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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中国现代化的发展过程中,现代化的政治、经济与文化在“城”与“乡”两大社会空间中同时传播开来,形成了“富、强、动、进”的工商业文明与“安、足、静、定”的农业文明的冲突,因而“城”与“乡”所属的文化观念也就处在了时间现代性的“结构——解构”的文化语义编码中,从而带来了“城与乡”的小说“叙事史”与文化“阐释史”。本文将立足文本,从叙事角度分析小说人物的变化以及叙事手法对文本感情表达的影响,据此来解读《极花》。
关键词:叙事学 乡土文化 《极花》
一、胡蝶——从对抗到融入圪梁村
胡蝶,一个一心向往城市生活的人,为了挣钱被拐卖到圪梁村。作为有过城市生活经历的人,在圪梁村的村民看来,她是城市人。小说开篇胡蝶与其说是一个人,不如说是一件物品,她是用钱买来的。随着胡蝶的第一视角,读者和她同时进入一个陌生的村子,生活在那不能跨出门的窑洞里,跟随胡蝶的视线从一扇窗户看胡蝶所能看到的周遭,和她一同想象视线死角之外的环境。每个读者在阅读时都进入圪梁村,与胡蝶一同认识圪梁村。
1.胡蝶与圪梁村的对立
最初的胡蝶对圪梁村是对抗态度,她将村民比作苍蝇、蚂蚁,将自己与村民放在对立面。对于圪梁村,胡蝶无法理解村民的一些做法,直觉荒唐和可笑。谈及拐卖,胡蝶清楚地明白这本身就是犯法的事情,而在圪梁村,拐卖的问题不谈法,只谈合不合理。通过胡蝶与黑亮的对话,黑亮背后的文化观念得以展现,那是一个完全不同于读者所认知的世界。圪梁村的村民形成一个利益共同体,这一群体的对立面是似城市人而非城市人、似农村人又非农村人的胡蝶,这种对立力量的悬殊更突显胡蝶的孤立,也预示着蝴蝶的个人力量不足以对抗圪梁村的吸附力量,最终将被融为这种文化共同体的一部分。
2.胡蝶的被动转变与主动转变
蝴蝶的改变可以说是双重因素影响之下的改变:一是圪梁村环境的无形熏染,即被动转变;二是胡蝶自身心态的不断调整,即主动转变。圪梁村环境的耳濡目染包括黑亮、黑亮爹、老老爷等,在他们的影响下,胡蝶的心态随之改变,从对抗至怀疑自身最终到接受。以胡蝶的被囚禁为例,被拐卖初期,胡蝶被关在窑洞里,囚禁限于外部因素,黑亮爹通过空间的局限与对胡蝶人身自由的限制来实现对人身的绝对控制。进一步的控制则为心理控制,通过强行同房,致使蝴蝶怀孕。怀孕是一个很好的控制手段,圪梁村的男人们深知这个道理,他们都明白,只要有孩子拴着,人就很难逃跑了。最高层次的控制是对象自身在一系列过程中对自我的控制。胡蝶最终也到达了这个自我控制的程度:一是寻星,从老老爷告知她天上一颗星地上一个人之始,她就开始了仰望星空寻星的过程,经历了寻星没有星、思考为什么没有星、期待又恐慌地盼着星出现、两星显现又失望、实则没有星但唯有胡蝶自己能看到星的过程,这一系列过程对应胡蝶的心理变化,即从对抗到自我怀疑,最终自我说服的过程。至此,胡蝶经由圪梁村的外部影响,加之不断的自我怀疑、自我暗示,彻底转变成圪梁村的胡蝶了。
二、圪梁村视角的乡村书写
1.好女人论
黑亮娘是漂亮的女人,性情温顺,县上的一个人评价:好女人一是长得干净,二是性情安静。黑亮娘坚持供奉“天地君亲师”牌位也说明一个好女人应该安分守己,扮演好传统观念里的女性形象就足够了。
