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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人去博物馆，关注的是里面的收藏品，而美国摄影师安迪却有意避开了展品，他的目光一直追随着那些陪伴展品的人，试图深入观察和解读俄罗斯博物馆中那些『守望者』的世界。
在这个国家最好的博物馆里，一群祖父祖母级的馆员，穿着舒适的毛衣，或者围着花披肩，守护在各种各样的展品前面，犹如一种现代艺术景观。如果参观者和展品靠得太近，他们会摇摇手指，做出温柔的责备，让人想起小时候试图一把抓住太多糖果时，爷爷奶奶慈爱的劝告。
在俄罗斯的圣彼得堡，安迪第一次注意到当地博物馆的馆员，对他们产生了浓厚兴趣，觉得他们就像一群隐士。后来安迪用将近两年时间进行了3次目标明确的旅行，拍摄出一系列关于博物馆的别样记录。
与美国纽约和英国伦敦的多数博物馆同行不同，俄罗斯博物馆的工作人员是不穿制服的，在这个国家最好的博物馆里，一群祖父祖母级的馆员，穿着舒适的毛衣，或者围着花披肩，守护在各种各样的展品前面，犹如一种现代艺术景观。如果参观者和展品靠得太近，他们会摇摇手指，做出温柔的责备，让人想起小时候试图一把抓住太多糖果时，爷爷奶奶慈爱的劝告。
在安迪看来，这些馆员是俄罗斯一道独特的风景线。起初，他们看上去相当沉默和严厉，似乎对自己做的事情并不感兴趣，但当安迪三番五次来到博物馆和他们交流，发现事实正好相反，“他们对博物馆有着崇高的热爱，他们很熟悉那些展品，对每一件的位置都如数家珍。”
安迪的拍摄并不容易，馆员们通常与展品离得接近，他们都很专业，看到安迪举起相机就会赶紧离开。于是，安迪使用广角镜头拍下整个展厅，他会站得远远的，把馆员们最自然的状态记录下来。
安迪的一个俄罗斯朋友在文化部工作，他看了安迪最早拍出的8张照片，说：“很有意思，不过，俄罗斯有四个伟大的艺术博物馆（圣彼得堡的艾尔米塔什博物馆和俄罗斯国家博物馆，莫斯科的普希金博物馆和国立特列季亚科夫画廊），你只拍到了一个，如果能把它们都收录进来，会更有意思。”通过他的帮助，安迪得到授权，进入莫斯科的俄罗斯国家博物馆拍摄。安迪也得到了《纽约时报》莫斯科分社社长的帮助，他喜欢安迪的这个拍摄想法，得知安迪因为不会说俄语，拍摄时的交流遇到困难，就为他提供了一个翻译，让安迪能够进一步了解这些馆员们的故事。
安迪发现，俄罗斯传统博物馆里的大部分馆员都是女性，准确地说，是祖母们。在翻译的帮助下，他采访了其中的几位，她们之前有着不同的职业，包括牙医、经济学家、档案管理员和舞者。
祖母们一边为他讲述展品的历史，一边顺道捏捏身边来参观的孩子的小脸。严格说来，她们并不是训练有素的策展人，可能不太了解某些复杂、曲折的艺术背景，但她们由衷地喜欢这些作品，语气里透出一股自豪，仿佛自己就是它们的拥有者一样，同时也非常希望有更多的人能感受到这种自豪。
一位馆员告诉安迪，有时候，下了班她依旧会在博物馆的一幅油画前坐上很久，因为那幅画让她想起在乌克兰农村度过的美好的童年岁月。
一位馆员已经在莫斯科特列季亚科夫画廊工作了10年，“感觉像是只过了一天，我爱博物馆。”她曾在展品旁边拍了一张纪念照，“孙子们见到，都说我看起来很年轻，我告诉他们，博物馆布满了艺术品，有整个国家的宏伟历史在这里，我自然是年轻的！”
曾经是舞者的馆员说：“在博物馆每天要工作12个小时，而我需要花三个小时奔波在上班的路上，每天的日程都很紧。尽管如此，我非常高兴能来到这里，在这儿遇到的男女老少大多是体面而平和的人，和他们时不时地交流几句，会让我忘记身上的病痛。博物馆对我似乎有一种疗愈的功能。”
在外人看来，博物馆的工作单调乏味，谁愿意整天待在封闭的空间、盯着死气沉沉的展品呢？然而，这些祖母级馆员们说，她们心甘情愿。
安迪更喜欢观察博物馆里人和事物之间的关系，远胜于单纯地欣赏艺术品。和馆员们的交流让他着迷，“如果有心，甚至可以在他们和他们在展厅巡视时最常停留的展品之间找到一些有趣的链接。这也是一直吸引我在博物馆里拍摄的原因，我喜欢观察博物馆的艺术品如何影响周围的人们，人们又如何与它们互动、对话——似乎很少有人不受影响。”
安迪留意到，馆员们的穿着，有时会和他们最喜欢相伴的艺术品有相似之处。“一位女馆员在野兽派画家亨利·马蒂斯的蓝色静物画作旁边坐着，穿了一件披肩，与画作的颜色非常匹配。我问：‘你选择这些衣服，是因为你知道要坐在马蒂斯的画作旁边吗？’虽然她否认了这个说法，但我想，这一搭配恐怕是下意识为之，连她自己都没有察觉到画作对她的影响。”
