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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杜威作为现代教育的代表,在《民主主义与教育》中指出的三种错误教育思想对于衡量教育的发展具有重要指导意义。本文通过这三个标准对儿童读经运动进行分析,指出儿童读经运动违背了现代教育——儿童本位、教育生活在当下的理念,同时违背了儿童的身心发展规律,抹杀了儿童创造性的发展,是逆势之为,阻碍了中国教育现代化的发展。
关键词: 杜威 儿童读经运动 现代教育思想 启示
一、前言
杜威在其《民主主义与教育》中批判了三种教育上的错误思想,即:“第一,不考虑儿童的本能的或先天的能力;第二,不发展儿童应付新情境的首创精神;第三,过于强调训练和其他方法,牺牲个人的理解力,以养成机械的技能。”[1]这三种思想充分体现了杜威的儿童中心观及教育目的论等现代教育思想。同时,它对于判断教育发展方向,衡量教育思想的科学性,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而以这三种思想为标准对儿童读经运动进行比较分析,一方面可补充教育学方向对读经运动的分析,另一方面能让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儿童读经运动。
二、“不考虑儿童的本能的或先天的能力。”
儿童本位已经成为传统教育与现代教育的分水岭。[2]儿童是教育的中心和出发点,也已经是教育的共识。教育儿童必须把儿童当作教育的主体,把儿童当作儿童看,也就是要尊重儿童,了解儿童的生理、心理等特征,进而实施教育。
需要指出的是,儿童并不是没有能力,也不是比成人的能力少或者弱,而只是其能力与成人的侧重点不同。儿童的能力集中在发展上,也就是说,儿童有很强的发展能力。然而,成人往往把儿童的未成熟状态只是当作“缺乏”,把儿童的成长看作是用来“填补未成熟的人和成熟的人之间的空缺的东西”。[1]这种倾向促使成人认为儿童的发展方向就是成人期的那种“固定的标准”。于是,成人在教育儿童的过程中,无视自然的本能,不能真正了解儿童的生理、心理等特征,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把一些抽象的“大道理”教给小孩子,这也就产生了一个问题,成人的模板作为一个依据,变成了衡量儿童发展的标准。只要不符合成人的标准就是错误的,于是逐渐忽视了儿童的个性的成长,儿童的发展也就始终局限于成人的观点之中,教育也变成了一种对成人的复制和强制的灌输。
儿童读经运动倡导者不顾儿童的理解力,让儿童从小就背诵那些生硬难懂的文字,还提出“小朋友,跟我读”的“六字真言”。与其说是“六字真言”,倒不如说是儿童被牵着鼻子走。教师成了教育的中心,教师教多少儿童就得学多少,教师教什么儿童就得学什么。儿童时期“正是各种生理器官,以及各种心理官能快速成长的时候,而游戏、涂鸦、幻想、唱歌、跳舞,与大自然接触,与大自然交流,在大自然中感动和接受陶冶,正为儿童提供了成长所需的机会和食粮,这也应该是幼儿期的主要任务”。[3]同时,儿童心理学研究表明,儿童发展的这段时期应着力培养儿童的创造力、想象力及有逻辑的具体思维。而读经倡导者一味地把传统的文字进行传授,让儿童学习,甚至于记诵,使得儿童所学到的知识与生活相隔离,难以从现实生活中找到与所学知识的契合点,即儿童的认知结构与环境得不到重构,阻碍了儿童认知结构的发展。再者,儿童在这个时期处于具体思维的发展阶段,用极其抽象且又古老的文字让儿童学习,会导致儿童的具体思维得不到充分的发展。
显然,儿童读经运动倡导者忽视了儿童的身心发展特点,而根据其自身的目的来为儿童制定其发展计划,抹杀了儿童的天性,违背了当今儿童本位的教育观,更进一步,阻碍了现代教育的发展和转型。
三、“不发展儿童应付新情境的首创精神。”
这句话旨在阐明教育儿童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即儿童的教育是对固定环境的静止的适应还是新情境下的社会经验与儿童经验的结合。
