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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周总理特批，国家计委从援外经费拔出专款3584万，“引东江水济香港同胞”。一项宏大工程拔地而起，迅速解决了香港的百年水荒。如今，这项工程已经默默运转了半个世纪……
沧桑历史曾使香港与内地隔绝往来，但政治无法改变两地山河相依、血脉相连的事实。港人的柴米油盐水从来就没有离开过、也离开不了大陆。
据统计，香港市场95%的活猪、100%的活牛、33%的活鸡、100%的河鲜产品、90%的蔬菜、70%以上的面粉都由内地供应。
今天，许多香港人并不清楚，他们喝的每十杯水里，有七八杯来自大陆。
新生代也逐渐忘却了这座三面环海的城市曾经饱受缺水之苦的历史，他们认为有水喝是理所当然，难以体会水的珍贵。
2015年3月1日，是东江对港供水50周年纪念日，对于香港，对于央港关系，对于东江流域，对于粤赣两省，这是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日子，值得世人追怀过往，忆苦思甜，饮水思源。
香港大旱1963
尽管气候潮湿多雨，但香港三面环海、地表缺少河流湖泊，降水只集中于春夏两季，且狭小的土地无法有效贮存雨水，岗岩岩层更是无法提供充足的地下水，这些因素叠加，使香港成了一个淡水奇缺的弹丸之地。
上世纪60年代以前，香港“靠天吃饭”，主要靠收集山涧水和雨水，每逢大旱，水荒必至。水荒意味着“制水”（粤语），意思就是“限时供水”。对于上了年纪的香港人，年轻的时候停水限水是家常便饭。
1962年秋至1963年夏，香港遭遇世纪大旱。那是一场梦魇——河塘干枯，田园龟裂，水荒使20多万人逃离家园，水塘库存水仅够供全港350万市民饮用43天。
港英当局不得不实施严厉的制水措施，每天供水4小时，从1963年6月1日起，每4天才供水一次，每次4小时。喝水、洗澡、洗衣都成了问题，在街头常常能看到全家人提着水桶轮流排队取水的场景。
当时家住九龙的泰先生今年67岁，据他回忆，每家每户，锅碗盆瓢，只要能装水的，都要派上用场，为了“抢水”，一家子经常轮流停工、停学。
“当时的水价一路飙升，吃一份叉烧饭才5分钱，一桶水却要5块钱。”出生于1943年的宋女士回忆道。“每户人家用起水来都精打细算，洗澡洗米水都会储起来去拖地冲水。这么多年来，我一直保持这个节水的习惯。”
用飞机布散干冰人工造雨失败，宗教团体举行祈雨法会不见功效，临渴掘井挖出的却是绝望的泥浆，当局油轮每日赴珠江口取水仍无力填补用水缺口……
当时有个民谣传遍全港，它唱道，“月光光，照香港，山塘无水地无粮，阿姐担水去，阿妈上佛堂，毋知几时没水荒”。这首歌谣成为了一代港人的集体记忆。
周总理特批解水荒
早在上世纪20年代，港英当局就有从内地引水的构想，但由于淡水属于稀缺性战略资源，水供应的背后是政治影响力的争夺，而香港又处在英国殖民体系的亚洲前哨，地缘位置十分敏感，港英政府出于政治考量，一直没有付诸实践。
二战后，香港经济迅猛崛起，人口移民激增，供水缺口越来越大，1959年的一场旱灾，民生超越政治，迫使港英政府于1960年与广东省政府达成协议，由深圳水库对港每年供水2270万立方米。
1962～1963年水荒期间，香港的旱情史无前例，即使深圳水库将供水量增加了1.2倍，仍然无力扭水荒局面。
一时间，香港中华总商会、港九工会联合会等香港各界的信函如雪花般涌向北京求援。1963年6月，港英当局代表来到广东，提议修建从东江引水补给香港的供水工程。由于正处冷战时期，中英分属两大敌对阵营，香港又夹在其间，谈判并不顺利。
1963年12月8日下午，周恩来总理在出访非洲前专程转经广州，听取广东省水利电力厅的详细汇报以及省委、省政府的意见。总理当即同意并批准该方案，并作出指示：该工程事关港九300多万同胞生计，应从政治上来看问题。
“对于这项浩大的工程，中国政府将承担全部工程的设计和修建，并负担全部费用。”当时，国家财力十分紧张，但经总理批示，国家计委负责同志仍从援外经费拨出专款3584万元，以支持香港尽快解决用水问题。
1964年2月20日，“广东省东江-深圳供水灌溉工程”（以下简称“东深工程”）动工兴建。这是一项实现北水南调的宏伟工程。
