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为什么唐太宗和他统治下的唐朝政权能够如此赢得民心？吴兢的解释是，“帝志在忧人，锐精为政，崇尚节俭，大布恩德。”结合贞观初年的治国实践，可以归纳为以下三方面的原因。
？笏 要把国家治理好，关键是要把老百姓的生活安顿好
最为关键的一点，就是关心民生疾苦，心中装着老百姓。贞观二年，关中地区发生了严重的旱灾，接着就是蝗灾。夏日的一天，唐太宗来到皇城的御苑中，发现了蝗虫，顺手就抓起了几只，拿在手上，用咒语般的话谴责起蝗虫来：“民以谷为命，而汝食之，宁食吾之肺肠。”说完，他举手就要把蝗虫往嘴里送。左右的大臣赶紧劝阻，说：“这些个脏东西，吃了会得病啊。”唐太宗说：“朕为民受灾，何疾之避！”于是把这几只蝗虫都吞吃了。《资治通鉴》记载这件事情的结果是，“是岁，蝗不为灾”。与其说唐太宗的真诚感动了上苍，不如说是感动了天下百姓，提高了灾区人民减灾抗灾的积极性和战胜灾害的自信心。
唐太宗关心民生的具体措施，白居易《七德舞》诗中概括为“亡卒遗骸散帛收，饥人卖子分金赎”。贞观二年，当唐太宗得知关中地区由于旱灾导致百姓有卖儿卖女的情况后，对身边的侍臣说：“水旱不调，皆为人君失德。朕德之不修，天当责朕，百姓何罪，而多遭困穷！闻有鬻男女者，朕甚愍焉。”（《贞观政要》卷六《仁恻》）于是，他派遣御史大夫杜淹到关中各地去巡视检查，发现被卖的孩子，就从国库出钱把他们赎回，还其父母。唐太宗敢于把造成自然灾害的责任揽到自己身上，勇于承担责任，而不是怨天尤人，而且采取果断措施，“出御府金宝赎之”。
《资治通鉴》卷一九二记载，由于连续的自然灾害，唐太宗在贞观二年三月下了一道大赦诏，诏书里说：“若使年谷丰稔，天下乂安，移灾朕身，以存万国，是所愿也，甘心无吝。”四月又下诏，针对“隋末乱离，因之饥馑，暴骸满野，伤人心目”的状况，下令各级官府出资，把散落在荒野的尸骸进行收葬。《七德舞》中还写到了“死囚四百来归狱，怨女三千放出宫”，说的是唐太宗能够“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
曝尸荒野的也许是无名的阵亡士卒，或者还是来自曾经敌对的阵营；卖儿卖女的无疑是普通的贫寒百姓。但是，唐太宗没有忽略他们，他们也是人，值得同样地加以怜惜和尊重。尊重生命，顺遂人性，是唐太宗君臣治国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唐太宗之所以能够做到如此关心民生疾苦，是因为贞观君臣都有强烈的求治理想，他们在治国理论上也进行了深刻的探讨。
贞观二年，正是贞观君臣讨论“安民之道”最为集中的一段时期，他们从理论上认识到，要使皇位稳固，要把国家治理好，关键是要把老百姓的生活安顿好。
？笏 抑制豪强和权贵，惩治贪官污吏
唐太宗对于享受特权的阶层有着特别的警惕，他之所以取年号为“贞观”，就是要示天下以公抑制豪强和权贵，惩治贪官污吏。《贞观政要》在解释唐太宗之所以能够深得民心、能够迅速开创贞观之治的原因时，特别强调了唐太宗抑制豪强的措施与效果，“深恶官吏贪浊，有枉法受财者，必无赦免。在京流外有犯赃者，皆遣执奏，随其所犯，置以重法。由是官吏多自清谨。制驭王公、妃主之家，大姓豪猾之伍，皆畏威屏迹，无敢侵欺细人。”
