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乾隆八年，乾隆帝考选御史，试以时务策。杭世骏在策文中抨击了乾隆帝“内满外汉”的用人政策，获罪罢官。杭世骏官卑职微，却敢用犀利的语言抨击清代的满汉政策，这在乾隆朝是极其罕见的。本文认为杭世骏案发生的根源在于，乾隆初期推行扩大八旗仕途的政策激化了满汉臣工间的政治矛盾。
[关键词]杭世骏，乾隆，八旗仕途
[中图分类号]K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07)08－0027-04
乾隆帝继位之初，为获取统治信息，频下求言之诏。为求得马周、阳城式的谏臣，乾隆七年(1742年)三月初八，乾隆帝令大学士、九卿、地方督抚傈荐言官。具体要求是“其人有骨鲠之气、质朴之风，而复明通内外政治者”。乾隆八年二月初八，被保荐的人员以时务策在京参加御史选拔考试。时任翰林院编修的杭世骏，在策文中对乾隆帝的用人政策进行了尖锐的批评。杭世骏的策文表明他完全符合此次考试的选拔标准，但戆直的谏言还是令乾隆帝不能容忍。经部议，杭世骏被罢官。杭世骏罢官案引发的思考，如皇权对臣工话语权的压制以及士人群体与朝廷的离合已有专文论述。但对于杭世骏策文案发生的原因及满汉冲突的政治背景目前尚缺乏深入的研究，本文则试图对此进行讨论。
一
杭世骏策当时条陈四事，但策文原件已不可见。在乾隆帝事后颁发的谕旨中，只可见策文的部分内容：
昨因考选御史，试以时务策。杭世骏策称，意见不可先设，畛域不可太分。满洲才贤虽多，较之汉人，仅什之三四。天下巡抚，尚满汉参半，总督则汉人无一焉。何内满而外汉也。三江两浙，天下人才渊薮。边隅之士，间出者无几。今则果于用边省之人，不计其才，不计其操履，不计其资俸。而十年不调者，皆江浙之人，岂非有意见畛域等语。
杭世骏认为乾隆帝在用人上存在满汉之别，奉行“内满外汉”的政策；在地域上，则有重北轻南的现象。而事实的情况与杭世骏所罗列的论据是有出入的。根据日本学者槽木野宣的统计：
通过表1可以看出：乾隆初期是存在汉人督抚的(如雍正时期提拔的李卫、史贻直，乾隆三年提拔的孙嘉淦等人)，只是所占的比例有缩小的趋势。由表2可知，从中央到地方任重要职官的汉人也多来自江苏、浙江等地。雍正九年(1731年)至乾隆六年(1741年)的10年间，任重要职官的汉人，来自江浙地区的有9人，接近汉人总数的一半。因而，杭世骏在策文中诸如“总督则汉人无一焉”，“而十年不调者，皆江浙之人”的言论是有失偏颇的。针对杭世骏策文中反映出的不满情绪，乾隆帝也强调了自己的用人政策，即“用人之际，南人多而间用北人，北人多而又间用南人；督抚之中，有时满多于汉，或有时汉又多于满，唯其才，不唯其地，亦因其地，复量其才”；“国家选举人才，量能器使，随时制宜，自古立贤无方，乃帝王用人之要道，满汉远迩，皆朕臣工联为一体，朕从无歧视”。既然杭世骏的策文内容有臆测成分，既然乾隆帝一再声称视满汉臣工为一体，那么杭世骏痛斥满汉不平的动力来自何方?在乾隆初期，满汉臣工的政治环境又如何呢?
