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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00八年夏天，受一家艺术机构委托，我和另外三位朋友到青海考察采风，曾在德令哈、循化、玉树等地短暂逗留。记得是在循化县，我们访问了当地一所著名的藏文中学，和校中师生有过一次座谈。其中，有位藏族老师喜欢写诗，且谈锋犀利，视野开阔。不知怎的，他提起海子《日记》一诗的著名结尾：“姐姐，今夜我不关心人类，我只想你。”《日记》写于一九八八年七月，那年夏天，海子第二次去西藏漫游，途经青海德令哈之时，写下了这首刻骨铭心的诗。对于海子的说法，这位本地诗人似乎不大认同，他说大家不要以为我们在这里只写民族、地方的事情，恰恰相反，我们很关心人类，写的都是普遍的、人类共同的主题。他的发言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后来在自己的一首小诗中，还对这个场景有所记录、演绎。
德令哈是海西州的首府，也是青海西部的政治文化中心，十年前我们去的时候，看到这个高原上的小城街道整饬、设施完备，还有一座相当现代化的新火车站。三十年前，它的样子不得而知，至少在海子的诗中，德令哈“是雨水中一座荒凉的城”，只有“美丽的戈壁空空”。借助“今夜”“空空”“这是唯一的，最后的”等词句的复沓，包括“德令哈”“德令哈”这三个字的回荡，海子强化了一种空漠无助的感受。最后在“人类”与“姐姐”之问，视野突然放大与收缩，似乎又一下子清空了这个世界的实在性（“德令哈”在蒙语里，也正是“金色的世界”的意思），警策动人，让人过目不忘，后来成为海子流传最广的诗句之一。按照《海子评传》作者燎原的解读，诗中的“姐姐”与海子当时交往的一位女性有关，海子对于母性呵护的强烈渴慕、依恋，也可部分解释“姐姐”的形象为何在他诗中一再出现。我在课堂上讲到这首诗时，有时会半开玩笑地提问：大家注意，“今夜”海子在德令哈，他不关心人类，想到的只有姐姐。为什么没想到爸爸、妈妈、哥哥、弟弟，更没想到舅舅、阿姨和其他人，这可能是一个问题。
玩笑归玩笑，在空空的戈壁上，在无穷远的“人类”和心中默念的“姐姐”之间，的确不存在另外的人、另外的中介，荒凉的戈壁让一切脱离关联，只是回到其自身——“我把石头还给石头”“今夜青稞只属于她自己”。这种在“空空”世界上孤身一人的感受，构成了海子的抒情短诗中相当核心，也最为动人的部分，其中的精神形式颇可玩味。再比如写于一九八七年的短诗《秋》：
秋天深了，王在写诗/在这个世界上秋天深了/该得到的尚未得到/该丧失的早已丧失
寥寥几行，同样境界阔大。“王”亦即诗人，处于“这个世界”的中心，但“这个世界”同样空无一人，只有“鹰在言语”。绚烂的秋色层层加深，实际只是语言渗出的幻象，写诗的“王”也像个囚徒，孤立无援，被囚禁在他自己的写作中。
到二0一九年三月，海子离世已经整整三十年。在这三十年间，当代中国社会生活的巨大变化，想必当年的海子和他的读者都不曾预料。我曾想当然地以为，随着时间的推移，海子致命的抒情、加速度的生命燃烧，可能也会被逐渐淡忘，在习惯了于诸次元中破壁穿行的新一代读者那里，不一定能得到认同，即便“麦地”“幸福”“远方”“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等表达，可以在流布中被改写、挪用，妥帖收纳于消费时代“诗与远方”的流俗想象中。事实证明，这种看法太过轻率了。尤其近年来，在课堂教学和平时接触中，我能感觉到海子依然是不少年轻文学个体的精神支撑，那种孤绝壮烈的写作和生活理念，依然强劲介入了某一类感受结构、心理状况的生成。这其中包括一些以极端方式告别人世的学者、诗人，比如二0一四年去世的打工诗人许立志、二0一六年去世的青年学者江绪林。在生前的一篇文章中，江緒林还特别引述过“姐姐，今夜我不关心人类，我只想你”这一句，借此讨论美好生活是否可以无涉正义的议题。这篇文章的标题——《其实我不热衷政治，只是今夜还是很悲伤》，显然模仿了海子的句法：“政治”与“悲伤”、“正义”与“美好生活”的区分，在一定程度上也复制了“人类”与“姐姐”之间的空阔对峙。
