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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出生的地方，叫北盛仓，属浏阳市的北乡。近代以来，浏阳出过许多名声显赫的人杰，但我们的那个赵家大屋，却只出一些不安分的小人物。多为工匠、脚夫、贩夫走卒之类，不耐烦耕田种地，总想着往外跑。我记忆中他们常跑的地方，是江西的铜鼓，萍乡一带，不晓得那崇山峻岭的崎岖路上，到底有什么东西在吸引着他们。
我的父亲就属于这些人中间的一个，他是个木匠，在我未出生之前，他已经在那样的山路上跑过不知多少趟了。后来，好像连这样的山路也跑烦了，他就和我的舅爷一起，报名参加了王震的招聘团，远赴新疆，而且去的是南疆的和田，距故乡有万里之遥了。父亲当时是穿军装的，属新疆军区后勤部编制，任务是制作织布机，以帮助南疆发展纺织业。从山清水秀的南方跑到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南端，远离家乡，我不知道父亲饱尝的乡愁是怎样的滋味，亦無法想象他是怎样度过那几年的艰难岁月的，在我长大成人后，向来沉默寡言的父亲也从来没有向我讲述过他的这一段经历。我也没有向他探问过。我所知道的大致情况是，父亲1950年进疆，1956年转业到地方，成为桥工队的木模工，这期间舅爷因想家和无法适应新疆的水土和气候返回了老家，而我父亲却坚持留了下来，他坚持留下的理由我至今也是不甚了了，跟湖南相比，新疆是个荒凉遥远的地方，选择这样一个地方作安身立命之所，没有充足的理由是很难下决心的。
我常想，假如父亲当时选择了和我的舅爷一起回北盛老家，我的生活就会是另外的一种情形，而由于他做的是另一种选择，于是也就决定了我一生的命运。
父亲离家赴新疆时，我只有2岁，到我10岁的那年，才见到被我无数次想象过的他的真模样。那是1958年的暮秋，在长沙的一家客栈里，回湘探亲的父亲站在我和母亲面前，矮小，清瘦，讷言，好像还有点羞怯，总之和我想象的伟丈夫相去甚远。一个浪迹天涯的人所该有的沧桑感和风尘感，在他身上存留很少，看上去倒是有点像个书生。而且很年轻，几乎可以说是眉清目秀。面对这样一个真实的父亲，我感觉十分陌生，多少还有点隐隐的失望。
在长沙逗留的那几天里，我知道了父亲是个爱读书的人，他随身带的书里，除木模工手册外，还有《红旗谱》和《大地的海》等文学类书。在他和母亲上街的某天，我还在他的皮夹里发现了一个女人的照片，那女人穿着列宁装、大辫子、大眼睛。这个被父亲藏在皮夹夹层里的漂亮女人，肯定是父亲的情人，我牢牢记住了她的样子，然后把她放回原处，心跳加速，满脸烧红。父亲的这个隐私，我一直深藏于心，没有告诉过任何人，但在20世纪90年代初《当代》发表的我的中篇小说《西边的太阳》里，我选用了这个细节，那时候他老人家还活在人世，但已经大病缠身，死神在不远的地方，渐渐向他走近了。父亲对儿子的作品，可能唯一读过的只有《远巢》，这篇《西边的太阳》，我肯定他不会读到。
我和父亲的关系，一直处得不很亲近，一是由于在他身边的时间比较少，二是由于彼此的奔忙，他的精神世界到底是怎么样的，我从来没有真正进入过，我对他的人生，是远视，其中还夹杂有想象和揣测。我认为世上的父与子，真正能做到亲密无间的很少，彼此的爱，是深藏于心的。
父亲阔别故乡八年后回到赵家大屋。在老家待了大约一个月，然后再次返程，回新疆去。这次去新疆，多了母亲和我，祖母坚决不愿同行，父亲只好让她老人家留在故乡。我至今还不能忘记和祖母生离死别的那个场面，祖母死于三年经济困难时期，这次的分别，真正是永别。
