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人民站起来了”，以英语为母语的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在媒体镜头面前用普通话对中国说这样的话，对澳大利亚与中国的关系意味着什么？
　　不能过度解读，但也别以为只是茶壶里的风暴。要客观理解特恩布尔这句话的意图，有必要弄清他的“中国观”的脉络。要判断此话对中澳外交有何影响，更需要看清两国关系正在经历转型这一事实。目前来看，认为澳大利亚“翻脸”或许言过其实，不过堪培拉在对华外交上的确很“焦虑”。
　　“站起来了”
　　2017年年底，特恩布尔政府宣布将推行新的反间谍和外国干预法。虽然特恩布尔明言此举并非针对中国，但却含沙射影地指责“中国影响力干预澳大利亚政治”。这主要是指澳媒热炒的中国人的政治献金在澳选举中大幅增加的现象。
　　12月9日，特恩布尔在谈到这个话题时说：“新中国建立于1949年，当时就有‘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这句话。这话代表了主权与尊严。”随后他用普通话说“澳大利亚人民站起来了”，以强调澳大利亚的主权与尊严。

　　特恩布尔说这些话的直接背景，是12月16日悉尼本尼朗选区补选联邦众议员。如果特恩布尔所在的“联盟党”失去这一补选的席位，将连带丢失在议会的多数党地位。而且，特恩布尔最近施政颇为不顺，甚至在执政联盟内部面临被“逼宫”的危险。对他来说，这是一场输不起的选战。而以对外示强来巩固对内权威，是西方选举政治中的惯用伎俩。这场补选结果也显示，执政党以不算大的优势，有惊无险地拿下了那关键一席。
　　为什么选中国作为对外示强的对象？个中缘由有那么点复杂。从个人因素角度看，这与特恩布尔的“中国观”有关，也与他有个“上海儿媳”，容易被政敌贴标签有关。
　　澳大利亚著名学者修·怀特，曾在2015年9月的一篇文章中，把特恩布尔称为“澳大利亚的中国先生”，主要原因在于现任总理对中国的了解，绝不亚于汉语流利的前总理陆克文。但在修·怀特看来，与陆克文离开政治舞台后才“讲真话”不同，特恩布尔可能更愿意在总理任内说出对中国的真实想法。
　　特恩布尔在多个公开场合的演讲，以及多篇公开发表的文章中，都提及过“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这句话。把这话理解为中国对主权和尊严的宣示，很大程度上源于他对中国近现代史较为深入的了解。2011年11月在伦敦政经学院的一次演讲中，特恩布尔提到了中国历史上的辉煌，以及近代遭列强欺凌的屈辱史。“世界可能对中国的快速崛起感到惊讶，但中国人认为这是正常秩序的回归。”在那次演讲中，他特意用普通话说了“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2012年4月，澳大利亚学者罗伯特·曼尼在与特恩布尔交谈后发表的一篇长文中透露，特恩布尔再次谈起中国“被痛击、被羞辱、被蹂躏、被压榨”的历史，也再次说了“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不过特恩布尔也说：“相应地，澳大利亚也不应该对勇敢直面中国感到恐惧。”这或许是他首次把“站起来了”与澳中关系联系起来。当时，特恩布尔指责中国想控制澳大利亚的资源，认为这事关国家主权，堪培拉应该对中国说不。
　　特恩布尔对中国说“澳大利亚人民站起来了”，虽然有点时空错乱感，甚至有点莫名其妙，但在他的逻辑中，“站起来了”是“国家主权宣示”的同义语，而且中国人尤其听得懂。不过需要指出的是，一方面，特恩布尔的“站起来了”，与澳大利亚的国家主权之间的关系，显然要比选举政治大得多。另一方面，他这话某种程度上的确反映了澳大利亚政治人物对中国影响力上升的焦虑。
　　堪培拉的焦虑
　　“新势力的快速崛起，不论是现代中国还是古代雅典，都会造成焦虑。”特恩布尔在2017年6月“香格里拉对话”的发言中这样说。焦虑，也是特恩布尔这类澳大利亚政治人物，对外部战略环境认知的底色。
　　在2017年11月发布的新版澳大利亚外交白皮书（下称“白皮书”）前言中，特恩布尔第一句是这样写的：广度和幅度上史无前例的变化，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主基调。这份白皮书的标题是“机遇、安全与实力”，但100多页的内容弥漫着“焦虑”。
　　对于中国崛起的现实和趋势，特恩布尔向来有着清晰的认识。他在2011年的那次演讲中提到，世界上有少许国家，能在文化延续性与独特性上与中国媲美，但在国家规模上中国却无可匹敌。他的这一观点在白皮书中得到了体现。白皮书中一份经济形势预测饼状图显示，按购买力平价算，2016年中国与美国GDP分别是21.4万亿美元和18.6万亿美元。2030年，中国GDP（42.4万亿美元）将几乎是美国（24.0万亿美元）的两倍。