唐太宗對于贪官污吏的深恶痛绝，有时甚至表现得非常激进。据《资治通鉴》记载，武德九年底，即位不久的唐太宗深为朝廷之中一些低级的小吏受贿成风而苦恼，一时没有想到什么好的对策，情急之下竟想出“钓鱼执法”这一招，暗中派人去向中央各部门的办事人员行贿。尚书省刑部的司门司有一个令史中招，接受了一匹绢。唐太宗决定严惩，杀之以应人望。民部尚书裴矩觉得不妥，进谏道：“为吏受赂，罪诚当死；但陛下使人遗之而受，乃陷人于法也，恐非所谓‘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唐太宗也认识到“钓鱼执法”的危害，没有处死司门令史，但是他严厉打击贪污受贿的决心却显露无遗。
贞观三年，唐太宗做秦王时的幕僚、濮州刺史庞相寿因为贪污而被免官。庞相寿找到唐太宗，唐太宗出于对部下的个人感情，决定法外开恩，留住他的官职。但是，魏徵进谏说：“秦府左右，中外甚多，恐人人皆恃恩私，是使为善者惧。”如果秦王府的幕僚都通过与皇帝的个人关系而获得法外之恩，将使那些正直善良的官员感到害怕和心寒。唐太宗在此提醒下，认识到自己的过失，对庞相寿说：“我昔为秦王，乃一府之主；今居大位，乃四海之主，不得独私故人。大臣所执如是，朕何敢违！”（《资治通鉴》）他赐给庞相寿一些绢帛，却依法免去了其官职。
贞观六年，右卫将军陈万福贪小便宜，在扈从皇帝从九成宫赴京的途中，违法多取了管理驿站人家的几石麸皮。唐太宗知道此事后，决定羞辱他一下，将这些麸皮赐给他，“令自负出以耻之”（《贞观政要·贪鄙》），就是让他背着这些麸皮随行，好叫他长记性。
唐太宗对于享受特权的阶层有着特别的警惕。《资治通鉴》记载，武德九年，唐太宗对于唐高祖大封宗室为王的政策进行了调整，将数十位宗室郡王皆降为县公，唯有功者数人不降。他的理由是，“朕为天子，所以养百姓也，岂可劳百姓以养己之宗族乎！”毕竟那么多的郡王是一个庞大的特权集团，“爵命既崇，多给力役，恐非示天下以至公也”。
唐太宗之所以取年号为“贞观”，就是要示天下以公。只有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严惩贪官污吏，才能真正赢得民心。
？笏严守法度，树立政权的公信力
所以他《资治通鉴》记载，武德九年，唐太宗听从封德彝的建议，下令将那些未满十八岁的身体强壮的男子征点为兵。而按照制度规定，只有年满十八岁的中男和二十二岁以上的丁男才能被征点为兵。负责在门下省签署皇帝诏敕的魏徵，根据制度规定拒绝签署这份敕令，多次将中书省起草好的诏敕退回。唐太宗很生气，召见魏徵，加以指责说：“中男壮大者，乃奸民诈妄以避征役，取之何害，而卿固执至此！”意思是说，那些个身强体壮的青年男子，虽然户籍上登记的年龄还没有到十八岁，但那是他们为了逃避征役而故意隐瞒年龄，是典型的奸诈之民。
