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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喜欢一个人想,把我不太明白搞不定的事情想明白,需要时间,需要安静,不要别人打扰自己。实在想不通了就找父亲聊啊,找哥哥聊,找周围的朋友聊,但只要自己能解决的就都自己解决掉。
从《潜伏》到《人间正道是沧桑》,孙红雷确实红了,演戏红,绯闻红,又在上海电视节上拿到“最佳男主角”大奖。
这个39岁的大龄单身男青年,这个入行11年的新一代中国内地演技派演员,这个威尼斯电影节主席保罗眼里的“东方第一坏小子”,这个内地影视剧里最抢手的硬汉。在大多数媒体的眼里,不但是个说话坦率的地道东北汉子,而且有一双一笑起来就会眯成一条缝的小眼睛。
有媒体说,孙红雷今天之所以很火,除了天分加努力外,更重要的是他长了一张很爷们儿的脸。对于自己的这张脸,孙红雷则如此描述:“我骨子里是个知识分子,虽然长了个土匪样。”
孙红雷已经当之无愧地成了国内荧屏上的“一哥”,但他的故事却比他的戏更精彩。
工作,赚钱,养家
孙红雷出生在哈尔滨,其父亲是一位唱歌、拉二胡都精通的老师,但是,小时候家境特别穷,一家6口人竟然挤在一间28平方米的俄式小房子里。有一次,孙红雷的妈妈去邻居家借10块钱,人家不开门,而爷爷收破烂也被人打,这让他觉得这一家子活得没有尊严。
“我对父母没有怨恨,有一些怨气吧。原来曾经想过,为什么我的父母是这样的,有那么一两次吧,但没有说出来过。
我上小学时候经常还要遭受同学的欺负,然后我就三天两头和小伙伴对着干架,于是,被老师罚站挨训成了家常便饭,后来我爸焦虑万分,下决心给我转学,东拼西凑借钱、托关系把我送进了学风严谨的哈尔滨18中。
1987年的时候,哥们儿拿到录像带,上面是杰克逊的表演,我当时被震撼了,真的,舞还能这样跳,然后就入迷了。从录像带上一点一点扒杰克逊的动作下来的。
那个年代,家长们都认为孩子只有上大学才有出路,我父亲也希望哥仨都能学法律,所以我只能瞒着所有人,包括两个哥哥,自己偷偷地学跳霹雳舞,连参加“黑龙江第一届霹雳舞大赛”时的报名费,都是我一个人东拼西凑的。
1995年初,在参加的一场晚会上,认识了著名的艺人牛振华等,牛哥鼓励我报考中央戏剧学院,虽然认为自己外型不咋地,但是在家里人的支持下我还是去北京了。
去北京上学也是一个很大的决定,我那个时候已经是哈尔滨娱乐界中的佼佼者,每个月赚1万多,可到了北京,一切都要从头开始不说,还有别人的冷眼。到了中戏。一位老师很不屑地说:“你回去吧,你不适合搞表演。”我没走,住在中戏宿舍里,每天围着操场跑步3次,每次25分钟。然后是练芭蕾小跳1000下。剩下的时间,我和其他同学一起练台词,半夜楼道里还在念。为了考中戏,我要减肥,不能吃饭,只能吃黄瓜、西红柿、牛肉汤。一个月后,我减掉36斤。
在中戏的时候,我真的觉得自己是一块特别贪婪的海绵,永远都觉得自己很干燥。我很贪婪,我特别喜欢学习别人。那时的老师也真是够劲的,我在上学的第一年,有半年老师不理我的。我的老师是刘立滨,现在是中戏的副院长、党委副书记,不理我,半年不和我讲话,我做完一个表演就回去找他,说,老师我有进步吗?哪怕是一点点。他说,你刚才有表演吗?我说,我刚刚演完啊!他说,我不记得了,你继续努力吧,我还有事,我要开会。我那个时候是崩溃了。