二
杭世骏(1696—1772年)，字大宗、号堇浦，又号秦亭老民，浙江省仁和县(今浙江杭州市)人。乾隆元年十月召试博学鸿词，杭世骏以一甲第五名授编修，曾校勘武英殿十三经、二十四史，纂修三礼义疏。杭世骏是因才华而被选用，但在个性上却“负盛气精，悍不可下人，与人论议必推案交诟乃已”。就连大名鼎鼎的学者方苞，杭世骏“独侃侃与辨，方(苞)逊避之”。杭世骏个性耿直、恃才傲物，因而他敢于向皇帝舍命直谏。杭世骏遭罢黜后，朝野友人赋送别诗。如天津查为仁有诗“致身直是忘新进，得罪终蒙宥小臣”沈德潜也称“邻翁既雨谈墙筑，新妇初婚议灶炊”。诗中纷纷指出燥进和直率是杭世骏遭贬的主要原因。杭世骏的性格决定了他能舍弃自己之祸福，“言其所当言”，这也是中国古代士人追求的一种精神。正如应沣在杭世骏墓志铭中也称“圣朝无阙失，奚赖书生喋喋为然”。
乾隆初年的政治氛围以及乾隆帝对言官的鼓励态度，也为杭世骏在策文中直抒胸臆提供了背景。乾隆帝继位伊始，即提出新的执政思想，即：“治天下道，贵得其中”。这是中国典型的儒家治世思想，反映了汉文化对高宗影响颇深。此执政理念的提出，也源于乾隆帝对康雍两朝政治得失的总结。在他看来，康熙时期推行的休养生息的政策，长久以来，失之于宽；而雍正时推行整饬纲纪的政策，又失之严苛。因此，理想的治国方略应是“宽则纠之以猛，猛则济之以宽”，宽猛变化皆根据实际的需要。在君臣关系上，年轻的乾隆帝认为“朕主于宽，而诸王大臣严明振作，以辅朕之宽”。在此前提下，君臣奋勉，以期在国家治理过程中“刚柔相济，不竞不铼。以臻平康正直之治”。由于统治思想的变化，乾隆初期朝野的政治氛围开始呈现宽松的特点。加之缺乏统治经验，乾隆帝鼓励臣工进言，以期弥补国家治理的缺失。在此背景下，对于一些御史“支离乖谬”的建言，乾隆皇帝也采取了宽容的态度。如乾隆二年三月，御史谢济世陈奏复用有罪之人、官员守制、监生不准考职等问题，乾隆帝认为“前后语言，诞妄支离，本应交部严加议处，以为妄行参奏者戒。但朕念切求言，岂因一昏愚无知之谢济世，遂阻进言之路，故宽免交部”。又乾隆四年八月，御史张湄陈奏“皇上开言路于上，而诸大臣塞言路于下”，“臣工奏疏，伏愿宸衷乾断之请”等建议，致使乾隆帝异常反感，并斥责“张湄为此狂瞽之奏显系比附傅为貯而熏染方苞造言生事、欺世盗名之恶习”。尽管如此，张湄的妄奏之罪，仍然以言官的身份而从宽免究。乾隆帝以“诚”求言，并倡导“骨鲠謇谔”的进言风气，无疑是在臣工心目中树立了从谏如流的明君形象。在此政治氛围下，科道官员的言行必将有意无意地触及皇权。杭世骏黯然离京说明，臣工的言行如触及了皇帝尊严以及传统的统治观念，那么他们注定在统治集团内被剥离。
三
清入关后，满洲政权为实施对全国的有效统治，在官员使用上一直奉行满汉兼用的方针。尽管满汉臣工在地位上尊卑不同，但在官缺分配上汉官员的晋升是有制度保证的。除中央满汉复职的制度外，在各直省也大量任用汉官员，以便于对汉民的沟通与管理。乾隆初年，八旗生齿日繁，生计问题开始变得突出，要求扩大满员仕途及提高满员福利的奏请此起彼伏。如雍正十三年(1735年)十二月，正蓝旗蒙古副都统布延图奏称，“福建、广东、广西、贵州、云南等省地处极边，界连外国；且山林险阻，苗民杂处，而统兵大员向未补放满洲，请将此五省提督总兵官参用满洲”。又如，乾隆二年九月，御史舒赫德以旗人生计艰难，若管理税务则可沾余润以资养赡为由，“请将各省税务，归并旗员管理”。对于两人的奏请，乾隆帝以其分别满汉、甚无识见为由，予以驳回。但解 决旗人生计问题又是乾隆帝所必须面对的。就政治方面而言，乾隆帝采取了如下措施以扩大八旗仕途。