魏徵搬出了唐太宗自己的话，陛下常常说要“以诚信御天下，欲使臣民皆无欺诈”，可是这即位没多久，陛下就已经多次失信了。唐太宗惊愕不已，忙问：“朕何为失信？”魏徵说，陛下刚即位的时候下过一道诏令，宣布凡是拖欠了官府钱物的，全部加以免除。但是在实际执行之中，拖欠了陛下过去秦王府钱物的，都被继续追缴。陛下从秦王做到天子，难道秦王府的钱物就不应在免除之内吗？这是第一个失信于民的方面。第二，陛下曾经下令，关中免二年租调，关外则免一年。命令发布之后，又有规定说“已役已输者，以来年为始”。官府原本已经将征收上来的租调钱物退还给百姓，但根据后来的规定，当年已经征收过的就不要免了，于是地方官府又把退还之物再次征回。这种朝令夕改的做法，令老百姓徒增折腾而不能真正享受到政策的实惠。既然陛下有意要减免百姓的赋税徭役，为什么还要继续征点十八岁以下的中男为兵呢？再说，陛下强调过，“所与共治天下者，在于守宰”，作为地方长官的刺史、县令，是陛下赖以治理地方的、无可替代的力量，平时对于户籍、丁口的检查全都由他们负责，而到征点兵士的时候，却怀疑这些地方官有所隐瞒欺诈，这怎么符合陛下以诚信治天下的理念呢？
在事实面前，唐太宗欣然接受了魏徵的意见，决定放弃初衷，停止征点中男为兵。唐太宗因此深刻反省：“夫号令不信，则民不知所从，天下何由而治乎？朕过深矣！”
唐太宗曾说，“法者非朕一人之法，乃天下之法”（《贞观政要·公平》），所以他能够听进魏徵的意见，使自己的政策符合制度的规定。他要求国家的政策要以法令为依据，而不能取决于皇帝的一时喜怒和片言只语。从皇帝到各级官员都要坚守法令，否则就会导致社稷倾危。
从隋末动荡中走来的贞观君臣，对于如何防止社会矛盾的激化，怀着高度的警惕，也有着深刻的认识。唐太宗曾说：“民之所以为盗者，由赋繁役重，官吏贪求，饥寒切身，故不暇顾廉耻耳。朕当去奢省费，轻徭薄赋，选用廉吏，使民衣食有余，则自不为盗，安用重法邪！”（《资治通鉴》）在这个思想的指导下，经过几年的实践，就出现了“海内升平，路不拾遗，外户不闭，商旅野宿焉”的大治局面。而上述施政措施的背后，体现的正是贞观君臣以存养百姓为中心的“为君之道”和以不夺农时为中心的“安人之道”。
？笏 要把国家治理好，关键是要把老百姓的生活安顿好
最为关键的一点，就是关心民生疾苦，心中装着老百姓。贞观二年，关中地区发生了严重的旱灾，接着就是蝗灾。夏日的一天，唐太宗来到皇城的御苑中，发现了蝗虫，顺手就抓起了几只，拿在手上，用咒语般的话谴责起蝗虫来：“民以谷为命，而汝食之，宁食吾之肺肠。”说完，他举手就要把蝗虫往嘴里送。左右的大臣赶紧劝阻，说：“这些个脏东西，吃了会得病啊。”唐太宗说：“朕为民受灾，何疾之避！”于是把这几只蝗虫都吞吃了。《资治通鉴》记载这件事情的结果是，“是岁，蝗不为灾”。与其说唐太宗的真诚感动了上苍，不如说是感动了天下百姓，提高了灾区人民减灾抗灾的积极性和战胜灾害的自信心。
唐太宗关心民生的具体措施，白居易《七德舞》诗中概括为“亡卒遗骸散帛收，饥人卖子分金赎”。贞观二年，当唐太宗得知关中地区由于旱灾导致百姓有卖儿卖女的情况后，对身边的侍臣说：“水旱不调，皆为人君失德。朕德之不修，天当责朕，百姓何罪，而多遭困穷！闻有鬻男女者，朕甚愍焉。”（《贞观政要》卷六《仁恻》）于是，他派遣御史大夫杜淹到关中各地去巡视检查，发现被卖的孩子，就从国库出钱把他们赎回，还其父母。唐太宗敢于把造成自然灾害的责任揽到自己身上，勇于承担责任，而不是怨天尤人，而且采取果断措施，“出御府金宝赎之”。