如果将海子的阅读、接受，看作当代中国一个特定的精神现象，那么为什么他的抒情短诗，能激起不同世代读者的内在共鸣，这个现象恐怕不能完全在文学内部说明，不能用最后的浪漫抒情、真纯的乡土记忆一类简单覆盖。将海子的抒情归诸“诗与远方”，在我看来，更是一种胡乱的搪塞。忘记了是在哪个场合，诗人西渡曾提到，海子到北大读法律系时只有十五岁，这个乡村少年第一次离家，在大都市复杂陌生的环境中，想必会遭遇到不少心理或情感的挫折，他诗中孤身一人在“空空”世界上的创伤感，与此不无关联。在当代中国高度的社会流动中，这么多人离家在外，脱离原有的环境，或打工，或求学，或寻求别样的人生，类似的创伤感、挫折感，在社会内部其实相当普遍。因而，在某种意义上，海子的写作触碰到了当代中国这一集体性的隐痛。这个解释并不显得特别“深刻”，但将接受问题转置于变动的社会结构、情感结构中去理解，我个人感觉，这是一个极有价值的视角。最近这些年，社会竞争的加剧，上升流动的阻塞，人际关系的异变，凡此种种，叠加冲撞，所导致新一代人的精神及心理困境，是常常被议论的话题。在某一类敏感的文学个体那里，内在的创伤感受会因文学阅读而塑形，并在私淑的文学偶像身上得到认知上的确认，甚或被进一步放大，也是可以理解的。当然，外部社会状况的影响，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更为关键的，或许还是某种内在的精神形式与社会感知之间的谐振、加强。
谈及“五四”时代的新诗与新诗人，朱自清曾有这样的描述：“这是发现个人发现自我的时代。自我力求扩大，一面向着大自然，一面向着全人类;国家是太狭隘了，对于一个是他自己的人。于是乎新诗诉诸人道主义，诉诸泛神论，诉诸爱与死，诉诸颓废的和敏锐的感觉。”这段文字写在抗战时期，回溯新诗的起点，目的是要讨论国家观念在战时的凸显，但无意问，朱白清给出了一幅现代诗人的标准小像：此一时刻，投向无穷远、无穷大的自然和人类;彼一时刻，又可能回缩于深度的内面，诉诸“颓废的和敏锐的感觉”。“无穷大、无穷远”与“无穷小、无穷近”的对照，相互拉扯，又可彼此翻转，让真纯自我从传统、地域、血缘的牵绊中超拔而出，朝向无穷可能性展开。对于尚未进入社会结构而又需要自我确信的青年来说，这样的“个人的发现”模式，最能凝聚澎湃的身心，甚或可以作为一种特定的现代“诗教”来看待。一九八六年，在青海哈尔盖，海子的朋友西川也在远游中写下名作《在哈尔盖仰望星空》：在浩瀚的星空之下，诗人像个领取圣餐的孩子，“放大了胆子，又屏住呼吸”，垂直性的崇高体验，也离不开“无穷大”与“无穷小”之间的张力。二00八年在青海循化县，当藏文中学的老师指出，在西部的高原上写诗，他关心的恰恰是人类，是整体性的问题，表面看，他是在与海子争辩，而横亘在普遍与特殊、“大”与“小”之问的感受结构，又似乎没有根本的不同。 在“人类”与“姐姐”、“无穷大、无穷远”与“无穷小、无穷近”之问，现代“诗教”包含了一个可以内在翻转的精神形式，这一点在海子这里同样有热烈的表现，与孤绝创伤之感相伴随的，无疑还有挣脱世俗生活，朝向远方漫游、求索，投身壮丽诗歌事业的精神维度：
我要做远方的忠诚的儿子/和物质的短暂情人/和所有以梦为马的诗人一样/我不得不和烈士和小丑走在同一道路上
这首《祖国（或以梦为马）》一气呵成，诗行纵横如“天马踢踏”，延续革命年代政治抒情诗的诗体形式的同时，“远方”与“物质”、“烈士”和“小丑”的二元对照，也延续了其高度象征化的精神形式。“和所有以梦为马的诗人一样，我也愿将牢底坐穿”，献身于“祖国的语言”的诗歌行动，由是被比拟为烈士牺牲、受难的仪式，虽然在海子这里，“祖国”“烈士”的意识形态内涵已在无形中替换。换言之，革命的年代虽已经过去，但革命的超越性激情、对主体能动性的信任，以及乌托邦的未来想象，作为精神形式不仅遗留了下来，而且内在形塑了八十年代的文学理想，海子看似孤注一掷的写作，就发生在这一断裂与延续的当代精神史构造中。“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他同一时期写下《秋天的祖国》中的“秋雷隐隐，圣火燎烈”，充满蒸腾之幻象，诗的副标题干脆就是：“致毛泽东，他说‘一万年太久’。”曾出入九十年代初高校文学“场域”的朋友，大约都会有众人合诵“以梦为马”的记忆。在当年的校园诗会上，《祖国（或以梦为马）》像过去“春晚”上一曲《难忘今宵》，每每是最后一个要集体朗诵的篇目。
