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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公司管理层是践行公司社会责任的关键,如何在股东利益与社会利益两个维度之间维持平衡,公司管理层需要重新进行角色定位,界定负责对象范围。以美国的“经营判断准则”与“其他利害关系人条款”为例,试探讨公司管理层自由裁量权与公司社会责任的關系。为更好履践公司社会责任,亦应通过公司治理结构的调整和立法规制来加以保障。
【关键词】 公司社会责任;管理层;治理结构;自由裁量权;立法规制
一、公司社会责任的缘起
公司在16世纪业已出现,直至1924年美国学者谢尔顿才提出了公司社会责任的概念,公司作为一种营利性团体,因其合理的经营机制蓄积了庞大的经济力量,其作用遍及于经济、文化、政治等各种社会领域。公司在追求极端私利的过程中也带来了极大的负面影响,如经济上的垄断,对自然环境的毁坏,对消费者权利的侵害以及在政治上的一些不当行为,对公司权力进行适当的限制是极其必要。随着公司在规模和力量上的成长,人们已不仅仅期待公司只是为社会带来好的产品和服务,还希冀公司从长远发展出发,为社区、为环境、为教育等作出多方面的贡献。
公司社会责任观念逐渐得到扩展,以至于形成了一种公司行为理论,在这种理论的倡导下,许多人认识到公司与社会具有一种共生的关系:公司与社会的共同繁荣需要公司对社会担负起应有的责任。司社会责任理论在各国诞生且长足发展并在相当程度上达成共识。虽然偶有论者对公司应负社会责任持否定的看法,但中外绝大多数的见解均认为公司应负社会责任,此点应无疑义。
二、公司社会责任对管理层地位和责任之冲击
公司社会责任观念的出现,可谓是对公司管理层地位与责任传统定位的一种挑战。1932年,美国的多德教授与伯尔教授围绕“董事对谁承担义务”展开了一场论战,多德坚持传统的立场,即“商事公司存在的唯一目的是为其股东们赚钱”。伯尔教授则认为,“不仅商事活动要对社会承担责任,而且我们那些控制商事活动的公司经营者们应当自觉自愿地按照这种方式予以经营以实践其责任”。传统理论奉行股东本位主义,认为董事作为股东的受托人,对股东或者作为股东利益体对待的企业负有信义义务,惟一的使命就是为股东谋取利润最大化。
信义义务显然是一种有利于股东的制度安排,其主旨不外乎构建起企业管理者对股东负责,并排除向其他任何人负责的机制。伯尔的论断则是对董事信义义务的扩展,认为企业作出决策是在行使巨大的经济权力,如厂址的选择,工厂的生产条件,是否配备相应的环保设施,生产什么产品等,这些决策对利益相关者都会产生重大的影响,可谓利益攸关。然管理层作出决策之际利益相关者皆不在场且并未征得其同意。由此,公司社会责任的倡导者认为企业的法律观念必须实现全面的更新:企业应被看作是所有利益相关者围绕权益的获取和保护形成的制度网或组织体系,企业管理者应是企业所有利益相关者利益的代表,在作出重大决策时应本着对所有利益相关者高度负责的态度,明确把企业行动的社会效果考虑在内,从而在如何为投资者带来最大经济效益这一“底线”上作出决定。
三、如何践行公司社会责任:公司管理层地位和责任的重塑
1.公司治理结构的调整——董事会主义模式的构建。西方学界将对公司社会责任理论的具体落实方法归类为“公司治理”,是不无道理。公司漠视社会责任的根本原因就是不合理的公司治理结构导致公司和管理层追逐短期效益,不愿为公司的长期效益和竞争力支付社会成本。规范公司治理结构,是保证公司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换取长远生存空间的重要手段。在股东掌握控制权的公司里,当股东利益与其他主体利益发生冲突时,希冀股东放弃自身利益去成全他人利益,无疑是很不现实。
