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食堂”是个老词。我上班的时候，早饭在家吃，中饭晚饭当口，同事们互相问：“带饭了么？没带的话咱们去吃食堂吧。”一般的单位食堂，大点的单位早中晚三顿都开饭，小单位只管中晚两顿饭，或只管中饭一顿。如今说起“吃食堂”，却引起许多感慨。
　　如果把小学时代也算上，这一辈子除了下乡插队的八年，可以说和“吃食堂”不离不弃五十年。
　　小学时，学校有食堂，只供老师员工伙食。那时候实行“就近入学”，学生离家都很近，中午同学们大都回家吃饭。家远的同学也有几位，中午不能“吃食堂”只有从家里带饭，上课之前交给老师让食堂代为加热。记得最清楚的是班上的体育委员，每天带的都是馒头，装在小布袋里，上锅一蒸，麦子香味透过布袋散出来，那特别的味道，竟然现在还记着。我家是南方人，一天三顿是米饭（早饭是泡饭），也许是这个原因吧，小学时代对于馒头非常向往。
　　那天中学同学聚会，聊起上学时的种种趣事，说起谁家阔谁家穷，谁的父母是干什么的，谁家住独门独院，谁家是大杂院。我插了一句话：哪位同学在学校“吃食堂”哪位的家境就差不了。此言一出，同学们大多认可，不认可的同学听了我讲“一毛钱的故事”，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如今一毛钱真是可以忽略不计了，找起来麻烦，找给人家也麻烦，如果是钢镚子，掉在地下都懒得弯腰。可是我于这一毛钱，却有着永不磨灭的记忆，张中行说过“伤哉贫也”。
　　上中学时很喜欢中午在学校吃饭而不是回家吃饭，可惜我从未吃过学校的食堂，一顿也没吃过，倒是在食堂“帮厨”过。查旧日记：“1964年10月26日 星期一 晴。今天下午是劳动课，我和三个同学去食堂帮厨。劳动完了，看看那一堆的白菜，肉和咸菜，肉丸子，心里真有说不出的快活。”
　　直接地说，就是吃不起食堂，食堂饭票什么样，没一点儿印象。吃食堂的都是家境宽裕的同学，上学放学骑着漂亮的自行车，脚上穿着回力球鞋。我的中学三年，偶尔有数的几次，懒得回家吃饭，就从家里带饭，米饭与炒土豆丝（偷偷加一勺白糖），再不就是熬白菜。更多的时候是回家吃，来回要走三十多分钟。
　　比带饭更奢侈的是去外面的小饭铺买着吃，这样的次数极少，这样的话就得跟母亲要钱。母亲每次都是给我一毛二分钱和四两粮票，刚刚够买两个“大火烧”（烧饼），于是，我高兴一整天。
　　教我们英语的“TC赵”很喜欢跟同学们到学校旁边笔管胡同的一家卖早点的小铺去吃中饭。鲁迅于“女师大风波”时期，曾一度躲藏在笔管胡同。“TC赵”通常是花上二毛二分钱四两粮票，两个大火烧加一碗炸豆腐，干稀搭配，热热乎乎，简便又实惠。有的时候，“TC赵”要一个“罗丝转”一碗炸豆腐，合计两毛钱二两粮票，总之一毛钱一碗的炸豆腐必不可少。
　　中学三年，我从未喝过香气四溢的炸豆腐，因为我从来都少一毛钱。
　　中学时代结束，下乡插队。知青集体户，头两月有生产队派专人给我们做饭，两个月以后，知青自己做饭，哪里还有什么“吃食堂”。也不能说整个八年，一点儿食堂的影子也没有，只不过我们不够“吃食堂”的资格。比如说公社的食堂，我怕记忆有误，刚刚向一起插队的王某某求证，他告诉我咱俩曾经在公社食堂买过两个馒头（仅此一次），很难吃，这是实情，内蒙农村本来是不会蒸馒头的。王某某还告诉我，他在学校吃食堂，用饭卡，一个月六块钱。他还告诉我学校分老师食堂和学生食堂。
　　另外一处“吃食堂”的记忆，那是“出民工”的工地设的民工食堂。什么叫“出民工”呢，比如修公路修水库这样的工程，由各生产队抽调农民或知青参加，工分还按生产队的标准记，这就叫“出民工”。出民工，换个环境，干不足三十天也给你记上三百工分（十分是最高分），很划算。工地上设有两种食堂，一个干部食堂，一个民工食堂。
　　回北京之后，上班到退休，“吃食堂”这词几乎须臾不离。吃过本单位的食堂，偶尔也会在别的单位食堂吃，由朋友付饭钱。我供职的单位，周三上午是雷打不动的全体大会，食堂的大师傅也必须全体参加，所以周三食堂中午饭，不用猜，一定是面条，面条省事呀。这样图省事做出来的面條，清汤寡水，没滋没味，因此每逢周三，吃食堂的人很少，大家伙儿各找各的饭辙。
　　那个时候，几十块钱工资，发薪后第一件事，马上买十块钱的饭票，这样一个月就踏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