传统“诗教”讲求“温柔敦厚”，现代“诗教”强调“内面”自由，而二十世纪的革命“诗教”、集体主义“诗教”，则提倡“爱憎分明”，用“大我”来克服“小我”，在奔跑的历史中校正那些“小资产阶级的手势”。不过，在宏大的历史结构中安排、整顿个我，这似乎仍是现代“诗教”的一种延伸，因为无论诉诸“颓废或敏锐的感觉”，还是万众一心、朝向历史的宏大远景，“无穷大、无穷远”与“无穷小、无穷近”之间的抽离、转换，是共同的精神形式。奠基于这样的精神形式，现代“诗教”关注主体的内在性、超越性，能让真纯自我挣脱世俗的羁绊，让生命的热忱根植于另外的尺度、另外的远景。对于敏感而困苦的文学心灵而言，这样的“诗教”无疑具有极强的情感动员、整合能力，在当下普遍的精神委顿中，其正面价值怎么张扬都并不过分。但换个角度看，如何将被发现的、被动员的“个人”，更为具体恰切地安顿在社会伦理的关联中，怎样在“人类”与“姐姐”之外，也关心叔叔、阿姨、舅舅，包括邻人，可能是其中没有更多展开的部分。当然，这不是说，要将“远方”拉回家长里短、柴米油盐的俗物之阵，用“世故”来反对“真纯”，而是说更为丰厚的心智及想象力的培植，大概还要落实在生活世界的错综次第、层次之中。
“今夜，我不关心人类”，在困苦脆弱的时刻，海子的坦诚，类似一种决断。这一决断包含了某种诗性的正义，它不容分说，更无须妥协。这里，可以比较的，倒是鲁迅生命最后阶段写下的《“这也是生活……”》：
街灯的光穿窗而入，屋子里显出微明，我大略一看，熟识的墙壁，壁端的棱线，熟识的书堆，堆边的末订的画集，外面的进行着的夜，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我存在着，我在生活，我将生活下去，我开始觉得自己更切实了，我有动作的欲望——但不久我又墜入了睡眠。
病中的鲁迅夜问醒来，要挣扎着“看来看去的看一下”，日常熟识的事物从暗中逐一显露，呈现出某种真切却又陌生的样态。在“夜的进行”中，对“这也是生活……”的感知，由此扩张至了“无穷多、无穷远”。在困苦脆弱之际，鲁迅与海子在感知上刚好形成反差：一个是“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另一个是“今夜，我不关心人类”;一个是向更大的世界敞开，一个是自我的创收性回缩。这样的差异很容易识别，但其实更为关键的，是某种渐次开展的人间感受力的有无：在鲁迅的笔下，室内的一切，墙壁、棱线、书堆、画集……一件件在夜光的推移中被勾勒，“我”与世界的关系，由是也如层峦的山岳在皱褶中展开。这意味着，从“我”到“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并非是一次想象力的跳转，一次宏阔的主观移情，这种关联恰恰生成于一系列感知推移、展开的延长线上。
“删夷枝叶的人，决定得不到花果”，鲁迅后面写到，这大概也是病中之我，能于生活世界的错综层次中，获得一份内在笃定（同样是决断），发现生命“更切实了”的原因。有意味的是，江绪林也写过《生命的厚度》一文，讨论他阅读高华、梁漱溟的心得。在文章中，他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虽然经历和见证了更多的苦难、动荡和险恶，可是梁漱溟的论述却流露出更多的从容、豁达和乐观;而高华对启蒙价值的认同虽然诚挚，却显得那么脆弱而令人担忧。为什么会这样？他的初步结论是，这取决于个体思想是否具有生命的厚度，是否基于丰厚的生命与思想资源，而当代成长起来的学人，在处境上更类似高华，由于难以获得丰厚资源的内在滋养，即便有所认信也是很单薄的，“这是一个困难而脆弱的处境”。如何具体应对这样的处境，江绪林没有进一步的答案，但在有限的文字中，我们也能读出作为一个困苦脆弱的思考者，他生前几年有过的摸索。