(一)扩大满员题补京官的范围。如乾隆三年七月，督察院奏称：满科道应升之缺，只有通政司左通政、大理寺少卿、太常寺少卿、太仆寺少卿、鸿胪寺卿等缺。例与各部俸深之郎中较俸补放，时常一岁不能升补一人。因满汉科道官职相等，“请照汉科道每年内升外转之例，以归画一”。经吏部讨论，乾隆帝批准此议案。在扩大满员升补京官的同时，乾隆帝还不断将满员导向地方和基层。
(二)扩大地方、基层补放满员的措施。乾隆二年九月初三，舒赫德奏称“满洲、蒙古郎中，升途稍隘”，要求“应照汉郎中之例，保举道府”。按清制，郎中品级为正五品，很难直接于部院内擢升为侍郎。此前，满郎中只可升用地方之布、按两司。舒赫德的提议经吏部讨论后认为，满郎中保送知府与官阶不相符合，但可与汉司员一同保送道员。将满郎中保举道员，只是序幕的初开。乾隆元年二月二十九御史查拉提出“满洲进士、举人，但挨补小京官，其缺甚少。且先尽进士铨选，举人无补用之期”。经总理事务王大臣会同部臣讨论后，仅是以进士、举人分班选用。满洲科甲人员，尤其是举人的补用问题并没有获得解决。于是，乾隆六年二月初十，乾隆帝降谕旨称，“满汉进士，原属一体。嗣后满洲进士，亦着照依甲第名次，选用知县”，将满汉进士一体选用知县的政策出台后，同年三月，吏部又奏称，满进士选用知县后，“向例选通政司汉字知事、翰林院典簿、詹事府主簿、光禄寺署丞、国子监监丞、博士、典簿等缺，不应兼补，请归满洲蒙古举人选用”。至此，满洲举人、进士的升补问题获得缓解。对于满洲进士补放知县的原因，乾隆帝并不隐讳：“从前满洲之未用府县者，因人数不多，仅足敷京员之用。今教养已及百年，人才数倍于前。登用之途，因而壅滞”。至此，满文员于地方从督抚、藩臬，直至府县官皆可补授。
将满洲武职补用绿营也是乾隆帝扩大八旗仕途措施的重要方面。乾隆元年四月初六，乾隆批准了工部尚书来保之请：将沿边关隘、近京要地，所有副、参、游、都、守一百三十三缺，以七分补用满员，所余三分补用绿旗。最初，满员补用绿营只限于山西、直隶地区。到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自副将至守备补用满员的省份扩大为直隶、山西、陕西、甘肃、四川五省，总计六百四十七缺；其余省份则只补用绿营，共计一千一百七十九缺。满员可与汉员争夺的绿营缺已占到了总缺数的35％。
