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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初“四王”在画坛影响甚大，创娄东、虞山画派，其中王原祁得到康熙皇帝的赏识，曾任《佩文斋书画谱》总裁，“四王”对山水画发表的意见，在当时是举足轻重的。王原祁在他的画论著作《雨窗漫笔》开篇有这样一段话：
明末画中有习气恶派，以浙派为最。至吴门、云间，大家如文沈、宗匠如董，赝本溷淆，以讹传讹，竟成流弊。广陵白下，其恶习与浙派无异。有志笔墨者，切须戒之。
这段话中，王原祁对吴门画派的文徵明、沈周以及云间（华亭派）的董其昌是很尊重的，但对于浙派以及广陵（扬州）、白下（金陵）画风却大加挞伐。所论浙派和白下画风所指，人们一般没有疑义，对广陵画风所指，往往说法不一，比较集中的观点认为王原祁批评的是以石涛为首的画家，也有人认为指扬州八怪。细细推敲这段话的含意，我发现人们对王原祁乃是误读，这里我对这段话做一些具体分析。
首先要说明的是王原祁这段话是针对山水画讲的，浙派在当时处于劣势，自董其昌创南北宗说以后，画坛普遍推崇南宗文人画，其他都被认为是旁门左道。浙派的创始人是戴进，浙派山水的画法，是以南宋院体为基础，主要取法南宋李唐、马远、夏圭，在表现形式上，多用斧劈皴。由于浙派以南宋院体为基础，而董其昌的南北宗论是推崇王维、董源、米家父子至元四家这一脉的画风，故浙派由于和南宗文人画取径完全不同，受到轻视。为什么浙派受轻视？浙派的缺陷何在？清代张庚在《浦山论画》中分析浙派有四大缺点，这就是“硬、板、秃、拙”，概括起来说就是缺少书法的意趣。
金陵八家的山水画以龚贤为首，他们受北宗的影响较大，是与吴门派、华亭派风格不同的画派。近代黄宾虹评价金陵画派时称：“相传日久，积弊日滋，流为板滞甜俗，至有人谓之纱灯派，不为士林所见重。”（转引自王伯敏：《中国绘画史》）“纱灯派”是轻蔑语，批评者和王原祁的意见是一致的。
石涛晚年生活在扬州，其绘画影响很大，“广陵”是否指石涛呢？我认为不可能。王原祁对石涛曾有一个正面评价，他称石涛“大江以南为第一”，一些论者认为这是对石涛的高度赞扬；当然也有人有微辞，如伍蠡甫认为：“言外之意还有大江以北的第一，则又舍我其谁呢？”（伍蠡甫：《名画家论》）王原祁认为自己的画更高明，这是可能的，但既然有赞石涛语，他不至于又将石涛说成“广陵恶习”。不仅王原祁，他的祖父，“四王”之一的王时敏也对石涛绘画有过评价，曰：“松风水月，未足比其清华；仙露明珠，讵能方其朗润。类莲花之出水，赫焕无方；若桂月以空悬，光明洞彻。”以“清华”、“朗润”比石涛自然不错，但伍蠡甫认为王时敏没有看到石涛“郁勃恣纵”的一面，而石涛的这一成就是“四王”所无法取得的。既然祖孙都对石涛有赞评，因此不至于在《雨窗漫笔》的开篇就大肆攻击石涛，他们不会自相矛盾至此。实际上石涛也是反对绘画中的“习气”的，他题画时说：“今天下画师，三吴有三吴习气，两浙有两浙习气，江楚两广中间，南都秦淮徽宣淮海一带，事久则各成习气。古人真面目实是不曾见，所见者皆赝本也。”（《大涤子题画诗跋》卷四）当然要说明的是，“四王”和石涛的绘画理念是完全不同的，“四王”是步趋古人，而石涛是“我自用我法”，他们代表了清初山水画的两种不同取向。