在老家的那段时间，父亲把随身带的几本长篇小说，送给了他少年时代的几个朋友，唯有那本《大地的海》没有送人，在西去的列车上，我似懂非懂地读了这本书，这是我生平的第一次文学阅读，并且记住了端木蕻良这个作家的名字。
10岁这年，随父母远行，跨过浏阳河，去新疆的渭干河，这是我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在此之前，我去过的最远的地方，是北盛仓镇，加上长沙，没有超过100公里范围。而这次的长路，是数千公里。目的地是父亲的渭干河大桥工地。桥工队正在那里建一座大木桥，那是座宏伟的桥。
那时已经是冬天了，从老家出发，到长沙上火车，逶迤一路，越走越荒凉。而兰新铁路当时的尽头，是甘新两省区交界的红柳河。那儿既无红柳也没有河，有的只是无尽的黑色荒原，白日西沉，几十顶营帐在冷风中猎猎飘动，从列车上下来的人，分别被塞进这样的帐篷，在此度过漫漫长夜，等候车辆流往各地。那个几十个人挤在一起的夜，让我终生难忘。帐篷里没有火，只有冻得铁硬的裸地，冷风贴地席卷而来，冻得我号啕大哭。这是我最早领教的西部，在沉默中等待天明的人们，让我知道了往西边去谋生的人们的坚毅和忍耐力。
我们等来的车子是辆带篷子的方头汽车，大概是苏联产的，俗称毛子车，大家把行李码成四排，然后分列迎面而坐，就是这黄尘滚滚的行程，让我完成了一次从东疆到南疆的长途穿越，而那些同行的人，是我最早接触的流民，他们来自五湖四海，奔向不同的谋生地，他们的长途颠簸，被我长久记忆，多年以后，在我伏案写作我的西部题材小说时，他们的影子时常在我眼前晃现。
这次的汽车长路，途经星星峡、哈密、托克逊、焉耆等地，最后到达库车，基本上是砂石路，路况极差，走走停停，历时将近十天。而从库车县城到桥工队大桥工地的几十里路，我们搭乘的是维族老乡的大木轮子牛车。父亲在工地附近的一位维族老乡家租了一间房，作为临时的家。与这位维吾尔农民比邻而居，让我对维吾尔人民的忠厚、善良、纯朴有了非常切近的体会，斯文·赫定说中亚地区的维吾尔人是最温和的人民，我相信是非常精确的观察。那时候没有关于民族团结的大量宣传，但普通人民之间相处得非常融洽。
我在这个临时的家里度过寒假，就被父亲送到库车县城的黑墩小学上学，借宿在库车师范学校。父亲办完我的入学手续后就赶回了桥工队，让我独自面对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这就是我的1958年。10岁，完成了一次真正的八千里路云和月的远行，一路的颠簸逶迤和所见所闻，影响了我的一生。 我在库车黑墩小学读完五年级，随着渭干河大桥的竣工，又和父亲一起，开始了新的迁徙。
不断地上路，不断地走近陌生的地域和陌生的人，这就是那个时期我所经历的生活。转学成为家常便饭，小小年纪，我已经习惯于独立的行走，我身上的荒野气息和不喜欢拘束的性格，大概就是在这样的路上形成的。
我一生中更重要的一次远行始于20世纪的1966年10月末，那年我18岁，和12位红卫兵战友，组成一支红缨枪赴京长征串联小分队，每人一枝红缨枪，一个背包，一件乐器，列队在燕儿窝烈士陵园烈士墓前，庄严宣誓，然后向北京进发，梦想在天安门广场接受伟大领袖之检阅。这一次的漫漫长路，和我10岁时的那次远行方向正好相反，不同的是这一次是步行。靠脚力去穿越西部最艰苦的路程，在当时就被讥为疯狂和愚蠢，但我们却义无反顾地走了下去，一路走着，一路以文艺节目的形式宣传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最初的日行速度二三十公里，后来能走到五六十公里，最长的一天达到80公里。在这样一公里一公里的丈量中，我亲近了西部的荒蛮大地，更主要的是，走近了西部度日艰难的最底层的人民。
