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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高三时的同桌叫杨昱,有时候我叫她“鱼头”,或者“芋头”,反正总是跟“头”牵连着,有“大头”“大条”之意。
我们相识,是在高三开学那天。我们站在教室外面等着老师安排座位,那时候杨昱应该就混在人群中,可我一点儿也没注意到她的存在。
我先被安排进了教室,坐在自己的位置上发呆,身边的椅子“吱”的一响,一个身影很从容,从容得有些随意地一屁股坐在椅子上,一只男孩似的大手伸过来,“你好,我叫杨昱,咱们坐同桌,以后多关照。”
女孩说话好听,可形容曰“银铃”,不好听就称为“破铃”,杨昱的声音却像哑铃,一字一句如一个一个哑铃压过来,有颗粒感,带着重金属的味道。
我都不知道自己当时有多不好意思,一看杨昱平静的脸就更不好意思。愣了一阵,我才硬着头皮说了句:“你也好,我也叫康春雷。”
唉,真是丢死人了。
后来杨昱常回忆起这次初见,说我脸皮薄,像个姑娘。我就说她没半分矜持,剪了头发可以混进男生宿舍。杨昱说,女孩子的矜持都是装出来的。然后想了想,又说,谁稀罕去你们男生宿舍!
一开始我以为杨昱只是说说,女孩子就是女孩子,总有点半透明的羞涩。可是杨昱,在说出这句话的第二天就证明了她说到做到,证明了她与众不同,证明了她光明磊落或者说脑子进水。
事情要回溯到她说出这句话的前一个月。班上一名很有文艺气质的男生塞给杨昱一封信。大概是赞颂杨昱艳压群芳,为人善良,学习又好,乃心之所向,对于杨昱那特殊的哑铃般的声线,居然还用了“不同凡响”这个成语。对啦!就是所谓的情书啦!这一封情书到了杨昱手里,被捏得皱巴巴的,湿得像泡了水。杨昱思前想后:从来没有人夸过她的声音啊!还用了“不同凡响”,“不同凡响”是多伟大的词语啊!那情书上一大片字,比喻、拟人、烘托全用上了,她都没看见。就是这个“不同凡响”,像嵌进她心窝里的一块糖,一点点溶化……
这场“爱情”的维持,让文艺青年颇为苦恼。他实在从杨昱身上找不到半点娇柔的影子。上课的时候,杨昱也会回过头将秋波暗送,但这秋“波”的周期似乎太长了些,没有一波三折的暧昧,直来直去,更像是瞪人。其实这些都不是问题,让文学青年怎么也忍受不了的,是那件证明了杨昱的确“不同凡响”的事。于是,他们昙花一现的“爱情”拐进了暗角,油尽灯枯。
那天下午第一节是作文课。我顶不爱听,不明白为什么每个人要写同样的题目同样的字数。杨昱也不喜欢,原因是她的作文成绩总给全班人垫底儿。杨昱什么都好,平时只要是考试我都抄她的。可她就是作文不行,她还觉得委屈,老师在上面一读范文,她就在下面嘀咕:没有我写得好呢。
但一读她自己的作文,我就知道她并不冤枉,通篇生硬呆板,语病甚多。老师喜欢她,总是用她的文章做反例,他在讲台一读,底下就笑成一片。我们拿杨昱开心,她并不恼,还跟我们一起傻笑。老师一筹莫展,戳着杨昱的脑袋问:“你说你,前面的语病题能做对,怎么作文一下笔就是病句呢?让康春雷给你讲讲,你俩倒真是互补。”
我一本正经地给杨昱讲一大串,然后说:“文为情生,能写出真实的感受就是好文章。”杨昱似懂非懂地点点头,念了两遍:“文为情生。”
那天下午就是作文课。上星期我们做了一张试卷,作文题目叫“梦想与现实”,琼老师照例留下范文和杨昱的反面教材,开始一篇篇朗读。杨昱还是会在每读完一篇小声说一句:没我写得好呢。我逗她说:“你这次是范文。”杨昱居然点头,我看那点头不是玩笑,好像她的文章一定就是范文,而且这是件很平常很不值一提的事情一样。可是这次杨昱的文章并没有成为范文,但也不再是反面教材,琼老师根本没读她的文章。既然不读,那为什么又要留下呢?