儿童读经倡导者认为,现在社会的道德沦丧都是过多地注重外国文化,忽视中国文化,只注重提高人的科学和理性知识,而忽视了人的道德的培养;当今的大学生都难以读懂古文,这种现象如果持续下去将使得中国传统文化陷入危机。而儿童读经不仅传承了中国传统文化,培养了良好的道德情操,促进了和谐社会的建设,而且提高了儿童的识字率。[4]
从儿童读经倡导者的观点来看,儿童读经可以看作是一个弘扬中华传统文化,解决现代种种问题的良方。我们可以理解读经倡导者对传统文化的危机感。当然从儿童读经运动的发端也可以看出,其倡导者的动机主要仍是传承中国传统文化。但必须提出,他们一开始就在一个基本的问题上出现了错误——因果关系混淆,即当今的问题是当今各种因素造成的,为什么要把这个问题规划到下一代来解决呢?古文不识、道德沦丧的问题,不是幼儿产生的,更不是读经就可以解决的,这一点在历史上也得到了证明。[5]
杜威认为:“教育的目的应该是从儿童的自身经验中自由发展而来,而不应该是外在的名义上的目的。因为那些目的并不是儿童自己的目的,而只是达到成人比较隐蔽的目的的手段。”[1]“从外面强加给活动过程的目的是固定的、呆板的;这种目的不能在特定情境下激发智慧,不过是从外面发出的做这样那样事情的命令。”这种命令促使儿童形成了一种“顺从”的心理,即只要符合成人的标准,按成人的规定来做事就可以了。而当儿童把“顺从”看作是一种目的时,儿童的个性和创造力则被忽视,或被看做“调皮捣蛋或不守纪律的根源”。同时,“又把顺从等同于一律。从而导致青年对新鲜事物缺乏兴趣,对进步表示反感,害怕不确定和未知的事情”。[1]
所以,教育的目的不能是为了将来而准备,也不是为了达到成人的固定的标准,而在于配合儿童发展的能力,在实际生活中由儿童来创造规则,即便和直接教授古代文字所记载的规则一样,但它们却有本质的不同。前者是一种自我生成的,而非外在的强制灌输的,相比之下,自我生成的规则显然更具有生命力和持久性,也更能促进人的发展,而外在的强制灌输则失去了儿童情感的形成过程,单纯的告知在没有情感的渲染下,毫无生气。而当那种强制灌输的外部环境的控制失效时,那种单纯的告知完全可能消失,其短暂性可见一斑。
儿童阶段是创造性成长的最佳时期,如果从小便让他们学习“三纲五常”、“父慈子孝”的传统儒家观念与一些礼仪知识,就一方面强制地控制了他们生活的环境,另一方面,更为关键的是,剥夺了他们的生活,剥夺了他们一种结合环境结合经验的发展能力。在这个阶段,成人拿着远离生活、极其抽象的文字让儿童诵读,使得儿童的发展永远处于古板的、沉湎于空乏的思想之中,因为他们并不能真正理解著作的意义。当这种空乏的思想在脑中形成时,极大地阻碍了儿童创造力的发展。也就是说,空乏的思想在没有理性的指引下,一直都得不到激发,不可能运用于现实生活中,而等到儿童长大成人时,他们所形成的行为习惯也就囿于传统之中,无法形成新的具有独特的个性的生活习惯,更不用说改变社会了。也正是基于这种传统的观念的束缚,人的发展只能在一个空乏的思想框架下周而复演。
由此,儿童读经运动明显违背了现代教育理念。刘晓东教授曾深刻地指出了儿童读经运动的实质,即:“只要成人认为重要,就不分青红皂白地让小孩子死记硬背。”[8]可见,教育目的成为了成人所“预期的未来”,并使这种“预期的未来”与儿童生活在现在,以及生活在现在的种种可能性“割裂”,进而忽视儿童的“后来发展的重要性”,久而久之,我们也就对教育有了这样一个通常的概念:“这种概念忽视教育的社会必要性,不顾教育与影响有意识的生活的一切人类群体的一致性,把教育和传授有关遥远的事物的知识,和通过语言符号即文字传递学问等同起来。”[1]而当这个概念左右着我们的教育时,儿童的内在生成性也就始终屈服于这些外在的文字的教条,具备“应付新情境的首创精神”也只能成为奢侈。
四、“过于强调训练和其他方法,牺牲个人的理解力,以养成机械的技能。”