《资治通鉴》卷一九二记载，由于连续的自然灾害，唐太宗在贞观二年三月下了一道大赦诏，诏书里说：“若使年谷丰稔，天下乂安，移灾朕身，以存万国，是所愿也，甘心无吝。”四月又下诏，针对“隋末乱离，因之饥馑，暴骸满野，伤人心目”的状况，下令各级官府出资，把散落在荒野的尸骸进行收葬。《七德舞》中还写到了“死囚四百来归狱，怨女三千放出宫”，说的是唐太宗能够“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
曝尸荒野的也许是无名的阵亡士卒，或者还是来自曾经敌对的阵营；卖儿卖女的无疑是普通的贫寒百姓。但是，唐太宗没有忽略他们，他们也是人，值得同样地加以怜惜和尊重。尊重生命，顺遂人性，是唐太宗君臣治国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唐太宗之所以能够做到如此关心民生疾苦，是因为贞观君臣都有强烈的求治理想，他们在治国理论上也进行了深刻的探讨。
贞观二年，正是贞观君臣讨论“安民之道”最为集中的一段时期，他们从理论上认识到，要使皇位稳固，要把国家治理好，关键是要把老百姓的生活安顿好。
？笏 抑制豪强和权贵，惩治贪官污吏
唐太宗对于享受特权的阶层有着特别的警惕，他之所以取年号为“贞观”，就是要示天下以公抑制豪强和权贵，惩治贪官污吏。《贞观政要》在解释唐太宗之所以能够深得民心、能够迅速开创贞观之治的原因时，特别强调了唐太宗抑制豪强的措施与效果，“深恶官吏贪浊，有枉法受财者，必无赦免。在京流外有犯赃者，皆遣执奏，随其所犯，置以重法。由是官吏多自清谨。制驭王公、妃主之家，大姓豪猾之伍，皆畏威屏迹，无敢侵欺细人。”
唐太宗對于贪官污吏的深恶痛绝，有时甚至表现得非常激进。据《资治通鉴》记载，武德九年底，即位不久的唐太宗深为朝廷之中一些低级的小吏受贿成风而苦恼，一时没有想到什么好的对策，情急之下竟想出“钓鱼执法”这一招，暗中派人去向中央各部门的办事人员行贿。尚书省刑部的司门司有一个令史中招，接受了一匹绢。唐太宗决定严惩，杀之以应人望。民部尚书裴矩觉得不妥，进谏道：“为吏受赂，罪诚当死；但陛下使人遗之而受，乃陷人于法也，恐非所谓‘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唐太宗也认识到“钓鱼执法”的危害，没有处死司门令史，但是他严厉打击贪污受贿的决心却显露无遗。
贞观三年，唐太宗做秦王时的幕僚、濮州刺史庞相寿因为贪污而被免官。庞相寿找到唐太宗，唐太宗出于对部下的个人感情，决定法外开恩，留住他的官职。但是，魏徵进谏说：“秦府左右，中外甚多，恐人人皆恃恩私，是使为善者惧。”如果秦王府的幕僚都通过与皇帝的个人关系而获得法外之恩，将使那些正直善良的官员感到害怕和心寒。唐太宗在此提醒下，认识到自己的过失，对庞相寿说：“我昔为秦王，乃一府之主；今居大位，乃四海之主，不得独私故人。大臣所执如是，朕何敢违！”（《资治通鉴》）他赐给庞相寿一些绢帛，却依法免去了其官职。
贞观六年，右卫将军陈万福贪小便宜，在扈从皇帝从九成宫赴京的途中，违法多取了管理驿站人家的几石麸皮。唐太宗知道此事后，决定羞辱他一下，将这些麸皮赐给他，“令自负出以耻之”（《贞观政要·贪鄙》），就是让他背着这些麸皮随行，好叫他长记性。
唐太宗对于享受特权的阶层有着特别的警惕。《资治通鉴》记载，武德九年，唐太宗对于唐高祖大封宗室为王的政策进行了调整，将数十位宗室郡王皆降为县公，唯有功者数人不降。他的理由是，“朕为天子，所以养百姓也，岂可劳百姓以养己之宗族乎！”毕竟那么多的郡王是一个庞大的特权集团，“爵命既崇，多给力役，恐非示天下以至公也”。