安迪很讲究照片的构图和光线，但他的观察和拍摄方式更像街头摄影师——快速捕捉正在发生的瞬间，画面一目了然，不需要使用更多辞藻去解释。“很多人认为摄影是中性的，但我认为它不是，每一张抓拍下的图片都带有情感，以及你看待世界的方式。”安迪很少指挥馆员们坐在哪里，或者要做什么样的动作，他的照片中人物的表情和姿态都是自然的。每当抓到适合拍摄的瞬间，他会心跳加速，好像有人向他的脑袋开了一枪。有一次，他在博物馆里看到一幅女艺术家创作的巨大的裸体自画像，当时旁边坐着一个比较年轻的女馆员，“我想，噢，我的上帝！这个画面多有意思！可当她抬起头，她的目光告诉我：拒绝拍摄。我真是非常失落。”或许他本可以问上一句：“请你坐在那里，好吗？”但安迪实在羞于提出要求。15分钟后，安迪又回到那幅画所在的展厅，看到刚才那位女馆员正坐在桌子上与艺术家聊天，这才如愿拍到了想要的照片。虽然安迪很愿意和馆员们交流，但他更重视对他们自然状态的记录，在他看来，这些馆员的工作不仅是监督参观者、保护展品，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像是一扇门，能将参观者更深入地带进这个国家的文化、历史之中，只不过他们的价值往往被人们忽略了。
CNT对 话
为什么选择拍摄俄罗斯的博物馆？
虽然我是美国人，但有俄罗斯血统，是第三代移民，我的祖先19世纪80年代从俄罗斯到了美国。冷战期间，美国人被禁止去俄罗斯，我只能通过漫画了解这个国家。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地方，有伟大的艺术历史，还有不可思议的政治历史。
已经有太多人拍摄博物馆里那些精美的展品和形形色色的观众，我就想寻找一个不同的角度。我真的很喜欢观察、琢磨这些馆员和他们守护的展品之间的联系，由此更深层次地去认识这个国家的文化。
近两年的拍摄，有什么特别的心得？
拍摄中并没有什么特别惊喜的故事，但这些馆员对自己文化的那种骄傲让我印象非常深刻。除了每天接触的展品，他们对自己国家的诗人也如数家珍，仅在圣彼得堡我就看到了21座普希金的雕像，我就想：在美国有多少诗人的雕像？
在这个国家最好的博物馆里，一群祖父祖母级的馆员，穿着舒适的毛衣，或者围着花披肩，守护在各种各样的展品前面，犹如一种现代艺术景观。如果参观者和展品靠得太近，他们会摇摇手指，做出温柔的责备，让人想起小时候试图一把抓住太多糖果时，爷爷奶奶慈爱的劝告。
俄罗斯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在俄罗斯的圣彼得堡，安迪第一次注意到当地博物馆的馆员，对他们产生了浓厚兴趣，觉得他们就像一群隐士。后来安迪用将近两年时间进行了3次目标明确的旅行，拍摄出一系列关于博物馆的别样记录。
与美国纽约和英国伦敦的多数博物馆同行不同，俄罗斯博物馆的工作人员是不穿制服的，在这个国家最好的博物馆里，一群祖父祖母级的馆员，穿着舒适的毛衣，或者围着花披肩，守护在各种各样的展品前面，犹如一种现代艺术景观。如果参观者和展品靠得太近，他们会摇摇手指，做出温柔的责备，让人想起小时候试图一把抓住太多糖果时，爷爷奶奶慈爱的劝告。
在安迪看来，这些馆员是俄罗斯一道独特的风景线。起初，他们看上去相当沉默和严厉，似乎对自己做的事情并不感兴趣，但当安迪三番五次来到博物馆和他们交流，发现事实正好相反，“他们对博物馆有着崇高的热爱，他们很熟悉那些展品，对每一件的位置都如数家珍。”
安迪的拍摄并不容易，馆员们通常与展品离得接近，他们都很专业，看到安迪举起相机就会赶紧离开。于是，安迪使用广角镜头拍下整个展厅，他会站得远远的，把馆员们最自然的状态记录下来。
安迪的一个俄罗斯朋友在文化部工作，他看了安迪最早拍出的8张照片，说：“很有意思，不过，俄罗斯有四个伟大的艺术博物馆（圣彼得堡的艾尔米塔什博物馆和俄罗斯国家博物馆，莫斯科的普希金博物馆和国立特列季亚科夫画廊），你只拍到了一个，如果能把它们都收录进来，会更有意思。”通过他的帮助，安迪得到授权，进入莫斯科的俄罗斯国家博物馆拍摄。安迪也得到了《纽约时报》莫斯科分社社长的帮助，他喜欢安迪的这个拍摄想法，得知安迪因为不会说俄语，拍摄时的交流遇到困难，就为他提供了一个翻译，让安迪能够进一步了解这些馆员们的故事。
陪伴宏伟历史的小人物