那么“广陵恶习”是否会指扬州八怪呢？这也不可能。原因有两点，一是扬州八怪作为一个群体活跃于扬州是在乾隆年间，这时王原祁已经去世，扬州八怪的绘画不可能进入他的视野；二是扬州八怪的绘画以花鸟为主，王原祁不会将浙派和金陵派的山水与扬州八怪的花鸟画并列进行批评。
王原祁生于1642年（崇祯十五年），卒于1715年（康熙五十四年），他去世的时候，扬州八怪中最年轻的罗聘还没出生（罗聘出生于1733年）；他去世6年后的康熙六十年，金农才首次到扬州；郑板桥雍正元年（1723年）始卖画扬州，当时并没有名气。扬州八怪作为群体活跃于扬州画坛，我认为最早只能从雍正十二年（1734年）人称金农“髯金”、且高翔为金农作画像起算，这时王原祁已经去世20年了。
既然王原祁的批评不是针对石涛和扬州八怪的，那么他的批评针对谁呢？综合《扬州画舫录》和《扬州画苑录》的记载，我认为王原祁是针对当时扬州画坛的王云、李寅、颜峄等人，这一派的山水，属于界画，其风格不符合南宗文人画的要求，因此成为批判对象。王云、颜峄等人，在当时影响很大，自成流派，近世为扬州八怪画名所掩，知名度不及清初，以致今人对他们不甚了解。
王伯敏在《中国绘画史》中说：“闻名于康熙间的王云、徐扬、周舜发、许增、李寅等，也都以作界画山水楼阁，有名当时。”杨仁恺认为南北宗论盛行时也有人未受影响，他在《中国书画鉴定学稿》一书中指出：“有的虽早期跟董（其昌）氏走同一段路程，却中途改弦更张，甚至于有人压根儿没有受其论点的支配。扬州的大批画家如章声、李寅、颜峄、袁江叔侄真能算是一个真正流派， 扬州八家的名气反而高出他们之上，也是受董其昌不公平论点扭曲所致。”扬州八怪和界画派在中国绘画史上哪个成就更大本文不作讨论，但王云、李寅等人在康熙年间具有很大影响力是没有疑问的。
本文综合诸书对他们作一个简单介绍。
王云，字汉藻，号清痴，扬州府高邮人，工笔楼台学小李将军，楼台人物近似仇英，康熙时驰名江淮。写意山水得沈周遗意。雍正十三年（1735年）84岁时犹作《群仙图》，看来他活的岁数是比较大的。
李寅，字白也，江都人，活跃于康熙前期。据说他“工界画楼台，其巨制梁柱榱栋老于木工者，较其间架丝毫不爽，山石皆斧劈皴”（谢：《书画所见录》）。
萧晨，字灵曦，扬州人，原是木匠，能诗，工山水、人物、花鸟，宗法宋人，与李寅为同时人。
颜峄，字青来，江都人，他的山水宗法宋人，出自李寅门下，他存世的《行旅图轴》仿宋代郭熙的笔墨，但较为粗犷；《秋林舒啸图》则颇受仇英画风的影响。
袁江，字文涛，江都人，善山水楼阁，初学仇十洲，中年得无名氏临古人画，遂大进。
仇英为吴门画派四家之一，上述诸家都受仇英影响，存世的作品也为此提供了佐证。南北宗说的首倡者董其昌评价仇英称“仇实父（英）是赵伯驹后身”。赵伯驹是北宗人物，仇英的笔致与赋彩和赵一样，属于南宋青绿工整一路，与南宗文人画不类。
在这批画家中，袁江是后起之秀，尽管他后来居上，但汪说颜峄“其界画钩斫老当处，袁江不能过”。对这批康熙年间活跃于扬州一带的山水画家，王原祁一定是很了解的。整体看来，这批画家的画风工整细致， 与董其昌以及“四王”推崇的南宗文人画风迥然不同。且颜峄等人的文化水平不高，即使偏爱家乡画家的汪也知道此点，他论颜峄时说：“先生盖无笔不工，无体不备，以所见十数幅，无一草率之作。其名自《画征录》以下，诸书从未载入，而诗人亦无咏及之者，意其人必朴野无文，而束自好，不为通人诗客所知，以是无闻于世。”“朴野无文”正是“四王”等人眼中的致命缺点，难怪要遭到王原祁的诟病了。