在中戏我基本上是崩溃的,我每天在中戏的操场里,每晚都睡不着觉,和同学讨论,我的表演出了什么问题,现在才明白我那时候不懂表演。老师也是故意的,不是表演完了不记得我了,其实是为了磨练我。我被彻底打碎了,重组了一个孙红雷。因为我进学校的时候有一股傻自信,以为自己表演很好。中戏这些老师太厉害,他不理我半年,直到有一天我演了一个小品,他出来后微笑地对我说,哎,不错哦,有进步,开窍了。那天我是很激动,自己去外面操场里坐了一下午,想为什么老师说我对了。”
“我向往着干净”
童年的经历让孙红雷有些自闭,这也让他在媒体眼中显得不那么容易接触,“我喜欢一个人想,把我不太明白搞不定的事情想明白,需要时间。需要安静,不要别人打扰自己。实在想不通了就找父亲聊啊,找哥哥聊,找周围的朋友聊,但只要自己能解决的就都自己解决掉。”
有记者曾直接问孙红雷的经纪人:“孙红雷是否已‘腕’大到不需要媒体宣传?”因为除了必要的作品宣传,孙红雷几乎会谢绝任何媒体的长时间专访。
“我长得像我妈,我心情不好的时候,从小的习惯我都是不想告诉任何亲人。我希望自己把它消化掉,我从小就是个报喜不报忧的人。特别是在妈妈墓前,我只说一些很高兴的事,跟她说说话。我小的时候经常看一些文章,父母离你去了,但是一直还在,我不理解,我觉得这是一种寄托,我长大了才明白,妈妈的确没有走,从小她就是跟着我的,现在还是跟着我,我还得疼她,安抚她帮她摆平一些生活上的事,让她生活得很舒适,让她开心高兴。
我1987年就开始跳霹雳舞,同时开始唱歌,走了太多的地方,1993年之前,几乎中国比较繁华的地方我都走遍了。在哈尔滨的时候,我们把娱乐给颠覆了,现在各个卫视搞的娱乐节目,我们1990年就开始干了,干得非常好。从1993年开始我觉得那样下去不是长久之计,所以当1995年机会来了时,我第二天就走了。
我从十几岁就开始在所谓的娱乐圈打拼,看到太多不干净的事情,所以非常向往干净。我经常会回学校坐一坐,有时坐着、坐着还会哭,因为在那里感觉很干净,感觉远离了娱乐圈的喧嚣。
很多人说我装孙子,说我装大尾巴狼。但一个人总要有一些底线和原则吧,不过不管怎样,你拿出硬作品了,那你就是好样的。我在拍戏时,不怕不会演戏的搭档,就怕不爱演戏的搭档。碰见那种一心想着赶紧拍完吧,晚上要去唱歌玩儿的人,那我就没辙了。
以前我很不喜欢别人说,你真幸运。因为我觉得我所做的一切都是自己勤奋、努力换来的,这是我应该的。现在才明白,其实有太多比我有才华的人,真的没有机会。
我不说话、不笑时看起来有点狠,所以周围的人都不让我留寸头,还必须得戴着眼镜。这是一种‘装修’吧。
其实我也不是一夜成名的,是慢火炖出来的,因为我是一笨演员,演戏没有捷径可以走,只能一点点摸索。演《我非英雄》的时候,我特意到某刑警大队体验生活,在那儿呆了10天,把刑警的活儿从头到尾干了个遍:开大会、出现场、抓犯人、审犯人。经历了7起杀人案,还亲自审出了4条人命。那天一下飞机,接我的刑警就告诉我刚有两起杀人案。到了现场,一位刑警正用小刷子刷指纹。他用嘴把胶皮手套叼下来,用刚摸过死尸的手跟我热情握手,然后让我帮他把死尸翻过来,出现场的刑警都累趴下了。我一下知道了刑警是什么样的生活状态。
后来还参与了审讯,一个嫌疑人杀害了15个出租车司机,刑警们一连审了3天,眼睛通红,烟头扔了一桌子,嫌犯只交代了9条人命。第4天我实在不忍看他们这么累下去,就申请去审审,那个罪犯一看到我就说爱看我演的高司令,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杀了那么多人的罪犯,这么近距离地跟你说他喜欢你的戏,那种感觉太他妈怪了!我学着刑警的办法又“套”出来4个,当时心里的那种喜悦难以言表。真正的刑警和普通人想象的完全不一样。”
土匪的脸,女人的心