唐太宗之所以取年号为“贞观”，就是要示天下以公。只有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严惩贪官污吏，才能真正赢得民心。
？笏严守法度，树立政权的公信力
所以他《资治通鉴》记载，武德九年，唐太宗听从封德彝的建议，下令将那些未满十八岁的身体强壮的男子征点为兵。而按照制度规定，只有年满十八岁的中男和二十二岁以上的丁男才能被征点为兵。负责在门下省签署皇帝诏敕的魏徵，根据制度规定拒绝签署这份敕令，多次将中书省起草好的诏敕退回。唐太宗很生气，召见魏徵，加以指责说：“中男壮大者，乃奸民诈妄以避征役，取之何害，而卿固执至此！”意思是说，那些个身强体壮的青年男子，虽然户籍上登记的年龄还没有到十八岁，但那是他们为了逃避征役而故意隐瞒年龄，是典型的奸诈之民。
魏徵搬出了唐太宗自己的话，陛下常常说要“以诚信御天下，欲使臣民皆无欺诈”，可是这即位没多久，陛下就已经多次失信了。唐太宗惊愕不已，忙问：“朕何为失信？”魏徵说，陛下刚即位的时候下过一道诏令，宣布凡是拖欠了官府钱物的，全部加以免除。但是在实际执行之中，拖欠了陛下过去秦王府钱物的，都被继续追缴。陛下从秦王做到天子，难道秦王府的钱物就不应在免除之内吗？这是第一个失信于民的方面。第二，陛下曾经下令，关中免二年租调，关外则免一年。命令发布之后，又有规定说“已役已输者，以来年为始”。官府原本已经将征收上来的租调钱物退还给百姓，但根据后来的规定，当年已经征收过的就不要免了，于是地方官府又把退还之物再次征回。这种朝令夕改的做法，令老百姓徒增折腾而不能真正享受到政策的实惠。既然陛下有意要减免百姓的赋税徭役，为什么还要继续征点十八岁以下的中男为兵呢？再说，陛下强调过，“所与共治天下者，在于守宰”，作为地方长官的刺史、县令，是陛下赖以治理地方的、无可替代的力量，平时对于户籍、丁口的检查全都由他们负责，而到征点兵士的时候，却怀疑这些地方官有所隐瞒欺诈，这怎么符合陛下以诚信治天下的理念呢？
在事实面前，唐太宗欣然接受了魏徵的意见，决定放弃初衷，停止征点中男为兵。唐太宗因此深刻反省：“夫号令不信，则民不知所从，天下何由而治乎？朕过深矣！”
唐太宗曾说，“法者非朕一人之法，乃天下之法”（《贞观政要·公平》），所以他能够听进魏徵的意见，使自己的政策符合制度的规定。他要求国家的政策要以法令为依据，而不能取决于皇帝的一时喜怒和片言只语。从皇帝到各级官员都要坚守法令，否则就会导致社稷倾危。
从隋末动荡中走来的贞观君臣，对于如何防止社会矛盾的激化，怀着高度的警惕，也有着深刻的认识。唐太宗曾说：“民之所以为盗者，由赋繁役重，官吏贪求，饥寒切身，故不暇顾廉耻耳。朕当去奢省费，轻徭薄赋，选用廉吏，使民衣食有余，则自不为盗，安用重法邪！”（《资治通鉴》）在这个思想的指导下，经过几年的实践，就出现了“海内升平，路不拾遗，外户不闭，商旅野宿焉”的大治局面。而上述施政措施的背后，体现的正是贞观君臣以存养百姓为中心的“为君之道”和以不夺农时为中心的“安人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