乾隆帝扩大八旗仕途的过程实质上也就是汉员官缺被挤占的过程。这必将导致满汉臣工矛盾的激化。前文已述及，舒赫德、查拉、来保等人的奏请，推动了八旗官员由中央向地方、基层渗透，这反映了来自满洲臣工的声音。但作为这种官制变化的受害者，汉臣工出于对自身政治利益的保护，也或直接或间接地表达了自己的态度。除杭世骏外，早在乾隆七年十月，给事中杨二酉在条奏中就曾论及满汉畛域的敏感问题，并流露出对满员出任府州县官的反对。由于杨二酉语言委婉，乾隆皇帝只是在上谕中斥责杨二酉条奏“前后自相矛盾，盖彼胸中先有歧视满汉之见，故持论不得其平若此”，并未深究。在满洲官员补放绿营的问题上，由于满洲官员的营私庇护，也导致了问题百出。乾隆四十年(1775年)三月，总兵玛尔清阿奏称东昌营都司多奇纳年力就衰，骑射平常，两耳重听，办事迟滞，并请按原品休致。乾隆帝闻后大怒，其本意为“拣选年力精壮、骑射兼优堪为表率之员”补放，以振作绿营颓风。而庸老满员补放绿营，不但与他的意愿相背，同时也必将败坏绿营风气，进而影响军队的战斗力。在扩大八旗仕途的过程中，这些新问题的出现也是乾隆帝所必须面对的。
由于汉臣工政治地位的低下以及绝对皇权的高压，这使得其维护自身政治利益的声音显得异常微弱。但毋庸置疑的是，旗人仕途的扩大趋势加剧了满汉臣工问的矛盾。由于杭世骏“意见不可先设，畛域不可太分”的声音来自广大汉官员群体的深处。尽管“首崇满洲”与“满汉一体”在政治利益的分配上是不可调和的，但乾隆仍试图弥合满汉臣工间日渐加深的隔阂。乾隆十七年(1752年)十一月初五日，乾隆帝将“满洲司员保送道府之例，著暂行停止”。乾隆二十四年，乾隆帝又意识到在京旗员“每以外任养廉所入较优，往往希冀外补。即此器量褊浅，大非满洲淳朴旧俗，于风尚人心，甚有关系”。于是定制：“嗣后凡八旗外任文武官员调任及丁忧回京者，俱着在原衙门职任及所调之任行走，遇缺即行补用。所有期满补用外任之处，着概行停止。”在平衡满文职在中央与地方任职数量的同时，满汉因制度不公而造成的敌对情绪也需要进行平息。乾隆三十年正月，吏部奏请将各部满郎中与汉郎中一体截取铨选知府。二十四日，乾隆对此提议进行了严厉的批驳。在他看来，“即以现在藩臬而论，满洲并不少于汉人。较之康熙、雍正年间，满洲外用者，有增无减，何转虞壅滞耶?”在谕旨中，乾隆帝称还宣称：“殊不思八旗人数与各省汉人，孰多孰少。顾于铨擢一途，强为衡量，如是而谓之平允，有是理乎?”
在旗人外任武职的问题，乾隆帝也采取了限制措施。如乾隆十七年五月，时任两广总督的阿里衮奏请于旗员内，拣选副将、参将、游击十余员来粤，遇有陆路合适缺出题补。乾隆再次强调对于满洲、绿营从无歧视。并训斥阿里衮存满汉之见，“以满洲总督特请拣发旗员，未免隳绿营之志气，谓有意厚薄其间，于营伍岂能实有裨益?”乾隆三十八年二月二十二日，乾隆帝又批准兵部定例。该定例规定，除直隶、山西、陕西、甘肃、四川五省可补用满员外，“河南、山东、江南、江西、湖广腹地事简及闽、浙、两广、海滨烟瘴等省，概不准其援例请员”。通过上述政策的调整，满汉臣工间政治矛盾有所缓和。
结语
乾隆帝继位之初，在为政尚宽思想的指导下，他积极协调各方利益以巩固自己的政权。乾隆帝推行扩大八旗仕途以解决旗人生计的政策，极大地挤占了汉臣工的晋升之途。随着汉臣工不满情绪的不断积蓄，终于在杭世骏的策文中酣畅淋漓地迸发出来。杭世骏事件尽管不能改变当时汉臣工卑微地位，但毕竟影响到了乾隆帝对满汉臣工任用政策的调整。在乾隆帝广开言路的背景下，杭世骏因言遭罢黜，既反映了乾隆初期的政治环境，也是其独立人格不融于官场的见证。从此，杭世骏两耳不闻朝事，潜心经史。但他“言其所当言”的精神，还是为后人所推崇。以致民间竟将其神话，称其为奇灵童子，谪生人间。杭世骏以横溢之才华，隐没于山野的事例也为乾隆朝满汉冲突的现状作出了注解。