为保证公司社会责任的实现,一个很好的进路就是让公司的董事等管理层来履行,使他们在为公司谋利的同时,还要考虑为社会造福。不难发现,董事会仍然只是由股东构成,作为全体股东的代言人,其行使经营决策必然要为股东谋求利益,董事会也不过是股东会的浓缩和衍生而已。公司的经营行为会影响到众多利害关系人乃至整个社会的利益。决策主体的单一化与行为后果的社会化极不相称的矛盾就要求现代公司更多地强调“治理”,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董事会成员的构成上。
2.公司社会责任的负责对象之范围。公司社会责任的反对者所持的一个强有力的反对理由,即认为公司社会责任的负责对象范围太过宽泛。然若将社会责任划分为法律责任与道德责任,这个问题便会迎刃而解。法律责任是法定化的且以国家强制力作为其履行保障的责任,它是对公司的“硬约束”;道德责任是未经法定化的、由公司自愿履行且以国家强制力以外的其他手段作为其履行保障的责任,它是对公司的“软约束”。对道德责任不必作出限定,对法律责任作出划分是必需的。承担道德责任是公司自治的表现,法律不应予以干预,而是应予以认可和保护。当管理层将道德责任置于首要位阶时,显然会使经营效率降低,股东利益受损,可按违反忠实义务的法律原理予以追究责任,法院可基于合理性原则作出裁判。
3.管理层自由裁量权与公司社会责任。依照美国的公司法律实践,公司履行社会职责实则为了公司的自我利益服务,这是一种长远利益。在判断是否构成一种长期利益时,若作为公司的董事履行了忠实义务,尽到了善良管理人的注意义务,即使将来这种长期利益未能实现,董事也无须对公司承担损害赔偿之责,这种规则在英美法上称为“经营判断准则”。该项规则意在扩大经营者的权限,使其经营富有弹性,保有公司管理层的裁量空间,当然出发点仍是维护股东利益。该规则对于确立与履行公司社会责任具有重要意义,公司从事一项有利于社会的工作,从长远看自然有利于公司的发展,也就得到了相应的回报,如果这种判断正确的话,“经营判断准则”显然可以为董事践行公司社会责任提供依据,并容易得到股东对公司履行社会责任的认可。
自20世纪80年代末至今,美国的大多数州在本州的公司法里面确立了公司社会责任,授权(甚至是强制要求)公司董事在执行职务时,考虑股东以外的人的利益。美国学界通称为“其他利害关系人条款”,美国的“其他利害关系人条款”自诞生之日起就引发诸多争议。基于理论与实践上的种种问题,目前我国立法上不宜引进“其他利害关系人条款”。
4.公司社会责任问题的立法规制。我国新修订的《公司法》第五条第一款规定:“公司从事经营活动,必须遵守法律、行政法规,遵守社会公德、商业道德,诚实守信,接受政府和社会公众的监督,承担社会责任”。这是一个原则性、概括性的规定。在现有的《公司法》框架内,公司第一位责任是服务于股东的利益,作为第二位责任才是对债权人、职工、顾客以及其他方面的责任,这主要是基于考虑中国的基本国情。从私法的角度来看,虽然商法有公法化的趋势,它本身主要还是私法特别法,关注的主要还是私人投资者的利益与效率,太多的强行性责任规定可能会带来国家强制力对公司自治的过分干预,还涉及到立法成本提高的问题。总之,公司社会责任不可能由公司法单枪匹马完成,要注意公司社会责任与其他相关法律的衔接。公司履行社会责任必然使公司涉及到多个领域,公司在这些领域中受到各种相关实体法的调整。当公司主体背离这些实体法的规定,就会受到制裁,受损害的相关利益群体也可以得到救济。
四、结语
公司社会责任理论无疑是对公司作为私法人、营利法人地位的一种矫正,使公司这种纯粹营利法人出现的组织带上了公益性质的色彩,原有的一些制度设计也会与这种公益性不可避免地发生冲突。公司管理层在进行决策时,在考虑公司利益和股东利益的同时,也要考虑其他利害关系人之利益,这基本上属于一种财富的再分配。对公共利益的考虑,必须限定在一定范围内,否则可能面临被政治所利用之虞,当政治权力迎合一般群众对企业积蓄财富的反感时,会成为制裁公司营利性的借口。这显然是违背公司社会责任制度设计的初衷,如何把握公与私的平衡,更多的是政治的问题,也要防止董事打着履行公司社会责任的幌子,实则是为谋取私利,置股东利益与公司利益于不顾,应按违反忠实义务的法律原理追究其责任,弘扬股东利益,也更好地维护公司利益。
参考文献