东深工程的要点，是在东莞桥头镇的东江边取水，开挖一条3公里长的人工新河道，把东江水引入石马河，在石马河和雁田水，分别建五个和三个抽水站，各站将水位抽提5～8米不等，总计抬高水位46米，让东江河水逐级上升，令河水改向，从北向南倒流注入深圳水库，再经过3.5公里长的输水钢管输入香港。
一位当年奋战在建设现场的一线人员对整个工程做了一个形象比喻：如同一座由北向南、高达四五十米的“大滑梯”，东江水沿着北面高低不等的“梯级”，逐级被提升上梯顶的雁田水库，再沿着“滑梯”（沙湾河）注入深圳水库。
1965年2月27日，“东江-深圳供水灌溉工程落成典礼”在东莞塘头厦举行，港九工会联合会和香港中华总商会向典礼大会赠送了两面锦旗。第一面上书“引水思源，心怀祖国”;第二面，“江水倒流，高山低首;恩波远泽，万众倾心”。
工程宏大 用时11个月
东深工程规模浩大，凿山劈岭、架管搭桥，任务重，时间紧。
谢念生是当年支援“东深”工程施工第一线的一名广东工学院的大四学生，据他回忆，当年，广大公社干部、社员群众，对港九同胞的苦难，感同身受;对党中央、省委的号召，一呼百应。一夜之间，荒郊野岭的工地盖满了工棚、砖屋，人声鼎沸。建设大军由上万人组成，肩挑人扛，工程开展得热火朝天。
但是，由于当时整片南粤大地深陷旱局，水利专业人员分散在各地一线抢修，“东深”技术人员数量严重不足。就在这工期紧、技术难、政治压力大的燃眉之际，广东工学院积极配合组织，将80多位水电专业的大四学生调往一线，支援“东深”。谢念生就是其中之一。 二十出头，正值年少，这群大学生满腔热血，豪情万丈，怀揣“解除港九同胞苦难”的使命，不负重托，把三年半学到的理论知识、积累的工程实践经验发挥得淋漓尽致。
大四、大五正是课程最紧张的时候，为了工程顺利完工，谢念生和他的同学们一直坚守工地。原本，他们可以在9月底返校复课。可是，当月旱情严重恶化，几经商议，通水日期提前至12月。错过重要课程，耽误的不仅仅是学业，还意味着这些学生的毕业设计和毕业分配恐怕都得受到影响，学院领导很是为难。在此重要关头，学院权衡得失，以大局为重，让学生们坚守工程现场。
1964年11月16日，师生们历经224个日夜的奋战，最终完成了祖国和人民托付给他们的艰巨任务，依依不舍地离开了“东深”。
谢念生还记得老院长下工地慰问同学们时讲过的一席话：“几十年后，当你们的儿子孙子问及你们一生的成就时，你们就可以说，我在学生时代就搞过中央级别的工程！”
今年已七十多岁的张容伙老人，50年前从军队转业后便调至东深供水工程，直到1999年才退休离岗。谈及四十多年工作生涯，张师傅感触最深的还是施工时期，举国人民拧成一条绳，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最大限度抽调人力、材料和物资，排除万难保障这条供港“生命线”提早完工。
“当时物资极度匮乏，周恩来总理亲自批示，要求铁道部以东深工程物资运输优先，凡是工程物资抵达第一时间运至现场。”张师傅说。
当年工程开建恰逢多雨时期，建设亦并非一帆风顺。从5月底第2号台风起，工地连续受到了六次台风袭击，风力最高时达十二级，东江乃至施工沿线频受洪灾侵袭，堆在工地的木料屡次被洪水卷走，甚至还有工人在台风的“突袭”下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张师傅笑称，英国曾派水利专家组来沿线勘探，看到施工场景后放言，工程完工至少要三年。但该工程堪称举全国之力，工人采用3班倒、保证每天二十四小时不间断开工，最终仅用了11个月便超前完成。
1964年2月20日，东深供水工程正式上马。1964年12月15日，工程竣工，用时11个月。1965年3月1日，深圳文锦渡附近对港供水站开始供水。根据协议，每年供水6820万立方米，占当时香港全年用水量的三分之一。
十二分精神 五十年如一日
2015年3月7日，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香港代表团的讨论中，中央驻港联络办主任张晓明做了《怎样认识香港与内地的经济关系》的发言。在发言中，他说道，“在长达50多年的时间里……（东江沿途城市）千方百计保护着一江清水向港流。沿江当地政府沿着水库修筑十几公里的防护林，对库区实行全封闭管理，武警边防官兵组建30多年来一天两次巡逻，有关部门每天对供港水质进行检测。”