下课后,琼老师把杨昱和文艺青年一起叫去了办公室。我一下子猛醒:杨昱不会写了她和文艺青年的事吧?这丫头不至于这么傻吧?
我不安地等着杨昱回来。片刻,听到了两个人在教室外面的争吵声。杨昱的声音还是一贯的重金属质地,文艺青年的声音开始很细微,有点羞愤地低吼,后来随怒气逐渐清晰。
“你怎么不知道羞耻,还是个女生呢。”
“我说实话有什么可羞耻的?我这叫‘文为情生’。”
文艺青年终于不顾面子大叫起来,我能想象他跳起来的样子,“你懂个屁‘文为情生’。”
杨昱回来后一拽椅子,“砰”的一声坐下,转过脸问我:“是不是你说的,文为情生?”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碰到这样的事,你说我还能说什么?
那天下了自习,杨昱拖我去了操场。夜空中星星一闪一闪,风很冷,而且干燥,吹得脸生疼。杨昱说:“他今天跟我分手了。”我说:“哦。”
我觉得有必要安慰她一下,“其实你那篇文章写得挺好的。”我看着杨昱,怕她难过又哭出来,谁知她竟然笑了,还反复问我:“是真的吗?我真有进步了?”我只得说是真的。她为自己作文水平的提高而高兴,一下子就忘了刚刚夭折的“爱情”,笑得心无旁骛。杨昱说“文为情生”说得没错,不光是写文章,做人也得诚实。尽管我觉得“文为情生”和“做人诚实”没啥直接关联,但还是被杨昱的话感动。因为感动,我陪她坐了一晚。
入冬的操场静得让人心慌。杨昱似乎多了几分女孩气,缠着我讲故事给她听。她一遍遍央求,我就讲《青春之歌》。她泪流满面,比为文艺青年流的眼泪多得多。杨昱似乎不懂掩面而泣,任凭眼泪从一双又大又圆的眼睛里流出,慢慢划过脸颊,没有遮掩,没有回避。我说她,她就说:“我想哭就哭,干吗怕让你看,我是感动才哭呢。”
那一夜长谈的收获是杨昱弄明白了两件事。一件是她根本不喜欢那个文艺青年,她唯一喜欢的是别人夸她“不同凡响”;第二件是如果她真的喜欢上了谁,她也会变得很矜持。
杨昱的想法有了“好转”,我的感冒却持续到了过年。
年一过,班里气氛就更紧张了。班主任发给每名同学一张或红或蓝或绿的小卡片。说是让写上自己的梦想,贴到教室的墙上,弄个“心愿墙”。杨昱捂住卡片,趴在桌子上偷偷地又郑重其事地写着,像是怕被谁看见从而偷走她的梦想一样。 班长负责收回写满或中规中矩或邪魔歪道的梦想卡片做成展览。到我这里的时候,我已经把卡片折成了纸飞机,从窗口飞了出去,看着它悠闲而平缓地降落在学校旁边超市的红色屋脊上。而杨昱发现我这个举动的时候当即就如法炮制了。
后来折纸飞机被杨昱当作每日必做的正经事。杨昱一天折一枚,谁也不知道她写了什么。她看着飞机落到超市的屋脊上,就笑一阵,又埋下头做题。当屋脊上已经成功降落十七枚纸飞机的时候,风来了。
那些天杨昱更加较劲地给我补课,说她较劲,是因为我根本学不进东西。这让她显得有点一厢情愿。由于她的强硬,我到底还是有些进步的。那些天晚自习以后,在只剩下我们俩的教室里,杨昱以一种英勇的救危救难的心气儿,以一副为人尊长的姿态,以一位资深教师的专业精神,给我补习那些我因为或看云彩或想心事而错过的知识点。她的执着、热忱让我感动,我却像辜负其他关心我的人一样辜负了她。