在变动甚至失序的社会状况中，让“困难而脆弱”的心智有所依托，让我们的知识生活、我们的写作具有一种“生命的厚度”，这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包括诗歌在内的文学阅读与传播，如果不单是问题之“症候”表现，而试图在问题的回应中有所助益，那么重新构想一种现代“诗教”的路径、方法，或许也是可以考虑的。比如，无论在公众阅读还是中小学语文课堂上，对于现代诗的接受，往往集中于“抒情”特征的把握，所谓“有感情地朗诵”，也似乎是一种聊胜于无的“诗教”手段。由于朗诵文化的发达与普及，在各类晚会及电视屏幕上，更是能时常看到以声调之抑扬顿挫、身体之摇摆晃动，来展现“抒情”韵律的场面。但诗中的情感如何处置，不同层次、类型的情感该如何恰切表达，“朗诵”是否对于现代诗全部有效，这些问题都需要更细致的对待。由于将“抒情”笼统地理解为情感之奔进、流泻，“有感情地朗诵”也难免等同于一种高度夸张、戏剧化的表演。事实上，当代中国人在情感方面有极其活跃的感知，也有很高的表达诉求，但朗诵文化、抒情文化表面的发达与情感实际的偏枯、失真，可能是互为表里的。 相对而言，在专业的诗歌教学与批评中，对感伤与滥情的拒斥，则是一种基本的“共识”。以现代“非个人化”诗学及“新批评”理念为出发点，深入具体的文本肌理的“细读”，无疑是受到普遍推崇的方式。对若干现代诗“金科玉律”的重申，如“诗就是诗”“写作是一场与语言的搏斗”“诗歌可以构造更高级的现实”之类，又每每是此类“细读”的终点。近年来，尝试打破“细读”的封闭，让诗歌阐释、阅读发生在更大的问题情境中，已是不少学院批评者、研究者的共识。这种由内而外的努力，其实也可朝向“情感教育”的维度展开。不要忘记，二十世纪的“新批评”理论，本身就不单纯是一种文本理论，而具有相当浓郁的人文意涵和心理学背景，在其兴起之初，恰恰针对了二十世纪西方社会的文明危机。强调“最大量意识状态”的包容性，将诗歌写作、阅读理解为一系列矛盾张力的多层次组织、安排，指向了价值紊乱之中现代人的身心偏执、失序。依照这种观念，现代诗的“情感教育”，便不只是让读者更“多情”而已，其核心的功能，也在于培育一种“好”的、更具整合性的情感模式、心智模式，而非过度感伤、粗暴的乃至“死了都要爱”的抒情。
从“情感教育”的角度出发，再来“细读”《日记》等诗，我们不难发现，海子诗中“空空”的世界并非真的空无一人，抑或“空空”之感之所以如此凄怆，恰恰因为对某种亲密关系、某种共同体感受的渴望，强烈地伴随在其中。这表现为荒凉戈壁上对“姐姐”的轻声呼唤，表现为对乡村、家园的依恋，也表现为孤独一人坐在麦地里却梦想众兄弟紧紧拥抱的世界大同想象（《五月的麦地》）。可以说，疏离与卷入、寒冷与温情、孤绝的献身与尘世之爱，诸种矛盾的情绪盘曲、回旋，交织成海子诗中隐在的情感张力。在课堂教学中，我觉得可以和《日记》并举，进行参照阅读的，应该是那首流传最广，可能误解也最多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说对这首诗的误解很多，是因为在常见的解读中，无论为了凸显“正能量”，渲染诗人对幸福生活、美好生活的想象，还是直面“负能量”，将其理解为一首“弃世”之作，都有可能简化其中矛盾又统一的情感张力。实际上，借助语体的挪用以及一系列语气、口吻的调动，海子构造了一个相当曲折的情感模式。“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这起笔的第一句就牵动两种截然不同的情绪：首先是当下的自我决断——“我要幸福”，但“从明天起”的限定，又将这个决断推向不断的延宕之中，“幸福”近在咫尺又似乎无法企及。在后面的展开中，“我”渴望交流、渴望与亲人通信、为陌生人祝福，祝福他们在尘世上获得幸福。但这个“尘世”在本质上与“我”无关，因为“我只愿”也“只能”背转身去，将陌生人留在尘世中，独自面对大海之上桃花盛开的幻象。与此相关的是，诗人一直在呢喃自语，沉浸于幸福的想象，但当写到“陌生人，我也为你祝福”时，他好像突然一下子从写作中抬起了头，看到了他的读者，看到了这些“陌生人”（也就是正在读这首诗的我们），并尝试与我们交谈。由是，我们作为“陌生人”，也一下子被卷入了诗中，面对面领受诗人的祝福，又直接看到他决绝的转身。