对于东江沿线的部门和百姓来说，保障这条“供港生命线”的水量水质，是一项重大长期的国家政治任务，对此，他们从未懈怠。50多年来，这条生命之水从未因设备问题中断，从未发生过安全事故，其水质一直稳定保持在优于国家二级水源标准以上。“安全供水的背后是‘东深人’在工程管理、运营、维护方面付出的大量心血。”广东粤港供水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黄振盈说。
1965年工程运转以来，香港和珠三角的经济社会高速发展对水资源的需求不断提升，为保供水水量，“东深”从70年代到90年代历经三次扩建，平均7年扩建一次，年供水能力从1965年的6820万立方米提升至1994年的174300万立方米，30年间扩充24倍。
目前，东江水资源利用率已经达到35%的“安全红线”。东江沿线城市对水的需求仍在不断提升，但即使东莞、深圳遇旱缺水，广东省供水总局在水资源分配时仍然优先保证香港用水，香港除实际使用的约8亿立方米水量，每年还预留3亿立方米的用水权，足以让这座港口城市抗击百年一遇的特大旱灾。为保证无间断的安全供水，“东深”调度中心实行五班三倒、双人值班、24小时无间断监控。
2000年，由于东深工程供水沿线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口的急剧增加，部分水体受到污染。为彻底解决水质污染问题，广东省政府决定对东深供水工程进行根本性改造，建设专用输水系统，实现“清污分流”，改善水质。从2003年6月开始，69公里的封闭专用输水管渠代替了天然河道，使一泓清水得以免受沿线污染威胁。
为保障东深供水工程的水质，东江流域进行了持续数十年的跨区域治污之战。广东省为东江污染防治出台的有关政策法规达到20部之多，治理标准中“最严厉”、“最严格”等字样频繁出现。
广东省环境保护厅东江监察局、东江流域管理局、深圳市东深水源保护办公室等机构，也专为保障东深供水工程水质而设。深圳市还专门成立了东深公安分局，在渡槽、泵站等重要部段进行巡视。广东粤港供水有限公司也成立了专门的护水队，全力保护工程安全。
2015年2月某日清晨，天微微亮，有些阴冷，万绿湖分局副局长赖劲松已经登上了巡逻艇，开始了一天的监查工作。
万绿湖（即“新丰江水库”）位于广东省北部山区，它是东深工程最大的“水塔”，香港人每喝三杯水中就有一杯源自万绿湖。
2009年，河源环保局组建万绿湖环境监测分局，强化库区水质保障。赖劲松介绍，五年以来，他们每周都要对这片370平方公里的库区进行两次巡逻。巡逻的时候，早上7点就要出发，最迟要到晚上11时才能靠岸。沿途没有饭馆，饿了只能吃饼干泡面。夏天阳光暴晒，冬天寒风刺骨;巡逻艇不能靠近取水口，队员们就搬出皮划艇划进去。
多年来，万绿湖已经形成了一套完善的水环境保护和常态化的严格执法机制。用香港人的话，这里的水质“没得说”。
粤港供水有限公司（前身为东深供水局）董事长徐叶琴介绍，不仅有法律法规为东江水库水质进行护航，在他们单位，每一名参与水库管理工作的职工，每年都要参加“安全管理技能”考试。上个月，就有300多名职工参加了技能考试，其中还包括一名再过2个月就要退休的60岁老员工。“我们每一名员工，哪怕只是普通工人，对于水库保护的知识都了然于心，只有这样才能从每一个细节上保证供水安全。” 如今，“东深”每年输水占香港所耗淡水近80%，累计对香港供水223.48亿立方米，相当于1.5个洞庭湖的水量或者半个多三峡水库的库容。
有人说，正是因为有了东深供水工程，香港经济才能获得重要补给，得以快速腾飞，从而跻身“亚洲四小龙”之列。香港立法会议员叶国谦说，“东江水是香港的命脉，没有了它，香港不可能成为一个繁荣稳定的城市。”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也在回忆录中高度评价道，“东深供水工程是关系到香港繁荣的特殊工程”。
东江百姓：世代护水甘清贫
近年来，随着香港与内地各领域、各方面的交流合作日益密切，出现了一些偶发的、个体性的摩擦。
关于东江供港问题也出现了争议。有人指出香港对东江沿岸的百姓不必言谢，因为水是香港每年花30多个亿买来的;有人认为，内地在通过东江水挣港人的钱，因为大陆给香港开出的水价比内地高出了许多倍。
对此，广东省政协港区委员张均华认为，东江水是不能简单地用金钱来衡量的，饮水当思源。他说，“东深供水的优质水资源不是有钱就能买到的，香港要是不懂得珍惜，想要珍惜的城市多的是，谁都不差这个钱。”