两个星期后,在给我补课的第十四天晚上,杨昱让我先做一道物理题,过后她再给我讲通过这道题我应该掌握的知识点。她则在一边抱着一本练习册,但不是在做题,似乎是在用铅笔画什么。我蔫头耷脑,心情全然没放在做题上。过一会杨昱还哼起了一首歌儿,因为她只是哼曲子,并没有唱出歌词,我虽然听着极为熟悉却一时想不起来是什么歌儿。我越听越烦,终于把笔往桌子上一扔,对杨昱说:“有这个时间自己多学点儿吧,你还是由我自生自灭吧。”杨昱笑着说:“那可不行。”
第十五天,我说:“我想早点回去。”杨昱说:“那可不行。”第十六天,一下课我就跑了。第十七天,还差十分钟下课时杨昱就紧拽着我的衣角。我小声说:“你还是多留点时间给自己吧。现在是一寸光阴一寸金呀。”杨昱平时都不会反驳我,哪怕一句“我的光阴是金你的光阴也是金”都不会。她只是说:“那可不行。”可是那天她突然说了一句与她的思维极不相称的话。虽然快下课了,但同学们还沉浸在繁忙的作业和复习中,杨昱突然用她一贯的重金属的声音喊道:“你就是个胆小鬼。你是故事里走出来的人,不回到故事里你就没有安全感。”我也放开了声音喊:“你才是故事里的人,你是一个弱智作家笔下的人物,他让你四肢发达头脑简单,对这个世界的人情世故都一无所知。”
我们都不再说话。下课了,同学们围过来劝我们,但我们还是一动不动,就好像这是一场无声的比赛,谁要先动一下谁就输了。直到同学们以半好笑半无奈的心态全部离开,教室里又只有我们两个人了,我和杨昱默契地笑了。杨昱说:“我早累了。”我也想说点什么,可是我什么也不能说。因为杨昱又哭了。
在和杨昱共处的日子里,我只见她哭过两次。一次是为《青春之歌》的故事,这一次我却不知道为了什么。我想问她怎么了,却无论如何张不开口。我只有看她趴在桌子上,双手垫着头无声地抽泣。最终我故作轻松地说:“你不是不怕别人看见你哭吗?”杨昱却像没听见一样。
幸好这一次她哭的时间比较短,两分钟后她停止了抽泣,三分钟后她坐直了身子恢复常态。六分钟后,她从练习册里抽出一打画稿给我看。画稿杂七杂八的,有同学和老师肖像(其中还有两张是我),有静物,也有一些卡通人物。杨昱问我:“你觉得画得怎么样?”我说:“还可以吧。”杨昱说:“就还可以?”我说:“挺好的。真的挺好的。”杨昱说:“你少骗我。我知道也就是还可以的水平。”我说:“鱼头啊,你真不讲理。”杨昱面带羞愧地笑了。
杨昱的哭和笑似乎都是没有逻辑的,总之我看见她笑了,我的心也化开了,那种感觉我至今不能忘记。
那天晚上我和杨昱第二次彻夜待在操场上。天气已经不像上次那么冷了,夜晚却一样让杨昱终于带了几分女孩气。星星一样很多,杨昱抬着头。整个夜晚我都在听她诉说她的梦想——做一名画家。听她说怎么爱上画画,怎么放弃过画画,又怎么离不开……
