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艺70寿辰前，曾与我约定，“今年你来参加我的会，酒管够，三年后我去参加你的！”我们未爽约，只是曾经酒量很大的他，出于保健考虑，喝酒已很少。我们也多次谈到社会学界有长寿传统，或许都有一种心照不宣的期盼。当学艺在5月13日突然离去，包括我在内的众多老友与同仁，倍感震惊与悲痛。
　　认识学艺已近30载，印象中他脚步永远匆匆，一心都扑在学术上。他做研究认真而踏实，也不乏巧妙。早年关注流动人口问题时，将调查做到了火车上——在车厢里与回乡农民工交谈，以真实了解其生产、生活状况。
　　陆学艺，1933年8月31日出生在江苏无锡。家境贫寒的他，小学刚毕业就在上海进纱厂当学徒。他因熟悉和同情底层农民疾苦，读中学时立志改变农村落后面貌，梦想成为农业经济学家。1957年，学艺进入北大哲学系就读，对农村的情结却不见减弱，假期返乡路上亦不忘调查访问沿途乡村。1965年，他从社科院哲学研究所研究生毕业，正式投身青年时代就牵挂的农村研究工作，先后供职于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和社会学研究所等单位。
　　关于农村问题的深厚积淀，让他成为影响中国未来重大改革的推动者之一。1978年，他将自己半生积累诉诸文字，形成《关于加速农业发展的若干政策问题》，部分内容刊载于《国内动态清样》，受到中央有关领导重视。翌年，包产到户问题尚在争议阶段，学艺便去安徽等地实地调研，写成《包产到户问题应当重新研究》，刊于《未定稿》增刊。这些工作为推动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施行发挥了积极作用。
　　上述文章源于农村调研。而与朋友聊起当时农村的贫困生活，他每每竟至流泪，足见学艺对农村与农民心怀悲悯，“三农”问题成为他一生心力所系。
　　我与学艺的交往始于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那时他从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所长调任社会学研究所副所长，一年后即担任所长。专业也从以中国农村研究为主转向以社会学领域为主，但“三农”问题从未离开其视野。
　　他不喜纸上谈兵，更不愿当困居书斋的学者，注意力聚焦于解决中国社会的实际问题。他不断深入基层做社会调查，在农村田间地头了解情况。他与农民交流无隔阂，农民也愿将真实情况和心里话向他诉说。他还曾卓有成效地参与领导和组织 “中国百县市经济社会调查”等大型调查活动，开创并长期组织社会形势年度报告的研究与编写。
　　最近十几年，学艺既关注农村社会问题，又关注中国社会建设与发展，将重心放在社会结构，特别是农村社会结构变迁的研究上。2002年，他领衔撰写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出版，将社会群体划分为十大阶层。这引来不少批评和误解，甚至有被禁的危险。当时，我在文章和讲演中，为他的研究提出辩护：客观的社会阶层结构新变化，已远超出以往“两个阶级，一个阶层”的解释框架；社会科学应从事实出发，而非从原则出发；硬要客观的阶层结构适应于主观解释框架，只能在理论上离实际越来越远。此后，学艺进一步拓展这一研究，先后完成《当代中国社会流动》《当代中国社会结构》等一系列学术著作，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中国社会学会的共事经历，让我更深入地体会到学艺做人做事的宽厚与谦逊。1990年，中国社会学会的换届理事会会议中，我们共同当选为副会长。1996年，学艺在沈阳年会换届会议当选为会长，而2000年换届会议前，他带秘书长来找我商量，提出下一届实行双会长制，由他和我共任一届会长。出于对老陆的尊重和支持，我未多考虑便说只要他认为合适，我没有意见。这样，中国社会学会第五届理事会有两位会长。
　　学艺对社会学研究怀有强烈的使命感，认为社会学研究者要关注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以便给决策层“提个醒”。他在许多场合指出，中国社会结构调整滞后于经济结构。他还一直呼吁推进户籍制度、城乡二元结构等的改革。
　　他很注意社会学界的学术理论倾向，敢于对不符合事实的观点和论断公开表达意见。有社会学家认为，当代中国的社会阶层发生断裂，特别是1998年以来，整个社会固定化。他则发表文章《中国的社会结构断裂了吗？》，指出这种观点并不符合实际，因为中国社会上下的流动速度正在加快，每年增加的中产阶层达700万到800万。在这些问题上，我与学艺的观点相同。现在，这些观点被曲解为不许指出社会负面现象，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
　　多年来，我们都强烈地意识到，在中国社会学史的这一阶段上，我们是连接老一辈社会学家和后辈社会学家的桥梁，要发挥好这个作用并不容易。
　　现在学艺走了，我感到某种孤单，也深感我们应像继承和发展费老、雷老的事业一样，更好地继承和发展学艺的事业，推进社会学发展，使中国成为世界社会学繁荣而有活力的学术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