工程初建的1964年，国家财力十分紧张，加之中苏关系恶化，外部环境极其险恶，但正处内外交困的党中央和政府并没有放弃香港同胞，而是承担了设计、施工以及全部费用。
广东粤港供水有限公司董事长徐叶琴介绍，上世纪80年代，香港经济开始腾飞并于90年代进入高速发展轨道，每年要求广东增加1000万～3000万立方米的供应量，为了满足香港需求，“东深”进行了四次大规模扩建、改造，累计耗资76亿元。
每年，政府都会出巨资对东江水进行保护，而香港由于不属于东江流域，从未缴纳过任何环保费用。
东江水是“政治水”，即便深圳、东莞缺水，也要确保香港供水分毫不少。徐叶琴说，每次碰巧遇上东深工程机组检修，停水1小时，深圳市政府就得承受很大压力。为了保证香港用水，深圳、东莞等地的用水就必须受到限制，政府甚至因此挨市民的骂。
此外，徐叶琴亦透露，深圳、东莞等地用水受到限制，但经济发展需要大量水资源供给，因此正考虑从西江取水。“为了保障香港的用水量，广东省的牺牲、投入是不可想象的。”他说。
和保证水量相比，水质保障代价更大、更艰巨。
溯江北上，在东江的源头江西省寻乌县境内，东江源村直到今天依然不富裕，去年村民的人均收入不到2400元人民币。然而，这座村庄依然默默坚守着封山禁令，为保护生态，全县严格控制果业开发，引导柑橘果农改种阔叶林和小山竹。
韶关市新丰县是广东的重点扶贫县，上世纪90年代曾名噪一时的新丰造纸厂就在距离新丰江不到2公里的地方。当年，在粤北小县城平均工资才400多元的时候，造纸厂厂长的月薪就已超过两千元。然而，这家为县财政带来巨大收益的造纸厂，却因每天至少排放6000吨工业污水而在1997年前夕被迫关闭。
这些年来，新丰县拒接了几十个涉及水的大项目，关停了160多家企业。新丰县县委书记陈俊林认为，为官一任，一定要有“功成不必在我”的肚量。一位当地官员这样说：“一个家也好，一个国家也好，总要有人吃亏，总要有人受委屈。”
广州市政协港区委员、香港中国商会创会会长陈丹丹对于东深供水工程一直关注有加。她回忆，几年前，有日本商人拟投资10亿元与河源市（万绿湖所在地）合资兴建年产量30万吨的亚洲最大的纸浆厂，每年可使河源市增加30亿元的产值和6亿元的税收。然而，这个工业总产值只有25亿、全广东最贫困的地级市为了保护东江水质，毅然放弃这个发财良机。“香港与内地50年‘共饮一江水’真是苦了沿线百姓啊。”陈丹丹感慨万分。
河源市政府为了保护东深工程的水源地新丰江水库，忍痛叫停了三条已经开建的库区公路，关闭了新丰江水泥厂（直接导致该厂400多名职工下岗失业，并因此背负了2000多万元的债务），转而采取投资更大、耗时更长的移民措施，就是为了防止“路通林毁水污染”。河源市水务局副局长赖寿雄说，尽管经济并不发达，但河源近年来已拒绝了500多个可能产生污染的工业项目，累计投资额超过600亿元。
根据2006年的数据，河源市新丰江水库邻近的居民中仍有20多万人生活在贫穷线之下。库区的新港镇的一位居委会主任介绍，该镇近九成居民是来自新丰江水库里6个镇的移民，人均收入1000元左右，大多数人都靠低保生活。
叶伟义今年51岁，是小镇上的一个水库移民二代，他和妻子靠打散工维持生计，夫妻两人加起来每月大概能赚2000多元，勉强养活两个小孩和92岁的老太太。2012年2月，河源发生4.8级地震，叶伟义家的房子出现了裂痕，至今仍然没有闲钱去修复，这几乎成了叶伟义的一块心病。
由于农业、养殖业、天然林采伐在库区被绝对禁止，镇上大部分人都和叶伟义一样，做点小买卖或者打散工。景区的游客是最大的顾主。叶先生希望，光顾万绿湖的游客能更多一些。
站在山上眺望，整个万绿湖库区满目清碧，在延绵青山的包围中，360多个岛屿星罗棋布，宛如大海。原始美丽的景致，十分适合搞高端休闲度假项目，从而吸引高水平消费。然而，在库区，高端旅游业的发展被严格限制。近年来，新丰江林业管理局先后撤销了燃油小快艇、伏鹿岛、奇松岛、水上机动娱乐设施等多个有可能造成生态破坏的产业项目。
回忆供水历史，徐叶琴感慨万分，半世纪以来，有些香港人对于内地牺牲自身发展保证香港用水的感恩之心已经减弱了。
改革开放以来，珠三角已经形成全球最大的城市群，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深化、人口持续增长、污染源不断变化，这些都给东江水源、水质保护带来了极大压力。