[作者简介]衣长春(1975—)，黑龙江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清史。
[责任编辑：倪金荣]
[关键词]杭世骏，乾隆，八旗仕途
[中图分类号]K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07)08－0027-04
乾隆帝继位之初，为获取统治信息，频下求言之诏。为求得马周、阳城式的谏臣，乾隆七年(1742年)三月初八，乾隆帝令大学士、九卿、地方督抚傈荐言官。具体要求是“其人有骨鲠之气、质朴之风，而复明通内外政治者”。乾隆八年二月初八，被保荐的人员以时务策在京参加御史选拔考试。时任翰林院编修的杭世骏，在策文中对乾隆帝的用人政策进行了尖锐的批评。杭世骏的策文表明他完全符合此次考试的选拔标准，但戆直的谏言还是令乾隆帝不能容忍。经部议，杭世骏被罢官。杭世骏罢官案引发的思考，如皇权对臣工话语权的压制以及士人群体与朝廷的离合已有专文论述。但对于杭世骏策文案发生的原因及满汉冲突的政治背景目前尚缺乏深入的研究，本文则试图对此进行讨论。
一
杭世骏策当时条陈四事，但策文原件已不可见。在乾隆帝事后颁发的谕旨中，只可见策文的部分内容：
昨因考选御史，试以时务策。杭世骏策称，意见不可先设，畛域不可太分。满洲才贤虽多，较之汉人，仅什之三四。天下巡抚，尚满汉参半，总督则汉人无一焉。何内满而外汉也。三江两浙，天下人才渊薮。边隅之士，间出者无几。今则果于用边省之人，不计其才，不计其操履，不计其资俸。而十年不调者，皆江浙之人，岂非有意见畛域等语。
杭世骏认为乾隆帝在用人上存在满汉之别，奉行“内满外汉”的政策；在地域上，则有重北轻南的现象。而事实的情况与杭世骏所罗列的论据是有出入的。根据日本学者槽木野宣的统计：
通过表1可以看出：乾隆初期是存在汉人督抚的(如雍正时期提拔的李卫、史贻直，乾隆三年提拔的孙嘉淦等人)，只是所占的比例有缩小的趋势。由表2可知，从中央到地方任重要职官的汉人也多来自江苏、浙江等地。雍正九年(1731年)至乾隆六年(1741年)的10年间，任重要职官的汉人，来自江浙地区的有9人，接近汉人总数的一半。因而，杭世骏在策文中诸如“总督则汉人无一焉”，“而十年不调者，皆江浙之人”的言论是有失偏颇的。针对杭世骏策文中反映出的不满情绪，乾隆帝也强调了自己的用人政策，即“用人之际，南人多而间用北人，北人多而又间用南人；督抚之中，有时满多于汉，或有时汉又多于满，唯其才，不唯其地，亦因其地，复量其才”；“国家选举人才，量能器使，随时制宜，自古立贤无方，乃帝王用人之要道，满汉远迩，皆朕臣工联为一体，朕从无歧视”。既然杭世骏的策文内容有臆测成分，既然乾隆帝一再声称视满汉臣工为一体，那么杭世骏痛斥满汉不平的动力来自何方?在乾隆初期，满汉臣工的政治环境又如何呢?