儿童读经倡导者在批评“填鸭式”教学法的同时也提出了自己的“填牛”方法。究其实质,无非是多了一个“反刍”的设想,其“填”的本质仍没有改变。也就是说,儿童读经只是以记诵为主,训练记忆力,不求甚解,随着年龄的增长、知识阅历的增加,他们会像牛“反刍”一样,逐渐地理解经典著作。事实上,在儿童心理学上已经得到证明:“儿童的记忆是在其自身感知的基础上形成的。”[6]在儿童没有理解的前提下进行“填”经,无疑违背了儿童的身心发展规律。而且,儿童能否“反刍”也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社会发展日新月异,儿童生活的环境发生着巨大的变化,而传统文化不是一剂万能药,包治百病。儿童在没有理解的情况下,没有具体情境的支撑,很难将一种空洞的文字运用到实际生活中,反而使得儿童在现实生活和文字中摇摆不定,给儿童带来种种束缚。同时,单纯的教学,即训练只是在动作、技能等方面产生影响,而对情感很少有影响。情感的缺失,使得机械的训练变得空洞和短暂,无法与现实社会相联系,“反刍”自然也就成为了一种空想。
杜威认为:“要获得事物的观念,并不只是得到一些感觉就够了。要能根据事物在全部行动计划的位置对事物作出反应;要预见到事物的行动对我们有什么趋向和可能的结果,以及我们的行动对事物有什么趋向和可能的结果。”[1]儿童读经在经文上不求甚解,同时在进行礼仪教育时也并没有阐明其中的含义,牺牲了儿童的理解力,导致儿童无法认识到其内在的价值和作用,经文和礼仪也就只停留在现象中。而更为关键的是,道德观念的发展不是靠记诵经典著作就可以获得的,而是在具体的情景中进行分析和行动中掌握的。传统的经典不可能包含着儿童当前生活的环境,而多次的训练,使得传统的文字愈加刻板,进而成为一种教条或制度,而这又直接影响了我们对事物的行动的“预见”,阻碍了儿童思维的拓展。
真正的教育活动,是要使得儿童“养成一定的心理倾向,就是理解事物、事件和动作的一种方法”。[1]这样,儿童主体意识才会带有情感,形成对知识的理解,并通过情感使得知识结合到当前儿童的生活环境中,使得认知结构与环境得到重组,那么事物、事件和动作在情感的渲染下也具有了生命力。而这种生命力的发展极大地提高了儿童独立思维的能力,也丰富了儿童对事物认识的多样性。当一个新的情景出现在儿童生活中时,他便可以“预见”一些可能的趋向和结果,而不是只存在于一种思维下的判断。而这种思维就是读经中灌输的一系列与儿童当前生活相隔甚远的传统文化。
可见,读经运动不仅读不出“反刍”,反而抑制了儿童的思维发展,更使得儿童的情感得不到激发。最终导致儿童在那些空洞的文字和现实生活的二元环境中矛盾地生存着。
五、结语
儿童读经运动发起乃至在全国范围内扩张,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今我们在思考问题的时候难免有些“用陈旧过时的眼光来观察新问题,或是用陈旧过时的推理来解决新问题”的方式。[7]然而,真正解决社会的种种问题不是靠用古老的传统对新时代的儿童进行灌输,而是靠当前的人们在问题面前突破旧有的传统,创造出新的规则。
杜威指出的三种错误教育思想在教育实践方面给了我们深刻的启示。虽然儿童读经倡导者提出了很多操作层面的改进办法,但必须承认,观念上的错误是操作层面上无法弥补的。同时,儿童在成长期无力负担传承和发展中国传统文化,以及其他任何外在的目的,也不要期冀儿童能解决当前的问题。儿童只是生活在现在,“这不仅是一个不能回避的事实,而且是一件好事”。[4]他们可以创造自己的生活方式和规则,而不重演流行的习惯和一味地遵循旧制度下的旧规则,养成更好的习惯,使将来的成人社会比现在进步。
参考文献:
[1][美]约翰·杜威著.王承绪译.民主主义与教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5.
[2]刘晓东.“儿童读经”论辩之辨析——以秋风与薛涌论争为个案[J].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5).
[3]刘晓东.儿童教育中的南辕北辙——兼评幼儿读经现象[J].学前教育研究,2002,(3).
[4]叶小红.关于幼儿“读经”运动的思考[J].幼儿教育:教育科学版,2006,(3)(总第325期).
[5]蒋纯焦.近现代教育史上的读经问题[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8,(3).
[6]刘晓东.“儿童读经运动”:违背科学的主张,复古倒退的教育[J].学前教育研究,2004,(5).
