食粮。我很顺从地接过来，翻了翻，放一边儿了，印象中没有看完，好像也看不大懂。
应该说，那时的生活是丰富多彩的。 除去各种队日活动，学校里还有许许多多课外兴趣小组，我报了两个，一个是射击小组，一个是气象小组。气象小组有个气象观测台，每天观测气象，就由我们负责。大家轮流观测，并把自己的名字写在气象数据下面。有个同学叫蒋和平，另一个同学淘气，悄悄将他名字擦去，写上“蒋介石”。蒋和平不知道，同学们从那儿一路过，一瞧，“气象观测员——蒋介石”哈哈大笑，结果是蒋和平和那同学狠打了一架。
那时的教育和我们对教育的接受也挺有意思。我记得上三年级时，正赶上“三年自然灾害”。我们中午在学校包伙，某天中饭吃的是云豆粥，米饭不多，上面有不少云豆和其他豆类。同学们你看我，我看你，谁也喝不下去。这时，老师开口了，“你们要知道，毛主席周总理现在也和大家一块儿喝这粥。”就这一句话，大家把眼前的粥全喝下去了。毛主席周总理对我们的感召力就是这么大。毛泽东那“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八字题词仿佛是我们人生追求的唯一目标。
当然，也有很奇怪的事情。我从不吃青菜，到今天也是；可是却爱吃土豆，而且是酷爱。这都是小学一次阶级教育带来的。那是四年级时，老师叫我念一个反映美国劳苦大众悲惨生活的故事，是说一家失业工人吃晚饭。爸爸去垃圾箱里捡回几个土豆，妈妈洗了做好。端上饭桌后，爸爸妈妈当然不吃，哥哥姐姐只把土豆皮吃了，然后说吃饱了。再小一点的两个孩子只少少吃了几口，只剩下最小的弟弟妹妹狼吞虎咽。当然，我明白这故事是在提醒我们在享受今天幸福生活的时候，不要忘记世上还有处于水深火热中的三分之二的受苦人。可我就是忍不住想，土豆怎么这么好吃啊!并由此爱上了土豆直到今天。
那时的教育真是严厉。一次全校学生做操，正巧环卫工人来淘茅房。有个女同学只微微捂了下鼻子，校长看见了，顿时勃然大怒，在操场上高声训话，足足二十多分钟。不过老师们组织活动时，也会“借权行事”。因为学生们的家长多少有些地位，组织活动就方便。比如班里有一位女同学的父亲是某坦克兵学校校长，我们班的春游就决定去参观坦克兵学校。车怎么解决呢?老师让我们回家向父母求援。还真有些家长就能调出客车来运载我们。不过值得说明的是，那时老师们借家长之力也是给同学们办事儿，从没有过借学生父母之势为自己谋利。
小学时记忆最深的一件事大概要属“十一”到天安门前参加游行队伍。当时学校从高年级各班挑了一些中小队长入选，我也在其中。还记得学校规定游行那天要穿白衬衫蓝裤子，还得八九成新。衬衫要漂白，裤子要笔挺。我倒有件新白衬衫，可没裤子。记得母亲特意请假早下班，带我去王府井新中国妇女儿童商店买了条蓝条绒裤子。国庆那天，我们少先队员的任务是每人手拿几个彩色气球，在最后的游行队伍通过广场后，听号令将手中气球一撒，朝前一跑，冲到金水桥前即可。那天我们站在天安门广场后半部，手里紧紧攥住几个五颜六色的气球，只听得前面由东向西穿过广场接受检阅的游行队伍不断发出阵阵口号和欢呼，可我们什么也看不见，急得有些不安分的同学直蹦高儿。终于，游行队伍全部通过广场，该我们放气球向前冲了。一声号令，大家一撒手，气球飞上天，我们欢呼着冲向金水桥。这时，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看见毛泽东，不过他刚好招完手一转身，被身边一个小个女子搀向城楼后边，只见他一个背影，但也颇有幸福感。不幸福的是少先队员向前跑时推推撞撞，很多人的鞋被踩掉了，当时也没法儿捡。我也掉了只鞋，好在地上有不少被踩掉的鞋，随便捡了只，结果是一只布鞋，一只球鞋回的家。而且走了很长一段路才发现，原来两只鞋都是左脚。