杨昱问我:“你的梦想是什么?”我说:“我的梦想是快点高考完吧。”杨昱一脸不屑地说:“没追求。”然后又问我:“你的梦想是什么?”我笑了笑。杨昱说:“你真是个胆小鬼。”又拽着我问:“到底是什么?”最后我终于说了——那个让我割舍不掉的、从高一开始不顾一切地做着的梦。我还跟杨昱说:“我也许过几天就走了,去报考艺术类学校。”杨昱拉我站起来,将我的手举过头顶,说:“你敢跟我喊吗?”我说:“喊什么?”杨昱用她最大的力气高喊:“康春雷的梦想一定会实现。”远处的保安警觉地把电筒扫过我们的头顶,还好我们及时蹲下了。等保安的灯光移到别的地方,我拽着杨昱的手高喊:“杨昱的梦想一定会实现。”保安的灯光又后知后觉地扫过来。我们蹲着不敢说话,为了彼此最美好的祝福相视而笑。
第二天中午,当杨昱把第十八枚纸飞机折好时,刮起了大风。那些停在屋脊上的纸飞机不堪一击,四散而去。我和杨昱都没有唉声叹气,她又开始写字,折纸飞机。
风停后的天空更加湛蓝,我对杨昱说:“传说鱼的记忆只有六秒,不知道真的假的。”杨昱说:“不会的,要不怎么会有‘相濡以沫’这个成语呢?”我没有纠正杨昱对成语的错误理解。杨昱仰着头,阳光全洒在了她脸上。我背过身,环视着熟悉的教室。杨昱,你知道我是在告别吗?今天早上我收到了通知,上午跟班主任说明情况,中午在宿舍收拾好了行李,现在我在收拾要带走的书本。杨昱,别回过头来,我更愿意以这样的方式跟你告别,我愿意看着你享受着阳光,我愿意你在我的记忆里永远是快乐地微笑着,你就应该站在阳光里。我抱着书本走向门口,走出教学楼,走到宿舍。
走到校门口时我想起杨昱曾经哼唱过的一首歌,当时我忘记那首歌叫什么了,如今却想了起来。我离开时正值广播站点歌时间,我就去给杨昱点了那首歌。我再次走到门口的时候,周华健的《花心》响彻学校的各个角落。
我离开学校以后只见过杨昱几面。如今更是很难再见到她了,不过我相信她会越来越好。至于我的梦想……如果您在杂志上读到了我的这篇文章,说明我的梦想已经实现了。
发稿/庄眉舒 zmeishu@QQ.com
我们相识,是在高三开学那天。我们站在教室外面等着老师安排座位,那时候杨昱应该就混在人群中,可我一点儿也没注意到她的存在。
我先被安排进了教室,坐在自己的位置上发呆,身边的椅子“吱”的一响,一个身影很从容,从容得有些随意地一屁股坐在椅子上,一只男孩似的大手伸过来,“你好,我叫杨昱,咱们坐同桌,以后多关照。”
女孩说话好听,可形容曰“银铃”,不好听就称为“破铃”,杨昱的声音却像哑铃,一字一句如一个一个哑铃压过来,有颗粒感,带着重金属的味道。
我都不知道自己当时有多不好意思,一看杨昱平静的脸就更不好意思。愣了一阵,我才硬着头皮说了句:“你也好,我也叫康春雷。”
唉,真是丢死人了。
后来杨昱常回忆起这次初见,说我脸皮薄,像个姑娘。我就说她没半分矜持,剪了头发可以混进男生宿舍。杨昱说,女孩子的矜持都是装出来的。然后想了想,又说,谁稀罕去你们男生宿舍!