[7][美]詹姆斯·哈威·鲁滨孙著.齐思和等译.新史学[M].商务印书馆出版,1964,6.
[8]陈琦,刘儒德主编.当代教育心理学[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3.
关键词: 杜威 儿童读经运动 现代教育思想 启示
一、前言
杜威在其《民主主义与教育》中批判了三种教育上的错误思想,即:“第一,不考虑儿童的本能的或先天的能力;第二,不发展儿童应付新情境的首创精神;第三,过于强调训练和其他方法,牺牲个人的理解力,以养成机械的技能。”[1]这三种思想充分体现了杜威的儿童中心观及教育目的论等现代教育思想。同时,它对于判断教育发展方向,衡量教育思想的科学性,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而以这三种思想为标准对儿童读经运动进行比较分析,一方面可补充教育学方向对读经运动的分析,另一方面能让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儿童读经运动。
二、“不考虑儿童的本能的或先天的能力。”
儿童本位已经成为传统教育与现代教育的分水岭。[2]儿童是教育的中心和出发点,也已经是教育的共识。教育儿童必须把儿童当作教育的主体,把儿童当作儿童看,也就是要尊重儿童,了解儿童的生理、心理等特征,进而实施教育。
需要指出的是,儿童并不是没有能力,也不是比成人的能力少或者弱,而只是其能力与成人的侧重点不同。儿童的能力集中在发展上,也就是说,儿童有很强的发展能力。然而,成人往往把儿童的未成熟状态只是当作“缺乏”,把儿童的成长看作是用来“填补未成熟的人和成熟的人之间的空缺的东西”。[1]这种倾向促使成人认为儿童的发展方向就是成人期的那种“固定的标准”。于是,成人在教育儿童的过程中,无视自然的本能,不能真正了解儿童的生理、心理等特征,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把一些抽象的“大道理”教给小孩子,这也就产生了一个问题,成人的模板作为一个依据,变成了衡量儿童发展的标准。只要不符合成人的标准就是错误的,于是逐渐忽视了儿童的个性的成长,儿童的发展也就始终局限于成人的观点之中,教育也变成了一种对成人的复制和强制的灌输。
儿童读经运动倡导者不顾儿童的理解力,让儿童从小就背诵那些生硬难懂的文字,还提出“小朋友,跟我读”的“六字真言”。与其说是“六字真言”,倒不如说是儿童被牵着鼻子走。教师成了教育的中心,教师教多少儿童就得学多少,教师教什么儿童就得学什么。儿童时期“正是各种生理器官,以及各种心理官能快速成长的时候,而游戏、涂鸦、幻想、唱歌、跳舞,与大自然接触,与大自然交流,在大自然中感动和接受陶冶,正为儿童提供了成长所需的机会和食粮,这也应该是幼儿期的主要任务”。[3]同时,儿童心理学研究表明,儿童发展的这段时期应着力培养儿童的创造力、想象力及有逻辑的具体思维。而读经倡导者一味地把传统的文字进行传授,让儿童学习,甚至于记诵,使得儿童所学到的知识与生活相隔离,难以从现实生活中找到与所学知识的契合点,即儿童的认知结构与环境得不到重构,阻碍了儿童认知结构的发展。再者,儿童在这个时期处于具体思维的发展阶段,用极其抽象且又古老的文字让儿童学习,会导致儿童的具体思维得不到充分的发展。
显然,儿童读经运动倡导者忽视了儿童的身心发展特点,而根据其自身的目的来为儿童制定其发展计划,抹杀了儿童的天性,违背了当今儿童本位的教育观,更进一步,阻碍了现代教育的发展和转型。
三、“不发展儿童应付新情境的首创精神。”
这句话旨在阐明教育儿童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即儿童的教育是对固定环境的静止的适应还是新情境下的社会经验与儿童经验的结合。
儿童读经倡导者认为,现在社会的道德沦丧都是过多地注重外国文化,忽视中国文化,只注重提高人的科学和理性知识,而忽视了人的道德的培养;当今的大学生都难以读懂古文,这种现象如果持续下去将使得中国传统文化陷入危机。而儿童读经不仅传承了中国传统文化,培养了良好的道德情操,促进了和谐社会的建设,而且提高了儿童的识字率。[4]