半个世纪里，东江沿线城市屡屡忍痛处置牵涉多方利益的发展项目、城市活动，打着十二分精神日夜搞环保，坚守生态红线，50年如一日地维系着这条联结内地与香港的生命与情感纽带。
沧桑历史曾使香港与内地隔绝往来，但政治无法改变两地山河相依、血脉相连的事实。港人的柴米油盐水从来就没有离开过、也离开不了大陆。
据统计，香港市场95%的活猪、100%的活牛、33%的活鸡、100%的河鲜产品、90%的蔬菜、70%以上的面粉都由内地供应。
今天，许多香港人并不清楚，他们喝的每十杯水里，有七八杯来自大陆。
新生代也逐渐忘却了这座三面环海的城市曾经饱受缺水之苦的历史，他们认为有水喝是理所当然，难以体会水的珍贵。
2015年3月1日，是东江对港供水50周年纪念日，对于香港，对于央港关系，对于东江流域，对于粤赣两省，这是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日子，值得世人追怀过往，忆苦思甜，饮水思源。
香港大旱1963
尽管气候潮湿多雨，但香港三面环海、地表缺少河流湖泊，降水只集中于春夏两季，且狭小的土地无法有效贮存雨水，岗岩岩层更是无法提供充足的地下水，这些因素叠加，使香港成了一个淡水奇缺的弹丸之地。
上世纪60年代以前，香港“靠天吃饭”，主要靠收集山涧水和雨水，每逢大旱，水荒必至。水荒意味着“制水”（粤语），意思就是“限时供水”。对于上了年纪的香港人，年轻的时候停水限水是家常便饭。
1962年秋至1963年夏，香港遭遇世纪大旱。那是一场梦魇——河塘干枯，田园龟裂，水荒使20多万人逃离家园，水塘库存水仅够供全港350万市民饮用43天。
港英当局不得不实施严厉的制水措施，每天供水4小时，从1963年6月1日起，每4天才供水一次，每次4小时。喝水、洗澡、洗衣都成了问题，在街头常常能看到全家人提着水桶轮流排队取水的场景。
当时家住九龙的泰先生今年67岁，据他回忆，每家每户，锅碗盆瓢，只要能装水的，都要派上用场，为了“抢水”，一家子经常轮流停工、停学。
“当时的水价一路飙升，吃一份叉烧饭才5分钱，一桶水却要5块钱。”出生于1943年的宋女士回忆道。“每户人家用起水来都精打细算，洗澡洗米水都会储起来去拖地冲水。这么多年来，我一直保持这个节水的习惯。”
用飞机布散干冰人工造雨失败，宗教团体举行祈雨法会不见功效，临渴掘井挖出的却是绝望的泥浆，当局油轮每日赴珠江口取水仍无力填补用水缺口……
当时有个民谣传遍全港，它唱道，“月光光，照香港，山塘无水地无粮，阿姐担水去，阿妈上佛堂，毋知几时没水荒”。这首歌谣成为了一代港人的集体记忆。
周总理特批解水荒
早在上世纪20年代，港英当局就有从内地引水的构想，但由于淡水属于稀缺性战略资源，水供应的背后是政治影响力的争夺，而香港又处在英国殖民体系的亚洲前哨，地缘位置十分敏感，港英政府出于政治考量，一直没有付诸实践。
二战后，香港经济迅猛崛起，人口移民激增，供水缺口越来越大，1959年的一场旱灾，民生超越政治，迫使港英政府于1960年与广东省政府达成协议，由深圳水库对港每年供水2270万立方米。
1962～1963年水荒期间，香港的旱情史无前例，即使深圳水库将供水量增加了1.2倍，仍然无力扭水荒局面。
一时间，香港中华总商会、港九工会联合会等香港各界的信函如雪花般涌向北京求援。1963年6月，港英当局代表来到广东，提议修建从东江引水补给香港的供水工程。由于正处冷战时期，中英分属两大敌对阵营，香港又夹在其间，谈判并不顺利。
1963年12月8日下午，周恩来总理在出访非洲前专程转经广州，听取广东省水利电力厅的详细汇报以及省委、省政府的意见。总理当即同意并批准该方案，并作出指示：该工程事关港九300多万同胞生计，应从政治上来看问题。
“对于这项浩大的工程，中国政府将承担全部工程的设计和修建，并负担全部费用。”当时，国家财力十分紧张，但经总理批示，国家计委负责同志仍从援外经费拨出专款3584万元，以支持香港尽快解决用水问题。
1964年2月20日，“广东省东江-深圳供水灌溉工程”（以下简称“东深工程”）动工兴建。这是一项实现北水南调的宏伟工程。
东深工程的要点，是在东莞桥头镇的东江边取水，开挖一条3公里长的人工新河道，把东江水引入石马河，在石马河和雁田水，分别建五个和三个抽水站，各站将水位抽提5～8米不等，总计抬高水位46米，让东江河水逐级上升，令河水改向，从北向南倒流注入深圳水库，再经过3.5公里长的输水钢管输入香港。