汪的《扬州画苑录》作于光绪年间，这时娄东、虞山画派即“四王”的影响已经不能和清初相比，但汪回顾清初山水画时对扬州当年的山水画为娄东、虞山所掩还是耿耿于怀，他发了这样一段感慨：
吾扬以画名著久矣，自国朝以来代不乏人。若论功力与遭际，清痴（王云）不下于石谷（王）；学问与笔趣，幼孚（管希宁）可近似南田（恽格），徒以未获名公卿提唱，遂不得与娄东、虞山相提并论，然而流风未歇，突起小师（方士庶）……（汪：《扬州画苑录》）
在汪看来，王云等人的界画山水是完全可以和“四王”比肩的，所失在没有得到名公卿的推崇，因此名声不及娄东和虞山画派，对此，汪在近200年后仍感到愤愤不平。从这段话看，汪是将扬州的界画山水和“四王”山水放在一个重量级上看待的，由此也可以反证王原祁尽管没有点名，但他说的“广陵恶习”是针对王云、李寅、颜峄等人的山水画的。
当今有论者认为王原祁虽曾推崇石涛，但对石涛及其所开创的“扬州画派”还是有看法的，故称“广陵白下，其恶习与浙派无异。有志笔墨者，切须戒之”。有论者称终老扬州的石涛及其画风，以及定居在南京的龚贤艺术，都被目为“恶习”；还有论者称“广陵”指扬州兴起的新画风，即早期的“扬州八怪”画风，和浙派相近，不属董巨黄子久一系，故遭到他们的反对。甚至权威的《中国大百科全书·美术卷》也说王原祁的《雨窗漫笔》“奉董源、巨然、黄公望、倪瓒为正宗，对浙派、金陵八家、扬州八怪等画家评价甚低”。这些说法都是不准确的，都没有对这段画史深入考察，以致对王原祁的话造成误解，这是应予纠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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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扬州日报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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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画中有习气恶派，以浙派为最。至吴门、云间，大家如文沈、宗匠如董，赝本溷淆，以讹传讹，竟成流弊。广陵白下，其恶习与浙派无异。有志笔墨者，切须戒之。
这段话中，王原祁对吴门画派的文徵明、沈周以及云间（华亭派）的董其昌是很尊重的，但对于浙派以及广陵（扬州）、白下（金陵）画风却大加挞伐。所论浙派和白下画风所指，人们一般没有疑义，对广陵画风所指，往往说法不一，比较集中的观点认为王原祁批评的是以石涛为首的画家，也有人认为指扬州八怪。细细推敲这段话的含意，我发现人们对王原祁乃是误读，这里我对这段话做一些具体分析。
首先要说明的是王原祁这段话是针对山水画讲的，浙派在当时处于劣势，自董其昌创南北宗说以后，画坛普遍推崇南宗文人画，其他都被认为是旁门左道。浙派的创始人是戴进，浙派山水的画法，是以南宋院体为基础，主要取法南宋李唐、马远、夏圭，在表现形式上，多用斧劈皴。由于浙派以南宋院体为基础，而董其昌的南北宗论是推崇王维、董源、米家父子至元四家这一脉的画风，故浙派由于和南宗文人画取径完全不同，受到轻视。为什么浙派受轻视？浙派的缺陷何在？清代张庚在《浦山论画》中分析浙派有四大缺点，这就是“硬、板、秃、拙”，概括起来说就是缺少书法的意趣。