从儿童读经倡导者的观点来看,儿童读经可以看作是一个弘扬中华传统文化,解决现代种种问题的良方。我们可以理解读经倡导者对传统文化的危机感。当然从儿童读经运动的发端也可以看出,其倡导者的动机主要仍是传承中国传统文化。但必须提出,他们一开始就在一个基本的问题上出现了错误——因果关系混淆,即当今的问题是当今各种因素造成的,为什么要把这个问题规划到下一代来解决呢?古文不识、道德沦丧的问题,不是幼儿产生的,更不是读经就可以解决的,这一点在历史上也得到了证明。[5]
杜威认为:“教育的目的应该是从儿童的自身经验中自由发展而来,而不应该是外在的名义上的目的。因为那些目的并不是儿童自己的目的,而只是达到成人比较隐蔽的目的的手段。”[1]“从外面强加给活动过程的目的是固定的、呆板的;这种目的不能在特定情境下激发智慧,不过是从外面发出的做这样那样事情的命令。”这种命令促使儿童形成了一种“顺从”的心理,即只要符合成人的标准,按成人的规定来做事就可以了。而当儿童把“顺从”看作是一种目的时,儿童的个性和创造力则被忽视,或被看做“调皮捣蛋或不守纪律的根源”。同时,“又把顺从等同于一律。从而导致青年对新鲜事物缺乏兴趣,对进步表示反感,害怕不确定和未知的事情”。[1]
所以,教育的目的不能是为了将来而准备,也不是为了达到成人的固定的标准,而在于配合儿童发展的能力,在实际生活中由儿童来创造规则,即便和直接教授古代文字所记载的规则一样,但它们却有本质的不同。前者是一种自我生成的,而非外在的强制灌输的,相比之下,自我生成的规则显然更具有生命力和持久性,也更能促进人的发展,而外在的强制灌输则失去了儿童情感的形成过程,单纯的告知在没有情感的渲染下,毫无生气。而当那种强制灌输的外部环境的控制失效时,那种单纯的告知完全可能消失,其短暂性可见一斑。
儿童阶段是创造性成长的最佳时期,如果从小便让他们学习“三纲五常”、“父慈子孝”的传统儒家观念与一些礼仪知识,就一方面强制地控制了他们生活的环境,另一方面,更为关键的是,剥夺了他们的生活,剥夺了他们一种结合环境结合经验的发展能力。在这个阶段,成人拿着远离生活、极其抽象的文字让儿童诵读,使得儿童的发展永远处于古板的、沉湎于空乏的思想之中,因为他们并不能真正理解著作的意义。当这种空乏的思想在脑中形成时,极大地阻碍了儿童创造力的发展。也就是说,空乏的思想在没有理性的指引下,一直都得不到激发,不可能运用于现实生活中,而等到儿童长大成人时,他们所形成的行为习惯也就囿于传统之中,无法形成新的具有独特的个性的生活习惯,更不用说改变社会了。也正是基于这种传统的观念的束缚,人的发展只能在一个空乏的思想框架下周而复演。
由此,儿童读经运动明显违背了现代教育理念。刘晓东教授曾深刻地指出了儿童读经运动的实质,即:“只要成人认为重要,就不分青红皂白地让小孩子死记硬背。”[8]可见,教育目的成为了成人所“预期的未来”,并使这种“预期的未来”与儿童生活在现在,以及生活在现在的种种可能性“割裂”,进而忽视儿童的“后来发展的重要性”,久而久之,我们也就对教育有了这样一个通常的概念:“这种概念忽视教育的社会必要性,不顾教育与影响有意识的生活的一切人类群体的一致性,把教育和传授有关遥远的事物的知识,和通过语言符号即文字传递学问等同起来。”[1]而当这个概念左右着我们的教育时,儿童的内在生成性也就始终屈服于这些外在的文字的教条,具备“应付新情境的首创精神”也只能成为奢侈。
四、“过于强调训练和其他方法,牺牲个人的理解力,以养成机械的技能。”
儿童读经倡导者在批评“填鸭式”教学法的同时也提出了自己的“填牛”方法。究其实质,无非是多了一个“反刍”的设想,其“填”的本质仍没有改变。也就是说,儿童读经只是以记诵为主,训练记忆力,不求甚解,随着年龄的增长、知识阅历的增加,他们会像牛“反刍”一样,逐渐地理解经典著作。事实上,在儿童心理学上已经得到证明:“儿童的记忆是在其自身感知的基础上形成的。”[6]在儿童没有理解的前提下进行“填”经,无疑违背了儿童的身心发展规律。而且,儿童能否“反刍”也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社会发展日新月异,儿童生活的环境发生着巨大的变化,而传统文化不是一剂万能药,包治百病。儿童在没有理解的情况下,没有具体情境的支撑,很难将一种空洞的文字运用到实际生活中,反而使得儿童在现实生活和文字中摇摆不定,给儿童带来种种束缚。同时,单纯的教学,即训练只是在动作、技能等方面产生影响,而对情感很少有影响。情感的缺失,使得机械的训练变得空洞和短暂,无法与现实社会相联系,“反刍”自然也就成为了一种空想。