二
杭世骏(1696—1772年)，字大宗、号堇浦，又号秦亭老民，浙江省仁和县(今浙江杭州市)人。乾隆元年十月召试博学鸿词，杭世骏以一甲第五名授编修，曾校勘武英殿十三经、二十四史，纂修三礼义疏。杭世骏是因才华而被选用，但在个性上却“负盛气精，悍不可下人，与人论议必推案交诟乃已”。就连大名鼎鼎的学者方苞，杭世骏“独侃侃与辨，方(苞)逊避之”。杭世骏个性耿直、恃才傲物，因而他敢于向皇帝舍命直谏。杭世骏遭罢黜后，朝野友人赋送别诗。如天津查为仁有诗“致身直是忘新进，得罪终蒙宥小臣”沈德潜也称“邻翁既雨谈墙筑，新妇初婚议灶炊”。诗中纷纷指出燥进和直率是杭世骏遭贬的主要原因。杭世骏的性格决定了他能舍弃自己之祸福，“言其所当言”，这也是中国古代士人追求的一种精神。正如应沣在杭世骏墓志铭中也称“圣朝无阙失，奚赖书生喋喋为然”。
乾隆初年的政治氛围以及乾隆帝对言官的鼓励态度，也为杭世骏在策文中直抒胸臆提供了背景。乾隆帝继位伊始，即提出新的执政思想，即：“治天下道，贵得其中”。这是中国典型的儒家治世思想，反映了汉文化对高宗影响颇深。此执政理念的提出，也源于乾隆帝对康雍两朝政治得失的总结。在他看来，康熙时期推行的休养生息的政策，长久以来，失之于宽；而雍正时推行整饬纲纪的政策，又失之严苛。因此，理想的治国方略应是“宽则纠之以猛，猛则济之以宽”，宽猛变化皆根据实际的需要。在君臣关系上，年轻的乾隆帝认为“朕主于宽，而诸王大臣严明振作，以辅朕之宽”。在此前提下，君臣奋勉，以期在国家治理过程中“刚柔相济，不竞不铼。以臻平康正直之治”。由于统治思想的变化，乾隆初期朝野的政治氛围开始呈现宽松的特点。加之缺乏统治经验，乾隆帝鼓励臣工进言，以期弥补国家治理的缺失。在此背景下，对于一些御史“支离乖谬”的建言，乾隆皇帝也采取了宽容的态度。如乾隆二年三月，御史谢济世陈奏复用有罪之人、官员守制、监生不准考职等问题，乾隆帝认为“前后语言，诞妄支离，本应交部严加议处，以为妄行参奏者戒。但朕念切求言，岂因一昏愚无知之谢济世，遂阻进言之路，故宽免交部”。又乾隆四年八月，御史张湄陈奏“皇上开言路于上，而诸大臣塞言路于下”，“臣工奏疏，伏愿宸衷乾断之请”等建议，致使乾隆帝异常反感，并斥责“张湄为此狂瞽之奏显系比附傅为貯而熏染方苞造言生事、欺世盗名之恶习”。尽管如此，张湄的妄奏之罪，仍然以言官的身份而从宽免究。乾隆帝以“诚”求言，并倡导“骨鲠謇谔”的进言风气，无疑是在臣工心目中树立了从谏如流的明君形象。在此政治氛围下，科道官员的言行必将有意无意地触及皇权。杭世骏黯然离京说明，臣工的言行如触及了皇帝尊严以及传统的统治观念，那么他们注定在统治集团内被剥离。
三
清入关后，满洲政权为实施对全国的有效统治，在官员使用上一直奉行满汉兼用的方针。尽管满汉臣工在地位上尊卑不同，但在官缺分配上汉官员的晋升是有制度保证的。除中央满汉复职的制度外，在各直省也大量任用汉官员，以便于对汉民的沟通与管理。乾隆初年，八旗生齿日繁，生计问题开始变得突出，要求扩大满员仕途及提高满员福利的奏请此起彼伏。如雍正十三年(1735年)十二月，正蓝旗蒙古副都统布延图奏称，“福建、广东、广西、贵州、云南等省地处极边，界连外国；且山林险阻，苗民杂处，而统兵大员向未补放满洲，请将此五省提督总兵官参用满洲”。又如，乾隆二年九月，御史舒赫德以旗人生计艰难，若管理税务则可沾余润以资养赡为由，“请将各省税务，归并旗员管理”。对于两人的奏请，乾隆帝以其分别满汉、甚无识见为由，予以驳回。但解 决旗人生计问题又是乾隆帝所必须面对的。就政治方面而言，乾隆帝采取了如下措施以扩大八旗仕途。