天安门广场，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地方。记忆最深的是，每年清明节，学校都组织少先队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为烈士扫墓，进行革命教育。因此每到清明，我们总是服装齐整，以校旗和班旗为引导，浩浩荡荡地从学校出发，走到广场。在学校鼓乐队的鼓号齐鸣中，在纪念碑前献花、致哀、敬礼，然后高唱革命歌曲，如有一首是：“在波浪滔滔的赣江旁，有方志敏同志战斗过的山岗。在白雪皑皑的森林里，有杨靖宇同志住过的茅草房。多少先烈，多少英雄的战士……为了人民永远的幸福，他们的鲜血洒在革命道路上。”当时那种情形，确实激动人心，并使我很小就对庄严、肃穆、神圣以及使命感有比较具体深切的感觉。
今天，当思潮回到过去，仍对那时有留恋的感觉。当时是用革命的理想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来教育下一代，而理想和浪漫的结合，则是对英雄和英雄主义的崇拜。所以我觉得在那些年代流行的我国歌曲和苏联歌曲以及书刊杂志中，凝聚着一种巨大的精神力量。它饱含爱国主义、理想主义，讴歌民族精神，祖国至上。成为英雄，创功立业，是所有少年的共同梦想。在这样的氛围里，世间一切美好事物无不高昂着英雄主义的主旋律。理想、爱情、友谊都是革命的产物，而革命的核心，则处处激荡着英雄主义的风雷。而英雄，则是一个最完美最崇高的人格体现。
所以，到现在我也觉得，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不能没有对英雄的崇拜，不能没有对英雄的歌唱。正如大自然中不能没有高山，没有大海，原野中不能没有松柏，江河中不能没有磐石，天空中不能没有雷鸣电闪，大地上不能没有虎啸龙吟。
而英雄们的作为就是为祖国为人民前赴后继抛头洒血，如疾风暴雨般奋勇向前，就如当时那歌曲中所唱“像那大江的流水，一浪一浪向前进，像那高空的长风，一阵一阵吹不断。我们高举革命的火把，一代一代一代一代向下传……”并在这前行的路上，锤炼意志，培养毅力，坚定信念，以成就梦想。
如今，俱往矣，世上没有恒久不变的事物。但恒久不变的有一点：那就是小学时代铸就的精神追求，仍将代代相传!
(本文编辑：谢宁)
这所小学坐落在北京西城区和平门外南新华街上，由前院、中院、外院组成。在前院上课的是一二年级学生。中院主要是学校办公所在和礼堂、食堂以及自然教室等，也有一部分三年级学生。后院最大，四五六年级学生都集中在那里。对于学生们来说，中院比较“可怕”，因为校长、教导主任和少先队总辅导员的办公室都设在那里，如果把你叫去多半没好事。当然，好学生是例外。我就曾被叫去一回。那时我上五年级，辅导员叫我到校长办公室去“走一回”。因不知何事，我作好了最坏准备。可即便如此，站在校长面前，也是头晕眼花腿发软。校长告诉我们，叫我们来的目的是市里举办小学生作文大赛，学校推荐了我们几人去参赛。原来如此。
说起这所学校为什么叫实验小学，我想大概不仅指教学，它确实还有个很独特的地方，即小学只学五年，毕业后可直升旁边的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简称师大附中，北京有名的“八大附中”之一。但这样的好事也有附带条件，即必须从一年级开始就学俄语，一直学到五年级，通过了才可以。但不是每个孩子都适合学外语，学到三年级期末，各班都“涌现”出一批学外语不成的学生，我也是其中之一。学校决定为这些学生单成立一个班，可以不学外语，但要上到六年级，并发了个通知，让拿回去征求家长意见。不过这并非强迫。因为学校在通知中又说，假如你的孩子虽然外语成绩在“劝退”之列，但如果家长和本人不想退，也可照准留在原班，只要未来考试通过。其实考试通过是句吓人的空话，根据后来的情况看，那些留下的没有一个考试没通过，而他们中不少人外语成绩比我还差。