知识分子邱如白、地下党员余则成、正在播放的电视剧《人间正道是沧桑》里的军人杨立青,这些角色,与孙红雷赖以树立起演艺界地位的黑社会老大角色相去甚远。但有人说,当看着孙红雷的脸,似乎就看到了一个颇为凶险的江湖。
香港演员黄秋生曾在一家餐厅偶遇孙红雷,当时并不知道他是谁,“远远地看到他坐那儿吃饭,就能感觉到这人身上的强大气场。从我身边走过时,脚步生风,一股煞气扑面而来。”知道孙红雷是个演员后,黄秋生毫不犹豫地说:“他一定是个好演员,看他的眼神就知道了。这是有故事、经历过痛苦的人,我一定找机会和他飙戏。”
“我不说话、不笑时看起来有点狠,所以周围的人都不让我留寸头,还必须得戴着眼镜。这是一种‘装修’吧。起先是为大家的心情,时间长了也就习惯了。生活中我其实挺细腻、挺居家的,有时比女人还女人。有的影迷在街上看见我,跟了大半条街也不敢上来要签名。”
“经常有记者问我,‘孙大哥,我们都喜欢你演黑帮老大、演警察,演军人,为什么不演了?’我说:‘对不起,这个审美是我来领导,必须把观众领到一个正确的方向。’大家觉得孙红雷演的每一部戏都可以看看,这就是一种信任;他信任你,你就要给他好的东西。如果你再强奸大家对你的信任,我相信,这个演员就不厚道了。”
“我这形象不但在生活中吃亏,在对媒体的时候也吃亏,所以我特讨厌那些故意把我往坑里引的记者,他们总让我很尴尬。比如前段网上说我‘评价中国女演员整体素质偏低,潜规则争角色’。我本意是说,我对有些女演员很困惑,怎么会是中国女演员整体有问题呢?但你看,连我父亲都相信这是我说的话,说我说话不负责任,我听了以后心里特生气,但又能怎样?”
“我们家祖上就没有演员,全部是做学问的,跟演员一丁点儿沾边的都没有。我是看欧洲古典文学长大的,我喜欢看大师拍的电影,包括越南的、印度的,我全都看。我也听古典音乐,我MP4里放的都是莫扎特、舒伯特、柴可夫斯基。我父亲、我两个哥哥都是知识分子,我是异类。我父亲看了《梅兰芳》和《潜伏》后说,‘你是我儿子。’这两个角色让他特别欣慰。”
从《潜伏》到《人间正道是沧桑》,孙红雷确实红了,演戏红,绯闻红,又在上海电视节上拿到“最佳男主角”大奖。
这个39岁的大龄单身男青年,这个入行11年的新一代中国内地演技派演员,这个威尼斯电影节主席保罗眼里的“东方第一坏小子”,这个内地影视剧里最抢手的硬汉。在大多数媒体的眼里,不但是个说话坦率的地道东北汉子,而且有一双一笑起来就会眯成一条缝的小眼睛。
有媒体说,孙红雷今天之所以很火,除了天分加努力外,更重要的是他长了一张很爷们儿的脸。对于自己的这张脸,孙红雷则如此描述:“我骨子里是个知识分子,虽然长了个土匪样。”
孙红雷已经当之无愧地成了国内荧屏上的“一哥”,但他的故事却比他的戏更精彩。
工作,赚钱,养家
孙红雷出生在哈尔滨,其父亲是一位唱歌、拉二胡都精通的老师,但是,小时候家境特别穷,一家6口人竟然挤在一间28平方米的俄式小房子里。有一次,孙红雷的妈妈去邻居家借10块钱,人家不开门,而爷爷收破烂也被人打,这让他觉得这一家子活得没有尊严。
“我对父母没有怨恨,有一些怨气吧。原来曾经想过,为什么我的父母是这样的,有那么一两次吧,但没有说出来过。
我上小学时候经常还要遭受同学的欺负,然后我就三天两头和小伙伴对着干架,于是,被老师罚站挨训成了家常便饭,后来我爸焦虑万分,下决心给我转学,东拼西凑借钱、托关系把我送进了学风严谨的哈尔滨18中。
1987年的时候,哥们儿拿到录像带,上面是杰克逊的表演,我当时被震撼了,真的,舞还能这样跳,然后就入迷了。从录像带上一点一点扒杰克逊的动作下来的。