(一)扩大满员题补京官的范围。如乾隆三年七月，督察院奏称：满科道应升之缺，只有通政司左通政、大理寺少卿、太常寺少卿、太仆寺少卿、鸿胪寺卿等缺。例与各部俸深之郎中较俸补放，时常一岁不能升补一人。因满汉科道官职相等，“请照汉科道每年内升外转之例，以归画一”。经吏部讨论，乾隆帝批准此议案。在扩大满员升补京官的同时，乾隆帝还不断将满员导向地方和基层。
(二)扩大地方、基层补放满员的措施。乾隆二年九月初三，舒赫德奏称“满洲、蒙古郎中，升途稍隘”，要求“应照汉郎中之例，保举道府”。按清制，郎中品级为正五品，很难直接于部院内擢升为侍郎。此前，满郎中只可升用地方之布、按两司。舒赫德的提议经吏部讨论后认为，满郎中保送知府与官阶不相符合，但可与汉司员一同保送道员。将满郎中保举道员，只是序幕的初开。乾隆元年二月二十九御史查拉提出“满洲进士、举人，但挨补小京官，其缺甚少。且先尽进士铨选，举人无补用之期”。经总理事务王大臣会同部臣讨论后，仅是以进士、举人分班选用。满洲科甲人员，尤其是举人的补用问题并没有获得解决。于是，乾隆六年二月初十，乾隆帝降谕旨称，“满汉进士，原属一体。嗣后满洲进士，亦着照依甲第名次，选用知县”，将满汉进士一体选用知县的政策出台后，同年三月，吏部又奏称，满进士选用知县后，“向例选通政司汉字知事、翰林院典簿、詹事府主簿、光禄寺署丞、国子监监丞、博士、典簿等缺，不应兼补，请归满洲蒙古举人选用”。至此，满洲举人、进士的升补问题获得缓解。对于满洲进士补放知县的原因，乾隆帝并不隐讳：“从前满洲之未用府县者，因人数不多，仅足敷京员之用。今教养已及百年，人才数倍于前。登用之途，因而壅滞”。至此，满文员于地方从督抚、藩臬，直至府县官皆可补授。
将满洲武职补用绿营也是乾隆帝扩大八旗仕途措施的重要方面。乾隆元年四月初六，乾隆批准了工部尚书来保之请：将沿边关隘、近京要地，所有副、参、游、都、守一百三十三缺，以七分补用满员，所余三分补用绿旗。最初，满员补用绿营只限于山西、直隶地区。到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自副将至守备补用满员的省份扩大为直隶、山西、陕西、甘肃、四川五省，总计六百四十七缺；其余省份则只补用绿营，共计一千一百七十九缺。满员可与汉员争夺的绿营缺已占到了总缺数的35％。
乾隆帝扩大八旗仕途的过程实质上也就是汉员官缺被挤占的过程。这必将导致满汉臣工矛盾的激化。前文已述及，舒赫德、查拉、来保等人的奏请，推动了八旗官员由中央向地方、基层渗透，这反映了来自满洲臣工的声音。但作为这种官制变化的受害者，汉臣工出于对自身政治利益的保护，也或直接或间接地表达了自己的态度。除杭世骏外，早在乾隆七年十月，给事中杨二酉在条奏中就曾论及满汉畛域的敏感问题，并流露出对满员出任府州县官的反对。由于杨二酉语言委婉，乾隆皇帝只是在上谕中斥责杨二酉条奏“前后自相矛盾，盖彼胸中先有歧视满汉之见，故持论不得其平若此”，并未深究。在满洲官员补放绿营的问题上，由于满洲官员的营私庇护，也导致了问题百出。乾隆四十年(1775年)三月，总兵玛尔清阿奏称东昌营都司多奇纳年力就衰，骑射平常，两耳重听，办事迟滞，并请按原品休致。乾隆帝闻后大怒，其本意为“拣选年力精壮、骑射兼优堪为表率之员”补放，以振作绿营颓风。而庸老满员补放绿营，不但与他的意愿相背，同时也必将败坏绿营风气，进而影响军队的战斗力。在扩大八旗仕途的过程中，这些新问题的出现也是乾隆帝所必须面对的。