一开始我以为杨昱只是说说,女孩子就是女孩子,总有点半透明的羞涩。可是杨昱,在说出这句话的第二天就证明了她说到做到,证明了她与众不同,证明了她光明磊落或者说脑子进水。
事情要回溯到她说出这句话的前一个月。班上一名很有文艺气质的男生塞给杨昱一封信。大概是赞颂杨昱艳压群芳,为人善良,学习又好,乃心之所向,对于杨昱那特殊的哑铃般的声线,居然还用了“不同凡响”这个成语。对啦!就是所谓的情书啦!这一封情书到了杨昱手里,被捏得皱巴巴的,湿得像泡了水。杨昱思前想后:从来没有人夸过她的声音啊!还用了“不同凡响”,“不同凡响”是多伟大的词语啊!那情书上一大片字,比喻、拟人、烘托全用上了,她都没看见。就是这个“不同凡响”,像嵌进她心窝里的一块糖,一点点溶化……
这场“爱情”的维持,让文艺青年颇为苦恼。他实在从杨昱身上找不到半点娇柔的影子。上课的时候,杨昱也会回过头将秋波暗送,但这秋“波”的周期似乎太长了些,没有一波三折的暧昧,直来直去,更像是瞪人。其实这些都不是问题,让文学青年怎么也忍受不了的,是那件证明了杨昱的确“不同凡响”的事。于是,他们昙花一现的“爱情”拐进了暗角,油尽灯枯。
那天下午第一节是作文课。我顶不爱听,不明白为什么每个人要写同样的题目同样的字数。杨昱也不喜欢,原因是她的作文成绩总给全班人垫底儿。杨昱什么都好,平时只要是考试我都抄她的。可她就是作文不行,她还觉得委屈,老师在上面一读范文,她就在下面嘀咕:没有我写得好呢。
但一读她自己的作文,我就知道她并不冤枉,通篇生硬呆板,语病甚多。老师喜欢她,总是用她的文章做反例,他在讲台一读,底下就笑成一片。我们拿杨昱开心,她并不恼,还跟我们一起傻笑。老师一筹莫展,戳着杨昱的脑袋问:“你说你,前面的语病题能做对,怎么作文一下笔就是病句呢?让康春雷给你讲讲,你俩倒真是互补。”
我一本正经地给杨昱讲一大串,然后说:“文为情生,能写出真实的感受就是好文章。”杨昱似懂非懂地点点头,念了两遍:“文为情生。”
那天下午就是作文课。上星期我们做了一张试卷,作文题目叫“梦想与现实”,琼老师照例留下范文和杨昱的反面教材,开始一篇篇朗读。杨昱还是会在每读完一篇小声说一句:没我写得好呢。我逗她说:“你这次是范文。”杨昱居然点头,我看那点头不是玩笑,好像她的文章一定就是范文,而且这是件很平常很不值一提的事情一样。可是这次杨昱的文章并没有成为范文,但也不再是反面教材,琼老师根本没读她的文章。既然不读,那为什么又要留下呢?
下课后,琼老师把杨昱和文艺青年一起叫去了办公室。我一下子猛醒:杨昱不会写了她和文艺青年的事吧?这丫头不至于这么傻吧?
我不安地等着杨昱回来。片刻,听到了两个人在教室外面的争吵声。杨昱的声音还是一贯的重金属质地,文艺青年的声音开始很细微,有点羞愤地低吼,后来随怒气逐渐清晰。
“你怎么不知道羞耻,还是个女生呢。”
“我说实话有什么可羞耻的?我这叫‘文为情生’。”
文艺青年终于不顾面子大叫起来,我能想象他跳起来的样子,“你懂个屁‘文为情生’。”
杨昱回来后一拽椅子,“砰”的一声坐下,转过脸问我:“是不是你说的,文为情生?”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碰到这样的事,你说我还能说什么?