金陵八家的山水画以龚贤为首，他们受北宗的影响较大，是与吴门派、华亭派风格不同的画派。近代黄宾虹评价金陵画派时称：“相传日久，积弊日滋，流为板滞甜俗，至有人谓之纱灯派，不为士林所见重。”（转引自王伯敏：《中国绘画史》）“纱灯派”是轻蔑语，批评者和王原祁的意见是一致的。
石涛晚年生活在扬州，其绘画影响很大，“广陵”是否指石涛呢？我认为不可能。王原祁对石涛曾有一个正面评价，他称石涛“大江以南为第一”，一些论者认为这是对石涛的高度赞扬；当然也有人有微辞，如伍蠡甫认为：“言外之意还有大江以北的第一，则又舍我其谁呢？”（伍蠡甫：《名画家论》）王原祁认为自己的画更高明，这是可能的，但既然有赞石涛语，他不至于又将石涛说成“广陵恶习”。不仅王原祁，他的祖父，“四王”之一的王时敏也对石涛绘画有过评价，曰：“松风水月，未足比其清华；仙露明珠，讵能方其朗润。类莲花之出水，赫焕无方；若桂月以空悬，光明洞彻。”以“清华”、“朗润”比石涛自然不错，但伍蠡甫认为王时敏没有看到石涛“郁勃恣纵”的一面，而石涛的这一成就是“四王”所无法取得的。既然祖孙都对石涛有赞评，因此不至于在《雨窗漫笔》的开篇就大肆攻击石涛，他们不会自相矛盾至此。实际上石涛也是反对绘画中的“习气”的，他题画时说：“今天下画师，三吴有三吴习气，两浙有两浙习气，江楚两广中间，南都秦淮徽宣淮海一带，事久则各成习气。古人真面目实是不曾见，所见者皆赝本也。”（《大涤子题画诗跋》卷四）当然要说明的是，“四王”和石涛的绘画理念是完全不同的，“四王”是步趋古人，而石涛是“我自用我法”，他们代表了清初山水画的两种不同取向。
那么“广陵恶习”是否会指扬州八怪呢？这也不可能。原因有两点，一是扬州八怪作为一个群体活跃于扬州是在乾隆年间，这时王原祁已经去世，扬州八怪的绘画不可能进入他的视野；二是扬州八怪的绘画以花鸟为主，王原祁不会将浙派和金陵派的山水与扬州八怪的花鸟画并列进行批评。
王原祁生于1642年（崇祯十五年），卒于1715年（康熙五十四年），他去世的时候，扬州八怪中最年轻的罗聘还没出生（罗聘出生于1733年）；他去世6年后的康熙六十年，金农才首次到扬州；郑板桥雍正元年（1723年）始卖画扬州，当时并没有名气。扬州八怪作为群体活跃于扬州画坛，我认为最早只能从雍正十二年（1734年）人称金农“髯金”、且高翔为金农作画像起算，这时王原祁已经去世20年了。
既然王原祁的批评不是针对石涛和扬州八怪的，那么他的批评针对谁呢？综合《扬州画舫录》和《扬州画苑录》的记载，我认为王原祁是针对当时扬州画坛的王云、李寅、颜峄等人，这一派的山水，属于界画，其风格不符合南宗文人画的要求，因此成为批判对象。王云、颜峄等人，在当时影响很大，自成流派，近世为扬州八怪画名所掩，知名度不及清初，以致今人对他们不甚了解。
王伯敏在《中国绘画史》中说：“闻名于康熙间的王云、徐扬、周舜发、许增、李寅等，也都以作界画山水楼阁，有名当时。”杨仁恺认为南北宗论盛行时也有人未受影响，他在《中国书画鉴定学稿》一书中指出：“有的虽早期跟董（其昌）氏走同一段路程，却中途改弦更张，甚至于有人压根儿没有受其论点的支配。扬州的大批画家如章声、李寅、颜峄、袁江叔侄真能算是一个真正流派， 扬州八家的名气反而高出他们之上，也是受董其昌不公平论点扭曲所致。”扬州八怪和界画派在中国绘画史上哪个成就更大本文不作讨论，但王云、李寅等人在康熙年间具有很大影响力是没有疑问的。
本文综合诸书对他们作一个简单介绍。
