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到现在已经十年了。这么多年来，支撑我写作的就是我的生活经验，我几乎都在学校生活，没有真正走上社会，我的生活其实相当的单纯，生活的经验就是这么多，能够完成三十万字的东西，我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了。往往一篇作品搁半年没法完成，原因就是没东西写了，所以只能写一半。我还没有经历到下一个阶段，我不知道该怎么往下写，只有等我经历过了，我才知道该怎么写。从一开始我就很清楚，我只能老老实实地去写我所经历的一切，我所感知到的一切，我所能认知到的一切，超出这个范围的，我写不来，也不会写。注定了我写不多也写不快。
　　
《女人言》创作开始并不顺利，写得非常磕巴。这个故事有时间的跨度，有人物的交叉，我找不到一个叙述的途径或者说入口，我打不开这扇门。磕磕绊绊地写着，写得无比痛苦，我开始尝试去打破时间的顺序，但这样做只是增加了叙述的复杂性。我尝试加入新的叙述者，然而我自己都差点弄糊涂了。好在最终我找到了一个叙述方式，我发现，其实这种叙述方式，原本就是我最擅长的。
　　
这个作品最难写的是第一个章节，我找到了故事的叙述方式，但气息一直不顺。前面的气理不顺的话，后面的情节想得再好也没用。在经历了好几个晚上的焦虑之后，终于非常艰难地完成了，可以说是硬写出来的。我知道现在看起来还是有别扭和不自然的地方，不过我已经尽力了。
　　
接下来的创作依然不顺利。我想要赶快进入到我想要去写的最关键的章节，然而我差不多花了三章在做铺垫。其实很多后面章节的内容我在开头几章时，就已经写好了，但总觉得很别扭，就又拿了出来，放置在后面。似乎是这个小说自己的选择：耐心点，不要急。
　　
《大幻想家》从构思到成稿更是纠结。这篇小说的创作很容易让我想到之前的一个短篇《绿洲·岛》，也是以男性为主体的创作，阿南和岛的故事。那篇小说写得特别散，几乎没有一个主线，就是一个个生活的片段，串联起这些生活片段的就是两个人之间的一种微妙的关系。我着手开始写《大幻想家》的时候，是无比期待的——期待这个小说里有一个非常可爱的人物慢慢成形。写着写着我发现，这个小说似乎更像是《西湖边的对话》的升级版。再或许，这是我下意识的一次带有强烈私心的写作。我希望写成这个样子。虽然这种私心使得这篇小说可能不是那么好看，原因在于有两个以前小说的人物出现了，如果不熟悉以前小说的读者可能不太能抓到我想要表达的东西，而我也不打算把以前写过的东西交代太多。
　　
《西湖边的对话》是我写作的正式开始。我不记得具体的创作的过程，也不记得具体的写作时间，只记得父亲说你写个短篇给我看看，我不知道該怎么写短篇，就说我要写一篇几乎全是对话的小说，他说你随便写。既然父亲说，随便写，我就凭着感觉写了，一个礼拜后完成，之后我的小说都是这样写的。没人告诉我该怎么写。说实话，就算告诉我了，我大概也不会照着去做。
　　
一直以来，我的小说都是靠对话推动的，对话承载了很大一部分叙述的功能。一遇到叙述上过不去的坎儿，就自动切换到对话模式，然后就顺畅了。在写《大幻想家》的时候，我有意减少了对话的篇幅。这么做完全是出于创作的考量，而并不是为了去证明我不靠对话依然能叙述故事。
　　
写作到了现在，所谓的证明自我，所谓的张扬个性，对我来说，已经不是我要去考虑的事情了，我离那个锋芒毕露横冲直撞的“我”越来越远了。一开始写作的时候，我一直都在跟自己较劲，把自己的情绪压制到不能再压制的程度，然后写作的时候又是拼命地克制再克制，以致经常写着写着就哭到不能自已。那样写出的东西当然是极好的，但是对自己的伤害太大了。有一次写伤之后，我就很难再写出以前那样的作品了。我为此痛苦了很久，不断地自我否定，我觉得我已经失去了以前的灵气，甚至不再想去写作。这个过程持续了好几年，直到我写完《零听》后，终于明白，我必须要放下执念，我已经慢慢学会了如何去管理好自己的情绪，学会了如何在写作中融入自己感受的同时，而又避免伤害到自己。我所执念的棱角和锋芒失去了，取而代之的是更宽广更有深度的呈现和思考。这何尝不是一件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