那天下了自习,杨昱拖我去了操场。夜空中星星一闪一闪,风很冷,而且干燥,吹得脸生疼。杨昱说:“他今天跟我分手了。”我说:“哦。”
我觉得有必要安慰她一下,“其实你那篇文章写得挺好的。”我看着杨昱,怕她难过又哭出来,谁知她竟然笑了,还反复问我:“是真的吗?我真有进步了?”我只得说是真的。她为自己作文水平的提高而高兴,一下子就忘了刚刚夭折的“爱情”,笑得心无旁骛。杨昱说“文为情生”说得没错,不光是写文章,做人也得诚实。尽管我觉得“文为情生”和“做人诚实”没啥直接关联,但还是被杨昱的话感动。因为感动,我陪她坐了一晚。
入冬的操场静得让人心慌。杨昱似乎多了几分女孩气,缠着我讲故事给她听。她一遍遍央求,我就讲《青春之歌》。她泪流满面,比为文艺青年流的眼泪多得多。杨昱似乎不懂掩面而泣,任凭眼泪从一双又大又圆的眼睛里流出,慢慢划过脸颊,没有遮掩,没有回避。我说她,她就说:“我想哭就哭,干吗怕让你看,我是感动才哭呢。”
那一夜长谈的收获是杨昱弄明白了两件事。一件是她根本不喜欢那个文艺青年,她唯一喜欢的是别人夸她“不同凡响”;第二件是如果她真的喜欢上了谁,她也会变得很矜持。
杨昱的想法有了“好转”,我的感冒却持续到了过年。
年一过,班里气氛就更紧张了。班主任发给每名同学一张或红或蓝或绿的小卡片。说是让写上自己的梦想,贴到教室的墙上,弄个“心愿墙”。杨昱捂住卡片,趴在桌子上偷偷地又郑重其事地写着,像是怕被谁看见从而偷走她的梦想一样。 班长负责收回写满或中规中矩或邪魔歪道的梦想卡片做成展览。到我这里的时候,我已经把卡片折成了纸飞机,从窗口飞了出去,看着它悠闲而平缓地降落在学校旁边超市的红色屋脊上。而杨昱发现我这个举动的时候当即就如法炮制了。
后来折纸飞机被杨昱当作每日必做的正经事。杨昱一天折一枚,谁也不知道她写了什么。她看着飞机落到超市的屋脊上,就笑一阵,又埋下头做题。当屋脊上已经成功降落十七枚纸飞机的时候,风来了。
那些天杨昱更加较劲地给我补课,说她较劲,是因为我根本学不进东西。这让她显得有点一厢情愿。由于她的强硬,我到底还是有些进步的。那些天晚自习以后,在只剩下我们俩的教室里,杨昱以一种英勇的救危救难的心气儿,以一副为人尊长的姿态,以一位资深教师的专业精神,给我补习那些我因为或看云彩或想心事而错过的知识点。她的执着、热忱让我感动,我却像辜负其他关心我的人一样辜负了她。
两个星期后,在给我补课的第十四天晚上,杨昱让我先做一道物理题,过后她再给我讲通过这道题我应该掌握的知识点。她则在一边抱着一本练习册,但不是在做题,似乎是在用铅笔画什么。我蔫头耷脑,心情全然没放在做题上。过一会杨昱还哼起了一首歌儿,因为她只是哼曲子,并没有唱出歌词,我虽然听着极为熟悉却一时想不起来是什么歌儿。我越听越烦,终于把笔往桌子上一扔,对杨昱说:“有这个时间自己多学点儿吧,你还是由我自生自灭吧。”杨昱笑着说:“那可不行。”
第十五天,我说:“我想早点回去。”杨昱说:“那可不行。”第十六天,一下课我就跑了。第十七天,还差十分钟下课时杨昱就紧拽着我的衣角。我小声说:“你还是多留点时间给自己吧。现在是一寸光阴一寸金呀。”杨昱平时都不会反驳我,哪怕一句“我的光阴是金你的光阴也是金”都不会。她只是说:“那可不行。”可是那天她突然说了一句与她的思维极不相称的话。虽然快下课了,但同学们还沉浸在繁忙的作业和复习中,杨昱突然用她一贯的重金属的声音喊道:“你就是个胆小鬼。你是故事里走出来的人,不回到故事里你就没有安全感。”我也放开了声音喊:“你才是故事里的人,你是一个弱智作家笔下的人物,他让你四肢发达头脑简单,对这个世界的人情世故都一无所知。”