老老爷这样说毛驴:这毛驴生小骡子,卖的钱给家里添了辆手扶拖拉机,生下的骡子不认它,但它无怨无悔,从没发过脾气,真是好毛驴。母驴也可看作女性的象征,同黑亮娘一样,女性就是做好本分工作,不要对抗,要服从,符合这样标准的才是好女人。传统文化中好女人的“好”具体体现在顺从、安静、安守本分。
2.传统道德观
老老爷象征着乡村文化中朴实、忠厚、纯良的传统文化,是圪梁村极有威望的乡村先生。
村民经常找老老爷起名,老老爷起的名有:忠智——狗蛋,马德有——猴子,仁照——拴牢等。名字反映着传统文化中所推崇的品德,但现实情况是村民仍然互相喊着小名,这些大名只是一种形式而已。
在彩花绳一章,老老爷编织了很多彩花绳,村民领了之后还余下很多,这一细节也说明时过境迁。一方面,村子里的人少了;另一方面,一些村民不再坚守彩花绳的传统,不再领取彩花绳了。
老老爷在坚守传统的路上是落寞的,他所代表的传统信仰也不断被挑战。这些挑战有来自蝴蝶代表的城市文化的挑战,有来自同样处在乡村中的普通村民的挑战,也有来自代表权力的村长的挑战。老老爷这种传统文化坚守者的群体范围日渐缩小,受所处时代环境的挤压,他们尽力通过各种细微处的坚持和努力希望可以讓乡土文化蕴含的传统精神传承下去。
3.乡村文化共同体
文化共同体,即在同一核心价值观念的约束和引导下,拥有共同的文化记忆,接受大致相同的文化理念,拥有共同的文化精神生活的相对稳定的社会群体。圪梁村,现代化程度较低,村落较为封闭,传统观念厚重,村民保有个人利益尺度的同时,一旦其他村民的利益受到来自村落外部的挑战,整个村落便自发联合共同保护既得利益。这种自发意识在圪梁村的男人们身上尤为明显,主要表现在与胡蝶产生了三次主要冲突。
第一次冲突是蝴蝶逃跑;第二次冲突是村民帮助黑亮和胡蝶同房;第三次冲突是胡蝶被解救,全村人对抗解救人员,阻止胡蝶被救。圪梁村有着自己的生态环境,有一套独立的价值体系,在这套体系里,旁人不能试图去扭转,也无力扭转。
三、贾平凹对乡村的情感偏向性书写
读罢《极花》,很多读者会陷入一个纠结的状态,是现代理性与传统伦理的纠结。这个状态既是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命运的走向带来的,同时也是在这背后贾平凹想表现的现实问题所引发的深思带来的。出身农村,贾平凹对农村的发展深切关注,他对农村的情感毋庸置疑是深厚的。从《极花》的叙事手法可以看出贾平凹对乡村的偏向性书写,这种情感偏向也引导着读者的阅读体验。 胡蝶是被拐卖妇女,从法律和道德角度考虑,胡蝶应该是被同情的一方,而黑亮家应该是被指责的一方,但在阅读《极花》的过程中,读者很容易同情黑亮等人,是非分明的立场会被动摇,这一感情的细微变化即是通过各种细节描写来发挥影响。比如在日常生活中,作者着重描写了黑亮对胡蝶的爱护,这使读者感知到黑亮是一个真实并富有情感的人,而不仅仅是拐卖妇女的恶人。
除了黑亮,对于黑亮爹的很多细节描写也同样转移和分散了读者的情感。这些描写冲淡了读者对黑亮家的批判态度,很容易使读者对买卖妇女的人的抵抗情绪减弱,从而陷入一种同情又纠结的境地:胡蝶是该回到城市,还是留在圪梁村?读罢小说后,我们已经不能简单地认为最好的结局是“被拐卖就应该被解救回原来的地方”,或许针对故事本身,我们开始认同贾平凹的看法:如果城市让胡蝶无所适从,屹梁村的人情风物或可给予她安慰。