且说我回到家把通知给父母一看，父母还在犹豫，但是祖父坚决不让学了。他对我父母说：“这孩子夜里作梦时还在背俄语单词，我看他就是学不会，别让他费那个劲儿了。”(我幼时和爷爷奶奶住一起)这样我就进了那个新组建的班。由于六年级时只剩下这一个班，就叫“六年级一班”。而当初那些同班同学，五年级一毕业，都直升师大附中。结果在中学时代，尽管我们同岁，但他们成为“六八届”，我们成为“六九届”。其后果是，“六八届”基本全部留城工作，“六九届”整锅端去上山下乡，人的命运真是不可测。
这所小学由于历史悠久，师资强、设备好，因而也就“理所当然”地集中了许多高级干部和知识分子的孩子。不过现在回想起来，有一点给我印象深刻，那就是尽管班里一些同学的父母地位非常高，一提名字众所周知，但直到“文革”前，没人知道他们的父母是谁。他们自己不说，老师更不说，学习、生活上也没有任何照顾，大家一律按成绩排前后，按品行得老师“欢心”。直到“文革”时，高干子女起来充当“红卫兵”，要亮身份以验证“根正苗红”，同学间才知道谁谁谁的父母是谁，谁谁谁的父母又是谁。有时还会发出惊讶，“原来他(她)老子是××呀!”
讲到这些同学，便不由想到那时高干们的一些情况。当时高干们的住处很讲究，凡是副部级以上的干部都住独立四合院，很大，一般都是一二进的大院子，有的还有假山、游廊。而司局级的干部则是几家住一个或几个二三进院落或住较为宽敞的宿舍单元楼。级别较高、住独立四合院的高干们家中一切设施及服务都由公家提供。我有一位关系较为亲密的同学，他父亲是个正部级干部，“文革”中他跟我说：“我们不怕抄家。家里那些桌椅板凳书柜书架，客厅里的沙发地毯，连那大鱼缸，全是公家的。就各人身上这几件衣服和这几块表是自己的。抄我们家，那叫公物还家。”确实，那时国家根据不同级别，为高干提供秘书、司机、保姆、炊事员、勤务员、警卫员等。但有一条也认真执行，即一旦高干去世，待遇全免，房子收回，家属住处重新安置，听说住单元楼较为普遍。所以那会儿高干子女们自己没有多少特殊化的感觉，只想在学习上出人头地。行文至此，忽然想起高干级别的区分。当时流传13级以上干部为高级干部，是不是呢?应该是，我有个证据，即当时我家里有一些作为内部阅读的《文史资料选编》，每一本上面都有图书馆工作人员用钢笔端端正正写的“限13级干部和副教授以上阅读”。由此可知高干确以13级为界，并可知当时的副教授也可折合成高干。这一点倒使我明白今日高校中教师的官本位其实由来已久。
那时高干子女们优越感并不突出的原因，除了上面说的居家条件只是“暂栖身”外，还有另一个原因，即工资的问题。干部们的工资与当时的教授和名人，比如各界民主人士相比，并不高。一位副部长的工资也不过200多元，而论级别差不多已是八九级。班里不少同学家里都是多子女，有些高干的夫人因各种原因并不工作。家里有四五个孩子，老家又有爹娘兄弟姐妹要赡养接济，干部们手中并不宽裕。因而即便是高干，生活也相当节俭。相传刘少奇一度因家里孩子多生活拮据，周总理还帮助过他。记得有一次几个同学到我家来玩，一个同学撩起另一个同学的外裤，让大家看他里面的毛裤以取笑，那个同学生气了，两人扭打到一起。原来那条毛裤用了赤橙青绿黄蓝紫不下十来种毛线拼成，而这位同学的父亲还是某大军区的一位副司令员。