孩子的天真与成人的实感，幸福的向往与幸福的不可触及，尘世的留恋与“弃世”的决断，面向大海的独白与面向读者的对话，所有这一切，随着诗行的起伏，被納入到一种有机的情感结构中，读者作为诗人的对话者也会被无形带入，可从不同的角度感受幸福的含义，体味人生的矛盾与决断。如果在“困难而脆弱”的心情中，体知到这些丰富的层次，分析其生成与限度，思考内在翻转和改善的可能，应该说，对于海子的读者而言，一种“情感教育”的面向、一种社会性疗愈的可能，也就隐含在这样的“细读”中。
德令哈是海西州的首府，也是青海西部的政治文化中心，十年前我们去的时候，看到这个高原上的小城街道整饬、设施完备，还有一座相当现代化的新火车站。三十年前，它的样子不得而知，至少在海子的诗中，德令哈“是雨水中一座荒凉的城”，只有“美丽的戈壁空空”。借助“今夜”“空空”“这是唯一的，最后的”等词句的复沓，包括“德令哈”“德令哈”这三个字的回荡，海子强化了一种空漠无助的感受。最后在“人类”与“姐姐”之问，视野突然放大与收缩，似乎又一下子清空了这个世界的实在性（“德令哈”在蒙语里，也正是“金色的世界”的意思），警策动人，让人过目不忘，后来成为海子流传最广的诗句之一。按照《海子评传》作者燎原的解读，诗中的“姐姐”与海子当时交往的一位女性有关，海子对于母性呵护的强烈渴慕、依恋，也可部分解释“姐姐”的形象为何在他诗中一再出现。我在课堂上讲到这首诗时，有时会半开玩笑地提问：大家注意，“今夜”海子在德令哈，他不关心人类，想到的只有姐姐。为什么没想到爸爸、妈妈、哥哥、弟弟，更没想到舅舅、阿姨和其他人，这可能是一个问题。
玩笑归玩笑，在空空的戈壁上，在无穷远的“人类”和心中默念的“姐姐”之间，的确不存在另外的人、另外的中介，荒凉的戈壁让一切脱离关联，只是回到其自身——“我把石头还给石头”“今夜青稞只属于她自己”。这种在“空空”世界上孤身一人的感受，构成了海子的抒情短诗中相当核心，也最为动人的部分，其中的精神形式颇可玩味。再比如写于一九八七年的短诗《秋》：
秋天深了，王在写诗/在这个世界上秋天深了/该得到的尚未得到/该丧失的早已丧失
寥寥几行，同样境界阔大。“王”亦即诗人，处于“这个世界”的中心，但“这个世界”同样空无一人，只有“鹰在言语”。绚烂的秋色层层加深，实际只是语言渗出的幻象，写诗的“王”也像个囚徒，孤立无援，被囚禁在他自己的写作中。
到二0一九年三月，海子离世已经整整三十年。在这三十年间，当代中国社会生活的巨大变化，想必当年的海子和他的读者都不曾预料。我曾想当然地以为，随着时间的推移，海子致命的抒情、加速度的生命燃烧，可能也会被逐渐淡忘，在习惯了于诸次元中破壁穿行的新一代读者那里，不一定能得到认同，即便“麦地”“幸福”“远方”“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等表达，可以在流布中被改写、挪用，妥帖收纳于消费时代“诗与远方”的流俗想象中。事实证明，这种看法太过轻率了。尤其近年来，在课堂教学和平时接触中，我能感觉到海子依然是不少年轻文学个体的精神支撑，那种孤绝壮烈的写作和生活理念，依然强劲介入了某一类感受结构、心理状况的生成。这其中包括一些以极端方式告别人世的学者、诗人，比如二0一四年去世的打工诗人许立志、二0一六年去世的青年学者江绪林。在生前的一篇文章中，江緒林还特别引述过“姐姐，今夜我不关心人类，我只想你”这一句，借此讨论美好生活是否可以无涉正义的议题。这篇文章的标题——《其实我不热衷政治，只是今夜还是很悲伤》，显然模仿了海子的句法：“政治”与“悲伤”、“正义”与“美好生活”的区分，在一定程度上也复制了“人类”与“姐姐”之间的空阔对峙。