我亲眼见过严冬天以麻袋布裹身的寒女，她们没有裤子穿，在冰冷的铁路路基下扫火车喷出的煤灰，冻得瑟瑟发抖。在甘肃东乐，一座破庙里，我们的饭食被一个破洞里伸进的小手不断地偷走，那是我们的干粮，一群闻香而来的孩子藏在破庙外边，争食那些干粮的情景让我们忍不住心酸落泪。在甘谷和峡口，我们吃到的最好的食物是沙枣面馍，这是当地人的救命粮，干涩难咽，但就是这样的馍，也只能吃到半饱。这样的荒寒生活，是只有亲历亲闻，才能有所体察的。
所有这些经历，都进入了我的内心深处，成为巴乌斯托夫斯基所说的珍贵的尘土，它们积累了下来，等待着重见天日的日子，以生长出金色蔷薇来。这些积淀，在我后来写的《石坂屋》《西边的太阳》《青氓》等中长篇小说中，都有所呈现。就连我最近在《清明》发表的中篇小说《穴居在城市》，还在延续着这些生活体验。这部写当代西部进城民工的小说，被《小说月报》《中篇小说选刊》《作品与争鸣》等报刊纷纷转载，证明了作家的底层生活积累，是能够得到社会的认同和赞赏的。
这一次的长途跋涉，历时将近3个月，行程2000公里，因大串联早已终止，我的目的地到兰州而作罢。伟大领袖没有见到，但见到了中国西部的真正大风景，丰富和成就了我的阅历和心智，至今让我无怨无悔。
接下来的是3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落户的村子叫万家梁，在米泉县长山子乡，这本是个富庶之乡，但我们落户时已穷到了连鞭梢子都买不起的程度。为了让一个工分3毛钱增点值，生产队聘了几个外来的大工，组织了一支外出施工队，到别处去接施工工程，为别人盖房子。于是我又上路了，随施工队到王家沟，几百公里地外的七泉湖深山里，当小工，住地窝子和石坂屋。这3年的乡村生活经历和打工经历，让我从一个旁观者变成了底层劳动者中的一员，新疆的乡村和老家的乡村最大的不同，是宗庙观念的淡薄和成分的杂多，所有从故土带来的文化习俗，都被重构和融合，所以西部乡村的杂色特质，对我后来的农民题材的创作都发生过重要的影響。
当然，更重要的是对人的认识，我在这几年的乡村生活和民工生活中，结识了形形色色的普通人，他们的人生故事各具况味，令我感动和叹息，我在心里牵挂着他们，我后来写的花儿铁、范中原、闫泰娃、任英子、延寿、赛麦堆、杨智等小说人物，都能从他们那里找到生活的原型。艺术源于生活，或人民生活是艺术创作的源泉，是我从切身的经验中感悟到的。
这以后又是长达5年的地方小报记者的工作经历。我在《昌吉报》的几年，最乐意跑的就是八县三场的边边角角，那时的记者远没有现在的记者风光，一只挎包，两条腿，有时连吃饭的地方都找不到，但是我对这样的跑跑颠颠乐此不疲。
只要上路，我就来精神。我喜欢在路上的那种感觉，因为前方永远是新的，永远是变化着的。
迄今为止，我跑过的最远的地方是泰国、波兰、新西兰和俄罗斯，但这种观光式的远足并不特别让我亢奋，我还是喜欢往人踪罕至的地方跑，往所谓小地方跑，往大地的极边处跑。定居在这个乌烟瘴气的大城市后，没有远足的机会，我就往周边的几个县跑，独自来去，自得其乐。