实验小学最引人注目的是现在被列为文物的“红楼”。这座红楼全木质结构，估计也有近百年历史。我小学时代的五六年级即在这座楼二层最东头那间度过。回顾以往，记得较清楚的要算当时国家经济困难，一次老师们号召我们买过时的旧年历，用背面作演算纸。还有一次是老师们向我们推销人造棉的衣服，我们又都回家力劝父母购买，支援国家建设。受“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把它交给警察叔叔……夸我好少年”歌曲的影响，有一个时期我每天上学放学都睁大眼睛在路上寻找“钢销儿”，功夫不负有心人，一天，还真让我捡到了，而且是“大销儿”，伍分。我一溜小跑进了椿树派出所，把它交给警察叔叔，可他并没夸我好少年，只是收下完事儿，让我好失望。
还记得冬天每逢星期六，母亲下班都会给我和妹妹带回一串糖葫芦，那在当时对于小孩子来说可是非常诱人的食品。所以每到星期六看见母亲进家门的身影，我就仿佛看到她皮包边上插着用点心纸包着的糖葫芦，因为她从没让我们失望过。可某年冬天，我破天荒第一次看见她没拿回糖葫芦，而是从皮包中取出一本书，上边一幅图，是雷锋挎枪的形象，下面一行字——《雷锋日记》。翻过来，母亲还在扉页题了一行字——“送给小昕，愿你长大成为雷锋叔叔那样的人。”我心里非常失望。那时对孩子来说，精神食粮总不如物质食粮。我很顺从地接过来，翻了翻，放一边儿了，印象中没有看完，好像也看不大懂。
应该说，那时的生活是丰富多彩的。 除去各种队日活动，学校里还有许许多多课外兴趣小组，我报了两个，一个是射击小组，一个是气象小组。气象小组有个气象观测台，每天观测气象，就由我们负责。大家轮流观测，并把自己的名字写在气象数据下面。有个同学叫蒋和平，另一个同学淘气，悄悄将他名字擦去，写上“蒋介石”。蒋和平不知道，同学们从那儿一路过，一瞧，“气象观测员——蒋介石”哈哈大笑，结果是蒋和平和那同学狠打了一架。
那时的教育和我们对教育的接受也挺有意思。我记得上三年级时，正赶上“三年自然灾害”。我们中午在学校包伙，某天中饭吃的是云豆粥，米饭不多，上面有不少云豆和其他豆类。同学们你看我，我看你，谁也喝不下去。这时，老师开口了，“你们要知道，毛主席周总理现在也和大家一块儿喝这粥。”就这一句话，大家把眼前的粥全喝下去了。毛主席周总理对我们的感召力就是这么大。毛泽东那“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八字题词仿佛是我们人生追求的唯一目标。
当然，也有很奇怪的事情。我从不吃青菜，到今天也是；可是却爱吃土豆，而且是酷爱。这都是小学一次阶级教育带来的。那是四年级时，老师叫我念一个反映美国劳苦大众悲惨生活的故事，是说一家失业工人吃晚饭。爸爸去垃圾箱里捡回几个土豆，妈妈洗了做好。端上饭桌后，爸爸妈妈当然不吃，哥哥姐姐只把土豆皮吃了，然后说吃饱了。再小一点的两个孩子只少少吃了几口，只剩下最小的弟弟妹妹狼吞虎咽。当然，我明白这故事是在提醒我们在享受今天幸福生活的时候，不要忘记世上还有处于水深火热中的三分之二的受苦人。可我就是忍不住想，土豆怎么这么好吃啊!并由此爱上了土豆直到今天。
那时的教育真是严厉。一次全校学生做操，正巧环卫工人来淘茅房。有个女同学只微微捂了下鼻子，校长看见了，顿时勃然大怒，在操场上高声训话，足足二十多分钟。不过老师们组织活动时，也会“借权行事”。因为学生们的家长多少有些地位，组织活动就方便。比如班里有一位女同学的父亲是某坦克兵学校校长，我们班的春游就决定去参观坦克兵学校。车怎么解决呢?老师让我们回家向父母求援。还真有些家长就能调出客车来运载我们。不过值得说明的是，那时老师们借家长之力也是给同学们办事儿，从没有过借学生父母之势为自己谋利。