那个年代,家长们都认为孩子只有上大学才有出路,我父亲也希望哥仨都能学法律,所以我只能瞒着所有人,包括两个哥哥,自己偷偷地学跳霹雳舞,连参加“黑龙江第一届霹雳舞大赛”时的报名费,都是我一个人东拼西凑的。
1995年初,在参加的一场晚会上,认识了著名的艺人牛振华等,牛哥鼓励我报考中央戏剧学院,虽然认为自己外型不咋地,但是在家里人的支持下我还是去北京了。
去北京上学也是一个很大的决定,我那个时候已经是哈尔滨娱乐界中的佼佼者,每个月赚1万多,可到了北京,一切都要从头开始不说,还有别人的冷眼。到了中戏。一位老师很不屑地说:“你回去吧,你不适合搞表演。”我没走,住在中戏宿舍里,每天围着操场跑步3次,每次25分钟。然后是练芭蕾小跳1000下。剩下的时间,我和其他同学一起练台词,半夜楼道里还在念。为了考中戏,我要减肥,不能吃饭,只能吃黄瓜、西红柿、牛肉汤。一个月后,我减掉36斤。
在中戏的时候,我真的觉得自己是一块特别贪婪的海绵,永远都觉得自己很干燥。我很贪婪,我特别喜欢学习别人。那时的老师也真是够劲的,我在上学的第一年,有半年老师不理我的。我的老师是刘立滨,现在是中戏的副院长、党委副书记,不理我,半年不和我讲话,我做完一个表演就回去找他,说,老师我有进步吗?哪怕是一点点。他说,你刚才有表演吗?我说,我刚刚演完啊!他说,我不记得了,你继续努力吧,我还有事,我要开会。我那个时候是崩溃了。
在中戏我基本上是崩溃的,我每天在中戏的操场里,每晚都睡不着觉,和同学讨论,我的表演出了什么问题,现在才明白我那时候不懂表演。老师也是故意的,不是表演完了不记得我了,其实是为了磨练我。我被彻底打碎了,重组了一个孙红雷。因为我进学校的时候有一股傻自信,以为自己表演很好。中戏这些老师太厉害,他不理我半年,直到有一天我演了一个小品,他出来后微笑地对我说,哎,不错哦,有进步,开窍了。那天我是很激动,自己去外面操场里坐了一下午,想为什么老师说我对了。”
“我向往着干净”
童年的经历让孙红雷有些自闭,这也让他在媒体眼中显得不那么容易接触,“我喜欢一个人想,把我不太明白搞不定的事情想明白,需要时间。需要安静,不要别人打扰自己。实在想不通了就找父亲聊啊,找哥哥聊,找周围的朋友聊,但只要自己能解决的就都自己解决掉。”
有记者曾直接问孙红雷的经纪人:“孙红雷是否已‘腕’大到不需要媒体宣传?”因为除了必要的作品宣传,孙红雷几乎会谢绝任何媒体的长时间专访。
“我长得像我妈,我心情不好的时候,从小的习惯我都是不想告诉任何亲人。我希望自己把它消化掉,我从小就是个报喜不报忧的人。特别是在妈妈墓前,我只说一些很高兴的事,跟她说说话。我小的时候经常看一些文章,父母离你去了,但是一直还在,我不理解,我觉得这是一种寄托,我长大了才明白,妈妈的确没有走,从小她就是跟着我的,现在还是跟着我,我还得疼她,安抚她帮她摆平一些生活上的事,让她生活得很舒适,让她开心高兴。
我1987年就开始跳霹雳舞,同时开始唱歌,走了太多的地方,1993年之前,几乎中国比较繁华的地方我都走遍了。在哈尔滨的时候,我们把娱乐给颠覆了,现在各个卫视搞的娱乐节目,我们1990年就开始干了,干得非常好。从1993年开始我觉得那样下去不是长久之计,所以当1995年机会来了时,我第二天就走了。
我从十几岁就开始在所谓的娱乐圈打拼,看到太多不干净的事情,所以非常向往干净。我经常会回学校坐一坐,有时坐着、坐着还会哭,因为在那里感觉很干净,感觉远离了娱乐圈的喧嚣。
很多人说我装孙子,说我装大尾巴狼。但一个人总要有一些底线和原则吧,不过不管怎样,你拿出硬作品了,那你就是好样的。我在拍戏时,不怕不会演戏的搭档,就怕不爱演戏的搭档。碰见那种一心想着赶紧拍完吧,晚上要去唱歌玩儿的人,那我就没辙了。