安迪发现，俄罗斯传统博物馆里的大部分馆员都是女性，准确地说，是祖母们。在翻译的帮助下，他采访了其中的几位，她们之前有着不同的职业，包括牙医、经济学家、档案管理员和舞者。
祖母们一边为他讲述展品的历史，一边顺道捏捏身边来参观的孩子的小脸。严格说来，她们并不是训练有素的策展人，可能不太了解某些复杂、曲折的艺术背景，但她们由衷地喜欢这些作品，语气里透出一股自豪，仿佛自己就是它们的拥有者一样，同时也非常希望有更多的人能感受到这种自豪。
一位馆员告诉安迪，有时候，下了班她依旧会在博物馆的一幅油画前坐上很久，因为那幅画让她想起在乌克兰农村度过的美好的童年岁月。
一位馆员已经在莫斯科特列季亚科夫画廊工作了10年，“感觉像是只过了一天，我爱博物馆。”她曾在展品旁边拍了一张纪念照，“孙子们见到，都说我看起来很年轻，我告诉他们，博物馆布满了艺术品，有整个国家的宏伟历史在这里，我自然是年轻的！”
曾经是舞者的馆员说：“在博物馆每天要工作12个小时，而我需要花三个小时奔波在上班的路上，每天的日程都很紧。尽管如此，我非常高兴能来到这里，在这儿遇到的男女老少大多是体面而平和的人，和他们时不时地交流几句，会让我忘记身上的病痛。博物馆对我似乎有一种疗愈的功能。”
在外人看来，博物馆的工作单调乏味，谁愿意整天待在封闭的空间、盯着死气沉沉的展品呢？然而，这些祖母级馆员们说，她们心甘情愿。
他们是博物馆的另外一扇门
安迪更喜欢观察博物馆里人和事物之间的关系，远胜于单纯地欣赏艺术品。和馆员们的交流让他着迷，“如果有心，甚至可以在他们和他们在展厅巡视时最常停留的展品之间找到一些有趣的链接。这也是一直吸引我在博物馆里拍摄的原因，我喜欢观察博物馆的艺术品如何影响周围的人们，人们又如何与它们互动、对话——似乎很少有人不受影响。”
安迪留意到，馆员们的穿着，有时会和他们最喜欢相伴的艺术品有相似之处。“一位女馆员在野兽派画家亨利·马蒂斯的蓝色静物画作旁边坐着，穿了一件披肩，与画作的颜色非常匹配。我问：‘你选择这些衣服，是因为你知道要坐在马蒂斯的画作旁边吗？’虽然她否认了这个说法，但我想，这一搭配恐怕是下意识为之，连她自己都没有察觉到画作对她的影响。”
安迪很讲究照片的构图和光线，但他的观察和拍摄方式更像街头摄影师——快速捕捉正在发生的瞬间，画面一目了然，不需要使用更多辞藻去解释。“很多人认为摄影是中性的，但我认为它不是，每一张抓拍下的图片都带有情感，以及你看待世界的方式。”安迪很少指挥馆员们坐在哪里，或者要做什么样的动作，他的照片中人物的表情和姿态都是自然的。每当抓到适合拍摄的瞬间，他会心跳加速，好像有人向他的脑袋开了一枪。有一次，他在博物馆里看到一幅女艺术家创作的巨大的裸体自画像，当时旁边坐着一个比较年轻的女馆员，“我想，噢，我的上帝！这个画面多有意思！可当她抬起头，她的目光告诉我：拒绝拍摄。我真是非常失落。”或许他本可以问上一句：“请你坐在那里，好吗？”但安迪实在羞于提出要求。15分钟后，安迪又回到那幅画所在的展厅，看到刚才那位女馆员正坐在桌子上与艺术家聊天，这才如愿拍到了想要的照片。虽然安迪很愿意和馆员们交流，但他更重视对他们自然状态的记录，在他看来，这些馆员的工作不仅是监督参观者、保护展品，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像是一扇门，能将参观者更深入地带进这个国家的文化、历史之中，只不过他们的价值往往被人们忽略了。
CNT对 话
为什么选择拍摄俄罗斯的博物馆？
虽然我是美国人，但有俄罗斯血统，是第三代移民，我的祖先19世纪80年代从俄罗斯到了美国。冷战期间，美国人被禁止去俄罗斯，我只能通过漫画了解这个国家。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地方，有伟大的艺术历史，还有不可思议的政治历史。
已经有太多人拍摄博物馆里那些精美的展品和形形色色的观众，我就想寻找一个不同的角度。我真的很喜欢观察、琢磨这些馆员和他们守护的展品之间的联系，由此更深层次地去认识这个国家的文化。
近两年的拍摄，有什么特别的心得？
拍摄中并没有什么特别惊喜的故事，但这些馆员对自己文化的那种骄傲让我印象非常深刻。除了每天接触的展品，他们对自己国家的诗人也如数家珍，仅在圣彼得堡我就看到了21座普希金的雕像，我就想：在美国有多少诗人的雕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