我还有一个特别的癖好，就是逛农贸市场。农贸市场上的人间气息令我陶醉，有朋友看我乐滋滋的样子，说我像一个秃顶的市场管理员，我听了非常高兴，这就是我的生活，写不出东西来，就到市场上乱转，跟小贩们聊天，我是个天生的下里巴人，永远阳春白雪不起来。我就喜欢这样的活法，永远无法改变，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美国作家兼批评家的约翰巴斯说过好作家的四个标准，涉及作家的智力、洞察力、想象力和创作技巧等几个方面，我想补充的是他没有说出的另一个方面，那就是好作家必须要有丰富的经历和阅历，这和钱钟书先生所说的艺术源于离乱悲愁同理。经历是成就一个作家的基础，没有这样的基础，再有天赋的人也不可能走出多远。所以我不看好现在那些红极一时的所谓少年作家，他们的写作如同儿戏，是好看的气泡儿，那样的游戏作法不可能产生真正的作家。
有评论家称我为流浪汉作家，或经验主义的写作者，我认为是多少切近我的创作实际的。我迄今出过9部长篇小说、20多部中篇小说、几十个短篇小说，都和我的阅历有关。其重要的显著特征，是它们都贯穿在在路上这条主线上，从最早发表的《客路青山下》开始，我后来写的所有东西，都有意无意地靠上了这条线索，就连两千多年前的古人解忧冯嫽，都让我安排在路上。我在长篇小说《迁客骚人》等作品中写的知识分子，也是一群在路上的精神漂泊者。这种定势同时也造成了我的局限，我想换一种写法，以寻求突破，近来我写了南疆系列的几个中短篇小说，以为和以前的作品有所区别，结果发现变的只是形式，骨子里的流浪气息仍在。
H·R·斯通贝克在北京大学讲到福克纳与乡土人情的关系时，引用过美国批评家艾伦·塔特的一句著名论断：地区主义在空间上是无限的，在时间上是有限的，地方主义在空间上是有限的，在时间上是无限的。言外之意，对空间的广袤有所贬斥，这段令人费解的话曾经让我有些气馁，但我很快找到自我解脱的理由，在路上并没有和乡土人情发生冲突，相反，正是由于浓浓的乡情，才使得那漫漫长路的探寻有了永恒的意义。
责任编辑 王 晖
我的父亲就属于这些人中间的一个，他是个木匠，在我未出生之前，他已经在那样的山路上跑过不知多少趟了。后来，好像连这样的山路也跑烦了，他就和我的舅爷一起，报名参加了王震的招聘团，远赴新疆，而且去的是南疆的和田，距故乡有万里之遥了。父亲当时是穿军装的，属新疆军区后勤部编制，任务是制作织布机，以帮助南疆发展纺织业。从山清水秀的南方跑到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南端，远离家乡，我不知道父亲饱尝的乡愁是怎样的滋味，亦無法想象他是怎样度过那几年的艰难岁月的，在我长大成人后，向来沉默寡言的父亲也从来没有向我讲述过他的这一段经历。我也没有向他探问过。我所知道的大致情况是，父亲1950年进疆，1956年转业到地方，成为桥工队的木模工，这期间舅爷因想家和无法适应新疆的水土和气候返回了老家，而我父亲却坚持留了下来，他坚持留下的理由我至今也是不甚了了，跟湖南相比，新疆是个荒凉遥远的地方，选择这样一个地方作安身立命之所，没有充足的理由是很难下决心的。
我常想，假如父亲当时选择了和我的舅爷一起回北盛老家，我的生活就会是另外的一种情形，而由于他做的是另一种选择，于是也就决定了我一生的命运。
父亲离家赴新疆时，我只有2岁，到我10岁的那年，才见到被我无数次想象过的他的真模样。那是1958年的暮秋，在长沙的一家客栈里，回湘探亲的父亲站在我和母亲面前，矮小，清瘦，讷言，好像还有点羞怯，总之和我想象的伟丈夫相去甚远。一个浪迹天涯的人所该有的沧桑感和风尘感，在他身上存留很少，看上去倒是有点像个书生。而且很年轻，几乎可以说是眉清目秀。面对这样一个真实的父亲，我感觉十分陌生，多少还有点隐隐的失望。