[1]刘连煜.公司治理与公司社会责任[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8)
[2]刘俊海.公司的社会责任[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43)
【关键词】 公司社会责任;管理层;治理结构;自由裁量权;立法规制
一、公司社会责任的缘起
公司在16世纪业已出现,直至1924年美国学者谢尔顿才提出了公司社会责任的概念,公司作为一种营利性团体,因其合理的经营机制蓄积了庞大的经济力量,其作用遍及于经济、文化、政治等各种社会领域。公司在追求极端私利的过程中也带来了极大的负面影响,如经济上的垄断,对自然环境的毁坏,对消费者权利的侵害以及在政治上的一些不当行为,对公司权力进行适当的限制是极其必要。随着公司在规模和力量上的成长,人们已不仅仅期待公司只是为社会带来好的产品和服务,还希冀公司从长远发展出发,为社区、为环境、为教育等作出多方面的贡献。
公司社会责任观念逐渐得到扩展,以至于形成了一种公司行为理论,在这种理论的倡导下,许多人认识到公司与社会具有一种共生的关系:公司与社会的共同繁荣需要公司对社会担负起应有的责任。司社会责任理论在各国诞生且长足发展并在相当程度上达成共识。虽然偶有论者对公司应负社会责任持否定的看法,但中外绝大多数的见解均认为公司应负社会责任,此点应无疑义。
二、公司社会责任对管理层地位和责任之冲击
公司社会责任观念的出现,可谓是对公司管理层地位与责任传统定位的一种挑战。1932年,美国的多德教授与伯尔教授围绕“董事对谁承担义务”展开了一场论战,多德坚持传统的立场,即“商事公司存在的唯一目的是为其股东们赚钱”。伯尔教授则认为,“不仅商事活动要对社会承担责任,而且我们那些控制商事活动的公司经营者们应当自觉自愿地按照这种方式予以经营以实践其责任”。传统理论奉行股东本位主义,认为董事作为股东的受托人,对股东或者作为股东利益体对待的企业负有信义义务,惟一的使命就是为股东谋取利润最大化。
信义义务显然是一种有利于股东的制度安排,其主旨不外乎构建起企业管理者对股东负责,并排除向其他任何人负责的机制。伯尔的论断则是对董事信义义务的扩展,认为企业作出决策是在行使巨大的经济权力,如厂址的选择,工厂的生产条件,是否配备相应的环保设施,生产什么产品等,这些决策对利益相关者都会产生重大的影响,可谓利益攸关。然管理层作出决策之际利益相关者皆不在场且并未征得其同意。由此,公司社会责任的倡导者认为企业的法律观念必须实现全面的更新:企业应被看作是所有利益相关者围绕权益的获取和保护形成的制度网或组织体系,企业管理者应是企业所有利益相关者利益的代表,在作出重大决策时应本着对所有利益相关者高度负责的态度,明确把企业行动的社会效果考虑在内,从而在如何为投资者带来最大经济效益这一“底线”上作出决定。
三、如何践行公司社会责任:公司管理层地位和责任的重塑
1.公司治理结构的调整——董事会主义模式的构建。西方学界将对公司社会责任理论的具体落实方法归类为“公司治理”,是不无道理。公司漠视社会责任的根本原因就是不合理的公司治理结构导致公司和管理层追逐短期效益,不愿为公司的长期效益和竞争力支付社会成本。规范公司治理结构,是保证公司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换取长远生存空间的重要手段。在股东掌握控制权的公司里,当股东利益与其他主体利益发生冲突时,希冀股东放弃自身利益去成全他人利益,无疑是很不现实。
为保证公司社会责任的实现,一个很好的进路就是让公司的董事等管理层来履行,使他们在为公司谋利的同时,还要考虑为社会造福。不难发现,董事会仍然只是由股东构成,作为全体股东的代言人,其行使经营决策必然要为股东谋求利益,董事会也不过是股东会的浓缩和衍生而已。公司的经营行为会影响到众多利害关系人乃至整个社会的利益。决策主体的单一化与行为后果的社会化极不相称的矛盾就要求现代公司更多地强调“治理”,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董事会成员的构成上。