小学时记忆最深的一件事大概要属“十一”到天安门前参加游行队伍。当时学校从高年级各班挑了一些中小队长入选，我也在其中。还记得学校规定游行那天要穿白衬衫蓝裤子，还得八九成新。衬衫要漂白，裤子要笔挺。我倒有件新白衬衫，可没裤子。记得母亲特意请假早下班，带我去王府井新中国妇女儿童商店买了条蓝条绒裤子。国庆那天，我们少先队员的任务是每人手拿几个彩色气球，在最后的游行队伍通过广场后，听号令将手中气球一撒，朝前一跑，冲到金水桥前即可。那天我们站在天安门广场后半部，手里紧紧攥住几个五颜六色的气球，只听得前面由东向西穿过广场接受检阅的游行队伍不断发出阵阵口号和欢呼，可我们什么也看不见，急得有些不安分的同学直蹦高儿。终于，游行队伍全部通过广场，该我们放气球向前冲了。一声号令，大家一撒手，气球飞上天，我们欢呼着冲向金水桥。这时，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看见毛泽东，不过他刚好招完手一转身，被身边一个小个女子搀向城楼后边，只见他一个背影，但也颇有幸福感。不幸福的是少先队员向前跑时推推撞撞，很多人的鞋被踩掉了，当时也没法儿捡。我也掉了只鞋，好在地上有不少被踩掉的鞋，随便捡了只，结果是一只布鞋，一只球鞋回的家。而且走了很长一段路才发现，原来两只鞋都是左脚。
天安门广场，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地方。记忆最深的是，每年清明节，学校都组织少先队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为烈士扫墓，进行革命教育。因此每到清明，我们总是服装齐整，以校旗和班旗为引导，浩浩荡荡地从学校出发，走到广场。在学校鼓乐队的鼓号齐鸣中，在纪念碑前献花、致哀、敬礼，然后高唱革命歌曲，如有一首是：“在波浪滔滔的赣江旁，有方志敏同志战斗过的山岗。在白雪皑皑的森林里，有杨靖宇同志住过的茅草房。多少先烈，多少英雄的战士……为了人民永远的幸福，他们的鲜血洒在革命道路上。”当时那种情形，确实激动人心，并使我很小就对庄严、肃穆、神圣以及使命感有比较具体深切的感觉。
今天，当思潮回到过去，仍对那时有留恋的感觉。当时是用革命的理想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来教育下一代，而理想和浪漫的结合，则是对英雄和英雄主义的崇拜。所以我觉得在那些年代流行的我国歌曲和苏联歌曲以及书刊杂志中，凝聚着一种巨大的精神力量。它饱含爱国主义、理想主义，讴歌民族精神，祖国至上。成为英雄，创功立业，是所有少年的共同梦想。在这样的氛围里，世间一切美好事物无不高昂着英雄主义的主旋律。理想、爱情、友谊都是革命的产物，而革命的核心，则处处激荡着英雄主义的风雷。而英雄，则是一个最完美最崇高的人格体现。
所以，到现在我也觉得，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不能没有对英雄的崇拜，不能没有对英雄的歌唱。正如大自然中不能没有高山，没有大海，原野中不能没有松柏，江河中不能没有磐石，天空中不能没有雷鸣电闪，大地上不能没有虎啸龙吟。
而英雄们的作为就是为祖国为人民前赴后继抛头洒血，如疾风暴雨般奋勇向前，就如当时那歌曲中所唱“像那大江的流水，一浪一浪向前进，像那高空的长风，一阵一阵吹不断。我们高举革命的火把，一代一代一代一代向下传……”并在这前行的路上，锤炼意志，培养毅力，坚定信念，以成就梦想。
如今，俱往矣，世上没有恒久不变的事物。但恒久不变的有一点：那就是小学时代铸就的精神追求，仍将代代相传!
(本文编辑：谢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