在长沙逗留的那几天里，我知道了父亲是个爱读书的人，他随身带的书里，除木模工手册外，还有《红旗谱》和《大地的海》等文学类书。在他和母亲上街的某天，我还在他的皮夹里发现了一个女人的照片，那女人穿着列宁装、大辫子、大眼睛。这个被父亲藏在皮夹夹层里的漂亮女人，肯定是父亲的情人，我牢牢记住了她的样子，然后把她放回原处，心跳加速，满脸烧红。父亲的这个隐私，我一直深藏于心，没有告诉过任何人，但在20世纪90年代初《当代》发表的我的中篇小说《西边的太阳》里，我选用了这个细节，那时候他老人家还活在人世，但已经大病缠身，死神在不远的地方，渐渐向他走近了。父亲对儿子的作品，可能唯一读过的只有《远巢》，这篇《西边的太阳》，我肯定他不会读到。
我和父亲的关系，一直处得不很亲近，一是由于在他身边的时间比较少，二是由于彼此的奔忙，他的精神世界到底是怎么样的，我从来没有真正进入过，我对他的人生，是远视，其中还夹杂有想象和揣测。我认为世上的父与子，真正能做到亲密无间的很少，彼此的爱，是深藏于心的。
父亲阔别故乡八年后回到赵家大屋。在老家待了大约一个月，然后再次返程，回新疆去。这次去新疆，多了母亲和我，祖母坚决不愿同行，父亲只好让她老人家留在故乡。我至今还不能忘记和祖母生离死别的那个场面，祖母死于三年经济困难时期，这次的分别，真正是永别。
在老家的那段时间，父亲把随身带的几本长篇小说，送给了他少年时代的几个朋友，唯有那本《大地的海》没有送人，在西去的列车上，我似懂非懂地读了这本书，这是我生平的第一次文学阅读，并且记住了端木蕻良这个作家的名字。
10岁这年，随父母远行，跨过浏阳河，去新疆的渭干河，这是我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在此之前，我去过的最远的地方，是北盛仓镇，加上长沙，没有超过100公里范围。而这次的长路，是数千公里。目的地是父亲的渭干河大桥工地。桥工队正在那里建一座大木桥，那是座宏伟的桥。
那时已经是冬天了，从老家出发，到长沙上火车，逶迤一路，越走越荒凉。而兰新铁路当时的尽头，是甘新两省区交界的红柳河。那儿既无红柳也没有河，有的只是无尽的黑色荒原，白日西沉，几十顶营帐在冷风中猎猎飘动，从列车上下来的人，分别被塞进这样的帐篷，在此度过漫漫长夜，等候车辆流往各地。那个几十个人挤在一起的夜，让我终生难忘。帐篷里没有火，只有冻得铁硬的裸地，冷风贴地席卷而来，冻得我号啕大哭。这是我最早领教的西部，在沉默中等待天明的人们，让我知道了往西边去谋生的人们的坚毅和忍耐力。
我们等来的车子是辆带篷子的方头汽车，大概是苏联产的，俗称毛子车，大家把行李码成四排，然后分列迎面而坐，就是这黄尘滚滚的行程，让我完成了一次从东疆到南疆的长途穿越，而那些同行的人，是我最早接触的流民，他们来自五湖四海，奔向不同的谋生地，他们的长途颠簸，被我长久记忆，多年以后，在我伏案写作我的西部题材小说时，他们的影子时常在我眼前晃现。
这次的汽车长路，途经星星峡、哈密、托克逊、焉耆等地，最后到达库车，基本上是砂石路，路况极差，走走停停，历时将近十天。而从库车县城到桥工队大桥工地的几十里路，我们搭乘的是维族老乡的大木轮子牛车。父亲在工地附近的一位维族老乡家租了一间房，作为临时的家。与这位维吾尔农民比邻而居，让我对维吾尔人民的忠厚、善良、纯朴有了非常切近的体会，斯文·赫定说中亚地区的维吾尔人是最温和的人民，我相信是非常精确的观察。那时候没有关于民族团结的大量宣传，但普通人民之间相处得非常融洽。