杜威认为:“要获得事物的观念,并不只是得到一些感觉就够了。要能根据事物在全部行动计划的位置对事物作出反应;要预见到事物的行动对我们有什么趋向和可能的结果,以及我们的行动对事物有什么趋向和可能的结果。”[1]儿童读经在经文上不求甚解,同时在进行礼仪教育时也并没有阐明其中的含义,牺牲了儿童的理解力,导致儿童无法认识到其内在的价值和作用,经文和礼仪也就只停留在现象中。而更为关键的是,道德观念的发展不是靠记诵经典著作就可以获得的,而是在具体的情景中进行分析和行动中掌握的。传统的经典不可能包含着儿童当前生活的环境,而多次的训练,使得传统的文字愈加刻板,进而成为一种教条或制度,而这又直接影响了我们对事物的行动的“预见”,阻碍了儿童思维的拓展。
真正的教育活动,是要使得儿童“养成一定的心理倾向,就是理解事物、事件和动作的一种方法”。[1]这样,儿童主体意识才会带有情感,形成对知识的理解,并通过情感使得知识结合到当前儿童的生活环境中,使得认知结构与环境得到重组,那么事物、事件和动作在情感的渲染下也具有了生命力。而这种生命力的发展极大地提高了儿童独立思维的能力,也丰富了儿童对事物认识的多样性。当一个新的情景出现在儿童生活中时,他便可以“预见”一些可能的趋向和结果,而不是只存在于一种思维下的判断。而这种思维就是读经中灌输的一系列与儿童当前生活相隔甚远的传统文化。
可见,读经运动不仅读不出“反刍”,反而抑制了儿童的思维发展,更使得儿童的情感得不到激发。最终导致儿童在那些空洞的文字和现实生活的二元环境中矛盾地生存着。
五、结语
儿童读经运动发起乃至在全国范围内扩张,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今我们在思考问题的时候难免有些“用陈旧过时的眼光来观察新问题,或是用陈旧过时的推理来解决新问题”的方式。[7]然而,真正解决社会的种种问题不是靠用古老的传统对新时代的儿童进行灌输,而是靠当前的人们在问题面前突破旧有的传统,创造出新的规则。
杜威指出的三种错误教育思想在教育实践方面给了我们深刻的启示。虽然儿童读经倡导者提出了很多操作层面的改进办法,但必须承认,观念上的错误是操作层面上无法弥补的。同时,儿童在成长期无力负担传承和发展中国传统文化,以及其他任何外在的目的,也不要期冀儿童能解决当前的问题。儿童只是生活在现在,“这不仅是一个不能回避的事实,而且是一件好事”。[4]他们可以创造自己的生活方式和规则,而不重演流行的习惯和一味地遵循旧制度下的旧规则,养成更好的习惯,使将来的成人社会比现在进步。
参考文献:
[1][美]约翰·杜威著.王承绪译.民主主义与教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5.
[2]刘晓东.“儿童读经”论辩之辨析——以秋风与薛涌论争为个案[J].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5).
[3]刘晓东.儿童教育中的南辕北辙——兼评幼儿读经现象[J].学前教育研究,2002,(3).
[4]叶小红.关于幼儿“读经”运动的思考[J].幼儿教育:教育科学版,2006,(3)(总第325期).
[5]蒋纯焦.近现代教育史上的读经问题[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8,(3).
[6]刘晓东.“儿童读经运动”:违背科学的主张,复古倒退的教育[J].学前教育研究,2004,(5).
[7][美]詹姆斯·哈威·鲁滨孙著.齐思和等译.新史学[M].商务印书馆出版,1964,6.
[8]陈琦,刘儒德主编.当代教育心理学[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