我们都不再说话。下课了,同学们围过来劝我们,但我们还是一动不动,就好像这是一场无声的比赛,谁要先动一下谁就输了。直到同学们以半好笑半无奈的心态全部离开,教室里又只有我们两个人了,我和杨昱默契地笑了。杨昱说:“我早累了。”我也想说点什么,可是我什么也不能说。因为杨昱又哭了。
在和杨昱共处的日子里,我只见她哭过两次。一次是为《青春之歌》的故事,这一次我却不知道为了什么。我想问她怎么了,却无论如何张不开口。我只有看她趴在桌子上,双手垫着头无声地抽泣。最终我故作轻松地说:“你不是不怕别人看见你哭吗?”杨昱却像没听见一样。
幸好这一次她哭的时间比较短,两分钟后她停止了抽泣,三分钟后她坐直了身子恢复常态。六分钟后,她从练习册里抽出一打画稿给我看。画稿杂七杂八的,有同学和老师肖像(其中还有两张是我),有静物,也有一些卡通人物。杨昱问我:“你觉得画得怎么样?”我说:“还可以吧。”杨昱说:“就还可以?”我说:“挺好的。真的挺好的。”杨昱说:“你少骗我。我知道也就是还可以的水平。”我说:“鱼头啊,你真不讲理。”杨昱面带羞愧地笑了。
杨昱的哭和笑似乎都是没有逻辑的,总之我看见她笑了,我的心也化开了,那种感觉我至今不能忘记。
那天晚上我和杨昱第二次彻夜待在操场上。天气已经不像上次那么冷了,夜晚却一样让杨昱终于带了几分女孩气。星星一样很多,杨昱抬着头。整个夜晚我都在听她诉说她的梦想——做一名画家。听她说怎么爱上画画,怎么放弃过画画,又怎么离不开……
杨昱问我:“你的梦想是什么?”我说:“我的梦想是快点高考完吧。”杨昱一脸不屑地说:“没追求。”然后又问我:“你的梦想是什么?”我笑了笑。杨昱说:“你真是个胆小鬼。”又拽着我问:“到底是什么?”最后我终于说了——那个让我割舍不掉的、从高一开始不顾一切地做着的梦。我还跟杨昱说:“我也许过几天就走了,去报考艺术类学校。”杨昱拉我站起来,将我的手举过头顶,说:“你敢跟我喊吗?”我说:“喊什么?”杨昱用她最大的力气高喊:“康春雷的梦想一定会实现。”远处的保安警觉地把电筒扫过我们的头顶,还好我们及时蹲下了。等保安的灯光移到别的地方,我拽着杨昱的手高喊:“杨昱的梦想一定会实现。”保安的灯光又后知后觉地扫过来。我们蹲着不敢说话,为了彼此最美好的祝福相视而笑。
第二天中午,当杨昱把第十八枚纸飞机折好时,刮起了大风。那些停在屋脊上的纸飞机不堪一击,四散而去。我和杨昱都没有唉声叹气,她又开始写字,折纸飞机。
风停后的天空更加湛蓝,我对杨昱说:“传说鱼的记忆只有六秒,不知道真的假的。”杨昱说:“不会的,要不怎么会有‘相濡以沫’这个成语呢?”我没有纠正杨昱对成语的错误理解。杨昱仰着头,阳光全洒在了她脸上。我背过身,环视着熟悉的教室。杨昱,你知道我是在告别吗?今天早上我收到了通知,上午跟班主任说明情况,中午在宿舍收拾好了行李,现在我在收拾要带走的书本。杨昱,别回过头来,我更愿意以这样的方式跟你告别,我愿意看着你享受着阳光,我愿意你在我的记忆里永远是快乐地微笑着,你就应该站在阳光里。我抱着书本走向门口,走出教学楼,走到宿舍。
走到校门口时我想起杨昱曾经哼唱过的一首歌,当时我忘记那首歌叫什么了,如今却想了起来。我离开时正值广播站点歌时间,我就去给杨昱点了那首歌。我再次走到门口的时候,周华健的《花心》响彻学校的各个角落。
我离开学校以后只见过杨昱几面。如今更是很难再见到她了,不过我相信她会越来越好。至于我的梦想……如果您在杂志上读到了我的这篇文章,说明我的梦想已经实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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