我在这个临时的家里度过寒假，就被父亲送到库车县城的黑墩小学上学，借宿在库车师范学校。父亲办完我的入学手续后就赶回了桥工队，让我独自面对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这就是我的1958年。10岁，完成了一次真正的八千里路云和月的远行，一路的颠簸逶迤和所见所闻，影响了我的一生。 我在库车黑墩小学读完五年级，随着渭干河大桥的竣工，又和父亲一起，开始了新的迁徙。
不断地上路，不断地走近陌生的地域和陌生的人，这就是那个时期我所经历的生活。转学成为家常便饭，小小年纪，我已经习惯于独立的行走，我身上的荒野气息和不喜欢拘束的性格，大概就是在这样的路上形成的。
我一生中更重要的一次远行始于20世纪的1966年10月末，那年我18岁，和12位红卫兵战友，组成一支红缨枪赴京长征串联小分队，每人一枝红缨枪，一个背包，一件乐器，列队在燕儿窝烈士陵园烈士墓前，庄严宣誓，然后向北京进发，梦想在天安门广场接受伟大领袖之检阅。这一次的漫漫长路，和我10岁时的那次远行方向正好相反，不同的是这一次是步行。靠脚力去穿越西部最艰苦的路程，在当时就被讥为疯狂和愚蠢，但我们却义无反顾地走了下去，一路走着，一路以文艺节目的形式宣传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最初的日行速度二三十公里，后来能走到五六十公里，最长的一天达到80公里。在这样一公里一公里的丈量中，我亲近了西部的荒蛮大地，更主要的是，走近了西部度日艰难的最底层的人民。
我亲眼见过严冬天以麻袋布裹身的寒女，她们没有裤子穿，在冰冷的铁路路基下扫火车喷出的煤灰，冻得瑟瑟发抖。在甘肃东乐，一座破庙里，我们的饭食被一个破洞里伸进的小手不断地偷走，那是我们的干粮，一群闻香而来的孩子藏在破庙外边，争食那些干粮的情景让我们忍不住心酸落泪。在甘谷和峡口，我们吃到的最好的食物是沙枣面馍，这是当地人的救命粮，干涩难咽，但就是这样的馍，也只能吃到半饱。这样的荒寒生活，是只有亲历亲闻，才能有所体察的。
所有这些经历，都进入了我的内心深处，成为巴乌斯托夫斯基所说的珍贵的尘土，它们积累了下来，等待着重见天日的日子，以生长出金色蔷薇来。这些积淀，在我后来写的《石坂屋》《西边的太阳》《青氓》等中长篇小说中，都有所呈现。就连我最近在《清明》发表的中篇小说《穴居在城市》，还在延续着这些生活体验。这部写当代西部进城民工的小说，被《小说月报》《中篇小说选刊》《作品与争鸣》等报刊纷纷转载，证明了作家的底层生活积累，是能够得到社会的认同和赞赏的。
这一次的长途跋涉，历时将近3个月，行程2000公里，因大串联早已终止，我的目的地到兰州而作罢。伟大领袖没有见到，但见到了中国西部的真正大风景，丰富和成就了我的阅历和心智，至今让我无怨无悔。
接下来的是3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落户的村子叫万家梁，在米泉县长山子乡，这本是个富庶之乡，但我们落户时已穷到了连鞭梢子都买不起的程度。为了让一个工分3毛钱增点值，生产队聘了几个外来的大工，组织了一支外出施工队，到别处去接施工工程，为别人盖房子。于是我又上路了，随施工队到王家沟，几百公里地外的七泉湖深山里，当小工，住地窝子和石坂屋。这3年的乡村生活经历和打工经历，让我从一个旁观者变成了底层劳动者中的一员，新疆的乡村和老家的乡村最大的不同，是宗庙观念的淡薄和成分的杂多，所有从故土带来的文化习俗，都被重构和融合，所以西部乡村的杂色特质，对我后来的农民题材的创作都发生过重要的影響。