贾平凹是农村的儿子,一直心系乡村的发展问题。在后记中,他感叹现在的农村会不会就是中国最后的农村。《极花》与其之前作品相比,细节描写明显占很多篇幅。一直通过作品表现乡土文化的贾平凹说道:“也许未来,我的作品也成为一种记录,记录将来也许消失的一种文化。”贾平凹心中的乡村不是具象的圪梁村的形象,而是隐含在圪梁村背后那些真正让人怀念的乡土氛围,他正试图用自己的作品来留住记忆中的乡土情怀。
四、结语
《极花》看似叙述一个拐卖事件,实则讨论最后的乡土和农民如何在当下生存的故事,是贾平凹对城乡关系的关注。关于拐卖事件,抛开引起争议的法律问题和女权主义的质疑,贾平凹针对乡村的发展势态说:“这何尝不是一个年代的故事。”胡蝶身上所赋予的无归属感和茫然,也许是贾平凹对现代化发展过程中乡村未来道路的忧虑心情。
胡蝶的未来在哪里,圪梁村的未来在哪里,乡土文化的未来又在哪里?贾平凹在文中并没有给出一个答案,作品呈现出一个两难的境况。也许如贾平凹所说:“一些问题由来已久,很深重,覆盖面很广,但总会有合适的人和政策以及时机,去真正解决它们。”
参考文献:
[1] 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
[2] 毛亚楠,贾平凹.《极花》不仅仅是拐卖和解救的故事[J].方圆,2016(6).
[3] 贾平凹,黄平.贾平凹与新时期文学三十年[J].南方文坛,2007(6).
[4] 唐伟.恶之花结出强扭的瓜——评贾平凹的《极花》[J].艺术评论,2016(6).
[5] 何平.中国最后的农村——《极花》论[J].文学评论,2016(3).
[6] 韩鲁华.写出乡村背后的隐痛——《极花》阅读札记[J].当代作家评论,2016(3).
作 者:刘洁,宁波大学人文與传媒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文艺与新传媒。
编 辑:赵 斌 E-mail:948746558@qq.com
关键词:叙事学 乡土文化 《极花》
一、胡蝶——从对抗到融入圪梁村
胡蝶,一个一心向往城市生活的人,为了挣钱被拐卖到圪梁村。作为有过城市生活经历的人,在圪梁村的村民看来,她是城市人。小说开篇胡蝶与其说是一个人,不如说是一件物品,她是用钱买来的。随着胡蝶的第一视角,读者和她同时进入一个陌生的村子,生活在那不能跨出门的窑洞里,跟随胡蝶的视线从一扇窗户看胡蝶所能看到的周遭,和她一同想象视线死角之外的环境。每个读者在阅读时都进入圪梁村,与胡蝶一同认识圪梁村。
1.胡蝶与圪梁村的对立
最初的胡蝶对圪梁村是对抗态度,她将村民比作苍蝇、蚂蚁,将自己与村民放在对立面。对于圪梁村,胡蝶无法理解村民的一些做法,直觉荒唐和可笑。谈及拐卖,胡蝶清楚地明白这本身就是犯法的事情,而在圪梁村,拐卖的问题不谈法,只谈合不合理。通过胡蝶与黑亮的对话,黑亮背后的文化观念得以展现,那是一个完全不同于读者所认知的世界。圪梁村的村民形成一个利益共同体,这一群体的对立面是似城市人而非城市人、似农村人又非农村人的胡蝶,这种对立力量的悬殊更突显胡蝶的孤立,也预示着蝴蝶的个人力量不足以对抗圪梁村的吸附力量,最终将被融为这种文化共同体的一部分。
2.胡蝶的被动转变与主动转变