王云，字汉藻，号清痴，扬州府高邮人，工笔楼台学小李将军，楼台人物近似仇英，康熙时驰名江淮。写意山水得沈周遗意。雍正十三年（1735年）84岁时犹作《群仙图》，看来他活的岁数是比较大的。
李寅，字白也，江都人，活跃于康熙前期。据说他“工界画楼台，其巨制梁柱榱栋老于木工者，较其间架丝毫不爽，山石皆斧劈皴”（谢：《书画所见录》）。
萧晨，字灵曦，扬州人，原是木匠，能诗，工山水、人物、花鸟，宗法宋人，与李寅为同时人。
颜峄，字青来，江都人，他的山水宗法宋人，出自李寅门下，他存世的《行旅图轴》仿宋代郭熙的笔墨，但较为粗犷；《秋林舒啸图》则颇受仇英画风的影响。
袁江，字文涛，江都人，善山水楼阁，初学仇十洲，中年得无名氏临古人画，遂大进。
仇英为吴门画派四家之一，上述诸家都受仇英影响，存世的作品也为此提供了佐证。南北宗说的首倡者董其昌评价仇英称“仇实父（英）是赵伯驹后身”。赵伯驹是北宗人物，仇英的笔致与赋彩和赵一样，属于南宋青绿工整一路，与南宗文人画不类。
在这批画家中，袁江是后起之秀，尽管他后来居上，但汪说颜峄“其界画钩斫老当处，袁江不能过”。对这批康熙年间活跃于扬州一带的山水画家，王原祁一定是很了解的。整体看来，这批画家的画风工整细致， 与董其昌以及“四王”推崇的南宗文人画风迥然不同。且颜峄等人的文化水平不高，即使偏爱家乡画家的汪也知道此点，他论颜峄时说：“先生盖无笔不工，无体不备，以所见十数幅，无一草率之作。其名自《画征录》以下，诸书从未载入，而诗人亦无咏及之者，意其人必朴野无文，而束自好，不为通人诗客所知，以是无闻于世。”“朴野无文”正是“四王”等人眼中的致命缺点，难怪要遭到王原祁的诟病了。
汪的《扬州画苑录》作于光绪年间，这时娄东、虞山画派即“四王”的影响已经不能和清初相比，但汪回顾清初山水画时对扬州当年的山水画为娄东、虞山所掩还是耿耿于怀，他发了这样一段感慨：
吾扬以画名著久矣，自国朝以来代不乏人。若论功力与遭际，清痴（王云）不下于石谷（王）；学问与笔趣，幼孚（管希宁）可近似南田（恽格），徒以未获名公卿提唱，遂不得与娄东、虞山相提并论，然而流风未歇，突起小师（方士庶）……（汪：《扬州画苑录》）
在汪看来，王云等人的界画山水是完全可以和“四王”比肩的，所失在没有得到名公卿的推崇，因此名声不及娄东和虞山画派，对此，汪在近200年后仍感到愤愤不平。从这段话看，汪是将扬州的界画山水和“四王”山水放在一个重量级上看待的，由此也可以反证王原祁尽管没有点名，但他说的“广陵恶习”是针对王云、李寅、颜峄等人的山水画的。
当今有论者认为王原祁虽曾推崇石涛，但对石涛及其所开创的“扬州画派”还是有看法的，故称“广陵白下，其恶习与浙派无异。有志笔墨者，切须戒之”。有论者称终老扬州的石涛及其画风，以及定居在南京的龚贤艺术，都被目为“恶习”；还有论者称“广陵”指扬州兴起的新画风，即早期的“扬州八怪”画风，和浙派相近，不属董巨黄子久一系，故遭到他们的反对。甚至权威的《中国大百科全书·美术卷》也说王原祁的《雨窗漫笔》“奉董源、巨然、黄公望、倪瓒为正宗，对浙派、金陵八家、扬州八怪等画家评价甚低”。这些说法都是不准确的，都没有对这段画史深入考察，以致对王原祁的话造成误解，这是应予纠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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