一位当年奋战在建设现场的一线人员对整个工程做了一个形象比喻：如同一座由北向南、高达四五十米的“大滑梯”，东江水沿着北面高低不等的“梯级”，逐级被提升上梯顶的雁田水库，再沿着“滑梯”（沙湾河）注入深圳水库。
1965年2月27日，“东江-深圳供水灌溉工程落成典礼”在东莞塘头厦举行，港九工会联合会和香港中华总商会向典礼大会赠送了两面锦旗。第一面上书“引水思源，心怀祖国”;第二面，“江水倒流，高山低首;恩波远泽，万众倾心”。
工程宏大 用时11个月
东深工程规模浩大，凿山劈岭、架管搭桥，任务重，时间紧。
谢念生是当年支援“东深”工程施工第一线的一名广东工学院的大四学生，据他回忆，当年，广大公社干部、社员群众，对港九同胞的苦难，感同身受;对党中央、省委的号召，一呼百应。一夜之间，荒郊野岭的工地盖满了工棚、砖屋，人声鼎沸。建设大军由上万人组成，肩挑人扛，工程开展得热火朝天。
但是，由于当时整片南粤大地深陷旱局，水利专业人员分散在各地一线抢修，“东深”技术人员数量严重不足。就在这工期紧、技术难、政治压力大的燃眉之际，广东工学院积极配合组织，将80多位水电专业的大四学生调往一线，支援“东深”。谢念生就是其中之一。 二十出头，正值年少，这群大学生满腔热血，豪情万丈，怀揣“解除港九同胞苦难”的使命，不负重托，把三年半学到的理论知识、积累的工程实践经验发挥得淋漓尽致。
大四、大五正是课程最紧张的时候，为了工程顺利完工，谢念生和他的同学们一直坚守工地。原本，他们可以在9月底返校复课。可是，当月旱情严重恶化，几经商议，通水日期提前至12月。错过重要课程，耽误的不仅仅是学业，还意味着这些学生的毕业设计和毕业分配恐怕都得受到影响，学院领导很是为难。在此重要关头，学院权衡得失，以大局为重，让学生们坚守工程现场。
1964年11月16日，师生们历经224个日夜的奋战，最终完成了祖国和人民托付给他们的艰巨任务，依依不舍地离开了“东深”。
谢念生还记得老院长下工地慰问同学们时讲过的一席话：“几十年后，当你们的儿子孙子问及你们一生的成就时，你们就可以说，我在学生时代就搞过中央级别的工程！”
今年已七十多岁的张容伙老人，50年前从军队转业后便调至东深供水工程，直到1999年才退休离岗。谈及四十多年工作生涯，张师傅感触最深的还是施工时期，举国人民拧成一条绳，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最大限度抽调人力、材料和物资，排除万难保障这条供港“生命线”提早完工。
“当时物资极度匮乏，周恩来总理亲自批示，要求铁道部以东深工程物资运输优先，凡是工程物资抵达第一时间运至现场。”张师傅说。
当年工程开建恰逢多雨时期，建设亦并非一帆风顺。从5月底第2号台风起，工地连续受到了六次台风袭击，风力最高时达十二级，东江乃至施工沿线频受洪灾侵袭，堆在工地的木料屡次被洪水卷走，甚至还有工人在台风的“突袭”下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张师傅笑称，英国曾派水利专家组来沿线勘探，看到施工场景后放言，工程完工至少要三年。但该工程堪称举全国之力，工人采用3班倒、保证每天二十四小时不间断开工，最终仅用了11个月便超前完成。
1964年2月20日，东深供水工程正式上马。1964年12月15日，工程竣工，用时11个月。1965年3月1日，深圳文锦渡附近对港供水站开始供水。根据协议，每年供水6820万立方米，占当时香港全年用水量的三分之一。
十二分精神 五十年如一日
2015年3月7日，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香港代表团的讨论中，中央驻港联络办主任张晓明做了《怎样认识香港与内地的经济关系》的发言。在发言中，他说道，“在长达50多年的时间里……（东江沿途城市）千方百计保护着一江清水向港流。沿江当地政府沿着水库修筑十几公里的防护林，对库区实行全封闭管理，武警边防官兵组建30多年来一天两次巡逻，有关部门每天对供港水质进行检测。”
对于东江沿线的部门和百姓来说，保障这条“供港生命线”的水量水质，是一项重大长期的国家政治任务，对此，他们从未懈怠。50多年来，这条生命之水从未因设备问题中断，从未发生过安全事故，其水质一直稳定保持在优于国家二级水源标准以上。“安全供水的背后是‘东深人’在工程管理、运营、维护方面付出的大量心血。”广东粤港供水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黄振盈说。