2.公司社会责任的负责对象之范围。公司社会责任的反对者所持的一个强有力的反对理由,即认为公司社会责任的负责对象范围太过宽泛。然若将社会责任划分为法律责任与道德责任,这个问题便会迎刃而解。法律责任是法定化的且以国家强制力作为其履行保障的责任,它是对公司的“硬约束”;道德责任是未经法定化的、由公司自愿履行且以国家强制力以外的其他手段作为其履行保障的责任,它是对公司的“软约束”。对道德责任不必作出限定,对法律责任作出划分是必需的。承担道德责任是公司自治的表现,法律不应予以干预,而是应予以认可和保护。当管理层将道德责任置于首要位阶时,显然会使经营效率降低,股东利益受损,可按违反忠实义务的法律原理予以追究责任,法院可基于合理性原则作出裁判。
3.管理层自由裁量权与公司社会责任。依照美国的公司法律实践,公司履行社会职责实则为了公司的自我利益服务,这是一种长远利益。在判断是否构成一种长期利益时,若作为公司的董事履行了忠实义务,尽到了善良管理人的注意义务,即使将来这种长期利益未能实现,董事也无须对公司承担损害赔偿之责,这种规则在英美法上称为“经营判断准则”。该项规则意在扩大经营者的权限,使其经营富有弹性,保有公司管理层的裁量空间,当然出发点仍是维护股东利益。该规则对于确立与履行公司社会责任具有重要意义,公司从事一项有利于社会的工作,从长远看自然有利于公司的发展,也就得到了相应的回报,如果这种判断正确的话,“经营判断准则”显然可以为董事践行公司社会责任提供依据,并容易得到股东对公司履行社会责任的认可。
自20世纪80年代末至今,美国的大多数州在本州的公司法里面确立了公司社会责任,授权(甚至是强制要求)公司董事在执行职务时,考虑股东以外的人的利益。美国学界通称为“其他利害关系人条款”,美国的“其他利害关系人条款”自诞生之日起就引发诸多争议。基于理论与实践上的种种问题,目前我国立法上不宜引进“其他利害关系人条款”。
4.公司社会责任问题的立法规制。我国新修订的《公司法》第五条第一款规定:“公司从事经营活动,必须遵守法律、行政法规,遵守社会公德、商业道德,诚实守信,接受政府和社会公众的监督,承担社会责任”。这是一个原则性、概括性的规定。在现有的《公司法》框架内,公司第一位责任是服务于股东的利益,作为第二位责任才是对债权人、职工、顾客以及其他方面的责任,这主要是基于考虑中国的基本国情。从私法的角度来看,虽然商法有公法化的趋势,它本身主要还是私法特别法,关注的主要还是私人投资者的利益与效率,太多的强行性责任规定可能会带来国家强制力对公司自治的过分干预,还涉及到立法成本提高的问题。总之,公司社会责任不可能由公司法单枪匹马完成,要注意公司社会责任与其他相关法律的衔接。公司履行社会责任必然使公司涉及到多个领域,公司在这些领域中受到各种相关实体法的调整。当公司主体背离这些实体法的规定,就会受到制裁,受损害的相关利益群体也可以得到救济。
四、结语
公司社会责任理论无疑是对公司作为私法人、营利法人地位的一种矫正,使公司这种纯粹营利法人出现的组织带上了公益性质的色彩,原有的一些制度设计也会与这种公益性不可避免地发生冲突。公司管理层在进行决策时,在考虑公司利益和股东利益的同时,也要考虑其他利害关系人之利益,这基本上属于一种财富的再分配。对公共利益的考虑,必须限定在一定范围内,否则可能面临被政治所利用之虞,当政治权力迎合一般群众对企业积蓄财富的反感时,会成为制裁公司营利性的借口。这显然是违背公司社会责任制度设计的初衷,如何把握公与私的平衡,更多的是政治的问题,也要防止董事打着履行公司社会责任的幌子,实则是为谋取私利,置股东利益与公司利益于不顾,应按违反忠实义务的法律原理追究其责任,弘扬股东利益,也更好地维护公司利益。
参考文献
[1]刘连煜.公司治理与公司社会责任[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8)
[2]刘俊海.公司的社会责任[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