蝴蝶的改变可以说是双重因素影响之下的改变:一是圪梁村环境的无形熏染,即被动转变;二是胡蝶自身心态的不断调整,即主动转变。圪梁村环境的耳濡目染包括黑亮、黑亮爹、老老爷等,在他们的影响下,胡蝶的心态随之改变,从对抗至怀疑自身最终到接受。以胡蝶的被囚禁为例,被拐卖初期,胡蝶被关在窑洞里,囚禁限于外部因素,黑亮爹通过空间的局限与对胡蝶人身自由的限制来实现对人身的绝对控制。进一步的控制则为心理控制,通过强行同房,致使蝴蝶怀孕。怀孕是一个很好的控制手段,圪梁村的男人们深知这个道理,他们都明白,只要有孩子拴着,人就很难逃跑了。最高层次的控制是对象自身在一系列过程中对自我的控制。胡蝶最终也到达了这个自我控制的程度:一是寻星,从老老爷告知她天上一颗星地上一个人之始,她就开始了仰望星空寻星的过程,经历了寻星没有星、思考为什么没有星、期待又恐慌地盼着星出现、两星显现又失望、实则没有星但唯有胡蝶自己能看到星的过程,这一系列过程对应胡蝶的心理变化,即从对抗到自我怀疑,最终自我说服的过程。至此,胡蝶经由圪梁村的外部影响,加之不断的自我怀疑、自我暗示,彻底转变成圪梁村的胡蝶了。
二、圪梁村视角的乡村书写
1.好女人论
黑亮娘是漂亮的女人,性情温顺,县上的一个人评价:好女人一是长得干净,二是性情安静。黑亮娘坚持供奉“天地君亲师”牌位也说明一个好女人应该安分守己,扮演好传统观念里的女性形象就足够了。
老老爷这样说毛驴:这毛驴生小骡子,卖的钱给家里添了辆手扶拖拉机,生下的骡子不认它,但它无怨无悔,从没发过脾气,真是好毛驴。母驴也可看作女性的象征,同黑亮娘一样,女性就是做好本分工作,不要对抗,要服从,符合这样标准的才是好女人。传统文化中好女人的“好”具体体现在顺从、安静、安守本分。
2.传统道德观
老老爷象征着乡村文化中朴实、忠厚、纯良的传统文化,是圪梁村极有威望的乡村先生。
村民经常找老老爷起名,老老爷起的名有:忠智——狗蛋,马德有——猴子,仁照——拴牢等。名字反映着传统文化中所推崇的品德,但现实情况是村民仍然互相喊着小名,这些大名只是一种形式而已。
在彩花绳一章,老老爷编织了很多彩花绳,村民领了之后还余下很多,这一细节也说明时过境迁。一方面,村子里的人少了;另一方面,一些村民不再坚守彩花绳的传统,不再领取彩花绳了。
老老爷在坚守传统的路上是落寞的,他所代表的传统信仰也不断被挑战。这些挑战有来自蝴蝶代表的城市文化的挑战,有来自同样处在乡村中的普通村民的挑战,也有来自代表权力的村长的挑战。老老爷这种传统文化坚守者的群体范围日渐缩小,受所处时代环境的挤压,他们尽力通过各种细微处的坚持和努力希望可以讓乡土文化蕴含的传统精神传承下去。
3.乡村文化共同体
文化共同体,即在同一核心价值观念的约束和引导下,拥有共同的文化记忆,接受大致相同的文化理念,拥有共同的文化精神生活的相对稳定的社会群体。圪梁村,现代化程度较低,村落较为封闭,传统观念厚重,村民保有个人利益尺度的同时,一旦其他村民的利益受到来自村落外部的挑战,整个村落便自发联合共同保护既得利益。这种自发意识在圪梁村的男人们身上尤为明显,主要表现在与胡蝶产生了三次主要冲突。
第一次冲突是蝴蝶逃跑;第二次冲突是村民帮助黑亮和胡蝶同房;第三次冲突是胡蝶被解救,全村人对抗解救人员,阻止胡蝶被救。圪梁村有着自己的生态环境,有一套独立的价值体系,在这套体系里,旁人不能试图去扭转,也无力扭转。
三、贾平凹对乡村的情感偏向性书写