以前我很不喜欢别人说,你真幸运。因为我觉得我所做的一切都是自己勤奋、努力换来的,这是我应该的。现在才明白,其实有太多比我有才华的人,真的没有机会。
我不说话、不笑时看起来有点狠,所以周围的人都不让我留寸头,还必须得戴着眼镜。这是一种‘装修’吧。
其实我也不是一夜成名的,是慢火炖出来的,因为我是一笨演员,演戏没有捷径可以走,只能一点点摸索。演《我非英雄》的时候,我特意到某刑警大队体验生活,在那儿呆了10天,把刑警的活儿从头到尾干了个遍:开大会、出现场、抓犯人、审犯人。经历了7起杀人案,还亲自审出了4条人命。那天一下飞机,接我的刑警就告诉我刚有两起杀人案。到了现场,一位刑警正用小刷子刷指纹。他用嘴把胶皮手套叼下来,用刚摸过死尸的手跟我热情握手,然后让我帮他把死尸翻过来,出现场的刑警都累趴下了。我一下知道了刑警是什么样的生活状态。
后来还参与了审讯,一个嫌疑人杀害了15个出租车司机,刑警们一连审了3天,眼睛通红,烟头扔了一桌子,嫌犯只交代了9条人命。第4天我实在不忍看他们这么累下去,就申请去审审,那个罪犯一看到我就说爱看我演的高司令,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杀了那么多人的罪犯,这么近距离地跟你说他喜欢你的戏,那种感觉太他妈怪了!我学着刑警的办法又“套”出来4个,当时心里的那种喜悦难以言表。真正的刑警和普通人想象的完全不一样。”
土匪的脸,女人的心
知识分子邱如白、地下党员余则成、正在播放的电视剧《人间正道是沧桑》里的军人杨立青,这些角色,与孙红雷赖以树立起演艺界地位的黑社会老大角色相去甚远。但有人说,当看着孙红雷的脸,似乎就看到了一个颇为凶险的江湖。
香港演员黄秋生曾在一家餐厅偶遇孙红雷,当时并不知道他是谁,“远远地看到他坐那儿吃饭,就能感觉到这人身上的强大气场。从我身边走过时,脚步生风,一股煞气扑面而来。”知道孙红雷是个演员后,黄秋生毫不犹豫地说:“他一定是个好演员,看他的眼神就知道了。这是有故事、经历过痛苦的人,我一定找机会和他飙戏。”
“我不说话、不笑时看起来有点狠,所以周围的人都不让我留寸头,还必须得戴着眼镜。这是一种‘装修’吧。起先是为大家的心情,时间长了也就习惯了。生活中我其实挺细腻、挺居家的,有时比女人还女人。有的影迷在街上看见我,跟了大半条街也不敢上来要签名。”
“经常有记者问我,‘孙大哥,我们都喜欢你演黑帮老大、演警察,演军人,为什么不演了?’我说:‘对不起,这个审美是我来领导,必须把观众领到一个正确的方向。’大家觉得孙红雷演的每一部戏都可以看看,这就是一种信任;他信任你,你就要给他好的东西。如果你再强奸大家对你的信任,我相信,这个演员就不厚道了。”
“我这形象不但在生活中吃亏,在对媒体的时候也吃亏,所以我特讨厌那些故意把我往坑里引的记者,他们总让我很尴尬。比如前段网上说我‘评价中国女演员整体素质偏低,潜规则争角色’。我本意是说,我对有些女演员很困惑,怎么会是中国女演员整体有问题呢?但你看,连我父亲都相信这是我说的话,说我说话不负责任,我听了以后心里特生气,但又能怎样?”
“我们家祖上就没有演员,全部是做学问的,跟演员一丁点儿沾边的都没有。我是看欧洲古典文学长大的,我喜欢看大师拍的电影,包括越南的、印度的,我全都看。我也听古典音乐,我MP4里放的都是莫扎特、舒伯特、柴可夫斯基。我父亲、我两个哥哥都是知识分子,我是异类。我父亲看了《梅兰芳》和《潜伏》后说,‘你是我儿子。’这两个角色让他特别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