如果将海子的阅读、接受，看作当代中国一个特定的精神现象，那么为什么他的抒情短诗，能激起不同世代读者的内在共鸣，这个现象恐怕不能完全在文学内部说明，不能用最后的浪漫抒情、真纯的乡土记忆一类简单覆盖。将海子的抒情归诸“诗与远方”，在我看来，更是一种胡乱的搪塞。忘记了是在哪个场合，诗人西渡曾提到，海子到北大读法律系时只有十五岁，这个乡村少年第一次离家，在大都市复杂陌生的环境中，想必会遭遇到不少心理或情感的挫折，他诗中孤身一人在“空空”世界上的创伤感，与此不无关联。在当代中国高度的社会流动中，这么多人离家在外，脱离原有的环境，或打工，或求学，或寻求别样的人生，类似的创伤感、挫折感，在社会内部其实相当普遍。因而，在某种意义上，海子的写作触碰到了当代中国这一集体性的隐痛。这个解释并不显得特别“深刻”，但将接受问题转置于变动的社会结构、情感结构中去理解，我个人感觉，这是一个极有价值的视角。最近这些年，社会竞争的加剧，上升流动的阻塞，人际关系的异变，凡此种种，叠加冲撞，所导致新一代人的精神及心理困境，是常常被议论的话题。在某一类敏感的文学个体那里，内在的创伤感受会因文学阅读而塑形，并在私淑的文学偶像身上得到认知上的确认，甚或被进一步放大，也是可以理解的。当然，外部社会状况的影响，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更为关键的，或许还是某种内在的精神形式与社会感知之间的谐振、加强。
谈及“五四”时代的新诗与新诗人，朱自清曾有这样的描述：“这是发现个人发现自我的时代。自我力求扩大，一面向着大自然，一面向着全人类;国家是太狭隘了，对于一个是他自己的人。于是乎新诗诉诸人道主义，诉诸泛神论，诉诸爱与死，诉诸颓废的和敏锐的感觉。”这段文字写在抗战时期，回溯新诗的起点，目的是要讨论国家观念在战时的凸显，但无意问，朱白清给出了一幅现代诗人的标准小像：此一时刻，投向无穷远、无穷大的自然和人类;彼一时刻，又可能回缩于深度的内面，诉诸“颓废的和敏锐的感觉”。“无穷大、无穷远”与“无穷小、无穷近”的对照，相互拉扯，又可彼此翻转，让真纯自我从传统、地域、血缘的牵绊中超拔而出，朝向无穷可能性展开。对于尚未进入社会结构而又需要自我确信的青年来说，这样的“个人的发现”模式，最能凝聚澎湃的身心，甚或可以作为一种特定的现代“诗教”来看待。一九八六年，在青海哈尔盖，海子的朋友西川也在远游中写下名作《在哈尔盖仰望星空》：在浩瀚的星空之下，诗人像个领取圣餐的孩子，“放大了胆子，又屏住呼吸”，垂直性的崇高体验，也离不开“无穷大”与“无穷小”之间的张力。二00八年在青海循化县，当藏文中学的老师指出，在西部的高原上写诗，他关心的恰恰是人类，是整体性的问题，表面看，他是在与海子争辩，而横亘在普遍与特殊、“大”与“小”之问的感受结构，又似乎没有根本的不同。 在“人类”与“姐姐”、“无穷大、无穷远”与“无穷小、无穷近”之问，现代“诗教”包含了一个可以内在翻转的精神形式，这一点在海子这里同样有热烈的表现，与孤绝创伤之感相伴随的，无疑还有挣脱世俗生活，朝向远方漫游、求索，投身壮丽诗歌事业的精神维度：
我要做远方的忠诚的儿子/和物质的短暂情人/和所有以梦为马的诗人一样/我不得不和烈士和小丑走在同一道路上
这首《祖国（或以梦为马）》一气呵成，诗行纵横如“天马踢踏”，延续革命年代政治抒情诗的诗体形式的同时，“远方”与“物质”、“烈士”和“小丑”的二元对照，也延续了其高度象征化的精神形式。“和所有以梦为马的诗人一样，我也愿将牢底坐穿”，献身于“祖国的语言”的诗歌行动，由是被比拟为烈士牺牲、受难的仪式，虽然在海子这里，“祖国”“烈士”的意识形态内涵已在无形中替换。换言之，革命的年代虽已经过去，但革命的超越性激情、对主体能动性的信任，以及乌托邦的未来想象，作为精神形式不仅遗留了下来，而且内在形塑了八十年代的文学理想，海子看似孤注一掷的写作，就发生在这一断裂与延续的当代精神史构造中。“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他同一时期写下《秋天的祖国》中的“秋雷隐隐，圣火燎烈”，充满蒸腾之幻象，诗的副标题干脆就是：“致毛泽东，他说‘一万年太久’。”曾出入九十年代初高校文学“场域”的朋友，大约都会有众人合诵“以梦为马”的记忆。在当年的校园诗会上，《祖国（或以梦为马）》像过去“春晚”上一曲《难忘今宵》，每每是最后一个要集体朗诵的篇目。