读罢《极花》,很多读者会陷入一个纠结的状态,是现代理性与传统伦理的纠结。这个状态既是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命运的走向带来的,同时也是在这背后贾平凹想表现的现实问题所引发的深思带来的。出身农村,贾平凹对农村的发展深切关注,他对农村的情感毋庸置疑是深厚的。从《极花》的叙事手法可以看出贾平凹对乡村的偏向性书写,这种情感偏向也引导着读者的阅读体验。 胡蝶是被拐卖妇女,从法律和道德角度考虑,胡蝶应该是被同情的一方,而黑亮家应该是被指责的一方,但在阅读《极花》的过程中,读者很容易同情黑亮等人,是非分明的立场会被动摇,这一感情的细微变化即是通过各种细节描写来发挥影响。比如在日常生活中,作者着重描写了黑亮对胡蝶的爱护,这使读者感知到黑亮是一个真实并富有情感的人,而不仅仅是拐卖妇女的恶人。
除了黑亮,对于黑亮爹的很多细节描写也同样转移和分散了读者的情感。这些描写冲淡了读者对黑亮家的批判态度,很容易使读者对买卖妇女的人的抵抗情绪减弱,从而陷入一种同情又纠结的境地:胡蝶是该回到城市,还是留在圪梁村?读罢小说后,我们已经不能简单地认为最好的结局是“被拐卖就应该被解救回原来的地方”,或许针对故事本身,我们开始认同贾平凹的看法:如果城市让胡蝶无所适从,屹梁村的人情风物或可给予她安慰。
贾平凹是农村的儿子,一直心系乡村的发展问题。在后记中,他感叹现在的农村会不会就是中国最后的农村。《极花》与其之前作品相比,细节描写明显占很多篇幅。一直通过作品表现乡土文化的贾平凹说道:“也许未来,我的作品也成为一种记录,记录将来也许消失的一种文化。”贾平凹心中的乡村不是具象的圪梁村的形象,而是隐含在圪梁村背后那些真正让人怀念的乡土氛围,他正试图用自己的作品来留住记忆中的乡土情怀。
四、结语
《极花》看似叙述一个拐卖事件,实则讨论最后的乡土和农民如何在当下生存的故事,是贾平凹对城乡关系的关注。关于拐卖事件,抛开引起争议的法律问题和女权主义的质疑,贾平凹针对乡村的发展势态说:“这何尝不是一个年代的故事。”胡蝶身上所赋予的无归属感和茫然,也许是贾平凹对现代化发展过程中乡村未来道路的忧虑心情。
胡蝶的未来在哪里,圪梁村的未来在哪里,乡土文化的未来又在哪里?贾平凹在文中并没有给出一个答案,作品呈现出一个两难的境况。也许如贾平凹所说:“一些问题由来已久,很深重,覆盖面很广,但总会有合适的人和政策以及时机,去真正解决它们。”
参考文献:
[1] 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
[2] 毛亚楠,贾平凹.《极花》不仅仅是拐卖和解救的故事[J].方圆,2016(6).
[3] 贾平凹,黄平.贾平凹与新时期文学三十年[J].南方文坛,2007(6).
[4] 唐伟.恶之花结出强扭的瓜——评贾平凹的《极花》[J].艺术评论,2016(6).
[5] 何平.中国最后的农村——《极花》论[J].文学评论,2016(3).
[6] 韩鲁华.写出乡村背后的隐痛——《极花》阅读札记[J].当代作家评论,2016(3).
作 者:刘洁,宁波大学人文與传媒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文艺与新传媒。
编 辑:赵 斌 E-mail:948746558@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