1965年工程运转以来，香港和珠三角的经济社会高速发展对水资源的需求不断提升，为保供水水量，“东深”从70年代到90年代历经三次扩建，平均7年扩建一次，年供水能力从1965年的6820万立方米提升至1994年的174300万立方米，30年间扩充24倍。
目前，东江水资源利用率已经达到35%的“安全红线”。东江沿线城市对水的需求仍在不断提升，但即使东莞、深圳遇旱缺水，广东省供水总局在水资源分配时仍然优先保证香港用水，香港除实际使用的约8亿立方米水量，每年还预留3亿立方米的用水权，足以让这座港口城市抗击百年一遇的特大旱灾。为保证无间断的安全供水，“东深”调度中心实行五班三倒、双人值班、24小时无间断监控。
2000年，由于东深工程供水沿线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口的急剧增加，部分水体受到污染。为彻底解决水质污染问题，广东省政府决定对东深供水工程进行根本性改造，建设专用输水系统，实现“清污分流”，改善水质。从2003年6月开始，69公里的封闭专用输水管渠代替了天然河道，使一泓清水得以免受沿线污染威胁。
为保障东深供水工程的水质，东江流域进行了持续数十年的跨区域治污之战。广东省为东江污染防治出台的有关政策法规达到20部之多，治理标准中“最严厉”、“最严格”等字样频繁出现。
广东省环境保护厅东江监察局、东江流域管理局、深圳市东深水源保护办公室等机构，也专为保障东深供水工程水质而设。深圳市还专门成立了东深公安分局，在渡槽、泵站等重要部段进行巡视。广东粤港供水有限公司也成立了专门的护水队，全力保护工程安全。
2015年2月某日清晨，天微微亮，有些阴冷，万绿湖分局副局长赖劲松已经登上了巡逻艇，开始了一天的监查工作。
万绿湖（即“新丰江水库”）位于广东省北部山区，它是东深工程最大的“水塔”，香港人每喝三杯水中就有一杯源自万绿湖。
2009年，河源环保局组建万绿湖环境监测分局，强化库区水质保障。赖劲松介绍，五年以来，他们每周都要对这片370平方公里的库区进行两次巡逻。巡逻的时候，早上7点就要出发，最迟要到晚上11时才能靠岸。沿途没有饭馆，饿了只能吃饼干泡面。夏天阳光暴晒，冬天寒风刺骨;巡逻艇不能靠近取水口，队员们就搬出皮划艇划进去。
多年来，万绿湖已经形成了一套完善的水环境保护和常态化的严格执法机制。用香港人的话，这里的水质“没得说”。
粤港供水有限公司（前身为东深供水局）董事长徐叶琴介绍，不仅有法律法规为东江水库水质进行护航，在他们单位，每一名参与水库管理工作的职工，每年都要参加“安全管理技能”考试。上个月，就有300多名职工参加了技能考试，其中还包括一名再过2个月就要退休的60岁老员工。“我们每一名员工，哪怕只是普通工人，对于水库保护的知识都了然于心，只有这样才能从每一个细节上保证供水安全。” 如今，“东深”每年输水占香港所耗淡水近80%，累计对香港供水223.48亿立方米，相当于1.5个洞庭湖的水量或者半个多三峡水库的库容。
有人说，正是因为有了东深供水工程，香港经济才能获得重要补给，得以快速腾飞，从而跻身“亚洲四小龙”之列。香港立法会议员叶国谦说，“东江水是香港的命脉，没有了它，香港不可能成为一个繁荣稳定的城市。”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也在回忆录中高度评价道，“东深供水工程是关系到香港繁荣的特殊工程”。
东江百姓：世代护水甘清贫
近年来，随着香港与内地各领域、各方面的交流合作日益密切，出现了一些偶发的、个体性的摩擦。
关于东江供港问题也出现了争议。有人指出香港对东江沿岸的百姓不必言谢，因为水是香港每年花30多个亿买来的;有人认为，内地在通过东江水挣港人的钱，因为大陆给香港开出的水价比内地高出了许多倍。
对此，广东省政协港区委员张均华认为，东江水是不能简单地用金钱来衡量的，饮水当思源。他说，“东深供水的优质水资源不是有钱就能买到的，香港要是不懂得珍惜，想要珍惜的城市多的是，谁都不差这个钱。”
工程初建的1964年，国家财力十分紧张，加之中苏关系恶化，外部环境极其险恶，但正处内外交困的党中央和政府并没有放弃香港同胞，而是承担了设计、施工以及全部费用。