当然，更重要的是对人的认识，我在这几年的乡村生活和民工生活中，结识了形形色色的普通人，他们的人生故事各具况味，令我感动和叹息，我在心里牵挂着他们，我后来写的花儿铁、范中原、闫泰娃、任英子、延寿、赛麦堆、杨智等小说人物，都能从他们那里找到生活的原型。艺术源于生活，或人民生活是艺术创作的源泉，是我从切身的经验中感悟到的。
这以后又是长达5年的地方小报记者的工作经历。我在《昌吉报》的几年，最乐意跑的就是八县三场的边边角角，那时的记者远没有现在的记者风光，一只挎包，两条腿，有时连吃饭的地方都找不到，但是我对这样的跑跑颠颠乐此不疲。
只要上路，我就来精神。我喜欢在路上的那种感觉，因为前方永远是新的，永远是变化着的。
迄今为止，我跑过的最远的地方是泰国、波兰、新西兰和俄罗斯，但这种观光式的远足并不特别让我亢奋，我还是喜欢往人踪罕至的地方跑，往所谓小地方跑，往大地的极边处跑。定居在这个乌烟瘴气的大城市后，没有远足的机会，我就往周边的几个县跑，独自来去，自得其乐。
我还有一个特别的癖好，就是逛农贸市场。农贸市场上的人间气息令我陶醉，有朋友看我乐滋滋的样子，说我像一个秃顶的市场管理员，我听了非常高兴，这就是我的生活，写不出东西来，就到市场上乱转，跟小贩们聊天，我是个天生的下里巴人，永远阳春白雪不起来。我就喜欢这样的活法，永远无法改变，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美国作家兼批评家的约翰巴斯说过好作家的四个标准，涉及作家的智力、洞察力、想象力和创作技巧等几个方面，我想补充的是他没有说出的另一个方面，那就是好作家必须要有丰富的经历和阅历，这和钱钟书先生所说的艺术源于离乱悲愁同理。经历是成就一个作家的基础，没有这样的基础，再有天赋的人也不可能走出多远。所以我不看好现在那些红极一时的所谓少年作家，他们的写作如同儿戏，是好看的气泡儿，那样的游戏作法不可能产生真正的作家。
有评论家称我为流浪汉作家，或经验主义的写作者，我认为是多少切近我的创作实际的。我迄今出过9部长篇小说、20多部中篇小说、几十个短篇小说，都和我的阅历有关。其重要的显著特征，是它们都贯穿在在路上这条主线上，从最早发表的《客路青山下》开始，我后来写的所有东西，都有意无意地靠上了这条线索，就连两千多年前的古人解忧冯嫽，都让我安排在路上。我在长篇小说《迁客骚人》等作品中写的知识分子，也是一群在路上的精神漂泊者。这种定势同时也造成了我的局限，我想换一种写法，以寻求突破，近来我写了南疆系列的几个中短篇小说，以为和以前的作品有所区别，结果发现变的只是形式，骨子里的流浪气息仍在。
H·R·斯通贝克在北京大学讲到福克纳与乡土人情的关系时，引用过美国批评家艾伦·塔特的一句著名论断：地区主义在空间上是无限的，在时间上是有限的，地方主义在空间上是有限的，在时间上是无限的。言外之意，对空间的广袤有所贬斥，这段令人费解的话曾经让我有些气馁，但我很快找到自我解脱的理由，在路上并没有和乡土人情发生冲突，相反，正是由于浓浓的乡情，才使得那漫漫长路的探寻有了永恒的意义。
责任编辑 王 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