传统“诗教”讲求“温柔敦厚”，现代“诗教”强调“内面”自由，而二十世纪的革命“诗教”、集体主义“诗教”，则提倡“爱憎分明”，用“大我”来克服“小我”，在奔跑的历史中校正那些“小资产阶级的手势”。不过，在宏大的历史结构中安排、整顿个我，这似乎仍是现代“诗教”的一种延伸，因为无论诉诸“颓废或敏锐的感觉”，还是万众一心、朝向历史的宏大远景，“无穷大、无穷远”与“无穷小、无穷近”之间的抽离、转换，是共同的精神形式。奠基于这样的精神形式，现代“诗教”关注主体的内在性、超越性，能让真纯自我挣脱世俗的羁绊，让生命的热忱根植于另外的尺度、另外的远景。对于敏感而困苦的文学心灵而言，这样的“诗教”无疑具有极强的情感动员、整合能力，在当下普遍的精神委顿中，其正面价值怎么张扬都并不过分。但换个角度看，如何将被发现的、被动员的“个人”，更为具体恰切地安顿在社会伦理的关联中，怎样在“人类”与“姐姐”之外，也关心叔叔、阿姨、舅舅，包括邻人，可能是其中没有更多展开的部分。当然，这不是说，要将“远方”拉回家长里短、柴米油盐的俗物之阵，用“世故”来反对“真纯”，而是说更为丰厚的心智及想象力的培植，大概还要落实在生活世界的错综次第、层次之中。
“今夜，我不关心人类”，在困苦脆弱的时刻，海子的坦诚，类似一种决断。这一决断包含了某种诗性的正义，它不容分说，更无须妥协。这里，可以比较的，倒是鲁迅生命最后阶段写下的《“这也是生活……”》：
街灯的光穿窗而入，屋子里显出微明，我大略一看，熟识的墙壁，壁端的棱线，熟识的书堆，堆边的末订的画集，外面的进行着的夜，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我存在着，我在生活，我将生活下去，我开始觉得自己更切实了，我有动作的欲望——但不久我又墜入了睡眠。
病中的鲁迅夜问醒来，要挣扎着“看来看去的看一下”，日常熟识的事物从暗中逐一显露，呈现出某种真切却又陌生的样态。在“夜的进行”中，对“这也是生活……”的感知，由此扩张至了“无穷多、无穷远”。在困苦脆弱之际，鲁迅与海子在感知上刚好形成反差：一个是“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另一个是“今夜，我不关心人类”;一个是向更大的世界敞开，一个是自我的创收性回缩。这样的差异很容易识别，但其实更为关键的，是某种渐次开展的人间感受力的有无：在鲁迅的笔下，室内的一切，墙壁、棱线、书堆、画集……一件件在夜光的推移中被勾勒，“我”与世界的关系，由是也如层峦的山岳在皱褶中展开。这意味着，从“我”到“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并非是一次想象力的跳转，一次宏阔的主观移情，这种关联恰恰生成于一系列感知推移、展开的延长线上。
“删夷枝叶的人，决定得不到花果”，鲁迅后面写到，这大概也是病中之我，能于生活世界的错综层次中，获得一份内在笃定（同样是决断），发现生命“更切实了”的原因。有意味的是，江绪林也写过《生命的厚度》一文，讨论他阅读高华、梁漱溟的心得。在文章中，他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虽然经历和见证了更多的苦难、动荡和险恶，可是梁漱溟的论述却流露出更多的从容、豁达和乐观;而高华对启蒙价值的认同虽然诚挚，却显得那么脆弱而令人担忧。为什么会这样？他的初步结论是，这取决于个体思想是否具有生命的厚度，是否基于丰厚的生命与思想资源，而当代成长起来的学人，在处境上更类似高华，由于难以获得丰厚资源的内在滋养，即便有所认信也是很单薄的，“这是一个困难而脆弱的处境”。如何具体应对这样的处境，江绪林没有进一步的答案，但在有限的文字中，我们也能读出作为一个困苦脆弱的思考者，他生前几年有过的摸索。
在变动甚至失序的社会状况中，让“困难而脆弱”的心智有所依托，让我们的知识生活、我们的写作具有一种“生命的厚度”，这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包括诗歌在内的文学阅读与传播，如果不单是问题之“症候”表现，而试图在问题的回应中有所助益，那么重新构想一种现代“诗教”的路径、方法，或许也是可以考虑的。比如，无论在公众阅读还是中小学语文课堂上，对于现代诗的接受，往往集中于“抒情”特征的把握，所谓“有感情地朗诵”，也似乎是一种聊胜于无的“诗教”手段。