广东粤港供水有限公司董事长徐叶琴介绍，上世纪80年代，香港经济开始腾飞并于90年代进入高速发展轨道，每年要求广东增加1000万～3000万立方米的供应量，为了满足香港需求，“东深”进行了四次大规模扩建、改造，累计耗资76亿元。
每年，政府都会出巨资对东江水进行保护，而香港由于不属于东江流域，从未缴纳过任何环保费用。
东江水是“政治水”，即便深圳、东莞缺水，也要确保香港供水分毫不少。徐叶琴说，每次碰巧遇上东深工程机组检修，停水1小时，深圳市政府就得承受很大压力。为了保证香港用水，深圳、东莞等地的用水就必须受到限制，政府甚至因此挨市民的骂。
此外，徐叶琴亦透露，深圳、东莞等地用水受到限制，但经济发展需要大量水资源供给，因此正考虑从西江取水。“为了保障香港的用水量，广东省的牺牲、投入是不可想象的。”他说。
和保证水量相比，水质保障代价更大、更艰巨。
溯江北上，在东江的源头江西省寻乌县境内，东江源村直到今天依然不富裕，去年村民的人均收入不到2400元人民币。然而，这座村庄依然默默坚守着封山禁令，为保护生态，全县严格控制果业开发，引导柑橘果农改种阔叶林和小山竹。
韶关市新丰县是广东的重点扶贫县，上世纪90年代曾名噪一时的新丰造纸厂就在距离新丰江不到2公里的地方。当年，在粤北小县城平均工资才400多元的时候，造纸厂厂长的月薪就已超过两千元。然而，这家为县财政带来巨大收益的造纸厂，却因每天至少排放6000吨工业污水而在1997年前夕被迫关闭。
这些年来，新丰县拒接了几十个涉及水的大项目，关停了160多家企业。新丰县县委书记陈俊林认为，为官一任，一定要有“功成不必在我”的肚量。一位当地官员这样说：“一个家也好，一个国家也好，总要有人吃亏，总要有人受委屈。”
广州市政协港区委员、香港中国商会创会会长陈丹丹对于东深供水工程一直关注有加。她回忆，几年前，有日本商人拟投资10亿元与河源市（万绿湖所在地）合资兴建年产量30万吨的亚洲最大的纸浆厂，每年可使河源市增加30亿元的产值和6亿元的税收。然而，这个工业总产值只有25亿、全广东最贫困的地级市为了保护东江水质，毅然放弃这个发财良机。“香港与内地50年‘共饮一江水’真是苦了沿线百姓啊。”陈丹丹感慨万分。
河源市政府为了保护东深工程的水源地新丰江水库，忍痛叫停了三条已经开建的库区公路，关闭了新丰江水泥厂（直接导致该厂400多名职工下岗失业，并因此背负了2000多万元的债务），转而采取投资更大、耗时更长的移民措施，就是为了防止“路通林毁水污染”。河源市水务局副局长赖寿雄说，尽管经济并不发达，但河源近年来已拒绝了500多个可能产生污染的工业项目，累计投资额超过600亿元。
根据2006年的数据，河源市新丰江水库邻近的居民中仍有20多万人生活在贫穷线之下。库区的新港镇的一位居委会主任介绍，该镇近九成居民是来自新丰江水库里6个镇的移民，人均收入1000元左右，大多数人都靠低保生活。
叶伟义今年51岁，是小镇上的一个水库移民二代，他和妻子靠打散工维持生计，夫妻两人加起来每月大概能赚2000多元，勉强养活两个小孩和92岁的老太太。2012年2月，河源发生4.8级地震，叶伟义家的房子出现了裂痕，至今仍然没有闲钱去修复，这几乎成了叶伟义的一块心病。
由于农业、养殖业、天然林采伐在库区被绝对禁止，镇上大部分人都和叶伟义一样，做点小买卖或者打散工。景区的游客是最大的顾主。叶先生希望，光顾万绿湖的游客能更多一些。
站在山上眺望，整个万绿湖库区满目清碧，在延绵青山的包围中，360多个岛屿星罗棋布，宛如大海。原始美丽的景致，十分适合搞高端休闲度假项目，从而吸引高水平消费。然而，在库区，高端旅游业的发展被严格限制。近年来，新丰江林业管理局先后撤销了燃油小快艇、伏鹿岛、奇松岛、水上机动娱乐设施等多个有可能造成生态破坏的产业项目。
回忆供水历史，徐叶琴感慨万分，半世纪以来，有些香港人对于内地牺牲自身发展保证香港用水的感恩之心已经减弱了。
改革开放以来，珠三角已经形成全球最大的城市群，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深化、人口持续增长、污染源不断变化，这些都给东江水源、水质保护带来了极大压力。
半个世纪里，东江沿线城市屡屡忍痛处置牵涉多方利益的发展项目、城市活动，打着十二分精神日夜搞环保，坚守生态红线，50年如一日地维系着这条联结内地与香港的生命与情感纽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