由于汉臣工政治地位的低下以及绝对皇权的高压，这使得其维护自身政治利益的声音显得异常微弱。但毋庸置疑的是，旗人仕途的扩大趋势加剧了满汉臣工问的矛盾。由于杭世骏“意见不可先设，畛域不可太分”的声音来自广大汉官员群体的深处。尽管“首崇满洲”与“满汉一体”在政治利益的分配上是不可调和的，但乾隆仍试图弥合满汉臣工间日渐加深的隔阂。乾隆十七年(1752年)十一月初五日，乾隆帝将“满洲司员保送道府之例，著暂行停止”。乾隆二十四年，乾隆帝又意识到在京旗员“每以外任养廉所入较优，往往希冀外补。即此器量褊浅，大非满洲淳朴旧俗，于风尚人心，甚有关系”。于是定制：“嗣后凡八旗外任文武官员调任及丁忧回京者，俱着在原衙门职任及所调之任行走，遇缺即行补用。所有期满补用外任之处，着概行停止。”在平衡满文职在中央与地方任职数量的同时，满汉因制度不公而造成的敌对情绪也需要进行平息。乾隆三十年正月，吏部奏请将各部满郎中与汉郎中一体截取铨选知府。二十四日，乾隆对此提议进行了严厉的批驳。在他看来，“即以现在藩臬而论，满洲并不少于汉人。较之康熙、雍正年间，满洲外用者，有增无减，何转虞壅滞耶?”在谕旨中，乾隆帝称还宣称：“殊不思八旗人数与各省汉人，孰多孰少。顾于铨擢一途，强为衡量，如是而谓之平允，有是理乎?”
在旗人外任武职的问题，乾隆帝也采取了限制措施。如乾隆十七年五月，时任两广总督的阿里衮奏请于旗员内，拣选副将、参将、游击十余员来粤，遇有陆路合适缺出题补。乾隆再次强调对于满洲、绿营从无歧视。并训斥阿里衮存满汉之见，“以满洲总督特请拣发旗员，未免隳绿营之志气，谓有意厚薄其间，于营伍岂能实有裨益?”乾隆三十八年二月二十二日，乾隆帝又批准兵部定例。该定例规定，除直隶、山西、陕西、甘肃、四川五省可补用满员外，“河南、山东、江南、江西、湖广腹地事简及闽、浙、两广、海滨烟瘴等省，概不准其援例请员”。通过上述政策的调整，满汉臣工间政治矛盾有所缓和。
结语
乾隆帝继位之初，在为政尚宽思想的指导下，他积极协调各方利益以巩固自己的政权。乾隆帝推行扩大八旗仕途以解决旗人生计的政策，极大地挤占了汉臣工的晋升之途。随着汉臣工不满情绪的不断积蓄，终于在杭世骏的策文中酣畅淋漓地迸发出来。杭世骏事件尽管不能改变当时汉臣工卑微地位，但毕竟影响到了乾隆帝对满汉臣工任用政策的调整。在乾隆帝广开言路的背景下，杭世骏因言遭罢黜，既反映了乾隆初期的政治环境，也是其独立人格不融于官场的见证。从此，杭世骏两耳不闻朝事，潜心经史。但他“言其所当言”的精神，还是为后人所推崇。以致民间竟将其神话，称其为奇灵童子，谪生人间。杭世骏以横溢之才华，隐没于山野的事例也为乾隆朝满汉冲突的现状作出了注解。
[作者简介]衣长春(1975—)，黑龙江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清史。
[责任编辑：倪金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