由于朗诵文化的发达与普及，在各类晚会及电视屏幕上，更是能时常看到以声调之抑扬顿挫、身体之摇摆晃动，来展现“抒情”韵律的场面。但诗中的情感如何处置，不同层次、类型的情感该如何恰切表达，“朗诵”是否对于现代诗全部有效，这些问题都需要更细致的对待。由于将“抒情”笼统地理解为情感之奔进、流泻，“有感情地朗诵”也难免等同于一种高度夸张、戏剧化的表演。事实上，当代中国人在情感方面有极其活跃的感知，也有很高的表达诉求，但朗诵文化、抒情文化表面的发达与情感实际的偏枯、失真，可能是互为表里的。 相对而言，在专业的诗歌教学与批评中，对感伤与滥情的拒斥，则是一种基本的“共识”。以现代“非个人化”诗学及“新批评”理念为出发点，深入具体的文本肌理的“细读”，无疑是受到普遍推崇的方式。对若干现代诗“金科玉律”的重申，如“诗就是诗”“写作是一场与语言的搏斗”“诗歌可以构造更高级的现实”之类，又每每是此类“细读”的终点。近年来，尝试打破“细读”的封闭，让诗歌阐释、阅读发生在更大的问题情境中，已是不少学院批评者、研究者的共识。这种由内而外的努力，其实也可朝向“情感教育”的维度展开。不要忘记，二十世纪的“新批评”理论，本身就不单纯是一种文本理论，而具有相当浓郁的人文意涵和心理学背景，在其兴起之初，恰恰针对了二十世纪西方社会的文明危机。强调“最大量意识状态”的包容性，将诗歌写作、阅读理解为一系列矛盾张力的多层次组织、安排，指向了价值紊乱之中现代人的身心偏执、失序。依照这种观念，现代诗的“情感教育”，便不只是让读者更“多情”而已，其核心的功能，也在于培育一种“好”的、更具整合性的情感模式、心智模式，而非过度感伤、粗暴的乃至“死了都要爱”的抒情。
从“情感教育”的角度出发，再来“细读”《日记》等诗，我们不难发现，海子诗中“空空”的世界并非真的空无一人，抑或“空空”之感之所以如此凄怆，恰恰因为对某种亲密关系、某种共同体感受的渴望，强烈地伴随在其中。这表现为荒凉戈壁上对“姐姐”的轻声呼唤，表现为对乡村、家园的依恋，也表现为孤独一人坐在麦地里却梦想众兄弟紧紧拥抱的世界大同想象（《五月的麦地》）。可以说，疏离与卷入、寒冷与温情、孤绝的献身与尘世之爱，诸种矛盾的情绪盘曲、回旋，交织成海子诗中隐在的情感张力。在课堂教学中，我觉得可以和《日记》并举，进行参照阅读的，应该是那首流传最广，可能误解也最多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说对这首诗的误解很多，是因为在常见的解读中，无论为了凸显“正能量”，渲染诗人对幸福生活、美好生活的想象，还是直面“负能量”，将其理解为一首“弃世”之作，都有可能简化其中矛盾又统一的情感张力。实际上，借助语体的挪用以及一系列语气、口吻的调动，海子构造了一个相当曲折的情感模式。“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这起笔的第一句就牵动两种截然不同的情绪：首先是当下的自我决断——“我要幸福”，但“从明天起”的限定，又将这个决断推向不断的延宕之中，“幸福”近在咫尺又似乎无法企及。在后面的展开中，“我”渴望交流、渴望与亲人通信、为陌生人祝福，祝福他们在尘世上获得幸福。但这个“尘世”在本质上与“我”无关，因为“我只愿”也“只能”背转身去，将陌生人留在尘世中，独自面对大海之上桃花盛开的幻象。与此相关的是，诗人一直在呢喃自语，沉浸于幸福的想象，但当写到“陌生人，我也为你祝福”时，他好像突然一下子从写作中抬起了头，看到了他的读者，看到了这些“陌生人”（也就是正在读这首诗的我们），并尝试与我们交谈。由是，我们作为“陌生人”，也一下子被卷入了诗中，面对面领受诗人的祝福，又直接看到他决绝的转身。
孩子的天真与成人的实感，幸福的向往与幸福的不可触及，尘世的留恋与“弃世”的决断，面向大海的独白与面向读者的对话，所有这一切，随着诗行的起伏，被納入到一种有机的情感结构中，读者作为诗人的对话者也会被无形带入，可从不同的角度感受幸福的含义，体味人生的矛盾与决断。如果在“困难而脆弱”的心情中，体知到这些丰富的层次，分析其生成与限度，思考内在翻转和改善的可能，应该说，对于海子的读者而言，一种“情感教育”的面向、一种社会性疗愈的可能，也就隐含在这样的“细读”中。