　　在特恩布尔看来，中国经济上崛起的影响是极为深远的。他在2015年1月（当时还未担任总理）的演讲中表示，历史上经济崛起往往伴随着外交影响力、军事实力，发展与整合综合科技的能力，以及软实力—投射价值观和文化影响力的能力—的增长。这次白皮书所称的“亚洲经济增长持续塑造着我们的战略环境”，是对包括中国在内亚洲国家经济崛起之影响力的一个基本判断。
　　“中國正在挑战美国的地位”，这句话出现在白皮书第一页，是近十年来堪培拉外交、国防白皮书这样的官方文件中，对中美战略竞争最清晰的表述。这与此前澳大利亚政府对中美关系性质的界定明显不同。特恩布尔在一次演讲中表示，世界霸权从英国转向美国，对澳大利亚来说只是从一个家族成员转向另一个家族成员，中国经济和军事与美国相当时，“我们面临的将是一个制度和文化完全不同的国家”。
　　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放大了澳大利亚对中国崛起的焦虑。据澳媒报道，澳大利亚的外交白皮书，本打算在2016年2月发布国防白皮书后不久推出，因美国大选而推迟了近一年。特朗普崇尚“美国优先”，对堪培拉造成的焦虑（或许还有不满）是显而易见的。白皮书直接对美国“喊话”：没有美国经济和安全的强势介入，权力从西方向东方的转移将更快。白皮书通篇未出现“Trump”（特朗普），而上一份外交、国防白皮书，总能看到“Obama”（奥巴马）。 　　对美国“退场”的担忧，是堪培拉焦虑的另一个原因。白皮书写道，美国依然是最强大的国家，但它长期以来对国际秩序的主导正在遭遇挑战。这就造成了澳大利亚被某些学者所称的“对被抛弃的担忧”。修·怀特甚至认为，这种担忧已成了澳大利亚外交政策的主要驱动力。所谓“我们一直乐于从中国增长中获得繁荣，并对美国帮我们对抗中国影响力有信心”，这种经济与安全依赖相分离的二元格局，正在变得不那么可靠。
　　客观地说，不能把堪培拉的焦虑完全视为庸人自扰。在亚太地区，澳大利亚与中国地理上的距离，似乎与前者对后者心理上的担忧不匹配。但应该看到，澳大利亚作为一个身处东方的西方国家，中国崛起给整个西方世界造成的影响，它总会第一时间感受到，而且感受也异乎寻常。此外，贸易立国的澳大利亚是一个有全球利益但没有全球实力的国家。某种程度上，堪培拉把美国看作其国际权利与权力的来源之一，美国“退场”造成的焦虑不言而喻。
　　两难的“中国策”
　　罗伯特·曼尼认为，特恩布尔是不受堪培拉传统政治羁绊、具有新战略视野的政治人物。如果他的判断成立，那么特恩布尔改变对华外交将是确定无疑的事情，悬念只是改变的方向和幅度。
　　2015年9月21日，也就是特恩布尔就任澳大利亚总理一周后，在被问到全球主要威胁的问题时，他回答说：“我们需要确保的是，中国的崛起以不破坏地区安全与相对和谐的方式进行。”这样直白的表述，在近年来历任澳总理中都较为少见。
　　“直率地承认中国崛起造成的外交挑战，是澳大利亚外交一个重要的新开端。”修·怀特曾这样评价特恩布尔。在他看来，如何应对美国与中国日益加剧的战略竞争，是特恩布尔面临的最大挑战。作为国际政治现实主义者，修·怀特向来主张澳大利亚应主动适应中国崛起，并推动亚太地区实现包括中美在内的“大国协调”，以缓解权力转移可能造成的地区动荡和冲突。
　　某种程度上说，特恩布尔与修·怀特同为现实主义者，认为中国崛起不可避免。但他并不认同修·怀特的“大国协调”。他在2012年撰文批判修·怀特的《中国抉择：美国为什么应与中国分享权力》一书，不赞成美国向中国让渡权力的观点。特恩布尔在多个场合提到他赞成基辛格的分析：中国经济和军事崛起带来的变化不可避免，这种变化会在几乎不经意间进化为新的地区秩序，不存在一方向另一方让步的问题。
　　但特恩布尔是不希望看到这种“进化”的，这也是他外交政策的矛盾之处。有学者做过统计，2009年以前的澳外交、国防白皮书中，从未出现过“基于规则的秩序”这样的表述。2009年国防白皮书中出现了11次（当时陆克文任总理），特恩布尔任总理后的首份国防白皮书（2016年发布）中出现了56次。2017年的外交白皮书中直接提到“基于规则的秩序”虽只有12次，但“规则”出现了42次，“国际法”出现了22次，“价值观”出现了17次。

　　在特恩布尔任内，“基于规则的秩序”主导了堪培拉的外交思维。这种秩序到底是“基于规则”还是“基于美国”？答案更像是后者。特恩布尔本人此前多次提过美国“锚定”的秩序。白皮书发布前几天，澳外长毕晓普在一次采访中表示，全球秩序会继续源于实力，美国的强大实力依然是基于规則的秩序的必要支撑。种种迹象表明，堪培拉高调强调的“规则”外衣之下，包裹的是权力政治的内核。
　　权力政治的内核，禁锢了堪培拉的外交思维和战略想象力。澳大利亚洛伊国际政策研究所学者山姆·罗格温近日撰文称，特恩布尔一方面承认中国崛起和地区多极化，另一方面又坚持认为美国领导的基于规则的秩序不应被触动。
　　澳大利亚首任驻华大使斯蒂芬·菲茨杰拉德，在2017年3月的一次演讲中谈及对华外交时表示，我们已经生活在一个“中国世界”里，但却没有与之相匹配的双边关系。特恩布尔的对华外交，看起来不像是朝着“匹配”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